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没有文化的美国》，调侃美国只有爱伦·坡的一行诗。

    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

    对于辜氏“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氏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1921年，德国哲学教授奈尔逊对中国留学生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指《哀诉之音》、《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当奈尔逊教授从《泰晤士报》获知辜鸿铭于北大辞职生活穷困时，准备汇款济助。德国人曾将辜氏作品译刊为《怒吼之声》(Vox Clamantis)，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读书会，以示尊崇。

    上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

    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泰戈尔获奖)。

    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