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十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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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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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见到骑虎难下的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然而，两年半之前在“二次革命”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南方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不相信，他不仅自负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的护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问莫理循是否认为，蔡锷会统治中国。对此，莫里循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1〕。 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我最初是从李敖编的《拆穿蒋介石》序言中看到这句话的:“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后来读到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也有“出为国民争人格”一语，还有“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陶菊隐《政海轶闻》“蔡锷”一则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语。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2〕 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亲谈》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密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戡当时刚辞贵州巡按使]……戴君于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3〕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4〕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称:“一绝对不争权力，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5〕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但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力，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6〕 唐继尧(1883~1927)只比蔡锷小一岁，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老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而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此举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7〕 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多数主张不变现状，唐继尧才同意就任都督，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而且蔡锷的总司令是以云南省议会的名义任命的，不是军政府委任，以后唐、蔡两人的行文用的也是公函咨文，不是命令。可见云南举义动机纯洁。即使是唐，最初也无权力之心。这一点从他们举义时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名义发表的誓词中也可看出: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力思想，悉予铲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纷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8〕 1916年2月21日，誓文在《滇声报》发表的当天，《义声报》即发表文章评价说:“一曰无权力思想:从古魁杰举事，类多权力是争，不见先入关中者为王，用激重瞳之盛怒;一见荆州而图霸，深仇大耳之枭雄。惟权力之未忘，遂争夺之靡已。……天生三杰，为天下先，所谓个人权力思想何有焉?”〔9〕这些都是毕生追求权势的袁世凯所无法理解的。 二、蔡锷与袁世凯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自己，称“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10〕。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即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11〕。但蔡锷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他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蔡锷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2〕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并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3〕。蔡锷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称“甘冒不韪，乃有袁贼”，其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14〕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蔡锷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3月6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称:“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15〕3月25日，蔡锷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16〕。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17〕。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蔡锷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蔡锷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这“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18〕。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19〕，尤其“严禁军人干预”。蔡锷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当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20〕。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等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称“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蔡锷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阻动兵。 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蔡锷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认为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21〕。 蔡锷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22〕。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23〕。所以蔡锷反对袁世凯为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当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24〕 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25〕还有一个原因蔡锷自己没有说，即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中国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蔡锷于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在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明白:“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26〕当然蔡锷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因为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所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强大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27〕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说:“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28〕再者，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等对他就不太服气，使他去意更坚。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著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其旧部及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影响。 “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其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例如，袁就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看过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自己到经界局是敷衍自己，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在此也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各种组织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蔡锷韬光养晦，一方面“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及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他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由自己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十二个将军列名其后的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所写，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蔡锷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29〕但袁对蔡锷仍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找电报密码本。而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而关于蔡锷离京一事，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30〕。其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其中1915年11月22日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的批令是同意:“著给假两月。”〔31〕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32〕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的手掌之后寄出的。而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33〕。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34〕。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在此后的宣言、文告中他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之时，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35〕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的行为，并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36〕此前，蔡锷曾表示袁世凯对自己“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37〕。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所以，蔡锷之起义反袁，是为了公义，为保卫民国，“为时势和良心所迫”，不能“兼顾私情”，因此，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蔡锷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38〕他更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39〕好友石陶钧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40〕。陶菊隐也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41〕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蔡锷也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蔡锷举兵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因，还可以从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军国民篇》的长文，首次阐述了自己的军国民主义理想。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包含了富国强兵之义，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军国民主义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交涉时，蔡锷写给朋友曾广轼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曾对他说过的话:“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蔡锷说，这话如果当真，那是中国的“无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42〕。 作为信奉军国民主义的军人，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在这里可见一斑。当然，蔡锷还是保持着清醒、审慎的头脑的，并没有完全信赖袁氏的话。这在他未公开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谊，以争国民人格。〔43〕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所以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因为蔡锷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目光高远，已非传统的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近代职业军人，不愿做军阀，这在当时就是空前之举。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44〕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是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的，这不是旧权威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 三、蔡锷与唐继尧 唐继尧:“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45〕这从1915年12月19日蔡锷给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蔡锷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46〕。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慨……)”〔47〕。 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前夕，他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在云南不仅得军心，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48〕一方面可见蔡锷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蔡锷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49〕。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蔡锷任唐为云南北伐军司令，再支持唐为贵州都督，然后推荐他为云南都督。几次云南政局有变，都是蔡锷极力挺唐。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50〕。 “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筹安会”发生后就非常愤慨，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但唐以不知道蔡锷等的意向所在、不了解各方面真相，几个月都没有表明态度。等到蔡锷在北京的住处被搜查、蔡引病离京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中“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直到蔡锷派王伯群先自己五日到昆明，将蔡锷在天津写的手书交给唐，唐才下了决心〔51〕。 这是蔡锷当时的说法。但当时从上海报纸的报道看也好像云南举义唐完全是“出于挟迫”，然而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中可知，唐继尧并不是被动的。《中华新报》编的《共和军纪事》当时就说“其实大谬不然”〔52〕。早在1915年9月3日，唐继尧第一次与云南部分中上级军官秘密约定:(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他第二次召集骨干说:“袁氏盗国，已成事实。吾辈卫国天职，各界信服;若不亟起图维，不惟外无以对国民，即内亦无以对良心。”当然唐也不是没有顾虑，“惟顾及云南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不过无论何人，处于唐继尧的地位，都会有同感。但唐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民党接济粮饷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可起义。如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起而反抗。 就在唐继尧暗中下决心之际，袁世凯也得到有关云南不稳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调查。他想用禄位来拉拢唐，再以其他人来牵制唐，因此封唐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授“勋二位”(任可澄封为子爵，其他师旅长有封为男爵的)。所以当以唐继尧为首宣布云南起义的布告张贴出来时，唐前一天出的布告还在，署名赫然正是“勋二位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而贴布告的工役不敢将新布告覆盖在旧布告上，故就并排而列。有不满唐继尧者为此拍了照片，制版宣传。同时，袁世凯下令自1915年10月起给云南军官加薪俸，按月由中央拨付，并派侦探南下，散布谣言，说袁做皇帝逢官加一级。 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因为极端守秘密，所以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显得很镇静。不少积极策动反袁的中下级军官曾秘密开会多次，议定了四项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53〕据受孙中山派遣返回云南策动起义的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保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54〕 从唐继尧与海外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等保持联系以及愿意聘吕志伊为高等政治顾问之举都可以看出，他此时的行为未尝不是主动的。当唐专函邀请李烈钧赴滇时，有人劝李“恐有诈，不宜身临不测”。不过李信任唐。1915年12月12日，唐派代表带亲笔信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与孙中山、梁启超、冯国璋、陆荣廷、陈其美等各派力量接洽。等蔡锷抵达昆明发现唐已有准备后，所以他才会感慨“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当举义之前，唐父担心失败遭灭门之祸，曾劝阻，唐不为所动)。 从陈嘉会1937年1月13日的日记可知:“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55〕 四条规约 蔡锷之所以坚持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居后方，所有举义布告、对外文告、宣言都以唐为首，无非就是要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1916年1月，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贵州都督)之间有个共有四条的规约: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关于配置军队、筹备饷粮，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关于军队行进、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连贯;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都督领衔行之。 这个规约曾在当年2月2日《共和滇报》公开发表〔56〕。据刘云峰回忆:“公事彼此均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57〕 以往我们都以为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是袁氏的亲信，其实即使他也不是完全被动举义的。当年的《共和军纪事》说:“滇省反对帝制，始由军人暗中主持，政界中人尚未与闻秘密，平居谈论，不过互相表示愤慨之词耳。巡按使任可澄直至十二月中旬李烈钧入滇后，始知唐都督有此决心。一日唐在将军府治筵为李洗尘，并邀任作陪，一一介绍之曰，某为李协和……任颇错愕。言谈之间，极表同情，并深以同襄义举为荣幸。是日下午，任即单衔致电北京，历数袁氏罪状，故任之参与大计虽较迟，而反对帝制之运动则为滇省之急先锋也。”〔58〕 陶菊隐说唐继尧交蔡锷带出的只是“三千羸师”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出发时带了与平时两个月一样的军饷给养费。1916年2月21日、29日，3月24日，6月7日，蔡锷一再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兵员。从6月7日电中“迭电哀恳，究未照办”一语可见，蔡锷此举并未得到唐的回应〔59〕。蔡锷称自己率领的所有入川军队，“每月粮饷需五十万左右。出发以来，仅发火食公费，亦非廿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筹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60〕。这是他1916年5月3日写给梁启超的信，应是实情。6月28日，蔡锷在给梁启超电中也说:“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61〕 从蔡锷给梁启超的函电看来，当时蔡锷军队的处境确实极为困难。但要说蔡锷在前线曾多次请求增援，唐继尧总是空言搪塞，没有及时、充足接济饷械及时增兵，却无虚言，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却与事实不合，至少有过上面提及的十七万。虽然杯水车薪，却也不能说唐继尧对护国之举完全不尽力。为了筹集经费，唐曾将全省的教育经费完全提用，要求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以延长假期的方式暂时停办。由此使得公务人员只得领取少数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得暂时关门。 “大云南”思想 袁世凯死后，战事结束，云南的援军却陆续向四川出动。7月19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责以大义: 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 梁启超在签注中说，当蔡锷与大敌相持于川南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闭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62〕 蔡锷哪里知道赢得护国首义美名的唐继尧，却抱有“大云南”的思想，想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当时四川就有人说“滇军抱侵略主义”)。有人说，蔡、唐本来志同道合、相处无间，之所以始合终弃，是因为蔡锷困于大洲驿时，多次电唐希望接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加上唐新编军队向四川出发，蔡锷认为唐有余力，所以责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不过，充其量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蔡锷病故，唐继尧曾写过两副挽联，其中之一是: 攻错似曾左，交谊似雷陈，为国家患难相依，竟惨类扼吭，问年只等周公瑾; 发愤如祖刘，代将如郭李，倘时局纷纭多事，恐难鸣孤掌，何处重逢钟子期! 唐以重重叠叠的典故表达了对失去蔡锷的悲伤和痛苦。但据说唐最忌讳有人在他面前称誉蔡锷，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这虽无确证，但唐在蔡锷死后成为“大云南”军阀却是事实。当唐在云南盛时，每次出门必乘黄轿，护兵如云，仪仗俨然，冠盖蔽日，其作为已与蔡锷迥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身为军人的唐有才气，能画兰赋诗，自命不凡，留学日本时曾自称“东大陆主人”，刻有水晶图章，常见于他的诗、画册中。因此，他在云南办的大学也叫“东陆大学”。他因护国之役而得名，野心膨胀，做起了“大云南”之梦，盘踞西南近十年，多次对外用兵，且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两次拒就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元帅、副元帅。 唐对蔡锷的感情很复杂也不假，“生前畏其得军心，死后又恶其名之益彰”。他曾在昆明南门外自勒纪功碑，大书“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有人建议建蔡祠，纪念蔡锷，唐不能拒绝。等祠堂落成，人们发现“褊小无隙地”，私下无不认为是唐授意所为。 四、“为国民争人格” “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 1916年1月4日，蔡锷已开赴四川前线，黄兴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对蔡锷评价很高。对于个人进退、权位，蔡锷从不萦怀，什么总理也好、都督也好，他其实都不放在心上。 1912年7月30日，黄远生在《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中报道，陆征祥组阁受阻后，有提宋教仁，有提黎元洪，“又议以蔡锷君为总理者，此亦旧年已有之文章也。此中内情，据一政客告我，谓实有莫大妙用在。盖蔡君系统一共和党人，而其所主张，又颇与共和党接近，提出蔡君，既足以联同盟及统一共和党为一气，又令共和党无从反对，而蔡君之在云南，种种方面人，多不愿意，而不能直言。故莫如用阳推阴倒之术以去之，而统一共和党暨一般迷信蔡君者，乃有拍掌欢笑以为适如我心焉”〔63〕。 如果说当时局势诡谲，有人提名蔡锷为内阁总理只是把他当作复杂政争中的一个棋子的话，那么梁启超推荐蔡锷组阁却是认真的(不过袁世凯没有同意)。1913年6月中旬，梁曾致电蔡锷:“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64〕对此蔡锷明确表示:“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65〕梁、蔡关系的密切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师生之间无话不谈，此时蔡锷没有必要惺惺作态〔66〕。蔡锷的兴趣和抱负不在做大官，不在享受荣华富贵，而在于军事教育，在于练兵抵御外敌入侵。 1913年下半年，就在蔡锷离开云南前夕，其同乡、时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提名他回故乡任都督，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但段祺瑞、段芝贵等北洋将领心中却不满。他们尽管没有公开反对，却只是坚决主张向湖南派兵。而蔡锷进京以后，袁氏却再也不提起此事，仿佛没有承诺过一般。不过蔡锷也从未对此表示不满。 “军人不党”论 自辛亥革命以来，蔡锷曾经以通电形式公开发表不少政见，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民国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蔡锷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早在1911年11月蔡锷就提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他不赞成联邦制，主张“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67〕。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致电孙中山等提出破除省界，破除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三点主张。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袁世凯称帝，他何以第一个起兵反对。 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政党是“结合关于政治上抱同一主义而进行者也”。所以他自己参与组织了共和统一党，主张务实、稳健，以国家为前提，“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先求国家的平等、自由，再求人民的平等、自由，先国权，后人权。2月29日，他还致电章太炎、张謇、熊希龄、黎元洪、谭延闿等，希望和他们联合组织一个稳健强固的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68〕。 袁世凯上台后，蔡锷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1912年6月28日，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各派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外结合政见相同的分子组织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自取消共和统一党。 蔡锷认为，我国省制幅员太广，应该缩小行政区域。他主张建造强固有力的政府，尊重中国特别的历史、民情、习惯等，不要照搬外国的模式。深感军人任意干涉政治的危险，他对军人入党深为隐忧，首倡军人不入党论，且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共和建设讨论会”。宋教仁合并六党、组织国民党(共和统一党也在其中)时，他再次宣告脱党。此后他大力倡导军人不入党，并反对军人结社。他认为，政见不同如果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他读法国革命史时发现，从拿破仑到第三共和，宪法变化了十九次，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宪法之前先有了党。所以，他说，政党基于宪法，是“运用及维持宪法之物，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当然，他没能做到始终不介入党派，当梁启超邀请他为进步党名誉理事时，他没有拒绝)。 从1911年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用通电形式大量发表政见。1915年12月25日云南举义以后在他列名的檄文、通电、布告中也表达了一些政改意见，主要是要求铲除帝制、重建共和。如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建设名副其实的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使各省自由发展;发挥民权政治的精神，实行代议制度;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等(他当年是反对联邦制的，这一点不知是否是他所同意的)。 飘然引退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5月7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69〕5月26日，他在家书中也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70〕这是私人信件，可信性是最强的，显然是他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 6月2日，蔡锷致电贵州都督刘显世等:“惟弟久抱从事实业之志，大局略定，拟即投身矿业，不闻政事。而近月以来，所最感触者，吾国军事教育太觉缺乏，若与外竞，绝无幸理。将来能于军事教育界尺寸之地以自效，亦所甚愿，他则非所乐闻。”〔71〕 6月9日，袁死黎继，蔡锷致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锷锋镝余生，无意问世，且夙疴未痊，亟待疗养。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72〕。 6月14日，蔡锷致电张敬尧，表示自己“素愿已偿，更有何求?终身为一太平百姓可耳”。同时说，如果林林种种的伟人志士都能致力于实业界，“毋令争名利于朝，则国强民富可操券也”〔73〕。 6月21日，蔡锷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74〕虽然第二天，他还是提出自己对时局的一系列看法:暂用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改设责任内阁;召集国会;军民分治;速开军事善后会议;惩办帝制祸首。但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 6月28日，蔡锷给梁启超电:“本拟即日脱卸，飘然远翥，一以践言，一以养疴。”〔75〕第二天的电文再次表示自己愿意引退，“对于政局意兴索然”〔76〕。 蔡锷如此渴望引退，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弃如敝屣，不仅是身体原因和为了实现当初的誓言，而且还有着功成不居的表率等意图。7月19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中称: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77〕。7月30日，他在给朋友石陶钧等的电文中也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78〕 蔡锷之死使他的恩师梁启超悲痛至极。梁在上海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民争人格，心地纯洁”。梁启超想起了蔡锷经常说的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他接着说，蔡锷举义云南，反对帝制，“自己担任总司令兼先锋队，每日亲到火线观察敌阵，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而且蔡锷做事谨细缜密，“故以最短时间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梁启超特别提到他们当年南下之前的相约:“此次举事，如不能成，决不亡命外洋，使国事更不堪问。故誓言各事不成，情愿身亡。”〔79〕蔡锷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这番话。哪怕到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只在这个世界活过三十四年的蔡锷这一阳光下的誓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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