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银梅老人和她的民族服装

1月18日，毛银梅走完了在中国72年的生活，她没有选择落叶归根，而是埋葬在湖北省孝感市的土地。享年95岁的毛银梅，是最后一名在华的韩裔“慰安妇”。80年前的那场战争，改变了毛银梅的命运，也改变了数十名女性的命运，他们有个共同的称谓:“慰安妇”，在日本政府或军队的命令下，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作为个体，她本身就是历史，身上记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随着她的逝去，活着的历史越来越少。

△灵堂

去世前想起了妈妈

首尔的冬夜，寒风凛冽。“慰安妇”和平少女像立在路边，厚厚的帽子、围巾、手套、袜子、毛毯，被裹得严严实实。一批韩国大学生在进行通宵静坐，守护着少女像。

自1992年1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以来，迄今为止每周三，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都会进行针对“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和平集会。

同样是周三，在中国的湖北，最后一名公开身份的在华韩国裔“慰安妇”——毛银梅老人走了。

“当时很清醒，身上疼的难受，就会喊她的妈妈。”毛银梅的外孙龙先生说，在异国他乡生活了72年的毛银梅，临终前还是想家了。

经历了断断续续一年多的住院治疗，因为肺气肿，去年12月28日，95岁的毛银梅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也是她最后一次住院。

可能是感觉到时日不多，1月3日，怎么劝也不愿意在医院治疗了，龙先生和父母将老人接回了家，“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星期。”

半个月后，1月18日早晨，毛银梅离开人世。

葬礼举办的很庄重，房前屋后摆满了亲戚朋友送来的吊唁花圈，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来了。

葬礼是按孝感的风俗操办的，但灵堂的布置增添了韩国的元素，来自韩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按照当地的习俗选用白色的布料布置了灵堂，

她也不愿意回去，要求留在中国。龙先生说，即便在奶奶晚年的生活中，她没有提过想回故乡——韩国。曾经有看望的韩国人告诉她，坐飞机两个小时就到了，邀请她回去。

龙先生对记者说:“我们也劝过她回家看看，但是她上了岁数不想动弹了，她说韩国老家没有人了，她坐车也坐不了。”

在中国的几十年生活，老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地道的湖北孝感人。她喜欢吃孝感菜，说着孝感的方言，母语——朝鲜语几乎淡忘了，毛银梅的养女黄美荣说，“很久以前，还听她说过朝鲜话，上了岁数也没说过了，应该都忘了。”

和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老太太一样，精神状态好的时候，毛银梅早晨6点就床，高兴的话，会坐车去三叉镇或者孝感市买些东西，下午晒会太阳，或者到人多的地方和街坊邻居聊天。晚上听一会收音机，十点多钟睡觉。

随着“慰安妇”身份的公开，这些年，志愿者给毛银梅老人带了很多故乡的东西，对故乡的思念日渐深重。2013年，毛银梅提出想要点故乡的土，志愿者真的给她带了过来。

高兴的时候，毛银梅还会唱阿里郎的朝鲜语歌曲，“经常唱，只要和她聊高兴了，让她唱，她就唱了，韩国人来看望她的时候也一起唱。”

△挂在家里的照片

朝鲜籍“慰安妇”的15万分之一

随着毛银梅老人的去世，韩裔的“慰安妇”在大陆已经消失。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是第一个登门造访毛银梅老人的学者。2001年5月9日，上海师大苏智良教授从报纸上了解到毛银梅老人的资料，此后资助毛银梅老人生活达14年之久。

从1993年开始，苏智良与夫人一起投入到对慰安所以及“慰安妇”地毯式的搜索中。20余年的时间，苏智良在内地找到的“慰安妇”，总数超过200位。

在苏智良寻访到“慰安妇”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只剩下15位。在毛银梅去世后的两天，1月20日，一位山西长治的名为刘凤孩的老人也去世了。

苏智良对记者介绍说，原来武汉还有一位韩国裔“慰安妇”，去年因身体病危，韩国政府将其接回了首尔的医院进行治疗。

联合国1996年发布的《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二战中，日军强征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达15万人之多，被认为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

不过，苏智良认为这是在没有对中国大陆调查的前提下作出的结论。经过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苏智良查证到上海的日军慰安所至少有90家，云南滇西地区也有数十个慰安所，海南、南京、武汉的慰安所各有60家以上。“我们保守地推算，日军的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其中半数是中国妇女。”

△晚年时靠坐轮椅出行

“慰安妇”的话题被始终回避

包括毛银梅在内，“慰安妇”的那段日子，成了难以愈合伤疤，没有人可以轻易揭开。

“其实我十几岁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通过外面的途径知道的。”在外孙龙先生的记忆中，奶奶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过自己“慰安妇”的经历，和他的父母也没有说过，家里人也没人去问。

即便是这些年，毛银梅的“慰安妇”身份已经公开，虽然她没有拒绝志愿者、大学生和社会团体来看望、采访，但是“慰安妇”的日子究竟怎么过来的，毛银梅始终回避。

2014年，导演郭柯准备拍一部“慰安妇”晚年生活的记录片，由于毛银梅身份比较特殊，郭柯首先找到了她，将她作为主要讲述对象。

“老人和我们说了很多，包括她和妈妈是怎么分开的，是怎么被骗到中国来的，但提到慰安妇的事情，她就比较谨慎了。”

“我们不能且不愿意逼她，就变换思路顺着当时的状态顺势往下拍。”郭柯和导演组的其他人尝试过很多方式，但是一说到“慰安妇”的事情，毛银梅就说“不提了”。在毛银梅的讲述中，她记得当时看到了很多日本人，还有很多女性被抓起来，多余的细节就不愿意说了。

不过，有一个细节让郭柯觉得已足以证实隐藏的“慰安妇”身份。郭柯发现，毛银梅会说日语。“她说的日语是欢迎光临、请进、慢走，只会这几句，我咨询了日本的朋友，这几句不是普通的礼貌用语，通常只是对长官说的，而不是普通老百姓说的。”

郭柯对记者介绍说，他们拍摄了20多位受害者，其实都是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选择性失忆”，“不想回忆被日本人凌辱的那一段，不能说轻描淡写，但就是说过去了就过去了，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

郭柯说，谈到日本人，老人们基本上没什么情绪变化，反而是所有老人说到家人的时候，都是很动情的，只要一说到家人就哭了。

△给年轻人讲述当年的故事

来世还想嫁到湖西村来

年纪大了的时候，毛银梅自己有时也会提几句往事，说自己在南京差点死过好几次。家人问他怎么死的，她就模模糊糊的说，那时候不是战争嘛，在汽车上、又换到火车上，不知怎么的没有死成。

战争改变了毛银梅的人生轨迹，也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那时候她还叫朴车顺，20出头的姑娘。

毛银梅生于现韩国全罗道北道风南区。小时候父亲外出务工后音信全无，随后母亲改嫁，她开启了流浪的生活。“母亲为了年纪更小的妹妹，在火车上，把她给丢下了，她当时就追着火车跑。”

十七岁时，由于婚姻不幸福，毛银梅离家出走逃婚。远离家乡到北朝鲜谋生，辛苦做了两年，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欠下老板一笔债。

在老板的欺骗下，她和另外两个北朝鲜的女孩子，在1945年初到中国，5月份辗转到南京，停留一个多月后，于7月来到武汉。先后被关在汉口、武昌的慰安所里，一起来的朝鲜”慰安妇”超过10人以上。

晚年的毛银梅仍然记得，武昌的慰安所在一座山下，离湖边很近，山上有蒋介石的塑像。慰安所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两个女孩一间房间，当中用布隔开。床是用木板搭成的，非常简单。汉口的慰安所里，人很多，日军看守很严。

据记者查证的资料，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军陆续在积庆里、大华饭店、生成里、联保里、粮道街等二三十处设立了慰安所，分别集中了大量中国籍、朝鲜籍、日本籍的慰安妇。其中积庆里的慰安所在沦陷后第18天就开始营业，是二战时期中南地区最大的慰安所。

“想起这个我就头痛”，毛银梅曾在采访中回忆说，慰安所平时是有下级军官来的，周末日本兵也来，有很多人，日夜糟蹋。“因为长得漂亮，到我房间里来的人最多。”

很多像毛银梅一样的“慰安妇”消失了。和毛银梅同一层楼的一个韩国姑娘，几个月后怀孕了，吃饭、喝水都要吐，骨瘦如柴，连上厕所的几十步路都走不动。她被日本兵抬出去打胎，再也不见回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慰安妇”被集中到汉口日本人的租界内，日军仍然派人站岗放哨。毛银梅趁日军看管松懈之际，偷偷地溜出了日租界。

“湖西村的人真是非常善良。他们都叫我朝鲜婆婆，朝鲜姥姥。平时，东家一把菜，西家一桶水。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是愿意嫁到湖西村来。”毛银梅在世总是这样说。

因为没有亲人，从日本人管制中逃出的毛银梅没有想办法回到朝鲜(当时)，而是与家在孝感三汊镇湖西村农民黄仁应成了家。黄的舅舅一家在汉口姑嫂树，黄曾与舅舅的女儿结婚，后妻子因病去世，舅舅怜惜外甥孤苦，撮合了他俩的婚事。

慰安妇的生涯给毛银梅老人的身体留下了不可逆的痛苦。结婚以后，毛银梅一直无法生育，两人经过协商，1952年前后收养了一个两岁多的女孩。养女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2008年以后，养女把老人接到自家居住。

毛银梅是朴车顺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她曾和很多人解释说，毛是为了感谢毛主席，“银梅”是因为丈夫喜爱白梅花。

△笑容(本期图片由纪录电影《二十二》剧组、苏智良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