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
任弼时1920年16岁时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1943年，他进入由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和他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46岁时英年早逝。30年间，他始终战斗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列，不管风云变幻，党组织几经兴衰，他坚信马列、力挽狂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奋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革命的坚强核心，中共中央在任弼时逝世的讣告中，曾称他为“组织家”。
任弼时对党的建设有一系列论述，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党的思想建设。任弼时十分重视努力学习和正确运用革命理论。他从莫斯科学习回国参加实际斗争后，便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反对皮毛地背诵字句，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延安整风时，他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要“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进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历次错误路线的共同之点是:“不依马列主义的方法，不根据真实的阶级力量变动的分析，不考虑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按照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不是用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具体政策”;而毛泽东思想是以多年的斗争实践为基础，是从“新条件新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中抽出来的“适合中国环境的马列主义理论”，这种具体化、中国化的理论“丰富了马列主义科学”。(《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8-11页)
关于党的政治建设。他强调党员要具有坚强的党性，才能自觉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他认为衡量党性的标准是看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党员理所当然要忠实地、坚定地为党的利益奋斗，尽党章规定的义务，但应当建立在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上，不能出自于单纯的义务观念，“因为缺乏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的人，决不会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而且有可能成为盲从者。为了具备无产阶级的觉悟性，把握阶级意识，不管党员的社会出身和成分如何，都应该首先和自己头脑里的、同时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新的无产阶级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任弼时选集》第234页)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外，还要求有更加完备的思想方法。任弼时认为，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能不能使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三者高度统一，是革命者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
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他强调要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处在复杂的环境中担负着艰巨任务的党，“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任弼时选集》第239-240页)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党才能成为“坚固的整体”。他一贯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言和行，在党的四中全会上，对右派罗章龙和长征中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他一概反对，毫不含糊。1948年9月，进城前夕，他告诫:“正因为党的威信高了，更需要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他又说，纪律之养成是有条件的，但纪律之执行是无条件的，“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任弼时选集》第459页)
任弼时对待干部公道正派，不分亲疏，重在教育，反对宗派主义。他强调干部要与群众“融成一片”，善于向群众学习。他主张奖惩分明，“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必须加以奖励;而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加以处罚。特别重要的是要反对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任弼时选集》第299页) 对待在政治路线错误的地区或部门工作的干部，他强调要以历史主义观点作具体分析，因为党和干部发觉和认识错误路线是有过程的，执行者中又有属于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和利用党的错误营私的品质问题之区别，不可一概而论。
他还反对以“不教而诛”的惩办主义对待有错误的干部，甚至让群众乱斗乱打的“放任政策”。在土改整党运动中，群众批评犯有自私自利、强迫命令的基层干部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对于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原因在于农民干部的小生产意识和受旧社会的影响，他们掌权以后“很容易并且必然要产生”自私自利、官僚主义等错误行为;在执行战勤任务时，任务重，时间紧，分派不尽合理，也易于促成强迫命令。因此领导机关要向群众作必要的“解释”和适当的“保护”，在犯错误者承认并决心改正后，“万万不可作过多过重的处分”，更不要受某些群众一时甚为高涨的宗派报复情绪的影响而动摇自己正确的与坚定的方针。这种既讲原则，分是非，而又立足于教育挽救的态度，是促进干部进步的动力，形成对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保障。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任弼时一贯倡导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勤于和善于调查研究。他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要精确地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批评那种“离开革命的实际变化凭自己的愿望来决定问题”，不顾情况变化发号施令的恶劣作风。正因为他坚持调查研究，尊重实际，所以当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时，敢于从实际出发纠正工作中的偏向。1947年，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发生了扩大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利益等偏向时，他经过调查，在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端正了划分阶级的标准，系统地阐明了一系列政策，拨正了土改运动的航向。
任弼时非常重视发扬民主，但是他从不抽象地谈民主，而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民主手段来推动工作，促进党的进步。他认为民主化推行的程度，“要依据当时的客观条件来决定”。战争年代，强调一元化领导“是对的”，直接作战地区，强制性的命令也大一些，但是“这种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一旦有了相对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他的民主观，集中到一点，就是运用民主手段，保障党和人民的干部及其领导机关，拒腐蚀，永不沾，清正廉洁，服务人民。由于中国的社会特点和长期武装斗争的条件，他指出领导机关和干部“容易产生压制民主的现象”，或把对“军队的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因此，“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任弼时选集》第460-461页)
任弼时对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功绩，将永远闪耀于党的史册。他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其中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是具有生命力的。
《人民日报》1994年4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