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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目录详解

第二部分………………………………………………………遗文选辑

第三部分………………………………………………………怀念文章

第四部分……………………………………………………………年谱

第五部分……………………………………………………………附录

新华社报道赵伯平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赵伯平同志，因病于1993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赵伯平同志1902年出生予陕西省蓝田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便积极投身于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发展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1933年6月，赵伯平同志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时，因叛徒出卖，被铺入狱。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他才被无条件释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赵伯平同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并先后兼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赵伯平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直辖的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西安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组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伯平同志遭到“四人帮”及康生的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持真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离休后，不顾年老体弱，认真撰写革命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赵伯平同志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三大、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5月16日)

赵伯平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赵伯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赵伯平同志，1902年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一个中农家庭。早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革命斗争。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至1930年夏先后任中共蓝田县中心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省委候补委员。1930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发展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1933年5月，赵伯平同志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王泰吉骑兵团起义，恢复了三原心字区和武字区革命根据地，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书籍，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坚持同敌人开展了不屈的斗争，并撰写批评当局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的文章。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才被无条件释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赵伯平同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并先后兼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组织部长;中共西北局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长、文协主任、边区三届参议员、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积极培养党的干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团结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和欧阳钦、贾拓夫等同志领导陕西地下党，坚持执行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巩固、发展了党的力量，为革命做了许多卓著的工作。著名的瓦子街战役前夕，他部署地下党组织多方努力，及时将获悉的敌军行动的情报，报告了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对我军在这一战役中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解放后，赵伯平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直辖的西安市委副书记、书记兼西安警备区政委;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西安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等职;1963年，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他在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伯平同志遭到“四人帮”及康生的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持真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同“四人帮”及康生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离休后，不顾年老体弱，认真撰写革命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赵伯平同志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三大”和“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赵伯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深入实际，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他襟怀坦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

赵伯平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赵伯平同志永垂不朽!

赵伯平传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赵伯平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早期革命活动家，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为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陕西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不平则鸣

赵伯平，1902年7月1日(清光绪壬寅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康禾村一个比较殷实的书香门第家庭。父亲赵宗卿为清末秀才，先任地方仓绅，后任塾师，春风化雨，深孚众望。母亲方氏，亦为名门闺秀，操持家务，温惠可亲。伯平乳名都庆，学名呈瑞，字麟徽。曾用名子严、康和煦、周中、方晟、肃斋、继武、赵戬、嵇奇等。伯平，是1927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自己改用的名字。他家兄弟四人，按“伯、仲、叔、季”排行，他是老大，故称“伯”;平，取意“不平则鸣”，即为共产党员，即为身许党许国，路不平就铲，事不平就管，官不平就反，立志抱打一切不平事，誓为工农谋利益。在伯平的指引和帮助下，他的三个胞弟、两个堂弟和大女儿都是他引进边区参加革命的“小八路、老党员”。伯平曾对他们说:“我把你们带进边区，只是引个路，今后怎么走，全靠你们自己。”后来，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他们都干得很出色。伯平也就成了这个家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二、学中佼佼

伯平自幼聪颖，敏而好学。他的父亲既是一位好家长，也是一位好师长。老人的古籍功底很深，酷爱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因此，也严格地训诫和要求儿子“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变”。伯平一生，谙熟文史，造诣很深，其父的熏陶和教诲，不无缘由。

伯平从懂事时起，父亲就教他读诗习字。七岁入私塾，后经初高级小学而中学，十年寒窗，苦读不辍。在启蒙阶段，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及至开讲阶段，即攻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史鉴节要》以及欧洲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培根、柏拉图、笛卡儿、康德的著作等。在莘莘学子中，他不像有些囫囵吞枣的学生那样，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伯平读书，既能熟读背诵，又能深刻理解，学以致用，深得塾师器重。可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16岁那年，他在灞桥新市堡程松亭先生的私塾攻读“泰西诸子”时，写了一篇赞颂泰西文人抵制和反对封建制度的论文:“万古冥冥，长夜漫漫，忽焉霹雳一声，灵光四射，此事也何事也?马丁路德改良宗教之事也。”程先生认为这篇论文，不仅语句流利生动，而且见解亦有独到之处。先生惊其才华，连声赞叹:“呈瑞年纪小， 文章出息何太早!”后来，伯平就刘邦、项羽争夺封建统治的史实，又写了一篇《楚汉论》的文章，抑项褒刘。程先生认为“不公”，遂讲了一篇唐朝著名诗人罗隐的《英雄之言》，说明“取国家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刘邦、项羽在看到秦始皇豪华生活和壮丽宫廷之后，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和羡慕之情。西刘曰“居宜如是!”楚籍日“可取而代!”这些“英雄”们都在“救彼涂炭”的招牌下涂炭人民，“岂有救彼涂炭之心哉!”罗隐的文章对伯平触动很深，教育很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程先生反封建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反封建的自觉性。在此之前，1916年5月，当他得知驻防渭北的陕军把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人们骂“陆屠夫”)赶出潼关后，热情赋诗赞颂陕军的讨袁逐陆斗争。“四海本来无真龙，鱼鳖推‘鼋，(指袁世凯)把位登;三秦军民似猛虎，英勇逐‘鹿’(指陆建章)出关中!”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同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忧俱而死，他又赋诗给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可耻下场以鞭挞。“窃国大盗袁世凯，害民媚外两面派，八十三天洪宪帝，臭名永远扬四海。

三、爱国反帝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开始在各地传播。各方有志之士，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探求救国良策。伯平说他小时候读古书，先信孔夫子，后信吴佩孚，再信孙中山，最后才信共产主义。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所接触的师长学友，大多具有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特别是在进步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许多忧国忧民、疾世愤懵的爱国诗文。诸如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示儿》，岳武穆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等。这些抒发着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渴望收复祖国河山，恢复国家统一的感人诗篇.伯平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既爱其文，又慕其人，深深地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一次，他听了老师讲授春秋时卫国人宁戚的《饭牛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骨干，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对劳苦人民不甘黑暗统治、追求光明的愿望，深表同情，立即写了“我愿跟随老师反封建”的誓言。

1920年伯平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更多地接触了一些进步教师。特别是有的青年教师，就是直接参加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先进分子。他们通过讲授国文和历史等课程，开始向学生灌输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新文化。对伯平启发教育很大。1922年5月，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伯平积极参加了西安市各学校联合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3周年大会，和同学们一起，高喊着“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铲除!旅顺大连——硬要!二十一条——甭管”的响亮口号，高举着反帝反军阀的大旗，唤起民众，雪我国耻，兴我中华。号召国人“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他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堂堂青年学子，如果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就很难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只有深刻了解祖国的过去和现状，憧憬着祖国的明天时，才能心系国家安危，表现出救国的实际行动。伯平这种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坚定爱国信念，为他后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章

入党前后

一、    激流勇进

1924年秋，中学毕业的赵伯平，鉴于内忧外患的国难形势，本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实现他“跨马持枪登舞台，少年英雄果将才;能决西江雪国耻，不枉男儿生世来”的夙愿。但因“耕读传家”的传统观念束缚，家庭不同意，遂在蓝田县西区巩村高级小学教书，担任国文教员。他不仅给学生讲授富有爱国情操的古典诗文，而且把《独秀文存》和《新青年》杂志作为教材，一面自己学习钻研，一面又给学生讲授，同进步学生一起，探求依靠工农民众拯救国家的真理。1926年初，经友人介绍，他到西安市南四府街工字16号与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会面，切磋有关社会问题。后来又经共产党员推荐，他在一家进步书店选购了《共产主义ABC》和《社会进化史》等小册子学习研究，开始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理解。是年秋，他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侯德普等人到巩村小学同他商讨在蓝田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10月，又同侯德普等一起，组织数十名青年，发动农民捣毁了军阀刘镇华设在长安狄寨的军粮台，并把抄收的粮食、财物等分配给贫苦农民，吹晌了长安农民运动的号角。年底，他们又利用“鸡毛传帖”，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在蓝田孟村女校聚会，发出倡议，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

1927年1月，伯平参加蓝田县农民代表大会后，同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刘友珊等，到蓝田许庙地区的山王村，同当地进步农民一起，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创建了蓝田县最早的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己的武装——自卫队。2月，经侯德普、亢维恪介绍，赵伯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投入党的怀抱，就忠心耿耿，奋斗不息。5月，他担任中共长安县引驾回支部书记、农民协会主任、农民自卫队队长时，即带领200多名农民自卫队员参加了西安市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大会，公开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拥护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7月，西安的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被逮捕，有的惨遭杀害。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险恶形势下，有的党员消极动摇，悲观失望，有的甚至自动脱党或叛变投敌。而伯平遇变不乱，临危不惧，他不仅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地同党组织一起，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继续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伯平回蓝田整顿党的组织。他先后帮助建立了山王村党支部、县城党支部和孟村党支部，组建了中共蓝田特别区委，担任书记。1928年3月撤销区委，成立中共蓝田县委，伯平仍任书记。从此，蓝田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伯平生在农村，长在农民中，深知农民疾苦，又善于做农民工作。农友们称他既知书达理，又平易近民，是农民运动的好领路人。一次，他发动康禾村农民将横行乡里的恶霸土匪王某痛打后，王纠集同伙，企图报复杀害伯平。农友们组织起来，联合南原“红枪会”(农民武装自卫团体，因以红缨枪为武器故名)，保护伯平安全脱险。还有一次，国民党蓝田县政府为了镇压西原一带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农民运动，调集了30多名武装民团，驻在孟村，明兵暗匪，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伯平请示省委同意后，组织农民联合地方进步武装力量，采取“诱敌吃请”的办法，捣毁了敌民团，击毙了敌团长，收缴了敌枪支，为农民除了大害。这件事震动很大，农民无不拍手叫好。不少农协会员纷纷表示“跟共产党走没错!”

1928年6月，渭华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同省委失去了联系，许权中于6月下旬把部队拉到蓝田县的许庙地区整训，并派当地一名小学教员(共产党员)给中共蓝田县委书记赵伯平送信，请求帮助。伯平接信后，一面同部队取得了密切联系，一面又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潘自力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到山王村，同许权中等共同研究了重振部队的一系列问题。赵伯平和蓝田县委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二、打入敌党部

1929年春，赵伯平离开蓝田，.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巡视员和省委组织部干事。但他的公开身份是按照省委的安排，打入国民党西安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先任干事，后任部长，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做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他遵循党的指示，在市党部机关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一面积极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保护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和省委的安全;一面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和打击顽固分子，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作很有成效，省委是满意的。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关于赵伯平这一段历史，本来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给赵伯平作了“历史是清楚的，对党是忠心耿耿的”结论。但在1 945年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复审委员会审查赵伯平的“七大”代表资格时，却给他的这一段历史留了一个不小的尾巴，长期挂在档案上，本人一直被蒙在鼓里。实际情况是，1929年叛徒刘兆沛在登报声明脱党时，不顾赵伯平的坚决反对，在他自己的脱党声明中，私自加上了赵伯平的名字。赵得知后，一面痛斥刘兆沛的卑鄙行径，一面又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当时省委指示赵伯平继续留原单位坚持工作。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人所共知的。“七大”代表资格复审委员会在审查这段历史时，虽然保留了赵伯平的正式代表资格，出席了“七大”，但对刘兆沛背着赵伯平代其“登报脱党”一事，却违悖史实，认为赵伯平“事先虽曾表示不同意，但未能坚决拒绝，事后也未即时离开市党部以示反抗”，因而作了“一时的政治动摇”结论。对此结论，伯平从不知晓。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织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时，仍然维持“七大”代表资格复审委员会所作“一时的政治动摇”结论。就在这时，伯平才第一次看到这个对他极不公正的结论。立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对他的这一段历史结论重新审定。对赵伯平的信，中央组织部非常重视，立即进行了查证核实。1982年12月2日，中央组织部将经中央领导同志审查批准的复查结论，书面通知赵伯平。结论肯定:所谓赵伯平的“脱党声明”，“完全是刘兆沛所为，赵伯平同志没有责任。登报之后，赵伯平同志按照党组织的需要继续在临时省委领导下，除做统战工作外，还任该单位我党特支书记，积极努力从事地下工作，是有成绩的。以后服从组织调动而离开，均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据此，中央组织部决定撤销“七大”代表资格复审委员会给赵伯平所作“一时的政治动摇”结论，“今后，关于赵伯平同志1929年一段历史问题，即以此结论为准。”历史是公正的，40多年后，终于还了他的清白。

第三章

在陕北特委

1930年7月至1932年冬，赵伯平任中共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书记、这一时期的陕北特委，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险峻境况下，为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艰难前进的时期。

一、    抵制分裂党的活动

1930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次扩大会议和省委全体会议，将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赵伯平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在这次会议上，专题讨论了陕北工作，并通过了《关于陕北秋收斗争策略路线》的决议，全面分析了陕北的政治、军事、农运、工运的斗争形式。认为陕北地区党的工作比较有基础，只要有坚强的领导，陕北革命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因此省委决定，派赵伯平任陕西特委书记。他重任在肩，心急如焚。会议刚一结束，就怀揣中央和省委指示，秘密踏上奔赴陕北的旅程。他深知，此次北上，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出潼关，过黄河，经风陵渡，到柳林，再渡黄河，栉风淋雨，昼伏寝行，有时借宿山村小店，有时破庙栖身，历经艰难困苦，躲过了敌人的重重盘查，终千在8月初刊达绥德县城，按照联络暗号，找到组织，接上了党的关系，开始调查丁解陕北党组织的工作。10月初，中共陕北特叠在赵伯平(化名康和煦，代号老康)主持下在绥德县合龙山古庙里召开丁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立三路线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北工作的决定，研究丁如何在陕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武装暴动等问题。这次会议为配台全陕组织暴动的要求，将党团特委组织合并，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桢任特雯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陕北晕动总指挥和剐总指挥。这擞会议后，除个别地方贴过一些。“左”的标语外，并没有搞器动。到12月传选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叩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撤销陕北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陕北特委，赳怕平仍任书记。这时陕北特委已划归中共河北省饔领导。1 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内部出现丁擅自成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河北省委内也出现了支持分裂的“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当时河北省蛋内支持分裂和反对分裂的两方都分别派代表到陕北特委宣传各自的观点。一个宣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观点，支持分裂;一个反对“河北省量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观点，反对分裂。在此针锋相对的紧急关头，伯平和特委常委经过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明确表示反对“河北省委紧急台议筹备处”，井警告他们的代表不准在陕北地区再传播分裂的观点。正在这时.又传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指示.说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而是右，应当继续反右。对此，伯平和特委常委均有怀疑，很难决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反立三路线及反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斗争，特委曾派代表团去河北” (引自1932年12月20日《陕北代表团报告第一号》)。代表团由赵伯平负责，常应黎、王芾南参加，于1931年3月19日动身，月底到达北平、天津，经向原北方局负责人阮啸仙汇报请示后，澄清了立三路线仍然是“左”而不是右的问题，坚持了正确路线。

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

1931年四五月，在伯平离开陕北期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榆林中学一些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因印发宣传品，开展“红五月”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被逮捕，学校党组织遭破坏，特委领导成员也被迫离散，党的领导机关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6月，伯平和常应黎秘密返回陕北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新组建了临时特委常委会，集中力量克服失败情绪，并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特委机关也迁住农村。这时，伯平和特委同志虽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理解不深，但在艰苦斗争的实践中开始实现了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他们在农村工作中，从秘密串连做起，一个人，一个点，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一点一滴地做艰苦工作，耐心细致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逐步建立起农村党支部和武装据点，设立交通网和联络站，一条地下的红色革命线，就是这样在农村秘密地建立起来，并且学会了单线联系、秘语对话、暗号联络、分散活动等一整套秘密工作方式。从此以后，陕北党的工作开始活跃，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在陕北23个县中，有21个县建立起党组织，、有县委、区委、特委、军支、游击队委和支部80多个，党员1100余人。延长、横山两县党的组织，先后组织和发动两万多名农民群众，包围县城，围攻县长，进行抗粮抗租抗税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

陕北特委在转入农村工作期间，伯平和特委常委都经常到各县巡视工作。伯平装扮成农民模样，留着胡须，脱去长袍短褂，穿上农民衣裳，肩上背着“顺顺”(关中叫捎马)，手中拿着潮烟锅，日行百余里，深入沟沟岔岔。先后巡视了米脂姜兴庄、绥德铁茄坪，榆林下盐湾、神木沙峁村、府谷哈拉寨、佳县乌龙铺和南扭村等地由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张毅忱等同志领导的党组织，同他们一起在山上边劳动边谈工作，要求农村党组织同广大贫苦农民建立鱼水深情，站稳脚跟，发展组织，扩大武装队伍。特别是伯平两次到党的基础好、领导核心坚强的绥德铁茄坪党支部巡视工作，具体帮助那里建立了秘密赤色村政权(村苏维埃敢府)，选举了正副村长，建立了持有梭标、大刀的武装队伍，组成了以共青团员为骨干的赤卫队，并利用冬闲开办冬学，向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这些作法，经伯平向特委汇报研究后决定，把铁茄坪建立秘密赤色村的经验通告各地党组织，凡具备条件的均可参照仿行。为创建绥清、绥米等苏区，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创建和发展陕北红军游击队

赵伯平长期从事农运工作，对兵运和军运工作比较生疏。当他受任陕北特委书记之职后，深感在白色恐怖下，不抓枪杆子，就很难立足。伯平回忆说，他在动身去陕北之前，利用参加省委五次扩大会议之便，集中学习并抄录了《井冈山的斗争》以及红四军运用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游击战略战术。到陕北特委后，他多次组织特委及各县同志反复学习这些重要文件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加强军运工作、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当时，他们虽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要走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道路，但在敌我力量悬殊，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千方百计地抓人抓枪却是自觉的。1930年12月，特委先后采取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是继续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和党员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志清旅当兵，加强了军支领导，策动高志清骑兵营手枪连举行了起义，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陕北独立营”的红旗。这次起义共拉出骑兵四五十人，携枪骑马，在投奔刘志丹途中，突遭股匪袭击，虽然失败，但对动摇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很大。一是经特委批准，在赵伯平的单线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筹款买枪，在安定、横山、绥德、清涧、延川、米脂等县进行秘密串连，组织秘密农会，建立秘密联络站，组建游击队，先后夺得了一些地方民团枪支。到1932年3月13日，终于成立了由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由于游击队初创，人员不纯，刘善忠遇害，高朗亭受伤，部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伯平得知后，立即派人帮助整顿，并同马明方、高朗亭等一起共同研究，于10月1日以中共陕北特委名义作出决定:(1)改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因听说陕甘共有8个支队);(2)高朗亭、艾龙飞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高朗亭任红九支队队长，艾龙飞任政委;(3)组织红九支队学习红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加强组织纪律性;(4)继续夺取豪绅地主和地方民团的枪支武器，武装工农，开展抗粮、抗租、抗税的群众斗争;(5)在群众斗争中组织和发展游击队，条件成熟时，在巩固的游击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几项决定，在游击队传达学习以后，于1932年10月20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红九支队)。后来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一起，成为创建陕北、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

1931年8月，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领导的晋西游击队，由于遭到敌人的重兵“进剿”，无法立足。天章与伯平联系，要求将这支游击队和党的关系转交给陕北特委领导。伯平慨然应允，多方接应。当游击队渡过黄河，于9月初到达陕北后，伯平热情接待，大力支持。并按照特委决定，将晋西游击队改名为陕北游击支队。这支游击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方法，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在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支持下，动员当地3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充实了游击队。10月，这支游击队奉陕北特委指示，到达陕甘边的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游击队。

第四章

在三原中心县委

1932年冬，陕北特委由赵伯平负责，崔逢运、鲁学曾参加组成代表团赴西安请示解决特委的隶属关系。中共陕西省委接见代表团后答复，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前，陕北特委仍归河北省委领导，并调赵伯平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1933年2月至8月，伯平任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书记兼管组织和军事工作。他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努力恢复渭北根据地，积极参与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并为改建红四团作出了贡献。

一、恢复渭北根据地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前身是中共渭北特委，以三原县的心字区和武宇区为中心区域，先后辖富平、耀县两个县委和三原、高陵等6个区委。这些县区，不仅有坚强的党组织，而且有党领导的武装游击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党组织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但在1932年冬遭敌人“围剿”时，由于领导人被迫分散，工作瘫痪。1933年春，伯平受任于危难之际，工作十分艰苦。开始，他担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军委书记，针对过去军委工作中脱离实际，不发动群众，不武装群众的“空喊主义”，在群众工作有基础的地方，先后建立起有组织有领导有枪支的许多小游击队，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后又根据省委指示，成立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加强了对各游击队的统一领导。5月，他担任县委书记后，又重新选配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力量。并把途经三原回照金苏区的红二十六军张秀山款留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4个中队共300多人，主要活动在三原、富平、耀县一带。后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二团700多人，在泾阳县西苗村与武字区、心字区两支游击队会合，召开军人大会。刘志丹说渭北游击队是劳苦民众的军队，不是官僚军阀的军队，勉励大家要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为老百姓争气，为红军争光。从而扩大了红军和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青壮年农民纷纷参加自己的军队。至此，渭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心字区、武字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在惨遭敌人“围剿”破坏之后，不仅全面恢复正常工作，而且创出了新的局面。当时渭北农村在连年灾荒后，正值青黄不接，十室九空。加之官府逼收捐税，地主、土豪强收租息，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伯平长期从事农运工作，洞悉农情民意，他要求各县区党组织和游击队急农民之所急，忧农民之所忧，利用各种形式，向农民反复宣传“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铲除豪绅，实行共产。”这种一针见血的宣传鼓动工作，深得人心，对动员广大劳苦民众参加抗粮、抗租、抗税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参与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1933年春，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驻防三原。团长王泰吉因受过党的多年教育，又参加过渭华、麟游起义等多次革命斗争，脱党后仍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因此在驻防三原期间，他主动派人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同志联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他的侄子共产党员王振民，在骑兵团一连四排任代理排长，也多次与赵伯平和团县委书记习仲勋等秘密来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四排起义的准备工作。伯平和仲勋指示他们:(1)在政治上对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阶级觉悟，使其自觉地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2)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整顿，用谎报军情、多报消耗的办法，多领枪支弹药，支援渭北游击队;(3)成立“红军之友社”，秘密宣传红军抗日主张和优待俘虏政策;(4)调查部队装备和机密军情，向党组织汇报;(5)掩护地下党员，自由出入三原县城。在党组织的教育启发下，骑兵团官兵的抗日情绪逐渐高涨，对红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3月12日，三原县中学生抗日总会借纪念孙中山逝世8周年召开群众大会，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的停战协定，砸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骑兵团士兵纷纷上街，声援学生，并捐募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抗日救国。在此情势下，王泰吉受任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剿共”总指挥，移驻耀县。但他不愿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在“剿共”期间，他跟在红军部队后边，追而不击，虚张声势，假报战果，使敌人的“围剿”计划破产，红军不战自胜。同时他又急于率部起义，回到党的怀抱。一面约请早年曾是共产党员的何寓础转告省委，说他想领导起义;一面又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周芝轩汇报了他的起义计划。为表示他的起义决心，并将一支驳壳枪送给周芝轩作纪念。伯平将泰吉的起义计划和决心，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于6月中旬派余海丰、何寓础到耀县和王泰吉一起研究了起义计划。继之，又派杜衡到三原传达省委支持王泰吉起义的指示，并带领周芝轩、杨声等到耀县，同中共耀县县委一起，具体帮助和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城起义成功，收缴了县政府、警察局和地方民团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全县。为适应“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钓要求，起义部队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整治社会秩序，很得人心。接着，王泰吉又与三原中心县委联系，率义勇军到三原县武字区陵前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赵伯平代表三原中心县委和人民在会上讲话，祝贺王泰吉起义成功，并给起义部队送了慰劳品。王泰吉也赠送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给三原中心县委，感谢地方党组织和人民对起义部队的支持。后来义勇军在返回耀县途中，在辘辘把村突然与敌军遭遇，激战失利，撤退到小丘镇时，又遭敌袭击，原收编的地方民团也反水。这样，几经挫折，反复转战，王泰吉遂于8月上旬率义勇军回到照金苏区根据地，11月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成为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的一支骨干力量。

三、批判杜衡

1933年6月，当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背着省委，擅自强令红二团孤军深入敌人统治严密的渭华地区，进行冒险的军事行动。省委得知后，立即由省委书记袁岳栋(后叛变)和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一起，在三原县民教馆召开会议，批判和纠正杜衡的错误。开始杜衡态度不好，坚不认错。后经批评帮助，勉强承认他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袁岳栋代表省委宣布免去杜衡的红二十六军政委职务，红二团停止南下，由三原中心县委迅速派人，急追红二团返回照金苏区。但因为时已晚，红二团已全部渡过渭河，到达蓝洛地区。后来在敌人重兵“追剿”之下，惨遭失败。伯平和三原中心县委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立即按照省委指示，一面派黄子文到渭华一带寻找红二团失散的人员，一面又动员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积极协助渭华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红二团失散的指战员，特别是把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安全地护送到照金苏区。当时红二团的一位负责人杨琪路经三原武字区，一见赵伯平就失声痛哭，埋怨“刘志丹招致了这次南下失败”。伯平当即劝慰杨琪，说明南下失败完全是杜衡一意孤行造成的，志丹是主张红二团向北发展而反对南下的。如果听了志丹的话，就不会犯这次错误。并将省委书记主持在三原民教馆开会批判杜衡错误的真相告诉杨琪，劝他“不要错怪志丹同志”。杨琪听后如梦初醒，从而更加崇敬志丹同志。

四、改建红四团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敌人公开扬言“红二十六军已被全部消灭”。群众不明真相，情绪低落。为了重振军威，鼓舞士气，赵伯平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向中共陕西省委建议;红二团南下虽然受挫，但三原武字区和渭北红军游击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更加强大，可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高举红军战旗，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省委立即同意伯平和三原中心县委的建议，于1933年7月24日在三原焦村堡宣布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7月26日在三原武字区小道口村举行了授旗典礼，赵伯平代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对红四团的成立表示祝贺。7月30日，红四团第一次在富平淡村老户沟用诱敌深入之计，全歼张德润民团，一举出名，敌人惊恐万分，遂集中6个团以上的兵力，对渭北根据地又一次进行“围剿”。红四团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且战且退，撤回照金苏区。后来这支部队，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章

在西安狱中

一、    宁死不屈

1933年8月至1936年12月，赵伯平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囚禁在“陕西第一模范监狱”达3年之久。他在三原被捕时，敌人以“红军土匪”的“罪名”，判他死刑。后经在敌军内部任职的共产党员营救，摘掉“红帽子”，以所谓“政治嫌疑犯”，押解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待审。当时的军法处长是伯平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的同窗好友，本想保释伯平出狱，但因叛徒杜衡不仅在他的“自白书”——《陕西共党沿革》中供出了赵伯平是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而且暗中指认，铁证难改。随后，法庭又多次刑讯，伯平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半点真情。敌人见他“坚不吐实，顽固不化”，又玩弄新的伎俩，以判处死刑恐吓。伯乎镇定自若，既不屈服，亦不乞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来敌人判他有期徒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视地说:“判我10年，看你们岂能统治10年?!”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二、变监狱为战场

在3年多的铁窗生活中，赵伯平同共产党员吕剑人、韩学理、 包森等一起，团结狱中难友，以绝食、演戏、赋诗、写文章等形式，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他通过多种秘密联系，告诉难友，“监狱也是战场，有斗争就有胜利，不要坐以待毙”。监狱长袁吉庵很坏，大量克扣囚粮。狱中饭食，量少质差，汤多米少，顿顿吃不饱。大家曾多次揭露，进行绝食斗争，取得了改善伙食的胜利。后来换了个监狱长叫王典，他表面上关心“犯人”，实际上也是一丘之貉。有次查号时，被大家轰出牢房。王典溜跑不及，丢掉了一只礼服呢鞋。伯平见其狼狈窘相，立即在牢房门口贴了一副讽刺联:“军事犯群轰王典之，监狱长单掉礼服呢”，在狱内传为笑柄。王典还是个吸食鸦片的大烟鬼，整天烟灯不灭。伯平写了一篇，《斗室铭》，尖刻而又诙谐地给以讥讽和鞭挞。“灯不在高，有油则明。枪不在长，有釉则行。斯是斗室，惟王得熏。泡儿钎上打，烟色入脸青。谈笑有瘦鬼，往来无壮丁。可以说闲话，谈刮经，有枕头之垫耳，无耕耘之劳形。阎王森罗殿，小鬼剥皮庭。典之日:‘何畏之有’!”

伯平在狱中不仅自己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而且耐心帮助和组织难友学文化，学理论，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斗争艺术，很得难友们的崇敬和信赖。伯平的亲属好友，每次探监，都带去不少书报杂志。他每天坚持读书都在80页左右。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等。由于敌人禁读列宁著作，伯平就利用敌人的无知，把署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列宁著作放在身旁学习，敌人也不追查。对文化水平不高的难友，伯平就组织他们学习《平民课本》，读书识字。对不愿意学习革命理论的知识青年，耐心启发他们觉悟，提高学习兴趣。有一位研究“世界语”的进步青年，入狱后不愿学习革命理论，伯平写了一副“道士盗柿到市卖，和尚合商河上游”的谐音趣联，让他译成“世界语”，他目瞪口呆，译不出来，欣然改变了学习态度。1935年冬，当孙作宾同志告知伯平，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后，他放声高唱秦腔“若个将才同霍卫，几人佐命等肖曹;男儿欲图麒麟阁，夙夜当娴虎豹韬”。以汉代的名将名相卫青、霍去病、肖何、曹参寓意红军将领，以“虎豹韬”寓意马列主义理论，畅个人积郁之胸怀，庆红军长征之胜利。

三、爱憎分明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伯平虽身陷图圈，不忘国忧。他在狱中，常常写诗言志，对国民党投降卖国的丑行严加痛斥对抗日将领的爱国义举热情歌颂。爱谁憎谁，泾渭分明。1935年6月，当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秦土》协定，又将河北、察哈尔的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敌人后，愤即赋诗，怒斥国民党“安内不攘外，反共挥血手。拥兵数百万，乞盟塘沽口。何梅协定立，又丧我国土。”与此相反，1936年初，他对长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总指挥杨靖宇将军，率领壮士，与敌浴血奋战，誓死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英雄气概，写下了感人的诗句:“靖宇杨将军，义愤填膺腑。仰止井冈山，学习救国术。请缨毛朱周，誓死缚罴虎。抗日统战策，心领行遵守。爱建抗联军，与民同甘苦。难处克服难，苦境不怕苦。林海草原宿，冰天雪地走。阵阵戕豺狼，处处义旗竖。从此辽吉黑，救国声怒吼。”伯平仰慕杨将军抗日救国之情，字字句句，溢于言表。

第六章

在陕西省委

一、    组建蓝田抗日义勇队

1936年“双一二”事变后，赵伯平无条件获释出狱，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任省委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紧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赵伯平回蓝田恢复党的组织和领导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当时政局虽乖，民气犹盛。由中共中央提出、蒋介石被迫接受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伯平回到蓝田后，同屈光等一起，重新建立了中共蓝田支部，领导地下党的工作。为了扩大抗日力量，他又同共产党员郗执中、陈志正等一起，将蓝田抗日救国会改名为蓝田各界抗日救国会，举办骨干训练班，吸收爱国青年学生、小学教师和青壮年农民几百人参加学习。伯平亲自讲课。经过短期训练后，由这批人组成宣传队，携带宣传品，分赴全县各乡、镇和农村，贴标语，办墙报，唱歌曲，演戏剧，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激励群众的爱国热忱，对组织和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国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7年1月他们又召开了全县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城乡几万人，手执长矛，浩浩荡荡，列队游行，广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真正形成了一个“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新局面。特别是从多年的对敌斗争实践中，使他们深深懂得了不走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没有共产党的出路和地位;不组织革命的武装，就不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因此，伯平根据省委指示，同屈光、胡达明一起将蓝田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公开改编为蓝田人民抗日救国军，后又更名为蓝田人民抗日义勇队，充实了一批革命青年，装备了枪支弹药，使义勇队成为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揭开了蓝田革命武装斗争的新的一页。

二、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

1937年春，伯平奉省委指示，率蓝田人民抗日义勇队随红十五军团离开蓝田回到省委机关驻地泾阳县云阳镇。在此期间，他根据省委的安排，曾多次巡视各地，接管并组建了韩城、同官(今铜川市城区)、平凉等地的党组织。3月，省委派他为甘肃平泾区特派员，接收东北军地下党组织在平凉发展的党员。5月，他又到韩城巡视工作，帮助组建了韩城县委。特别是他同贾拓夫、董学源等同志一起作为陕西党组织的代表，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对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伯平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关于“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日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的教导，不仅对指导抗日统一战线是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其感受之深，教育之大，终生难忘。同年6月，赵伯平代表省委又到庄里、陈炉等地接收红二方面军移驻同官、富平时在当地创建的党组织，并将中共同官临时工委改建为正式工委，同工人、农民党员进行了座谈，对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策略和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作出了具体安排。7月，伯平任省委常委、民运部长兼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主任。10月，在伯平主持下，以中共陕西省委名义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了一封公开信，批评国民党对抗日民众运动借“合法”之名，行“限制”之实;借“统一”之名，行“取缔”之实。要求立即改变“救国不与民相干”的种种错误政策，给民众以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保护各救亡团体，把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到城乡广大民众中去。1938年8月，在日寇逼近潼关、炮轰陕西河防的严重形势下，伯平(化名方晟)又同贾拓夫、欧阳钦等一起，利用当时抗日运动高涨的有利条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49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危巢之下，岜有完卵”。号召陕西和西北地区的一切党派和一切抗日力量，摒弃一切成见，捐弃前嫌，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这篇文章对当时动员人民，加强团结，避免磨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创办党员干部训练班

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9年上半年，赵伯平在兼任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主任期间，先后举办了10期训练班，培训党员干部1000余人，大部分是县区级干部，也有少数支部书记和地专级干部。在整个学习期间，伯平既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进行辅导;又和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及时总结交流学习经验，及时研究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凡参与举办过训练班的同志都由衷地感到，这个训练班的创建和发展，学员们的进步和提高，无不凝结着伯平的智慧和心血。

30年代的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实质上就是初期的省委党校。当时的学习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理论、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为了加强学员的思想意识修养，还把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作为必修课，要求学员联系实际，自觉改造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学习过程中，组织省委领碍同志带头讲课，着重解决“通而不俗，俗而不通”的问题。伯平和欧阳钦、张德生、汪锋等都亲自编写讲稿，分专题主讲。伯平对农村和农民问题十分熟悉，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讲农民运动有理论，有实际，深入浅出，生动具体，给每个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学以致用，在交流如何开展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时，还让一些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当教员，自己教育自己。特别是军事课的学习，每个人不仅要牢固树立长期打游击战争的思想，还要进行真枪实弹演习。为了办好训练班，伯平反复强调民主讲课，民主讨论。讲课的同志要倾听学员意见，有针对性地回答学员提出的疑难、争论问题。学员讨论，坚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不同意见，展开争论，求得共识。因而每期学员，通过学习，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和军事技术以及实际斗争经验上，都有很大提高。对学员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伯平既严格要求，又耐心帮助;既不姑息迁就，也不无限上纲。而是通过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使有思想问题的同志，心情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经过训练的同志，绝大多数都在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把理论学习提到重要日程上

1939年s月至1941年春，赵伯平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青年部长等职。这一时期，在伯平的具体领导下，省委宣传部增设了宣传科和教育科，把加强党员教育和理论学习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积极组织力量编写印刷了大量通俗读物和宣传资料。一度被国民党下令停止发行的《西北》周刊也复刊发行20多期。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教育，使党员和干部初步认识到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分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根本区别，对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当时许多新党员大都不是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后而入党的实际情况，伯平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和条件，采取在职学习、离职学习或由上一级组织派人到各地巡回进行培训等多种多样的方法，向党员和干部灌输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不努力学习理论，就不能成为好党员、好干部，就会象“盲人骑瞎马”一样，随时都可能碰钉子、栽跟头。因此，由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成立的马列研究社(组)，把省地县机关的党员干部按照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分别编为甲、乙、丙三个组进行理论学习。甲组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乙组学习党的建设，丙组学习文化。这个学习计划于1940年底完成后，紧接着又按照哲学小组、政治经济学小组、马列主义小组、中国问题小组和论共产党小组等分组分专题进行新的学习。省委负责同志既参加专题小组学习，又亲自讲课。伯平负责讲哲学。由于他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在讲课中既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又能从理论的高度以简明概况。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经他分析总结，常常讲得是头头是道，清清楚楚，同志们也听得津津有味，明明白白。因此大家都说他才识过人，是“化学脑子”。后来就戏谑地叫他“赵化学”。人们同他讲话，听他的报告，读他的文章，常常感到在文字中透漏出哲学道理，包含着辩证思考，深受启发，很受教益。颇有“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为了使理论学习能够坚持下去，学有成效.当时的马列研究社(组)，不仅有组织有领导，而且统一制定了具体的学习制度和要求:(1)自修为主，每天坚持自学两小时，每周集体讨论一次;(2)定期聘请辅导员，作专题埔导报告;(3)成立学习互助小组.对理解能力较差的同志进行具体帮助;(4)设专人管理和分发学习参考资料;(5)出刊“学习专栏”，随时提出和解答疑难问题。更可贵的是各级学习小组，帮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学习兴趣，克服了轻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这是当时理论学习上的一太突破.也是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大贡献。

五、创造性地执行“荫蔽精干”政策

1941年春至，1942年春.赵伯平任省蛋常委，组织部长。当时陕西地下党组织是国民党统治医“剿共”的重点。但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中，不少同志还没有从过去“左”倾蛮干的幼稚病中转变过来，因而在不断思化的环境下仍然乱闯乱碰.致使一部分党员不能很好的荫蔽，党的组织也难以巩固。伯平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一起，采取积极措施，教育党员转变思想，转变工作方式，为贯彻落实中央16字方针，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推广了许多好的经验。仅1941年有档可查的书面材料就有21件53万多字。根据这些调查材料，中共陕西省委都作出了相应的指示和决定。从这里可以看出，伯平在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后的一年时间内，为巩固陕西地下党的组织，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特别是他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对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有许多独到见解。1942年1月省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经毛泽东审定以西北局名义下达的《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时，伯平针对一些干部的模糊认识，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发言。他指出，要使党员精干，党组织荫蔽得好，不能只是简单地减少党员数量，关键是要保证党员质量。党支部不在于庞大，而在于有战斗力;领导机关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有才干I党员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质量好。量之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若党员多是“怕死鬼”、“冒失鬼”、“马虎鬼”，那就是太多了。他还说，共产党员的荫蔽，好比天上的星星，白天为阳光所遮蔽，就不易被敌人发现，也不易暴露。实践证明，伯平这些一针见血的观点，正好击中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破坏、党员暴露的要害。他还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反对一切、盲目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的社会活动三原则，要求地下党员，“要机动灵活，不要奸猾狡诈。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顺利时不骄傲，失败时不灰心。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要因小的利害而影响革命大业。”对于广交朋友，伯平提出“朋友要多交，但应有厚薄，敌人要少树，也应分大小。要善于雪中送炭，切忌落井下石。爱我者都可以成为朋友，怨我者不一定都是敌人。一切顺乎事理，合乎人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耳目众多，消息灵通，好人都赞成，坏人难反对”。在地下党斗争的方法上，伯平坚决反对人为地制造斗争。他说“搞飞行集会，实际上得不到社会同情，又容易暴露自己。”在党的组织形式上，为严防敌人破坏，伯平提出要采取“辣椒式”和“番茄式”，实行“单线联系，易地领导。”即一个地方的党员只发生垂直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个地方有两个以上党组织的也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这个组织破坏了，那个组织还可以继续坚持斗争。对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工作的党员，伯平提出要善于“阳奉阴违”，保护自己。在活动方法上，一是“鸭子浮水”，表面不动底下动;二是“外圆内方”，既要善于应付，又要坚持原则;三是“假巴多拉”，既要善于假意巴结上司，又要多方团结中间分子。这样“借庙修道”，“同僚合群”，就能达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目的。

第七章

发展革命文艺

一、    创建和培育秦腔剧团

伯平从小爱好戏剧，喜哼秦腔。学生时代就参加宣传演出，反帝反封建。在西安狱中，他同难友一起，利用演戏的形式同敌人进行斗争。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担任陕西省委领导职务，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为创建关中秦腔剧团、发展革命文艺、宣传团结抗日政策作出了独特贡献。1939年7月，省委机关驻云阳镇时，经伯平、汪锋提议，省委批准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职业化革命戏曲团体——“七月剧团”(后几次更名为西北剧团、八一剧团、关中八一剧团，以下简称八一剧团)。伯平提出剧团的宗旨，就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随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剧团一直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老解放区，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和生产服务。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办剧团是件新事，也是件难事。为了帮助剧团健康成长，伯平从政治到生活，从导演到演员，从音乐到唱腔，从服装到化妆，什么是开衩袍子马蹄袖，什么是前五后六八字步，怎样打板，怎样保护嗓子，手把手地言传身教，师长般地亲切关怀，点点滴滴，无微不至。同志们都亲昵而又风趣地称他是剧团的“好保姆”。有一次演出时，有个演员把“国民党把民财并未都用在抗战上”一句台词，错唱成“并未有”用在抗战上。伯平看完戏后，把剧团领导和那位演员找来严肃地说:“你们犯了‘一个字’的错误，怎么把‘都’，字唱成了‘有’，字?!‘并未都’的意思，是说国民党把民财没有全部用在抗战上，是消极抗战，这是事实。而你唱成‘并未有’，是说国民党把民财一点也没有用在抗战上，这不是事实。如果国民党说我们造谣，这一字之错，就会闹出大乱子来!”伯平进一步又从剧团的战斗作用上强调说:“你们是剧团，也是炮团，一个剧本就是一门炮，一句台词就是一发炮弹，要瞅准目标，百发百中，不能乱发，更不能滥发。”还有一次，剧团集体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有些演员认为搞文艺工作“没出息”，不安心，想改行。伯平知得后，语重心长地对演员们说:“剧团剧团，不是旅团师团。搞文艺工作不要想当官。你们为革命演戏，再大的官，也得坐在台子下面受教育。梅兰芳没有当过官，可他全国闻名。”这生动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哲理，使大家懂得了不少道理，提高了思想认识，从而下定了当一辈子文艺兵的信心和决心。伯平还鼓励青年演员刻苦学习，“要想戏路通，全靠少年功”，“不经七冬八夏，哪会唱、做、念、打?!”“五年的胳膊十年的腿，二十年练不好一张嘴”。他还用具体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演员，不练好基本功，“字不正，腔不圆，一辈子唱戏都是粘、粘、粘!，，要求演员在“练”字上下苦功。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练出真功夫，演出新水平。

二、轰动延安的三出戏

伯平身为党的领导干部，虽然是文艺战线上的“志愿兵”，但历史的红线却把他和八一剧团紧紧地系在一起。他不仅为剧团制定工作方针，进行艺术指导和思想教育，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为剧团创作了不少剧本。当时的“七月剧团”，所以唱得很红，主要是演了伯平创作的被称为“新秦腔”的现代戏。其中主要有《新考试》、《大上当》、《祁半仙》《抓汉奸》、《特种学校》等。这些剧本，虽然题材各异，但都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投敌卖国、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尤其是他的剧本风格，突出的特点是妙趣横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喜剧色彩很浓。如《抓汉奸》中一个敌军官唱道:

“军装穿的齐而整，好在人前摆威风。

见了上司恭而敬，把冷娃耍给老百姓。

弟兄不听我的令，一训二打不留情。

白天吃的磨擦饭，黑夜念的降日经。

乡党说咱太懵懂，亲戚说咱胡咕咚。

管它懵懂不懵懂，得威风来且威风。”

又如在《新考试》一剧中，他用“顶针诗”的语言形式，把一个以反共往上爬的“贾正经”，揭露的淋漓尽致。

“民，民国几十年。年，年年干坏事。

事，事事害穷人。人，人面兽心。

心，心无二用。用，用尽力量坐大官 。

官，官官相为。为，为公不如为私。

私，私人利益高于一切。切，切切实实反共……”

当具有爱国思想、主张抗日的进步考官没有录取贾正经时，他又赔上太太去高攀。’

“贾正经，真扫兴，心想坐官落了空。

再叫太太去活动，她的本事比我精。

把手洗的笋白净，脸蛋擦的粉棠红。

旗袍掐腰胸脯挺，皮包一夹进省城。”

这辛辣的讽刺，尖刻的挖苦，几乎每句台词都吸引着观众，引起共鸣。“‘七月剧团’演的戏，为咱百姓出了气!”就是广大农民群众对赵伯平剧本既朴素而又中肯的评价。

伯平经常给剧团的同志讲，“戏情即世情，欲知世情看戏情”。因此剧本创作，不能单纯地为写戏而写戏，而要用戏剧教育人民，启迪和鼓舞人民。1941年秋至1942年夏，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先后改编了大型传统戏《三滴血》，突出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把《韩宝英》改编为《石达开》，突出反对不顾大局、拥兵自重的分裂主义;改编大型现代剧《民族魂》，突出团结抗战、反对投降主义。这三个剧本，由八一剧团排练上演后，很受群众欢迎。1942年10月，八一剧团徒步赴延安公演，历时两个半月，演出60余场，观众达12万人次，轰动延安。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看了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演出时，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同志看了戏。毛泽东说，戏的内容和表演都好。并委托中央办公厅给剧团赠送了书有“推陈出新”四个大字的幕幛和一条10米长的横额，上书“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而奋斗”。林老和谢老称赞:三个剧改编得好，演得好。一本反对教条主义，一本反对分裂主义，一本反对投降主义，对观众有教育，有震动，有鼓舞，紧密地配合了党的整风学习运动，很有现实意义。

有一段时间，一些演职人员闹情绪。说什么“演了《三滴血》，又演《石达开》，我们的剧团快变成旧戏班子了。”伯平认为这个“新”和“旧”的问题，实质是如何对待现代剧和历史剧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要不要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新”与“旧”的质的区别。他说，我们反对旧剧，只是反对旧戏的反动内容，并不反对利用旧形式来表达对群众有教育意义的新内容。“新”和“旧”不能从服装上划分，而应从思想内容上划分。穿古代服装，演历史剧，思想内容是唯物主义的，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就是“新”。反之，穿现代服装，演现代剧，思想内容是逆历史潮流的，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那就是“旧”。我们剧团编演的历史剧，虽然穿古装，唱秦腔，但反映的是新观点、新思想，这不是“旧”而是“新”，是“古为今用”，是用“旧瓶装新酒”，使旧剧开了新生面。实践证明，群众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戏，不但不反对，而且赞不绝口，拍手叫好。

第八章

延安岁月

1942年春，赵伯平调任西北局党校副校长。同年秋至1943年又调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春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党组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

一、    参加整风运动

1942年党中央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伯平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有关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以后，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研究马列著作，研究历史，并从历史的发展中，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近20年的战斗历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认真总结了陕西党组织在执行中央组织路线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收获很大，得益匪浅。在整风全面开展以后，党中央又决定结合整风全面进行一次普遍的审干运动。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扩大敌情、混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特别是1943年7月当时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以后，掀起了所谓的抢救运珈把正常的审查干部的工作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反特运动，走偏了方向，并且大搞逼、供、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在这个“抢救”过程中，伯平也被作为审查对象，行动有人监视，言谈有人笔录，限制了一定自由。但伯平仍然沉着冷静，泰然处之，并耐心地对监视他的一位战友说:“我若是特务，早在陕北特委时就把你杀了”，劝这位同志保持清醒头脑。不久，毛泽东提出审干的九条方针，强调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纠正了“左”的做法。西北局组织部也给赵伯平作了“政治历史清楚”的结论。

二、为陕西地下党正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伯平不仅在自己的问题上抵制“抢救运动”，而且为更多的同志仗义执言。特别是康生把陕西地下党打成“红旗党”，诬蔑陕西地下党员是国民党打入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是一大“隐患”。当时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也从宗派主义的观点出发，说陕西地下党是“托派”，因而对康生搞得“红旗党”深信不疑，便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边区工作的陕西籍共产党员和一批比较负责的干部，都列入另册，加以迫害。一时间，搅得陕西地区的党员和干部，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你斗我，我斗你，人人自危。有一次，当康生、高岗组织一些所谓“积极分子”在大会上作示范坦白时，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伯平气得忍无可忍，站起来准备痛骂那些“积极分子”时，被他身旁的同志硬拉住坐了下来。因为伯平长期担任陕西省委的领导职务，又主管过党的组织工作，对陕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党员负责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比较清楚。因此，在这个“硬把同志当敌人”的关键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书党中央，详细陈述了陕西地下党的历史和现状，用大量对敌斗争的事实和依据，戳穿制造所谓“红旗党”的谎言，为陕西地下党正名。他这种敢于顶住压力，据理抗争的无私无畏精神，在党员和干部中引起了共鸣，齐声称赞他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根据中央指示，经过甄别平反，证明陕西的党组织是纯洁的、可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大家都感激地说:“这次‘抢救运动’，如果不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纠正，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要人头落地!”伯平在总结这次“抢救运动”的教训时，曾引用恩格斯批判机会主义者的话说:“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三、普及大众文化

1944年春至1946年春，伯平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任时，直接主管西北文艺工作团、秧歌队和民众剧团等三个文艺团体，同周扬、柯仲平一起负责研究边区剧运，审查剧本，指导边区戏剧工作。当时他非常推崇利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为工农兵演出，为工农兵服务。他主张以普及为主，用老百姓熟悉的形式表现老百姓。于是变职业剧团的“秧歌下乡”为群众自编自演的“乡下秧歌”。这一个字的方针性变化，使农村的业余秧歌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职业剧团。有许多专业剧作者、导演和演员，都同老百姓合作写剧本，请老百姓当导演。而且从秧歌剧、秧歌舞到花鼓、旱船、小车、高跷、高台等，各色齐全，内容实际，演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人和事，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所以农民很爱看，很受欢迎。1944年5月，由伯平提出经西北局文委批准，受奖的秧歌戏剧就有《血泪仇》、《模范城壕村》等31个，使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所欣赏，又为工农兵所创造的真正的群众艺术。毛泽东也给予“简单、明了、动人”的高度评价。

在延安的5年间，最使伯平不能忘怀的是他参加了两大盛会，受到了极大教育。一是他自始自终筹备和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盛会，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作的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对“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的著名论断，感受极深。一是他以陕西地区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伯平说，参加这次大会，对他来说是一次政治、理论、思想上的大丰收。他把大会概括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作为一切工作中的行动指南，在几十年工作中身体力行。他深深体会到，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任何工作，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搞孤家寡人，就没有不犯错误的。他还经常以教条主义的反面教员，教育干部把教训变为经验，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第九章

在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地委

1946年1月，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加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抽调原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汪锋、赵伯平等成立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开始由汪锋任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由赵伯平任书记。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侵犯陕甘宁边区，2月19日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马栏失守，干部随部队转移。西北局为统一领导关中的军事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又于3月7日决定将关中地委与陕西省工委合并，关中地委设国统区工作委员会，由地委第一副书记赵伯平兼任国统区工委书记。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赵伯平任关中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全面领导关中地区的工作。

一、    安全护送李先念回到延安

1946年夏，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将我中原解放区团团包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毅然突围。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北路军突围部队，于7月中旬进入商洛地区，在陕南游击队和汪锋等同志的全力配合下，重新开辟了豫鄂陕根据地，建立了豫鄂陕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是年秋，先念同志由于日夜征战，极度劳累，胃病严重复发。中共中央急电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要求“以十二分的安全把握”，把李先念等同志护送回延安。伯平接电后，立即连夜开会，周密部署，并同沿途蓝田、长安、临潼、渭南、三原、耀县等地下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制定了具体的联系办法，规定了不同的联络暗号和严格的保密纪律，立即开始了护送的接应工作。当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陕甘宁边区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因此，沿终南山的各个山口都被层层封锁，渭河两岸也设立了几道防线，对边区周围更是严加封锁。国民党蓝田县长田云汉还贴出门扇大的布告“拿住李先念，赏洋500万”。在这种严峻情况下，如何保证顺利通过400多华里的关中敌占区，把先念同志安全地护送到延安，不仅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而且有很大风险。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伯平等同志的精心组织、精心安排下，沿途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和交通员、联络员，群策群力，各负其责。有的做基层群众工作，有的做上层统战工作，有的搞群众性监护，有的搞秘密武装警卫。伯平还派出一支便衣武工队尾随其后，暗中掩护。几位领导同志在行程中，时而化装成敌高级军官，时而化装成高级公务人员，陈少敏还化装成天主教修女，郑位三化装成风水先生，随机应变。有时避险就夷，昼伏夜行;有时威风凛凛，张扬过市。从而既艰险又顺利地闯过了重重要道关卡，转危为安。有一首《先念过蓝田》的歌谣里讲:“李先念，他会变，过你面前难发现;田云汉，大笨蛋，赏洋也难拿住李先念!”这个中秘密，关键就在我们党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先念等负责同志每走一条路，每过一道关卡，每到一村一户，都有众多的人民群众掩护。特别是过渭河时，敌人控制很严。但我们的向导一到，群众就“特许”开船。伯平深有感触地说:“敌人哪能知道，在他们统治的世界之外还另有一个人民的世界!”在护送先念的那些艰难日子里，伯平日日夜夜守候在马栏的电话机旁，随时了解敌情，随时掌握信息，随时指挥决断，没有丝毫的疏忽怠慢。当他接到一位负责护卫的同志从耀县柳林打来长途电话说“客人安全到了!”他才如释重负，连呼“万幸!万幸!”

往事悠悠，感慨万千!先念同志对这次安全回到延安，从心底里感激陕西地下党和陕西人民，也感激赵伯平等同志。事隔30多年后的1980年9月，有一天他专程到北京木樨地赵伯平家中看望，当面致谢。先念对那段传奇般的惊险历程，记忆犹新，侃侃而谈。他兴奋地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工作做得很出色。当年我走的那条路，表面上是白区，实际上是红区，很安全，和边区差不多，简直是一条红色的地下通道。”先念的这段话，是他的亲身感受，也是对赵伯平等同志领导的陕西地下党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更有趣的是，先念讲到他路经临潼县栎阳镇时，病情很重，在北渠河村整整住了10天，日夜都有许多党员和群众护卫。有一天，地下党同志请来一位从商州来的老中医给他看病，这位老先生一边切脉，一边给他讲陕南来了中原解放军第五师，在李先念师长率领下，把国民党部队打得人仰马翻，群众翘起大姆指交口称赞。这段有趣的回忆，引得两位革命老人哈哈大笑。

二、打进敌人心脏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陕西国统区的情报工作，是多头领导、多渠道进行的。在赵伯平单线领导下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打入了敌人心脏，及时掌握敌人的军事动态与作战部署，为我军制定针锋相对的战略策略和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关中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显著成绩，曾多次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野战军前委的通令嘉奖。

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工作，开始是用秘密电台联系，后因敌人侦察很严，电台撤出，大量的情报都是经西安工委负责人唐磊(韩夏存)和崔一民转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地委的秘密交通员传递的。为了绝对保密，情报组的负责人与赵伯平各备有一本密码代号，经常联络。据史料记载，经他们搜集、传递和处理的情报共有2444件321609个字。其任务之艰巨，经历之艰险，贡献之卓著，不言而喻。

1947年春，胡宗南进犯边区后，党中央要求陕西省工委“要多发军事情报”。根据中央指示，伯平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军事，懂军事，了解军事;每个共产党员都有搜集军事情报的责任。这件事应成为党员的基本任务之一。”这个指示传出后，西安地下工委立即行动，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从各个方面搜集军事情报。崔一民利用同西安铁路局长的关系，获得了敌军车辆调动的情报，韩夏存利用地下党开银号的关系，获得了敌军物资兑换的情报;吴柏畅利用十八绥靖区作战科长的关系，获得了敌人准备扫荡关中分区的情报f杨晓初及其夫人李馥清利用同高桂滋的朋友关系和敌军官太太的关系，获得了敌军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等。特别是打入敌国防部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的共产党员杨荫东，从1947年2月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先后将敌人进攻延安前后的几次战役部署、逃离延安计划以及西府战役时胡宗南兵力的调配等情况，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陕西地下党的领导机关。杨荫东精心绘制的敌《兵力配置补给情况一览表》，将西北地区敌人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军官姓名、驻地、军械装备、补给情况等都一一按战斗序列填入表内，使用时一看便知。这个“一览表”，一份放在敌第七补给区司令周士冕的公文包内，一份转给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从此以后，胡宗南、周士冕军用地图上23万兵力标签的每一移动，就在彭德怀的军用地图上同时移动。1947年7月6日，赵寿山“反蒋通电”发表后，西安形势一度紧张，同赵有牵连的人员陆续撤回边区。对杨荫东是否撤回?伯平指示“要尽量灰色，提高警惕，如需要撤离，由杨自定。”杨荫东表示:“留在西安虽危险很大，但在战争紧要关头，一个人牺牲，换得千万人保全，是值得的。”坚持留在敌人的刺刀下，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7年5月，在青化砭、羊马河战役之后，胡宗南发现解放军主力集结于瓦窑堡一带，遂调动七个整编旅分三路向绥德、米脂推进，并集中大量辎重物资于蟠龙镇，重兵把守，妄图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杨荫东将这一情报及时报送赵伯平转西北野战军总部，取得了蟠龙战役大捷，全歼敌一六七旅，生俘旅长李昆岗，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粉碎了胡宗南追剿解放军主力的阴谋。此次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前委通令嘉奖关中地委和西安军事情报组为打胜蟠龙战役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8年2月，胡宗南部的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两个整编师2.4万人，由宜君、洛川一线向宜川推进，妄图狙击我军南下。当时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给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发来急电，要求在三日内将刘戡的军事行动、意图、番号、兵力部署、兵员组成、武器装备等情况，速报西北野战军前委。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伯平动员一切力量，从多方面摸清敌情。一面组织地下交通员，节节与西安联系;一面组织地下武装力量潜入敌区，监测敌情。当此燃眉之时，地下交通员孙光明就把杨荫东的一份详细军事情报送到赵伯平手里。伯平喜出望外，一分钟也没有停，就急电彭总，圆满完成了任务。当刘戡率部于2月28日到达宜川西南的瓦子街时，即陷入我军早已布好的埋伏圈内，激战两天，全歼敌军。军长刘戡自戕，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被生俘。解放了宜川县城，是为“宜瓦大捷”。中共关中地委和西安军事情报工作人员都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3月，在白水县武庄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对参加会议的赵伯平说，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可靠，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幽默地说;“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的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的多。”为此，彭德怀还向赵伯平颁发了一枚奖章，作为对中共关中地委和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勖勉。

三、“古月西斜落泥潭”

赵伯平在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地委期间，对恢复和发展陕西国统区党的组织，发展和壮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关中和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当李先念率部到达陕南，王震的南下支队胜利返回延安时，伯平就顶见到胡宗南末日的来临。在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他有两句脍炙人口和寓意深刻的诙谐诗:“十八赤子下终南，古月西斜落泥潭”，在地下党、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中流传很广，成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号角，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作用。这个时期的陕西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城乡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中普遍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党的活动方针，从总的方面讲，已由“荫蔽精干”改变为积极开展活动，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党的活动方式，不再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而是采取多种斗争形式，打击和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伯平根据西北局关于放手而又审慎地发展党员，积极而又稳妥地壮大党酌组织的指示，及时向关中和陕南地区陆续派出了一大批干部，积极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强化党的组织。特别在战略要地和非法的、合法的地方武装中大力发展党的组织。经过短短一年的艰苦工作，在终南、太白、千陇、黄龙山区，在陇海、咸同、西兰、咸宋等铁路、公路沿线和西安地区，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有较大的发展。到1946年底，陕西省工委已先后建立了西府、渭北、东府等12个跨县区的地方工委和渭南、韩城、眉县等15个直属县(工)委，共有党员2255人。到1947年10月关中和陕南国统区的党员已发展到3700多人，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有的地方则增加到四五倍以上。广大群众从党员和党组织的大发展中已经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和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了。

伯平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又反复强调要把发展和壮大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用大力抓紧抓好。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地委先后组建起陕南游击队和西府、渭北、路东三个游击总队以及其他游击队。游击总队下又以县为单位成立中队或支队，统一领导，分头活动。这些游击队在配合我军主力部队作战，牵制和瓦解敌军，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以及建立新政权、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搜集和传递军事情报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如赵伯经、吕剑人领导的西府游击总队曾先后在关中分区南线和西府地区进行了大小100多次战斗，打了不少胜仗，俘获敌正规军和地方武装2000余人。乾县游击队长还用步枪射击，迫降一架敌机，在游击队和群众中传为佳话。

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也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伯平曾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他要求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形式，就是要与人民群众建立鱼水关系，发展游击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捣乱敌人后方。1947年春，胡宗南侵犯边区时，关中地区机关向北转移。当时在西安长期做地下工作的王维祺正住在马栏，他问伯平“我怎么办?”伯平说:“你的工作任务在国统区，不能随我们撤。敌人向进打，你得向外打，这也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求游击队因时因地制宜，有游有击，游而不击或击而不游，都会犯错误。他强调游击队要配合正规部队，发动群众支援正规部队，但不能单纯依赖正规部队，更不要幻想“一镢头挖个井”。要有长期打算，积小胜为大胜，积小队为大队，积土枪土炮为洋枪洋炮。就是洋枪洋炮，也不能只向我们军区司令部要，而要向“运输大队长”要，到敌人手里去夺取。还要善于把“非法武装”变成合法武装，掉转枪口打敌人。在陕西国统区，据当时估计，包括国民党收编的保安团、队在内，这种“非法”的或“半非法”的武装，大约有三五万人员和枪支。伯平明确指出，这支武装力量是一支中间力量，敌人争取它，我们更要争取它。敌人打时我拉之，敌人拉时我亦拉。敌变我变，针锋相对。在争取中，要“德威并重”，拉中有打，打中有拉，灵活运用，千方百计地送我党政策于敌手，分化瓦解敌人，化敌为友，化友为我，为我所用。这种争取政策，在解放战争的实际工作中既发挥了强大的攻心作用，更有力地瓦解了敌人。特别在有地下党员参加的地方武装中，作用更大，效果更好。诸如:1946年8月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董策丞率部一个营在边界封锁线起义;1947年5月旬邑县自卫大队长、共产党员马志超率部700人起义;1947年9月白水县保警队长、共产党员杨培才和常备队长、共产党员田焕贵率队起义;1948年10月中共平朝工委领导的朝邑县保警大队长、共产党员杨海潮以及常备队等1200余人携枪1200余支起义等，都对牵制敌军，解放当地县城起到了“开城门、放吊桥”的里应外合作用，也给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起到了积极有力地配合作用。1949年4月，当我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渭北大部县城正向西安进军时，伯平召集一批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和准备接管西安市工作的同志，给大家讲形势。他说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曾沮丧地说:“人心去了，蒋家完了，民为水，国为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伯平念完这段话后，又信心十足地说:“你们听听，这就是敌人灭亡前的哀鸣，国民党这只破舟就要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

第十章

开创西安工作局面

1949年4月，赵伯平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剐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解放后至19弘年，先后任中共西安市妥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舍劳动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

一、接管西安

1949年4月，西北局决定赵伯平参加以贾拓夫为首的“接收日安准备委员会”，着手谓配干部.为接管西安市进行准备工作。5月20日西安解放。26日中共西安市委正式成立。同年底，赵怕平任市委书记期间，兼任西安市警备区政委、西安市各界代表会主席、西安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等职，一身几任，为建设新西安日夜操劳。进城初期，西安市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解技军华北西进大军来到选之前，敌人曾几度反扑西安，作垂死挣扎。当时为了保卫这一光荣城市，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肃匪滑特及支前工作上。首先组织3500名干部分头到市级各单位和各区进行接管。市委沿用西安解放前的行政区划成立了1 2个区的中共临时区委和区人民政府，彻底摧毁了胡宗南反动统治的党政军机构，处理了散兵游勇，收缴了大量的暗藏武器，登记与收审了大批特务分子，破获了许多盗匪抢案，对敌特的破坏活动给予了沉重打击。

同年7月，赵伯平当选为西安市各界代表会主席。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开了4次各界代表会，充分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伯平在《纪念西安解放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各界代表会的基本经验有两条:一条是要把工作搞好，就必须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另一条是要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就必须放手发扬民主。正确地执行了这两条，就会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变成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各级领导也就少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取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二、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是各项建设的根本。伯平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心血。1949年11月9日，中共西安市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伯平作了题为《西安党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半年的任务》的报告。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各级党组织更有力地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各项建设的任务，市委举办党员训练班，伯平亲自讲党课。有一次在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时，有同志问共产党是不是爱穷人?伯平明确地回答说:“我们是爱穷人，但不是爱穷。我们最爱的是穷人中不但能解决自己穷的问题的人，而且能解决别人穷的问题的人。这样的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办到。”从而坚定了依靠工人阶级的信念。伯平十分重视党员的学习和教育，反复强调要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上下功夫。他说，学习的方法犹如三种机器，一种是照相机——经验主义;一种是留声机——教条主义;一种是加工制作机——学用结合。我们反对的是前两种，提倡的是后一种，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矢”射我们革命工作之“的”。

1953年初，他在讲到发展农业和实现工业化的关系问题时说: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空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怎样干社会主义。如何干?首先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怎样工业化?同志们可能这样回答:盖工厂、造机器、招工人。

不错!是这样的。

但拿什么去生产呢?工人吃什么呢?生产品向那里去推销呢?这就给我们在工业化的同时，提出关于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原料问题，粮食问题，市场问题，等等。

不解决这些问题，能不能工业化?肯定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根本是幻想。工厂盖起来了，没有原料，可以生产吗?工人招来了，没有吃的，可以劳动吗?产品有了，没处卖，可以进行再生产吗?我们中国有一个‘汪洋大海’，所谓‘汪洋’，就是4.5亿农民。所谓‘大海’，就是2000万手工业者。要想工业化，还必须有一个与工业化的城市相适应的农村，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

伯平在进城以后经常告诫党员和干部，要经得住城市花花世界的考验，经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还用李闯王北京40天的历史教训，教育大家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一进城就腐化。他还特意安排了《红娘子》、《北京四十天》、《模范共产党员斯维尔德洛夫》等戏剧、电影，组织干部和党员观看。1950年4月，市委针对有些干部发生的立场不稳，违犯党的政策，以及某些干部发生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不良倾向，在全市党政机关中开展了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同年7月，根据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市委又在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整风运动，查处了一些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三、镇压反革命

西安解放不久，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打击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伯平深入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精心组织指导，既防止扩大化，又不放纵坏人。1950年9月，他对市公安局负责人吴力亚、张少康批示:“目前社会管制工作的重点，应是集中力量管好特务、反革命及地主恶霸分子。不应把管制面扩大到一般敌伪军官中去。”伯平认为，这些人量大面宽，管得太多，就会顾此失彼;况且他们层次不同，政策性强，乱管一起，必然管乱，又得来一次“擦屎”运动。与此同时，伯平明察秋毫，见微知著。他在基层调查中发现社会上各种名堂的“训练班”和“补习学校”中，有些人以“训练技术人才”为名，行反革命秘密活动之实，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予以取缔。

1951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西北局指示由赵伯平挂帅，组成以西北大区公检法等部门负责人李启明、马锡五、郭步岳等参加的案件审批小组，负责审理西安地区的重大反革命案件。为了做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不放纵一个坏人”，伯平为审批小组定了几条原则。即:全体意见一致者，向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认识不完全一致，但一种意见占绝对优势者，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争论很大，不相上下者，提出继续查办的处理意见;材料不充分，难下决断者，不作最后决定，以便保持主动。在对罪犯判刑时，伯平还提出“让群众当法官”。他说群众比我们知道的多，人熟、地熟、事熟，要把材料交给群众代表讨论修改，把政策交给群众代表量刑定刑。这种做法，很得人心。群众高兴地说:“老百姓判案，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事，只有共产党、人民政府才能做到。”他还反复强调，在镇反中要掌握首恶、胁从、立功的界限。在取缔反动会道门时，要注意区分一般迷信活动与反革命活动、道首与道徒的界限在禁毒中要注意区别吸毒与制毒、大毒贩与小毒贩的界限;在取缔妓女院时，要区别妓女与老鸨的界限。而且有无罪恶、罪恶大小，坦白、交代程度如何?是定性定案的依据，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只有这样，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坏中之坏，争取大多数，扩大教育面。对在押的罪犯，伯平强调要普遍开展政策攻心，组织他们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展坦白、检举运动，使他们认识到“政策是严肃的，出路靠自己”，镇反不是“乱捕乱杀”，而是“有凭有据”。正是由于坚持了专案审理与群众审议相结合，惩治与攻心相结合，才达到了伯平同志提出的“既对人民负责，又对人命负责”的要求。为了做到量刑准确，伯平要求专案组选择了几个“可杀可不杀”、“可判可不判”、“可放可不放”的典型，立下标杆，防错防漏。国民党西京平报社社长樊仰山是个反动文人，但又写过《石达开》、《血战永济》、《抗战五部曲》等好多进步剧本，产生过积极影响。解放后他又向国家献出西京平报社的全部财产。关押期间，有立功表现，理应宽大处理。但在西安市各界代表会上多数代表要求镇压，市公安部门和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向代表做工作未果。经伯平反复权衡，具体分析，阐明政策，终于说服了代表，没有判处死刑，给予改造自新的机会。刑满释放后，被安排为韩城市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在挖掘整理史籍上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樊感恩戴德，称伯平是他的“再生恩师”。西安市的镇反，全面体现了党的政策，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多次受到西北局、党中央和公安部的表扬。

四、“三反”、“五反”

西安是西北重镇，也是“三反”、“五反”的重点。伯平坚决而又稳妥地领导了这场斗争，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1952年2月3日，伯平在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为广泛深入地开展“五反”运动而斗争》的报告。指出西安市工商界有“五毒”行为的约1万多户，合计人民币8亿多元。他号召全市工商界应把“五反”运动看作是一个自我改造运动。有问题的人，争取主动坦白交代，回头是岸。并且当场宣布处理原则;“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处理从宽，斗争从严。”只要彻底坦白，重罪轻处，次罪减处，轻罪免处。对资本家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处理，伯平要求查清一批，处理一批，有宽有严，政策示范。以前一批之处理，推动后一批之坦白。我们不仅要摸资本家的违法之“底”，也要使资本家能摸到我们的政策之“底”。

在整个“三反”、“五反”运动中，伯平不仅抓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典型，也接二连三地批转了不少有指导意义的报告。他对中央的政策不是机械地照搬照套，而是与西安市的实际紧密结合，宽严适度，恰如其分，不仅资本家心服口服，广大群众也十分满意。1952年3月17日，伯平亲自加批语批注转发了市委工作组组长韩一平关于三区“三反”、“五反”的报告。这个报告只有千把字，伯平就有五处批注。当提到有39个私营工商业者的太太被妇女围攻时，伯平注:应叫“围劝”。一字之差，政策界限分明。当提到有问题的人会上坦白不彻底，会后交代仍以坦白论时，伯平注:“对!允许补充材料”。当提到对当场坦白者或“挂号”者均宣布以坦白论时，伯平注:“对那些只‘挂号’不‘看病，者，不能以坦白论，防止蒙混过关”。当提到七八个人拉一个经理到检举站“挂号”，人家不“挂”，拉来拉去时，伯平注，“应该禁止这种强行做法”。当提到有问题的人处于想交代又怕交代的矛盾状态时，伯平注:“抓紧政策攻心，消除顾虑，促其自觉交代。”

在“三反”、“五反”中，伯平一旦发现偏差，及时纠正，绝不迁就。1952年3月下旬，一区区委给市委写了个防止对违法户算帐过头的报告，伯平认为很好，立即批转各区仿行。他强调既要劝告资本家老实交代问题，又要正确引导群众，坚决制止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他多次强调要“一步三回头”，查错防漏。正是由于伯平领导有方，市委其他领导同志方仲如、董学源、柯华、陈元方等分头包片负责，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三反”、“五反”终于取得全胜。

第十一章

振兴陕西

1954年10月至1956年6月，赵伯平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省长。1958年5月增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7月当选陕西省省长。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十分关心，倾注了全部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他坚持对资本主义要“一分为二”。认为资本主义除制度和所有制外，它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许多先进的东西不能否定。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更有其特殊性。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伯平提出了改造的四条原则:(1)企业改造和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包含着新因素生长和旧因素衰亡的过程，决不能操之过急;(2)在企业改造中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与经营管理方法，不能否定一切;(3)对私方人员要改造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不能否定他们有益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4)企业改造与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要相辅相成，不能把两者机械地割裂开来。在对资改造中，伯平还十分重视发挥小商小贩的作用。陕西全省有小商小贩13万人，占私营商业总人数的90%多。当时有人主张挤掉小商贩，提出“宁叫他们叫唤，莫把尺度放宽”。伯平强调指出:小商小贩是私商，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私商，而是商业劳动者，是劳动人民，在商品流通中，起着“深购远销”的“尖兵”作用。特别是农村的货郎担和杂货担，是千家万户离不开的两副担子。对他们的作用不能低估，对他们的前途必须给予深切的关怀。改造中对他们要慎之又慎，不应当作“包袱”，更不能“要钱不要人”，用“无商不奸”的陈旧观点挤掉他们。不能形成一部分工人阶级挤掉另一部分劳动人民的饭碗，更不能前门赶走了内行，后门又招进了外行。现留的小商小贩要保护，让其弃商转农，是堵塞农村市场流通的做法，是错误的。

二、组织农业互助合作

伯平长期主管农村工作。他对陕西的地理民情十分熟悉，对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利益关怀备至。在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问题上，他一贯主张积极引导，稳步前进。1953年12月7日，他在西北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改造农民个体经济，是个十分复杂，细致而又漫长的过程，必须用说服的办法，不能用强迫的办法，更不能用剥夺的办法。这是一个动脑筋的事情，搞不好就得伤脑筋，到头来还得治脑筋，来不得半点马虎.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尊重群众的自愿和客观实际的需要与前能，不能犯急性病，也不能踏步不前。在组织互助合作工作中，伯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955雄上半年他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在办社中贪多、图快，追求数量，豫视质量，甚至用“轰”的办法，强迫农民入社。他反复强调，办杜要社办，要社员自己办，不要少数强迫多数，也不要多数强迫少数，完全坚持自觉自愿。他要求各级领导都要总结办社经验，每个区应总结办得好的和不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说明好是怎样办好的?不好又是什么原因没有力好，让群众吸取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特别要强调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办起来的社，都要建立包工制度，落实生产责任，保证增产增收。如果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没有提高，产量没有增加，办社有啥用!因此，增产不增产是衡量合作社办得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志。1956年夏季，他到渭北各县检查工作后说，合作化任务完成以后，农村的阶级斗争将日益趋向缓和，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将不断提出新的课题。要教育和鼓励农民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科学种田，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去改造旧农业，发展现代化农业。如果不积极领导农民去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产品的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要想巩固合作社是不可能的。

三、发展农业生产

在农业生产上，伯平一贯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1958年在所谓的“大跃进”中，农业战线上的“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天翻地覆。一些领导干部，把主观想象当成客观现实，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当时伯平比较冷静沉着，尽力减少“左”的干扰。民主人士李文卿向他反映农村“青壮炼钢去，粮棉没人收”，浪费严重。他痛心地说“隔手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大跃进是好心好意办错事，急急忙忙走弯路”，立即以省人委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先收秋，后炼钢”，减少损失。

三年困难时期，主产粮棉油的八百里秦川，自然条件好，水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为什么生产力破坏最大，减产最严重?伯平在1962年1月22日省委常委会议上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一是违背生产规律，随意扩大复种指数，盲目推行不成熟的技术措旋，群众懂、我们不懂得的乱指拨，群众不懂、我们懂得的又不管;二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全县一个“生产队长”，一把号，一个调，群众没有生产自主权;三是频繁变动生产关系，小队并大队，小社变大社，小县合大县，穷折腾，折腾穷;四是民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整得人不敢说真话，虚报浮夸，群众遭殃。

渭北旱原地区，是我省的“第二粮仓”，主产小麦，年产量和商品量均占全省的30%左右。但由于盲目扩大复种指数，大种玉米等晚秋作物，大量减少正茬麦，形成了“秋倒夏，夏倒秋，两料不如一料收”的恶性循环。伯平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自己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提出渭北旱原地区农作物的配置和轮作倒茬应以种粮为主，粮食以小麦为主，小麦以正茬麦为主的“三为主”方针。同时根据耕作粗放的情况，提出“深耕、保墒、施底肥”的主要技术措施。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伯平召集省委政策研究室和农口的同志进行了多次座谈讨论，并派王伯惠(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李浩(省农业厅)等同志专门到西北农学院和省农科分院同专家、教授座谈讨论，征求意见，结果证明伯平的意见是正确的。伯平反复强调，对于农作物的合理配置和轮作倒茬，实际上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农民同自然作斗争的智慧和经验。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他把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加上按语印发与会同志学习，提醒大家一定要借鉴古人种树经验，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如果揠苗助长，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他经常教育干部要相信农民自己会种地，不要外行指拨内行。当然，他也认为农作物的合理配置和轮作倒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农业的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的逐步实现，农作物的配置和轮作倒茬必然要发生变革。我们要处理好稳定和变革的关系，当稳则稳，当变即变。在伯平的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渭北旱原地区在3年调整中，终于扭转了盲目扩大复种指数的局面，促进了全省的粮食增产。

四、大兴农田水利

解放初，陕西水地面积只有3C0多万亩，直至1958年也只有八九百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3%左右。全省农业生产上的主要矛盾是十年九旱。伯平面对这种情况，十分焦急，用了很大精力在“水”字上大做文章。首先他同自治民等同志一起，组织水利、水保部门和省有关方面的专家，制定陕西水利建设的长远规划。1958年4月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秦晋豫三省长三门峡会议。他根据会议确定的“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精神，尽量使陕西少淹地、少移民。同时，陕西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量大约有5.4亿吨，占三门峡年输入黄河泥沙量的39.5%。总理要求陕西认真解决这一严重问题。伯平根据总理指示精神，立即组织力量，具体部署，落实措施，掀起了以水利水保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到重点地区视察指导工作，省委还批转了他视察泾阳、三原等地的调查报告，着重解决了制订小流域治理规划和落实技术措旋等问题。伯平一再告诫各级干部，“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他视水如命，常抓不懈。1958年9月他在全省水利会议上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各个方面阐明发展水利的重要性和具体途径。他说，农作物需要水，天上就下雨，要多少、下多少，这是对立的统一;反过来，农作物需要水，天上不下雨，成了旱象、旱灾;或者农作物不需要水，天上不停的下，成了雨涝灾害，这就是对立的斗争。我们认识和掌握了这一规律，就能控制它，利用它，发挥它有利的一面，克服它不利的一面，那就能变水害为水利，变旱地为水地。他特别强调，既然对立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永远存在。因而，水利问题永远存在，水利工作也永远存在，水利潜力是永远挖不尽的，水利工作也永远不会到顶。因此，他从多方面提出了解决水利问题的新办法、新路子。并对“小土群”、“蓄引提”，大力推广。1959年11月27日，他在乾县、彬县、铜川等五县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蓄水要长藤结瓜，节节拦，节节蓄;引后蓄，蓄后引;提后蓄，蓄后提;长蓄短用，零蓄整用;闲时蓄，忙时用，涝时蓄，旱时用。要把天上水，地面水，地下水，洪水、河水、泉水都蓄得住，用得上。蓄水不仅能浇地、防洪，还可以养鱼养鸭，发展水产，一举多得，一物多用。

五、搞活城乡市场

伯平一贯重视搞活农村市场，活跃城乡贸易。1956年4月27日他在省供销社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我们的合作社商业主要是领导和管理农村市场，掌握市场的变化特点和规律，适时地满足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发展生产是活跃市场的源泉。他常常引用农民的话说:“有粮吃，有钱花，日子才算没麻达”。1958年12月24日他在汉中地、市干部大会上讲到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时说，有人担心发展商品生产，会把我国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误解。他们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因为我们的商品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绝不会走向资本主义。他强调在农村要大抓副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促进商品流通。农村如果没有一个多种作物、多种生产、多种经济综合的、全面的大发展，没有产品中商品部分的大量增加，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为了搞活城乡集市贸易，他不但要求各级干部认真调查研究，而且多次深入市场考察。有一次他在视察西安市和平路菜场时，看到三车菜就有一车霉烂，当垃圾倒掉，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城里人把菜当‘药’吃，大都倒了渣;乡下人把‘药’当菜吃，视野菜为宝”。1962年西安八仙庵自由市场形成后，全国20多个省市的商贩来此进行物资交流，震动很大。当时多数领导干部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泛滥，主张关闭。而伯平和张策同志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把近市变成远市，明市变成暗市，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这些正确的观点和主张，后来竟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六、“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创造"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误，全省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困、马乏、地瘦”的境况十分惊人。粮食连年减产。1961年比1956年减产33.5亿斤，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30斤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浮肿、干瘦病普遍发生。1962年，同当时有些唱高调的虚夸作风相反，伯平认为“陕西经济上的困难还没有到沟底，还在继续下滑，不容乐观”。从省到基层，各级都在探索克服困难的非常措施。而最讲务实的农民和一些生产队，却从1959年调整公社体制时起，就或明或暗地采取增加“自留地”、“下放土地”或包工包产到组到户的办法，多打了粮食，吃饱了肚子。面对这种实际情况，不少地、县的负责同志，也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一种克服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但在1962年7月召开的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三届四次扩大会议上专门讨论农村工作问题时，许多同志却心有余悸，足将进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会议开了半个多月将要结束时，对“包产到户”问题仍然讳莫如深。鉴于这种情况，伯平专门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决定会议延长3天，要求大家以对全省人民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展开讨论，把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真实地反映出来。对“包产到户”问题，伯平意味深长地启发大家，“这是新事物的诞生，还是旧事物的复活?是良药，还是毒药?是劳动人民的创造，还是走回头路?”他要求讨论这个问题，“不要受中央红头文件的束缚，也不要受省委红头文件的束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唯实不唯上。要实事求是，不要假事求非。他坚定而又明确地表示:“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要坚持的，但作法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如20户左右的基本核算单位、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增加自留地和饲料地等)。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包产到户和单干不一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当时在会议讨论中，虽然有不少同志提出:“包产到户最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包产到户最有利于克服长期‘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即使叫单干，也是社会主义的单干”等。这些观点都是击中时弊，符合农情民意的。但由于“唯公唯大”的紧箍咒，多数人仍然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单干，不宜推广。尽管如此，伯平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还提出:“包产到户作为政策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但对那些单庄独户、居住分散又不便于参加集体生产的，可以允许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开了农村合作经济搞活的一个口子，受到了农民的欢迎。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当时农村出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了批判，也批评了户县主张包产到户的“三个党员来信”，伯平始终没有表态。随后，各级对“信产到户”的批判逐步升温，层层批判，赵伯平也难能幸免，被戴上“动摇”的帽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62年11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陕西地区曾经一度刮起的单干风中，也有少数负责干部发生了动摇，倾向于‘包产到户’，或者明确地主张‘包产到户’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同志，就曾经认为‘包产到户，不一定是单干，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当伯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被迫作违心的检查时，仍然坚持“包产到户和单干不一样”，“是一种生产责任制”。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枥上骅骝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0高龄的伯平心情十分喜悦和激动，欣然提笔赋诗，写了《农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颂》;“(一)春季好风光。为祖国，争小康，四化促进生产忙。休息田埂旁，眼看心中想，责任制，政策真优良。联产量，专业承包合同渐推广。(二)秋季天晴朗。丰收谷，堆满场，喜交合同订购粮。国家增力量，农民渐阜康。幸福路，越走越宽广。齐欢唱，感谢马列主义指方向。”

第十二章

事实求是和群众路线

一、    纠正浮夸风

在“大跃进”年代，一度出现的平调风、浮夸风，愈演愈烈。伯平察觉到这种歪风，如果不纠正，将会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他曾多次提醒各级干部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59年1月9日，他在省委二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必须提倡科学分析，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精神结合起来，急躁浮夸和右倾保守都不是实事求是。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胜利和困难，都要有一分讲一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既不因缺点而垂头丧气，也不因胜利而冲昏头脑l既不害怕困难，也不轻视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充沛的干劲和清醒的头脑。那些经常坐在办公室内，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的人，往往不是右倾保守，就是胡思乱想。治疗这种病的最好药方，就是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伯平在批评虚假浮夸的统计数字时，尖锐地指出:有些‘“神仙”数字，看起来很“可观”，实质上“可疑”、“可怪”，很不可靠，更不可用。有的是上边的官僚主义者强迫下边捏造出来的;有的则是下级为了讨好上级而“创造”出来的。这种弄虚作假的作风都是要不得的。在检查纠正浮夸和“共产风”中，有些干部怕丢掉面子，顾虑重重。伯平耐心地说，检查错误是洗脸，不是抹黑，如果怕丢面子，不愿检查和纠正错误，将来就会丢掉更大的面子。他反复叮咛，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不要把小是小非和大是大非拉在一个架板上，更不能用粗暴的行政命令办法。

二、正视和克服困难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困难面前，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员相信不相信群众的严峻考验。伯平在1962年7月的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克服困难的积极正确的态度，就是依靠群众，充分地估计困难，具体地分析困难，认真地克服困难和战胜困难。对困难要敢于正视它，有几分就承认几分。对困难的严重程度和产生的原因，要进行具体分析，找出解决办法，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战胜它，即使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勇敢地挑起重担。这种态度，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与此相反的错误态度，一是不愿意正视困难，总想把困难说得轻一点，小一点，粉饰太平;一是空喊困难，不做扎实工作，坐而论道，清谈误事;一是害怕困难，革命意志消沉，知难而退，悲观失望。这种态度，只会麻痹人们的思想，松懈革命斗志。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充分地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挺起胸膛，信心十足地迎击困难，战胜困难。

三、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伯平经常教育干部，要当人民的先生，必须先当人民的学生，恭恭敬敬地向群众学习，老老实实地向实践学习，要把“看景不如听景”变成“听景不如看景”，一边调查研究，一边解决问题。1955年1月29日，他在省级机关科处长以上下乡干部大会上说:“要当人民的先生，必须先当人民的学生，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只有对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弄得滚瓜烂熟，对农村、城市的客观实际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当好先生。千万不能‘情况茫茫不知晓，穿上制服到处跑，信口开河刀子嘴，摸摸头脑一张表’。古人说:‘人之患，患为人师’。我们应当记住这句名言，真心实意地拜群众为师。要真当学生，不要假当学生。有的人装的虚心向人民学习，但实际并没有倾听群众的意见，这是假当学生。”

四、重视群众来信来访

伯平非常关心群众的来信来访。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的一条主渠道。进城以后，他要求从市到区的各级党政负责同志，都必须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街道，同工人、农民、居民建立直接接触和对话。他从市委做起，加强和改进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各级党委都有一名负责同志管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市区政府各有一名副市长、副区长接见群众来访，并把星期三定为接待群众来访日。对人民群众来信，各级领导同志要亲自处理。伯平给自己提出的“约法三章”是:来访找他的亲自接待，写给他的信亲自批阅，来访的难题难事亲自解决。一次，他外孙的奶父从农村来看他，被门卫挡回。他得知后，立即着外孙带上礼物，专程去赔礼道歉。伯平反复强调，处理群众信访工作，要配备得力的专职干部，但也只能起接待、督办作用，该各级领导自己办的事不能假手于人。到省委工作后，他经常深入基层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把它列为秘书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他常说，没有群众的信访，就等于缺少耳目，多一个群众信访就等于多一个知心朋友，多一个好参谋，使工作少犯错误。

五、不为临祸而改节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讨论国民经济形势，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的同时，根据康生捏造的罪名，错误的指责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并组织了揭发批判。当时西北小组与会的同志，迫于形势的压力，普遍发言表态，划清界限。唯独伯平同志默不作声，不揭、不批、不表态。有些同志一再动员他发言，他始终守口如瓶。“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以，“识时务者为俊杰”，劝他表态。伯平严肃地说:“表什么态?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伯平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原因就在于他有坚强的党性。他认为迎合某些领导人的需要，就会丢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灵魂，丢掉共产党员的党性。

随着所谓“反党集团”专案组对习仲勋等同志进行审查的深入开展，伯平早就预感到“在劫难逃”。中共陕西省委于1962年10月至11月先后召开了多次常委会议和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要他“交代”与“反党集团”的关系，并罗织罪名，指责伯平“界限不清，立场不稳，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和带组织性的错误”，“有盲目的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赵伯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据理抗争，如实说明他和仲勋同志虽相交至深，但都是工作关系和正常来往，根本不存在任何非原则和非组织活动。然而，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伯平仍然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调离陕西。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伯平的冤情才得以彻底洗雪。仲勋同志当面称伯平是他的“良师益友”。

第十三章

繁荣陕西戏曲

一、    培养戏曲人才

伯平从50年代初，就着手在文艺戏剧界，倡导建校设课，培养人才。在他的支持下，相继成立了戏曲研究院、陕西省戏曲学校、电影艺术学校、舞蹈学校等多个培养人才的基地。至1957年，共培养戏剧理论、创作、音乐、舞蹈和青年演员1181人，其中优秀人才占30%以上。不少人后来成为陕西戏剧舞台上的名角和骨干。

伯平重视和培养人才视野很广，不论是旧戏班的老艺人，还是新剧团的小苗子，不讲班辈，不拘一格地选拔使用。对用人，他有严格的标准。就以挑选演员为例，他经常叮咛;挑一个出色的演员，必须掌握“功、容、德、智、健”5个字。在相貌体形上，要选“日、同、母”(旦角、须生、大净)，不选“申、甲、由”(枣胡形、锥子形、秤锤形)。在表演艺术上，要“唱、白、做、打”样样过硬。他还特别重视对演员的艺德、艺风教育。1959年他邀集名艺人游园时说:国有国法，戏有戏法，演员演戏要为戏中人服务，不要卖弄个人技巧。要争戏演好，不要争演好戏(争角色)。他还告诫大家:要搞团结，不要搞磨擦。团结就是人和，人和就是吉利、顺利、胜利;不搞人和，就产生磨擦力、对抗力、破坏力。要搞流派，不要搞宗派;要搞艺术，不要搞权术;要长志气，不要睹闲气;要互相补台，不要互相拆台。这些忠告，针对性很强，对干部和演员教育很大。直到80年代末，他还给省艺术学校教师、弦板腔名演员杨巧言题词;“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坚持正确文艺方向，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献身艺术教育事业”。在他的关怀下，戏剧界许多老艺人的艺术生命获得新生，许多青年演员成长为新秀，在戏剧界传为佳话。正如多年任省文化局长的鱼讯在一首《赞赵伯平》的诗中描抒的:“一片丹心育奇葩，两袖清风拂彩霞，朝阳东升勤梳柳，好雨随风润百花”。

二、挖掘抢救传统剧目剧种

伯平非常重视对传统剧目剧种的挖掘、抢救工作。他在50年代初就指示省文化局成立了专门机构——省传统剧目工作室。并组织了关中和陕南两个传统剧目发掘组，深入各地剧团和老艺人中，采用收集、抄录和口述、录音整理等多种方法，共挖掘整理出传统剧目8700多个?编印成册，在陕西戏剧史上立了一大功。陕西是个戏剧大省，以秦腔为代表的古老剧种有30多个。解放前，多数剧种萎靡不振，有些已濒临绝种。像“同州梆子”，是“梆子腔”的鼻祖，已经绝迹于舞台近半个世纪。许多名艺人家破人亡，活着的也凄凄惨惨。在伯平的关怀下，立即组织班子，大力进行抢救。1956年6月，他们荣幸地在“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作了展览演出，受到好评。1959年和1961年又两次赴京汇报演出《破宁国》、《石佛口》、《辕门斩子》等节目。周恩来、贺龙、习仲勋等观看了演出。梅兰芳曾7次观看，并给以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发表专文评价陕西民间剧种是“老树红花，别具一格”。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赞扬“同州梆子的演出轰动了北京”。

三、小戏搬上大舞台

为了繁荣陕西戏曲，伯平还创造性地探索将小戏搬上大舞台。他独具匠心，把渭南县谢德龙碗碗腔皮影社调来西安，同省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专家一起“种试验田”。连续10多天中，每天一本戏，边看边研究。经过对剧目、表演艺术、音乐唱腔的专题研究，最后决定由鱼讯等将《万福莲》加工改编为《女巡按》，搬上舞台，初创成功。接着又陆续将木偶、提线、皮影演出的阿宫、弦板等18个剧种，搬上了大舞台。1960年3月，在西安举行了陕西省小剧种搬上大舞台的剧种会演，共演出32个节目，取得了改造传统小剧种的丰硕成果。1961年9月，大荔县碗碗腔剧团和富平县阿富剧团赴北京演出《兵火缘》、《二度梅》、《金碗钗》、《王魁负义》、《女巡按》等39多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文艺界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以《陕西一批民间剧种搬上舞台》为题进行了宣传报道。

四、把《三滴血》、《火焰驹》搬上银幕

伯平为了把秦腔发扬光大，决心将一些名剧搬上银幕。1956年4月，他亲自召开会议，组织省市戏剧界的专家、学者研究，将《火焰驹》拍摄成电影艺术片。随即组织一流的专家、导演、表演艺术家，从剧本修改到排练，精雕细刻，进行艺术创造。1957年经他拍板，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机拍摄，开了陕西地方戏曲艺术史上的先河。不久他又同省委张德生、赵守一等同志一起积极组织拍摄《三滴血》，并得到各方面的大力配合。两部艺术片上映后，反响强烈，提高了秦腔艺术在全国的声誉。

人们不会忘记，由于伯平等同志的辛勤耕耘，陕西戏剧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辉煌时期。在省、市委的领导下，从1956年到1962年的7年间，陕西省、西安市举办过的各类较大型的文艺戏剧会演、调演、展演、串演、献演等就有十五六次之多。特别是“三大秦班赴京华”、“三大秦班下江南”，曾轰动京城上下，享誉大江南北，使陕西戏剧舞台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出现了好戏连台、盛况空前的新局面:

伯平一手抓文艺舞台的繁荣，一手抓文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西北局和省、市委的关怀下，从50年代开始，就陆续新建了人民剧院、五四剧院、民主剧院、儿童剧院、新城剧场等，初步改变了基础设施落后于文艺事业发展的状况。特别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建设，伯平费了很大心血。1954年，中央根据第一个五年文化建设的规划，确定在西安建设中国西部电影城——西安电影制片厂，厂址已选定大雁塔东侧，征地500多亩，计划投资2亿元，己开始动工。1955年3月，又突然决定停建。当时省文化局考虑到工程已经铺开，而且西北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就提出由省上接建的设想，得到伯平的积极支持，立即拿出了一个详细的接建方案，并经省委同意实施。从1955年到1958年，西北第一个电影制片厂提前竣工投产。在建厂过程中，伯平自始至终对工程的施工以及竣工后的人员配备、培训、设备购置等，都提出了许多超前性的意见，为陕西电影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戏剧改革

伯平倡导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厚古而不薄今，.尊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在文化戏剧领导工作的实践中，他正确地处理批判与继承、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始终以开拓者的姿态，在弘扬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提高。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倡议和支持“关中八一剧团”在舞台设计、音乐唱腔、布景绘制以及剧团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尝试，克服了沿用多年的那种“一桌二椅”、“千人一面”、“百人一腔”以及舞蹈节奏与音乐不粘的弊端，推出了如《闯王遗恨》、《白毛女》等一批成功的剧目，受到各方好评。

西安解放后，文艺戏剧也面临着改革的艰巨任务。伯平立足于除旧创新，从各方面推行了对文艺戏剧的改革。1950年11月7日他在西安戏影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开展戏剧改革运动”的号召。12月，他又提出“关于易俗社今后工作的建议”，要求从改编旧戏，编写新戏，实行民主管理，提高演职人员生活待遇等方面逐步进行改革。1956年他亲自主持了陕西省戏剧改革座谈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诸如坚持文艺方向，表现现代人生活题材，关于历史剧的修改，对待历史人物和神话剧的态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特别是关于秦腔舞台艺术改革的问题，他在批评了一些人轻视秦腔艺术这一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后，从多方面分析了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在秦腔戏剧创作上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的倾向。语言上罗罗嗦嗦，千千巴巴。舞台道具上一片青灰，缺乏鲜明的艺术色彩。在导演上存在着千篇一律和某些自然主义的弊端。在表演上存在着粗制滥造和老一套、公式化的作风。在“唱、白、做、打”方面有抛弃遗产的倾向。在“唱”的方面.，悲戏中过来过去是滚白、滚板，滚来滚去，滚得毫无棱角。在喜剧中，不是“花二流”，就是“平二流”，流来流去，流得淡然无味。有些演员，吐字不清，把“唱戏”变成了“哼戏”，有韵无字，观众听不懂。有的少腔无调，把“唱戏”变成了“说戏”，有字无韵，听来不悦耳。在“道白”方面，台词粗糙，语汇贫乏，既无音韵，又无节奏，前辈们留下的“字字掷地作金石声”的音乐性道白，很少听到了。在“做”的方面，公式主义、自然主义都有，或不加区别地套用一种程式，或干脆抛弃这些程式，把现实生活中的表象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在“武打”方面，本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现在不过刀、枪、剑、戟几种而已，而且打的既不紧凑，也不整齐有力，枪当棍用，乱抡一通。在音乐方面，挖掘固有的曲牌曲调、吸收其它剧种的音乐等都做得不够。他要求戏剧艺术工作者，把加强舞台艺术的学习研究，作为重点示范，正确地继承、发展、改革和提高。他认为，要取得改革的成功，还必须改革创作和艺术实践方面的各项制度。在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和剧团之间，试行各种业务上的合同制等。他提出克服分散主义、拖拉作风和“自己爱干不应千的硬干，应干而自己不爱干的硬不干”等现象。伯平的这个讲话，对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陕西戏剧，起了鼓舞、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伯平还是一位业余的剧作家。他编写的剧本，既有现代剧，也有传统剧。他不仅在边区创作和改编了大量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抓戏剧繁荣的同时，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戏剧创作中。由他亲自改编的传统历史剧有同州梆子《破宁国》(与罗明合作)、《辕门斩子》(用稽奇笔名)和弦板腔《取桂阳》等。《破宁国》是根据同州梆子演出本改编的。主要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元末封建暴政的故事。在改编中，他根据历史小说《英烈传》增写了红巾军元帅大破宁国城、收复宁国路、生擒宁国守将朱亮祖以及朱弃暗投明等情节，充分揭露了元王朝的黑暗统治，讴歌了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使剧情更加集中概括，使剧本的思想性、艺术性更加鲜明。该剧于1961年由省戏曲学校同州梆子班赴京演出后，获有“老树红花”之誉。《辕门斩子》的改编，主要是配合当时的形势，突出了扬军威、整军纪的情节。《取桂阳》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新编，反映赵云打下桂阳后，为了江山社稷而拒婚的英雄气概。1962年由乾县弦板腔剧团演出后，获得好评。著名剧作家樊粹庭说“《取桂阳》的剧词写得如诗一般!”伯平参与修改过的剧目，加上他在边区创作和改编的剧本，总计有一二十部，数十万字，在陕西戏剧界颇有影响。他在边区改编过的《三滴血》，解放后又经他和一些同志修改完善，1959年赴京演出后，又一次引起轰动。周总理说;“它是戏曲舞台上继昆曲十五贯之后的又一台好戏!”

六、保护文物

伯平是陕西文物保护工作的奠基者。他十分重视对文物古迹的整修和发掘。陕西是个文物大省，地上地下都是宝。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以保护文物为己任，每到一处，都再三叮咛要把革命的遗址遗物和历史文物保护好。50年代初，他多次要求西北文化局的负责同志，对各地的文物古迹、革命遗址进行普查。他对“丝绸之路”沿线的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吐鲁番古城、青海塔尔寺、宁夏清真寺、临潼华清池、华阴西岳庙以及关中帝王陵墓等视为瑰宝。他指出:这些文化遗迹，现在回到了人民怀抱，如果在我们手里遭到破坏就是犯罪。1955年，当省文化局的领导同志向他汇报全省文物经过大力挖掘，共出土文物27600余件，整理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11900余件时，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在他的关心支持下，在省、市的共同努力下，包括西安碑林、兴庆宫、半坡博物馆在内的10多项重点整修工程得以顺利完成。对于西安古城墙的保护，伯平也是具有头功的。1958年“大跃进”中，有些人把西安城墙视为封建城堡，主张拆除。部分城垣蚕食毁损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伯平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要求保留。在习仲勋同志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城墙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年代初，马文瑞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又经过全面整修，墙、河、林、楼、路综合治理，面目一新，现巳成为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堡旅游景点，为世界所注目。

第十四章

“文革”罹难

1963年至1966年，赵伯平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分管法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赵伯平为“叛徒”、“托派”，长期加以政治迫害。

一、    揪离北京

1966年9月底，赵伯平被取消出席国庆招待会和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资格。有关方面的解释是为了给“红卫兵”代表让出一定席位，而让部分党内领导同志“顾全大局”。接着，伯平被停止了工作。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造反派，以所谓文艺黑线和对林彪的态度等问题，对伯平发难，并抄了家，切断电话，停止供暖。当时，有一封伯平家乡的来信和孙儿写好的复信，竟被当作“对抗社教运动”的罪证强行夺走。家人对伯平“入死争今世”，“而今食此遭”的惨状，极感痛楚，不禁潸然泪下。伯平劝慰他们“这点事算得了什么?我的工作和历史都没有问题。你们不要为我担心，要相信党中央会把问题搞清楚的!”

同年12月下旬，西安的一批造反派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要将伯平揪回西安批斗。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人大常委会机关对伯平采取保护措施，不许造反派把人揪走。伯平被安排到机关后库保护起来。但后来因造反派内外串通，终于被揪走。1967年1月23日、伯平离开北京时，给女儿和孙儿嘱咐，他可能长期离家，要他们做好思想准备。

伯平被揪回西安后，多次同习仲勋等一起被挂牌、游街、批斗。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他改编的同州梆子《破宁国》中有几句唱词:“官途多艰险，伴君如同伴虎眠。尽忠忱，遭谪贬，何日才能拨云见青天”。竞被说成是把矛头指向党的主席，替彭德怀鸣冤叫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伯平临危难而不惊，处涸澈而犹欢。当一些青年名演员，也被戴上种种黑帽子，同伯平等一起游街陪斗，吓得胆颤心惊，痛哭流涕时，伯平不仅安慰她们“放宽心，不要怕”，而且躲开“红卫兵”还同仲勋等同志暗暗逗笑。

二、“监护”和“流放’’

1967年春，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宣布对赵伯平、习仲勋等实行军事“监护”。从此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开始了他长达7年之久的名为“监护”实为“监狱”的监禁生活。在“监护”期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伯平的“审查”，实际是无休止的身心折磨。今天被找去谈话，明天又要“交代”问题，经常受到监管人员的训斥侮辱。有时竞被罚站、罚跪、罚背面粉，罚晒太阳，甚至拳脚相加。面对这种酷刑般的折磨，宁折不弯的伯平，同林彪、江青迫害老干部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审查人员要他承认是叛徒，他大义凛然，以自己在国民党狱中对敌斗争的英勇事实给予反击;审管人员要他交代别人的所谓问题，他宁可受侮辱，也不投其所需，写违心材料。有一次，监管人员因他没有按时写出、证明材料，竞破口大骂:“你像一头老牛，不用鞭子抽，就不拽!”伯平愤怒地说:“我是人民的老黄牛，不是你们抽的牛!我写证明;材料，要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凡是没有回忆清楚的事，你就是用鞭子抽，我也不会写出一个字!”他对监管人员的胡作非为，针锋相对，分毫不让。有一次，他因放风超过时间被罚站，就对，监管人员说“罚站就是体罚，你罚我站几分钟，我就给佟记几分?钟的帐!”监管人员一时恼怒，对他拳打脚踢。伯平怒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一条不准打人骂人，你这是违犯军纪，解放军抹黑!”这个监管人员感到理亏，反而抵赖说:“谁打你?是你打我!”伯平戏谑地说:“我打你了?是我的胸膛打在你的拳头上，我的肚子打在你的皮鞋上!”辛辣的话，驳得那人窘相毕露，悻悻而去。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些监管人员对伯平的迫害，竟至体罚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次扛两袋面粉，实在令人发指。

在“监护”中，赵伯平曾受到江青、康生的密谋诬陷和迫害。1968年7月2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这个名单中，被迫害的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88名，其中诬陷赵伯平为“叛徒”、“反党分子”。此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氐责人也以“叛徒”、“彭高习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黔。罪名”，在全省范围内点名批判，其亲属亦受到株连。1973年，伯平虽然离开军事“监护”而回到北京，但仍然受到控制。1975年夏。他又被疏散安置到湖北沙市。此后，同他结发一生的老伴已不牵离开人世，他形影孤单，由女儿和孙辈照料着他的起居生活。直到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后，才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调回北京，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劫难生活。

三、恢复工作

1979年2月，赵伯平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时，赵伯平为特邀委员。1980年8月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被增选为常委。这时伯平虽已年近八秩，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经常参加政协常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参政议政。1981年上半年，他多次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他在连选连任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孜孜不倦地钻研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积极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先后以特邀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特别是他以耄耋之年.，在人生的赛场上跑最后一圈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拼搏的机会，仍然夜以继日地埋头书案，笔耕不辍，撰写了近10万字的回忆录和党史资料。这是他晚年生活的最大乐趣和最终奉献，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十五章

高风亮节

一、    爱护人才

伯平一贯爱才、惜才。他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为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伯平总是尽力保护有真才实学，敢于直言忠谏的知识分子。1955年机关内部肃反时，有关部门要审查著名民主战士、原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的历史。伯平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1946年5月，胡宗南的两颗子弹已经给李敷仁做了结论，还有什么可审查的?1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原省作协副主席郑伯奇、省美协主席赵望云，对加强和改善文化工作提了些意见，有些人要把他们定为右派。伯平审批时保护过关。对省文化局报送的基层定右派名单，伯平也一一过目，保护了李正敏、刘毓中、苏育民、宋尚华等许多知名人士。

1959年庐山会议后，鱼讯因抵制中央文化部的一些“左”的作法，被批判了一个星期。后来伯平找鱼讯谈话，第一句就问:“想不通吧?不要说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党的干部最可贵的就是实事求是!”1962年，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时，伯平又挽救了一批下放劳动改造的好同熹’。诸如文艺界的袁多寿、李瑞阳、王槐蔚等，为他们解忧洗冤，鼓励他们振作精神，继续为人民立新功。这些同志感动地说:“知我者，赵公也!”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左”倾路线风行的年代，伯平也难免有错。但他光明磊落，知错必纠，从不文过饰非。1962年3月13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伯平坦率地说:“1959年反右倾，我是过火了。批判刘国声(原省委农工部副部长)，我讲过过头话，是失言，要向他赔礼道歉。”

伯平不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而且对各界劳动模范、积极分子也关怀备至。1957年1月，伯平听到一位搞创作的同志在礼泉县烽火社把王保京拉去斗争了。生气地说;这位同志自己写东西不是老老少少一行行，就是男男女女一对对，他们什么生产成绩都闹不出来，跑去斗争劳动模范了。如果王保京虚报了一些产量，那更正一下就是了，有什么可斗的!他的合作社毕竟是大大增了产，打下的粮食两年吃不完，斗他有什么好处?劳动模范有缺点可以批评帮助，但一定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二、学而不厌

伯平智圆行方，历史知识丰富，马列主义功底深厚，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半个多世纪如一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人们称他“历史通”。他对《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以及古典小说、诗词，如数家珍。他始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摆在首位。即使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不论是蹲监狱，还是关“牛棚”，从不放松学习.有一股韦编三绝的精神。1936年在狱中熟读《资本论》;1963年调到北京后，经常翻阅《资本论》;“文革”期间，《资本沧》又伴他度过艰难的岁月。1991年，他年近九秩，还多次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和后代一定要学好《资本论》，并说:“不读资本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重视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最忌断章取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统一整体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弄懂弄通，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还说:“不要好高鹜远、急于求成、浅尝辄止，要融会贯通、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文革”中，他消极对抗林彪鼓吹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他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把握住的，它是通过对问题完整系统的论述体现出来的。满足于背语录、记警句，不研究形成每个精辟论断的完整体系，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成为教条主义的书呆子。”1957年5月，伯平在学习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讲话时说:“我们生活在矛盾之中，处处有矛盾。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有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有矛盾，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有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就必然有斗争。我们不能否认它、回避它，而要承认它、正视它、解决它。”关于闹事问题。有些人担心闹事，害怕闹事，一旦闹起事来，惊恐万状，草木皆兵。伯平认为，对闹事要具体分析，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不合法的。闹事从那里来?一般说是官僚主义造成的，个别也可能有反革命分子捣乱。对闹事不要怕，怕闹事就是怕群众，怕丢官。应该相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对闹事要冷静分析，正确对待，不能用压、骗、打的办法，而要着重于教育。我们怕“乱”，人家怕“整”，怕“乱’’就可能乱“整”，一“整”就可能整乱。我们通过对许多闹事事件的调查分析，大部分没有反革命分子。省公安机关曾发现过两起所谓的反动标语，一个是儿子向他爸要钱，他爸不给写的;一个是想试验一下公安机关的破案本领而写的。因此，我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吃一副“清醒剂”，切实纠正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不要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是伯平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的又一重要观点。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上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缺点。他们往往容易犯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的毛病。因此，我们在着重反对右倾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和防止“左”的偏向;在着重反对“左”倾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和防止右的偏向。对于右和“左”的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谨慎对待。既不要把思想领域和工作中似是而非的问题随便戴上“左”或右的大帽子，也不要把似非而是的问题漠然置之，更要切忌视正为右，视“左”为正，无限上纲，伤害同志，贻误工作。

三、宽以待人

伯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直口快，从不整人。用他的话说，是“包公脸，婆婆心”。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受了他的批评甚至训斥之后，不仅毫无芥蒂，反而更加亲近，视他为严师诤友。凡是熟悉他的同志都有这样一个共同之感:和伯平在一起工作，没有后怕之忧。他交深言切，交浅言深，今君虽终，言犹在耳。对干部的缺点毛病，他主张“一劝二帮”，反对“门缝里看人”， “一棍子打死”。他说:“我们要批评错误，但不要错误批评”。对待干部这样那样的政治历史问题，“要历史的分析，重在表现，宜粗不宜细。只要交代清楚，就应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不要借以整人。”原省人民委员会一位老同志，1942年整风中，在历史问题上留下一个小尾巴，长期挂在档案上，本人被蒙在鼓里。1956年审干中，伯平让省委组织部复查后，立即面告本人，没有问题。后来，他反复强调，对待干部的历史问题，一定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公正求实，不能随便怀疑，动不动就挂帐留尾巴。即使有“尾巴”，组织上也要积极解脱，宜割不宜挂，既不能叫人背包袱，更不能抓辫子整人。他在用人问题上，公道正派，知人善任，从不安插自己的亲属，更不为亲朋好友“走后门”。越是关系密切越严格要求。

伯平一贯厌恶拍马奉迎的低级趣味，反对“抬轿子”，自己从来也不“坐轿子”。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有些人爱“抬轿子”，也有些人好这个调调，爱“坐轿子”。固然“抬轿子”的人不对，有私心杂念;但主要责任在“坐轿子”的人，他抬来坐不坐由你，你坐了就得为人家办事。要看到那“轿子”是无底“轿子”，坐了会把你抬到沟里去的。

四、艰苦朴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伯平担任西安市委书记期间，率先垂范，克已奉公，从来不搞特殊化，不追求物质享受，带头倡导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那个时候，市委机关住在新民街一个简陋的院落，他和老伴只住两间宿办合一的旧平房，生活清苦，精神奋发。他经常鼓励大家争当清正廉洁的表率。伯平在遵纪守法方面，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必先身体力行;要求别人不干的事，自己首先深恶痛绝。在作风建设上，他既抓正面教育，又抓反面教材。进城后，他多次告诫公安干警不能有特权思想。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公安系统开展了一场以反对白吃、白拿、白看(看戏、看电影)为主要内容的旧警察作风的斗争，处理了一些违法乱纪分子，教育了多数。仅此一举在群众中即树立起公安干警的良好形象。由于伯平律己很严，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蔚成风气。所以，许多同志感慨地说，西安市解放初期的5年间，可以说是党风、政风、民风和社会秩序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5年，伯平调到省委后，把家搬到建国路雍村，3间宿舍很简陋，生活依旧很朴素，穿的普通中山装，吃的粗米淡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工作上要和高标准比，在生活上要和低标准比。我们吃的‘干打垒(锅盔、干面)’，群众吃的‘水围城(包谷搅团)，，应该感到满足。”1960年从建国路宿舍搬至雁塔路新居，尽管住宿条件大为改善，伯平仍然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住的院落有大片空地，机关工勤人员利用业余时间种粮、务菜。伯平有时也参加整地、锄草、种植、收获等作务。他还有一个几十年不变的美德，就是济困扶危。60年代他改编古典剧《破宁国》、《辕门斩子》所得的稿酬全部捐给了经费拮据的省戏曲学校。他日常生活十分节俭，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拿工资，养活五口人，还供两个学生上大学。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置家俱的习惯，他家除了一个50年代制作的大木柜外，别无私产。但是他认为，“家有藏书自不贫”，购买书籍不惜花钱。1963年初他调北京搬家时，人们才看到他摆满5书架的史书、马列著作和古典小说、诗词，可谓汗牛充栋。

1968年4月，“监护”中的伯平从西安给老伴田芝荣去信，要她回忆家里在旧社会时的穷困生活。信中说:“你1938年进边区以前，家里年年闹春荒。全家10多口人每月只能买到6斗粗粮，每日只喝3顿包谷糊汤度日，就连窝窝头也吃不到，更谈不上蒸馍和面条了。你和大女儿终年劳动，常常吃饭缺盐少菜，晚上没油点灯，寒冬缺柴无煤，只得把牛粪晒干煨炕。因为大人小孩营养太差，你生而夭折的孩子就有五六个……”。一再叮咛老伴把这些艰难日子讲给孩子们听，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我们的。今后无论怎样生活，总会比旧社会好很多倍的。在沙市“流放”的日子里，他经常用“饱时莫忘饿时饥，有粮勿忘缺粮时”，“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谚语格言教育晚辈，即使过上富裕生活，勤俭节约的美德也不能丢。

伯平在北京工作的20余年，仍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全家仅有的一个大立柜和一个写字台，还是机关折价处理给他的。北京的人穿着是比较讲究的，而伯平却是“新三年，旧三年，洗洗烫烫又三年。”吃饭也很简单。粉碎“四人帮”后，他的老战友吕剑人去看他，问他吃的啥饭，他风趣地说:“二萝斗白骨精”——红白萝卜加米饭，确实是“蹈危如平，嗜粝如精”。吕老见他生活困难，送他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后来伯平邮寄奉还，吕老感动地落了泪。他的晚年生活，虽很清贫，却很充实，自信老树根深叶更浓，满目青山夕照明。

赵伯平同志于1993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深入实际，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他襟怀坦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

执笔:刘云岳、王一士、杨庚泉、吴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