“四川”的得名,根据文献考察,最早出现在宋代。在四川地域,宋代先是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后来又把二路合并起来,再分为四路,包括成都府路(初名“益州路”,后改名)、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又总称为“四川路”,这是“四川”一名用于行政区划代称的开始。“四川”作为省名,则始于元代。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的地方行政机构就叫做“行中书省”。这个名称的含义是指执行中书省的行政命令,故又简称“行省”,或径称为省。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式建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设四川行省,再简为“四川省”,省治成都。这是“四川”省名得名之始。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元代以来,四川行政区划几经调整。1939年曾将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两省, 1955年西康省撤消,除金沙江以西划归西藏外,全部并入四川。1997年行政区划调整,又将四川分为四川省和重庆市。行政区域虽几经变异,但“四川”一名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约有一千多年。
“四川”作为省名虽然始于元代,但“四川”一名却来源甚早,远可追溯到唐代。追溯其渊源,我们不妨从三方面做一做文化解读。
一、“四川”作为文化地域称呼的来源
早在大周武则天时,陈子昂上疏表中已把这一地域称为“蜀川”。唐代四川地域内分别在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置节度使,故当时人习惯把两道合称,简化为“两川”。另有“西川”“东川”之名,则是剑南两川分别的简称。到南宋时正式出现了“四川”这个名称。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早在绍兴五年(1135年),“始试进士于南省,惟四川即试宣抚司,自七年后,又移付制置司”。[1]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正月,“诏太学及诸路并以中秋日引试,惟四川则悉用三月十五日”。[2]这是“四川”一名出现得较早的文献记载。当时“四川”一名指的是川峡四路。川峡四路合起来作为一个“乡试”区域,考试举人的时间与其它区域不一样。其它诸路是八月中秋日“引试”,只有“四川”提前到三月十五日,因为要照顾四川的举人,“行在地远”,“恐赴(朝廷)御试不及”,故把考试时间提前。后来又为了照顾四川进试的士子:“蜀士多贫,而使之经三峡,冒重湖,狼狈万里,可乎?”[1]到京师参加考试,长途路远,劳顿奔波不便。为了“革此弊”,特别允许蜀中士子就在本地省试,由中央派一“监试考官”。这些措施对于四川文人是非常优厚的。获得这种优厚待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巴蜀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区域,“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3]行政区域上虽然是川峡四路各自管辖,但在文化地理上都属于巴蜀文化区,这四路的举子、秀才、士人均同属于巴蜀文化区,故“四路”的“乡试”(即省试)专门合并在一起。这里特别鲜明地表现出地域文化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很强的,连行政管理也不得不服从区域文化,照顾区域特色。由此可见,“四川”这个名称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文化(乡试)的需要,由一个文化区域的名称变来的。有趣的是,宋代朝廷的会试还要照顾四川人的情绪而改变考试地点和考试方法:“川峡四路”,“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3]四川人喜欢学习,“声教攸暨”,但不喜欢做官,不愿为仕进而万里奔波去赶考,朝廷只好允许四川单独会考。所以,“四川”的得名与文化有极大的关系。
进一步追溯,“四川”的“四”来源于川峡四路的“四”,上已述明。那么,为什么简称“川”呢?其实,“川”是对四川的江河的一种特殊文化符号的称呼。
汉代扬雄的《蜀都赋》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4]9按宋人章樵《古文苑》的解释,众水“凝注为大泽”,“渗漉潜行”,“会合众流”而成为大川,故称为“川”,江水也就称为“川江”。[5]《蜀都赋》又说:“湍降疾流,分川并注,合乎江州。”[4]12众水至此,分川并注而会合成为江州(指古巴都,即今重庆)。由这两个例证看,“川”是指众多小水会合成为大江这种特征。这种特征被赋予一个“川”字,这就具有了一种隽永的文化意味。清代双流大学者刘沅作《四川考》一文,曾认为“四川”一名与“川”有关。所以说,“四川”一名,实是巴蜀人两千年文化心理认同的一个产物。
二、“四川”作为经济管理区域称呼的来源
北宋末政和元年(1111年)五月的诏书中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诏四川羡馀钱物归左藏库”,[6]这是“四川”作为经济管理的行政区划略称的起始处。宋代设“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就是中央派注川峡四路的官员,简称为“四川”。
“本路安抚、转运、四川提举茶马置司”,“以成都而得行四川民事,自张焘始”。[7]这是川峡四路民事(包括实抚、漕粮转运、茶马贸易等)统一管理的最早记载。统一管理的官名几经变异,后来统称为“四川总领”,也就是总领四川经济事务。由此可见,“四川”一名是因为经济管理的需要而出现的。《方舆胜览》“成都府路”一卷中,特设“总论四川总领”、“总论蜀酒”、“总论蜀盐”、“总论四川茶马”、“总论四路监司”、“总论四路定差”、“总论蜀兵”、“总论四路解省试”等栏目,其中大部分皆是四川的经济管理问题。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古无“总领”官名。靖康末年宋高宗时始设“总领措置财用”,但这不是官名。直到建炎末年,才设“总领四川财赋”,“总领之官自此始”。[8]全国设“总领官”是从四川开始的。“四川总领官”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四川茶马贸易,每年达到百万缗;管理“四川酒课”达410余万缗;管理盐法达400余万缗,管理四路定差和辟差等等。从收入看,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的支出,“仅当于四川一年之数”,是个肥缺。绍兴五年(1135年),“四川收钱物总三千三百四十二万缗”,[9]可见收入之高。由这些记载看起来,“四川”这个名称是为了总管川峡四路经济事务的方便而约定俗成的简称。“四川”后来在元代作为行省省名,其渊源是从“四川”作为一个经济管理区域而来的。
三、“四川”作为四条江的简称的来源
历来有种说法,认为“四川”一名是指四条水名。这有一定道理。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江沱潜汉”的说法,说明还在远古时代今四川地域的祖先就已有了四条水的概念。《新唐书•地理志六》载剑南道:“其名山:岷、峨、青城、鹤鸣。其大川:江、涪、雒、西汉。”[10]这里,举了四座山名,四条“大川”名,说明在唐代人的心目中,剑南道的特征就是“四大川”,指岷江、涪江、沱江、西汉水(嘉陵江)。“四川”的得名与人们意识中的四条江确有一定的关系,由此而引申出“四川”这个概念来。但在唐代,这个称呼还未固定,还未得到人们认同。所以,“四川”究竟是指哪四条江,一直没有结论。民国时人郑汝励编著的《四川新地志》说:“长江重要支流十一,而川境者昔日有五,即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及黔江是了。雅砻江、黔江位于两端,居省内者皆其下流之一部。川省中之四川者,究何所指?岷、沱、嘉陵而外,或谓雅砻,或谓黔江。昔日论者纷纷奠定。自宁雅两属划归西康后,问题自然解决。”[11]这里说的只是20世纪30-40年代四川与西康两省的情形。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四川”一名,有的说是指岷、沱、涪、嘉陵,有的说是指岷、沱、嘉陵、金沙江。这些说法各有不同,除岷、沱、嘉陵三江为共识外,另一江或为黔、雅砻、涪、金沙,各执一词,显然是随着四川的行政区划的变动而生起了种种说法。这反而证明了“四川”不是因四条江而得名,而倒是因为先有“四川”之名而后再来寻找这四条江名的。“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的得名,应与四条江无关,而是同唐代将剑南道简称为“蜀川”,宋代将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两川”有关。这些简称约定俗成,广为流传,到元代即举以为行政省的名称。
“四川”一名经历了上述历史演变的过程,有多种来源,是四川人多元化文化心理的表现。所有这些文化、经济、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复合兼容而形成“四川”这个概念。
其实,比“四川”这个概念更早更久远的是“巴蜀”这个名称。直到今天,四川还简称为蜀。这里附带也说一说巴与蜀名称的由来。
巴与蜀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生长点。为了探源巴蜀文脉,这里要先追寻一个巴与蜀名称的来源。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这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融合。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虫,“食像蛇”,是一种蚕食大象的巨蛇。这种解释历来为多数人所接受,也符合巴字字形形象的事物以及有关巴的各种传说。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不但拥有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大部地区,又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祗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他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从这里可以知道,巴是一个包括广阔地域范围和众多古代民族的称谓。
如果以文明古国作为巴的地域和民族主体的话,那么,殷墟甲骨文中的“巴方”就是它的代表。巴方就是巴国,殷商时代称国为方。巴方最初活动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入川东。
巴人以渝水即嘉陵江作为中心活动区域。巴人曾在阆中首建国都。“阆水曲折三回如巴字”,嘉陵江围绕阆中城转折了三个湾,故其形如巴字。这是称为“巴”的由来的又一种解释。今天阆中这一巴字形山水城镇格局,已成为阆中古城的品牌。在阆中建都的巴人曾帮助周武王伐纣。到汉高祖时,巴人又改称賨人,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创作了巴渝舞。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根据《诗经•豳风•东山》所说“蜎蜎者蜀,烝在桑野”,解释为“葵中蚕”,《尔雅释文》引作“桑中蚕”,《诗经毛传》释为“桑虫”。按照《韩非子•说林(下)》的描述,蠋虽似蚕,但又与蚕有一些体态上的区别。蠋与蜀为一字的两种写法,这样看来,蠋其实就是野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
作为地名和族称,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古蜀王祖蚕丛、柏灌、鱼凫,以及杜宇、开明五代,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
须具备的,它好比音乐上乐段之间的“过门”,乃是根据需要而安排的,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归有光的这篇文章,一气呵成,不像时文,更像古文。选编者方苞评曰:“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巳。”[7]卷二难怪在方苞奉敕编选的《钦定四书文》第一集《正嘉四书文》中,归有光的文章,入选数量最多。
从归有光的八股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们能够明白无误地看到宋濂《文原》一文的三大因子。人们学写文章,模仿前人的优美词语,这是较为浅表的层次。人们学写文章,体会揣摩前人的行文气势,这是最为高级的层次。然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层次,那就是通过刻苦学习,了解前辈优秀作家的文章结构,并在自己写作的时候加以运用。优美的词语,容易拾掇。行文的气势,难以琢磨。文章的结构,虽然比优美的词语难以琢磨一些,但是它毕竟具体地存在着的,只要用心,是可以发现的。这就好比练习写字。单笔画好写。但是,一横、一竖、一点、一撇、一捺、一竖弯钩写得再好,如果字的结构差了,那么字还是没有写好。相反,如果把握住了字的结构,具体的某一笔差了一些,其实也是不要紧的。这就是为什么书法家教导人们,写字务须注意间架结构的道理所在。宋濂文章写得好,自然仿效的人多。加之宋濂地位崇高,号召力大,终于使得有明一代的文人们尊之为文章之正宗,进而创造了明代文学的辉煌。到了清代,明代的有些制度被废弃了,但是明代的成功建树,清代统治者还是假意虚心学习,努力继承的。明代有归有光,清代有方苞(1668-1794),他们都是写作八股文的行家里手。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可是,在方苞的八股文中,有归有光的因子存在。而在归有光的八股文中,有宋濂的因子存在。宋濂在文坛的影响灿烂于明朝,返照于清朝,这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