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推普》

袁钟瑞

[话题六]  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新中国十分重视推广普通话。建国前夕，老革命家、文字改革专家吴玉章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提出各地方要以较普遍的、通行得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此信转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三位著名学者审议，并征求范文澜、成仿吾等著名学者的意见。建国伊始，1949年10月10日即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吴玉老担任该会的常务理事会主席，丁西林、田汉、艾思奇、光未然、成仿吾、邢公畹、沈钧儒、沈雁冰、李立三、李维汉、李达、李济深、何其芳、邵力子、林伯渠、林汉达、周扬、胡乔木、胡愈之、胡绳、范文澜、马叙伦、徐特立、陈望道、陈嘉庚、倪海曙、乌兰夫、郭沫若、陆定一、黄炎培、张友渔、彭真、叶圣陶、叶籁士、董必武、黎锦熙、廖承志、谢觉哉、罗常培、萧三等78人为理事。你看，这个协会集中了多少当时的党内外各界的知名人士!可见文字改革工作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此后，上海、天津、杭州、厦门、扬州、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文字改革的研究机构。

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文字改革”是包括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在内的国家“语言计划”的整体。“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就是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推行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实施的历史任务。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日本也在十九世纪明治维新时期完成了普及民族共同语的任务。我国呢，尽管从清末就有不少有识之士立志推广国语，改革文字，民国初年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制定了注音字母，审定了部分汉字的读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语运动，但由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一直以小农经济为主，而且近代以来又一直遭受列强欺侮，长期战乱，“语言计划”不可能真正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国语运动也不可能取得全民范围的成效。新中国的建立为加快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整理和简化浩瀚而繁难的汉字，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制定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拼音方案，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成为了可能。例如从1949年底起，东北地区的铁路部门就开始全面使用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广东省向来方言复杂，解放军大举南下解放了广东，新的人民政权必然要求推广普通话，1950年9月10日广东省文教委员会一致决定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大规模、长期地推行普通话。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确定由韦悫、马叙伦、吴玉章、胡乔木、罗常培、黎锦熙、丁西林、陆志韦、魏建功、陈家康、吴晓铃、林汉达等著名学者负责研制拼音方案。1954年11月，作为国务院直属机关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文改会的主要任务仍是刚才说过的三大任务--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依据北京音系为标准音，因此也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1955年5月6日，刘少奇同志在听取吴玉章同志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汇报后提出了三点意见，主要内容是:简化汉字要分期分批进行;汉民族要有统一的语言，学校要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可以考虑作出这样的规定，老师在一定时期内学会普通话，今后凡是不会讲普通话的，不能当教师;拼音方案制定后，要用来做试验，可以试译《毛泽东选集》。

1955年有两个会议在中国文字改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的任务是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决议。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就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做了重要讲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等都做了重要发言。大会决议说，“……(4)建议教育部首先对全国各地小学、中学、各级师范学校分别作出指示，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并且指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有计划地分批调训各级学校语文教师学习普通话。关于部队推行普通话办法，建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5)建议在全国各省市设立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委员会，组织社会力量，特别是广播电台和文化馆(站)，大力提倡和学习普通话。(6)建议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高等学校合作，进行全国方言调查，编写普通话的教材和参考书，以便各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当时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机关、部队、人民团体的代表20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

同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的语言研究人员、语文教学人员以及文学、翻译、戏剧、电影、曲艺、广播、新闻、出版、速记等方面的工作者共122人。郭沫若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做重要讲话，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两位所长、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做《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会议通过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

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语文》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对会议精神进行宣讲。《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为了加强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社论说，改革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一环，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工作，必须按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订出切实的计划，认真地通力合作加以执行。《中国青年报》的社论号召青年带头学会和带头使用简化字，青年教师、广播员、演员和曲艺工作者应该成为推广简化汉字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突击力量。《光明日报》社论则号召教师努力成为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教育学生学会使用简化字，在书面语言的语法、修辞、逻辑方面逐步地受到系统的规范化教育，不但在口头语言方面能够说普通话，同时在书面语言方面也能够写出通顺的文字。

这两个会议预示着全国性的推广普通话热潮即将开始。而随后到来的1956年则成为推广普通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

1956年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由陈毅出任主任，郭沫若、吴玉章、陆定一、林枫、张奚若、舒舍予(老舍)等为副主任，43名委员中尽是像丁西林、丁声树、王力、叶圣陶、叶籁士、朱学范、吕叔湘、沈雁冰(茅盾)、吴冷西、邵力子、周有光、周建人、周扬、罗常培、林汉达、胡乔木、胡愈之、胡绳、胡耀邦、范长江、夏衍、梅兰芳、邓拓、蔡畅、黎锦熙、萧三、萧华、谢觉哉、魏建功这样的各界知名人士。可见当时推广普通话工作在中央是何等的重视，在全社会是何等的轰动啊!

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许多严重分歧的方言妨碍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谈，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许多不便……为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必须有效地消除这些现象。”并指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主要方法。”《指示》还对有关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务院的这个《指示》，使普通话的定义明确下来。原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关于普通话的定义只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指示》补充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就使普通话的标准更加全面，更加周密了。这个《指示》可以说是新中国推广普通话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此之前，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使学生学会说普通话。指出在学校用普通话教学应该从语文科做起，逐渐推广到各科;中小学学生应该学会拼音字母，能准确地发音、拼音和朗读，师范学校的学生还应该掌握基本的语音知识，用普通话试教。《指示》要求在1956年暑假内将全国小学、初中一年级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训练完毕，其他各科教师也应该在1958年训练完毕。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出之后，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推广普通话》的社论，《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社论，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化部、铁道部、中央广播事业局、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陆续发出在所属系统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各类杂志都大量发表关于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的文章，各类普通话培训班相继开办，以推广普通话为目的的方言调查以各地高等学校为主力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北京、江西、青海、广东、浙江、安徽、福建、山西、湖南、湖北、黑龙江、陕西、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广西、贵州、甘肃、山东、云南、上海、四川等省市陆续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担任主任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1955年和1956年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是十分热闹的两年。其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表内所列的异体字共810组，共有1865个字，经过整理共淘汰了1055个字。国家还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自古以来，汉字的书籍都是竖排的，看起来实在费劲。从1955年1月1日起，《光明日报》等报刊改为横排，这既符合书写汉字从左到右的运笔方向，也使人们阅读时眼珠左右转动比上下转动要轻松得多，完全符合用眼卫生，也与英文、俄文等外国拼音文字的排印一致起来。从1956年1月1日起，《人民日报》和全国地方报纸一律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

1958年1月10日，全国政协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的阐述。关于推广普通话，周总理着重说明了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指出:“北京语音是个标准，有个标准就有了方向，大家好向它看齐。但是在具体推广和教学工作中，对不同对象应有不同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社会兴起了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热潮。除教育部、高教部外，文化部、广播事业局、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有关部门也都相继发出通知和指示，推动所属系统行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陆续成立了推广普通话的专门机构。从1956年开始，中央有关单位举办面向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和电视教学讲座。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奚若说:“小学和中学应该首先用北京语音教学。在不久的将来全国是要施行普及义务教育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小学和中学，使普通话随着教育事业的普及而普及，使新生一代都能受到语音训练，学会讲普通话。小学阶段是学习语音最好的时期，儿童在教师和成人有意识有计划的教学和影响下，能很快地学得很好。中学学生年龄渐大，可以接受一些系统的语音知识，结合语言实践，矫正发音。这两个阶段是教学语音最理想的时期，所以小学和中学是推广工作的重要阵地。先在语文科使用，逐渐普及到其他学科。……岂但小学和中学，将来的远景应该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各科课堂教学，师生都用北京语音。岂但课堂以内，课堂以外的各项活动，彼此交际，难道不应该都用北京语音吗?”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提出普通话应该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以致成为校园语言，实际上，张奚若部长早在5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张奚若部长所说的“远景”，如今正在实现。在推广普通话中，中小学始终是最重要的基地，青少年始终是最重要的生力军。

说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推广普通话，有三件事情一定要提一提。

一是教育部、文改会和语言研究所从1956年2月至1960年7月连续9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训了学员1666人。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各地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骨干，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推广普通话的第一线。三年困难时期，研究班停办。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才恢复举办中央普通话进修班、推普骨干训练班等。

二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教育部、文改会、团中央于1958年7月、1959年8月、1960年8月、1964年8月在北京、上海、青岛、西安联合举办了4次大型的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出席观摩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市和各民族，以教学和艺术表演等多种形式展示了学校、部队、商业、铁路等行业的推广普通话成绩。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第一次观摩会的代表并合影留念。“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8月，在北京又举办了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王震、康克清等领导同志出席了观摩会。

三是涌现出一批推广普通话的先进地区。由于各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一批推广普通话成绩显著的单位和地区如山西省的万荣县、福建省的大田县等都是当年文明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先进县。

1966年起，全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推广普通话工作自然不能幸免。官方“推普”虽然停顿，但是普通话却因社会需要而得到客观上的蔓延。首先是1966年8月以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师生”免费乘坐火车、轮船，或者安步当车，从全国各地来到祖国的心脏--北京，又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那半年多的时间里，“造反”红旗在各个城市飞扬，“革命”歌声在条条大路飘荡，“语录”的朗读声在几乎所有的角落里传播，无形中使普通话传遍了祖国大地。其次，从1968年夏天起，全国大中小城市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老四届”(66、67、68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和69届初中毕业生)纷纷打起背包奔向黄土高原、内蒙古草原、林海雪原、西双版纳密林去插队落户，成为扎根农村、建设边疆的新一代农民、农工，还有无数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赶到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他们把普通话带到穷乡僻壤、山谷荒原。再者，“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革命大批判”的大会随时随处可见，“革命大批判”的广播随时随处可闻，今天批“黑帮黑线”，明天批“变色龙、小爬虫”，普通话以激昂的音调震荡着大江南北。“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无法估量的灾难，普通话却“因祸得福”，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传播。这也算是一种黑色的历史幽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