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不一叔的叔孙通

叔孙通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一生跟随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最后在汉军攻取彭城之后投靠刘邦，深受刘邦信任，刘邦死后辅佐孝惠帝刘盈。

人们对叔孙通争议最大的是他的见风使舵。司马迁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梳理了叔孙通的从政经历，先是“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叔孙通靠文学才能被征为待诏博士，这个时期应该是秦始皇当政时期，史书中没有记载叔孙通这一阶段有何作为，但作为儒士没有被秦始皇“坑”掉，足以说明叔孙通的适应能力。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商议对策，30多位博士都认为陈胜反叛，应该出兵攻打。秦二世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自以为是，很不高兴。叔孙通这时说了一番话:“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他说，各位儒生的话都不对，当今天下已合为一个大家，毁掉郡县城池，销熔各种兵器，向天下人昭示不再用它。何况有贤明的君主君临天下，给下面制定了完备的法令，使人人遵法守职，四方八面都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行窃罢了，何足挂齿，叔孙通的话明显是顺着秦二世说的假话，为此秦二世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欺骗秦二世，他说是为了逃命。叔孙通真的逃了，逃到薛郡，薛郡已投降项梁，也就是项羽的叔父、起义军首领之一，叔孙通归顺了项梁。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又投靠了楚怀王。楚怀王移居长沙，叔孙通又侍奉项王项羽。项羽兵败后，又投降汉王刘邦。看看这些经历，在古代“一臣不事二主”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叔孙通屡屡背叛自己的主子，又屡屡受到重用，把阿谀逢迎、见风使舵玩到了极致，不能不令人惊叹。这也是很多文化人看不起叔孙通、认为他是千古罪人的主要原因。

叔孙通辅佐刘邦的最大贡献是制定礼仪，史学家对这一点也褒贬不一。司马迁称赞叔孙通“大直若诎，道固委蛇”“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叔孙通善于看风使舵，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法规，能够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并称赞他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叔孙生之为小器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认为叔孙通小器，制定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只拿礼的皮毛做文章，只懂得趋时媚俗，弃礼之大用于不顾，以至礼的实质精神没传下来，倒传了“糠粃”，结果使古礼失传，想来都心痛。大家知道，司马光堪称儒家教化下的典范，传统儒家不能接受的就是叔孙通的变通。《史记》中记载了叔孙通的一件事:“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儒生服装，刘邦见了非常讨厌，他就换了服装，穿上短袄，而且为了讨好刘邦，特意按照楚地的习俗裁制，刘邦见了很是高兴。叔孙通这种刻意讨好、低三下四的做法令许多人颇有微词，认为是一种没有骨气的行为。

不管是司马迁对他的肯定，还是司马光对他的否定，重要的是要把叔孙通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研究他。大家知道，刘邦最初是鄙视儒学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把儒生帽子当尿罐子，刘邦对儒学的鄙视已经到了侮辱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儒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叔孙通身为儒士自我贱辱，表面上对儒学的不在乎，甚至为了讨好刘邦脱下儒服去面见他，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是为争取儒家生存条件的隐忍，这也是弱者的生存之道。假使他不知变通，坚持穿儒服面见对儒家有抵抗心理的刘邦，坚持用传统的儒家文化去制礼作乐，恢复古礼，恐怕小命也难保了。

刘邦统一天下后，下令废除了秦的繁冗仪法，同时感到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荐为汉王朝制定礼仪的。叔孙通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先是通过上朝仪式的改变，让刘邦感受到了帝王的尊严和荣耀，然后逐渐推行其他礼法，使刘邦对儒学的看法有了变化，认识到儒家礼法有助于汉朝的江山稳固。后来刘邦对儒学由鄙视到接受，由接受到重视，应该说，叔孙通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叔孙通对儒学的弘扬是有大贡献的。试想，如果没有他制定宗庙仪法、宫廷礼仪，汉朝又会有什么样的礼法?叔孙通顺应形势的需要，迎合刘邦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政治、礼仪制度，这些虽然没有完全沿袭传统儒学古礼仪，但毕竟属于儒学的传承创新，为儒学的弘扬，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个人比较认同《历代名贤确论》中苏轼对叔孙通的评价:“孙叔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