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多年前在大陆被通缉而逃亡美国的假活佛义云高。
经过其严密组织的不断包装，
竟逐步升格为“世界佛教最高领袖”“佛教唯一始祖”。
就连释迦牟尼的佛法，都是由他“传授”。
十多年来，原本只在四川等地拥有影响力的义云高，
悄然发展出拥有信众或达十万之众，
“闻法点”遍布大陆主要城市及港、台等地，
由其在美国遥控指挥的宗教诈骗集团。
通过集训洗脑、严密组织控制、精神恐吓等手段，
义云高集团令大批信众受骗，且难以解脱。
义云高集团的整个骗术体系，
无论是索求无度的“供养”或是实为传销的“保健品销售”，
都相当明确地指向对金钱的榨取。
亿万财富从信众手中被源源不断地攫取。
如今，在大陆诸多城市的“闻法点”，义云高的录音光盘，
或是其从海外派来的“活佛”，仍在继续上演其骗术。
被通缉的“活佛”
2013年9月10日，长春市警方协同长春市宗教局人员，突击检查位于长春市内某酒店的一次非法宗教活动。推开酒店会议中心紧闭的大门，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百余名虔诚的教徒，以及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活佛”--隆慧仁波切。在隆慧的侍者手中的托盘里，盛放着信徒供奉的上百封红包。
最终，警方以“禁止在非宗教场所开展宗教活动”为由，叫停了此次“传法”活动，并将现场的百余名信徒驱散。信徒们大部分悻悻而去，偶有一两个人，还在不甘心地与警方争辩“学佛有什么错?”。
长春，只是隆慧此番中国之行的第一站，她将在这里进行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在长春之后，她还将前往青岛、成都、深圳三地，发展信众，传播“佛法”。
隆慧是美国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这座位于旧金山的寺庙，由教堂改建而成，因此在外观上仍保留着西式教堂的结构。但在内部，已全部改为中国传统寺院的装潢。在寺内最显眼的位置，供奉着的并非是释迦牟尼佛，也非佛教神仙体系内的任何神佛，而是一位至今仍活在人世的宗教领袖 “第三世多杰羌佛”。
而这位“多杰羌佛”的真身，则是在中国被通缉长达十余年、外逃美国的诈骗犯-义云高。
逃亡“活佛”卷土重来
在北京郊区的一处闻法点内，几位信徒跪倒在地上，聆听来自美国的“法音”。
“你很幸运。”在正式开始闻法之前，一位身着红袍的“闻法上师”对一名弟子说，“刚入门，就能接触到‘佛陀正法’。”随后，“闻法上师”不忘交代众弟子，“一定要记住，播放‘法音’的时候，要跪坐在地上，头部不能高于‘法音’。”
在交代完毕之后，“闻法上师”拉开一扇帘子，供奉着义云高及其帐下“活佛”陈某某的佛堂出现在眼前。随即，众信徒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之后，“闻法上师”将录有义云高“法音”的光碟举过头顶，然后再放入播放设备中。浓郁的四川口音从音箱中传了出来，说话者正是远在美国的义云高。
目前，这个身披袈裟的诈骗集团，秘密的“传法”活动已经横跨两岸三地，几乎遍布整个华人圈。在香港，几乎每个月都会举行该集团的法会;在台湾同样举行法会并拥有大批信众。
而在大陆地区，该诈骗集团更是以燎原之势迅速扩张，其中东北、福建、广东、四川等数地皆为重灾区。
通过传销式发展，这个曾经火遍四川的“密宗大师”，终于急遽“做大”，卷土重来。此番，他的头衔已经升格为“第三世多杰羌佛”
如今，义云高集团在海外注册、设立多个组织，诸如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中华佛教云慈正法会、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等，通过这些组织及其网站，义云高集团在海外遥控国内。
根据《星岛日报》2011年8月11日的报道，义云高集团在香港组织连续两天的“佛教大会”，参与人数超过八千人。虽然声称是“佛教大会”，但其宣传的却并非佛教经典，而仅仅是“弘扬及学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并声称“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娑婆世界唯一获得合法认证的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是所有众生修行成就的最高指南。”
根据该集团自己的宣传，有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代表参加。出席大会的逾8000人均为“闻法上师以上级别”。根据该集团运行规则，每个“闻法上师”至少控制着一个闻法点。据此推算，如果其宣传数据可靠，义云高集团至少控制有八千个闻法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城市，以及全球其他华人聚居区。其座下众多“活佛”“法王”，弟子总数呆守估计;或已超10万之众。
除了在现实中发展组织，义云高集团在互联网上也投入血本，注册多个网站论坛，宣传义云高的“神通”。该集团甚至将弟子组建为网络水军，实行规范化管理，并要求弟子填写特定的《博客统计表》。
本刊记者从该集团水军组织中获得的《博客统计表》显示，统计表分“姓名”、“微博名称”、“护法微博数量”、“博客名称”、“护法博文数量”、“博客网址“、“所在网站”等栏目，将水军贴作为“功德”加以统计。
于是，尽管大陆互联网上仍能看到不少质疑、揭露义云高骗局的信息，但大多揭露信息已被“净化”。而互联网上的“重点阵地”则被全力确保不准出现任何杂音。
以“百度知道”为例，在几乎每个有关“多杰羌”的问答条目下，都能见到其弟子为维护义云高而进行的虚假描述或广告一样的肉麻吹捧，甚至不乏对反对质疑者的恶语辱骂。
而百度贴吧的‘义云高”吧置顶的《本吧须知》更是直接挑明“一切诋毁、诽谤和丑化“义云高”大师及各高僧大德的帖子及回复，一律删除，严重者最终封禁ID/IP”。其回帖则有反复山呼“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根据义云高集团的宣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觉位最高的佛陀，所传的佛法可以两个小时之内就让弟子得到开悟成就的，最快捷修成得自由出入佛土世界。”
而前文提到的那位隆慧仁波切，正是义云高“认证”的诸多“法王”“尊者”之一。
骗钱的“法王”
义云高是四川省大邑县人。大邑县静惠山公园内，其鼎盛时期修建的“义云高大师馆”至今仍在，不过已经被大邑县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用做临时办公点。
占地5亩的大师馆内，分为圆融馆、无碍馆、熟生馆、书吟馆、殊风馆，慧通馆、誉品馆、回廊部等8个展馆。分别展出义云高的各类“成就”、作品。其中誉品馆颇有朝鲜妙香山国际友谊展览馆的风采，展品全部是义云高获赠的各种礼物。
这座“大师馆”，记录下了昔日义云高在故乡的无限风光。
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气功大师热的兴起，“义云高大师馆”于1992年12月31日在静惠山公园内奠基，1994年?月竣工。在此之后，随着义云高的“大师”神话不断升温，包括香港著名张姓“歌神”在内的各界名流纷纷到访。1995年，义云高曾回过“大师馆”，为了一睹“大师”真容，人们将“大师馆”挤得水泄不通，义云高在崇拜者的簇拥中，延续着自己的神话。
2001年4月，义云高诈骗案东窗事发，深圳警方介入调查之后，义云高远遁海外。据大陆媒体报道，当时深圳及大邑县警方收缴、没收的义云高资产总计高达2.7亿元。2001年8月，随着义云高“大师”神话的收场，“大师馆”的大门也被贴上了封条。
细看义云高的发迹史，会发现台湾人在此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据大陆媒体《华西都市报》的报道，1980年至1983年，义云高本只是成都宝光寺内的临时画工，负责临摹寺中收藏的名贵字画，后因行为不检被撵出宝光寺。90年代初，台湾人吴文投和陈某某与义云高结识，在吴文投的造势包装之下，义云高成了所谓的“东方艺术大师”，义云高诈骗集团初步形成。此后，义云高在这两位台湾朋友的帮助之下，不断升级，从“特级国际大师”到“藏传密宗大师”，再到“仰谔益西诺布大法王”。与此同时，吴文投和陈某某也被义云高认证为“法王”“活佛”。
神话既已编织完成，下一步便是将这巨大的名望转化为金钱利益。
据大陆媒体当年报道，香港商人刘百行就是义云高的众多受骗者之一。在观看了义云高展示“神通”的录像，又参观了“义云高大师馆”之后，刘百行拜义云高为师。拜师之后，义云高告诉刘百行，…大师’的话，弟子不可违背，否则会遭报应下地狱”。
1995年5月，被洗脑的刘百行不敢违背“大师”的意志，按照义云高的指示，将价值6394万港币的股票作为“供养”，汇入义云高指定的一家香港公司。
1997年，义云高声称要在深圳建造“义云高大师道场”，需要出巨资购买地皮，于是刘百行借款2100万元给义云高。
同年，台湾商人刘娟被同样的伎俩诱骗，拜了义云高为师。义云高谎称刘娟的丈夫将遭受大难，而义云高则可为其消灾，保其平安。以此为由，义云高要求刘娟捐出其公司收益的五分之一作为供养。受其蒙蔽的刘娟遂将1300万元人民币汇入义云高指定的吴文投的账户，并将580万元人民币汇入义云高指定的刘志红的账户。
2000年3月，利用向刘百行“借款”所购得的那块地皮，义云高谎称建“大吉祥”楼盘，诱骗刘娟购买该楼盘第三层，侵占其购楼款2100万元。
2001年，义云高的诈骗行径败露，遭到通缉，远遁美利坚。记者向广东警方确认得知，其通缉令至今有效，未曾撤销。
“佛陀”是怎样骗成的?
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遭到取缔之后，义云高诈骗集团及时跟进，“深入揭批”法轮功。据泰国媒体报道，2000年5月19日，义云高诈骗集团旗下的“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在台湾举办了-名为“世界佛教、佛学、佛法正邪研讨会”的集会。会上通过决议，将李洪志、张宏堡、精海、宋七力等四人认定为邪教人士。在当时全面取缔法轮功氛围中，国内多家媒体纷纷报道或转载这一新闻。然而，在同一次集会上，还通过了另一决议，那就是宣布授予义云高“正宗佛教大师”的称号。
2001年之后，虽然逃亡海外，但义云高并未放弃“国内市场”。他在大陆的宣传机构开足马力，在地下延续之前的造神运动。
宣传照上的义云高一头披肩的女式假发，脸上有化过妆的痕迹。已经脱离义云高诈骗集团的前成员声称，义云高之所以长年佩戴假发，是因为其脱发严重，且头部生疮，难以根治。讽刺的是，记者调查了解到，在上世纪80年代，义云高还曾“研制”出一款名为“雄力育发液”的止脱生发药物，并在市场上销售。
“他的外形就不符合藏传佛教。他戴假发和穿着的方式都不对，不是一个正规的出家人或师父穿的衣服。”藏区塔尔寺的唐让嘉瓦活佛告诉记者，第一眼见到义云高的照片，他便感觉有问题。
荒诞的是，就是这位“一看就知道他不对”的唐让嘉瓦活佛，却被义云高印在了自己的宣传材料上，成为众多“认证”义云高为“佛陀”的藏区活佛之一。对此，唐让嘉瓦活佛非常不满。“我知道他自称得到了我的认证，但我本人从来不认识他，也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从未给他写过认证或祝贺信。他的书上有关于我的文字和照片，都是虚假的。本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隋。”
除了伪造唐让嘉瓦活佛的认证之外，义云高为了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还在自己的宣传材料或报纸广告中，罗列了数十位藏区活佛的认证，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其中，在藏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萨迦天津法王，在一次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明确对此予以否认:“我从来都没有认证过所谓的‘第三世金刚持佛’(即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转世。”
而这份认证书的伪造者楚称曲培堪布(藏传佛教中的高级僧侣)也公开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这是一张假的认证书，根本不是萨迦法王赐给他(指义云高)的。这个认证书是鄙人伪造的。”
2008年，义云高的造神运动达到顶峰，他开始自称“第三世多杰羌佛”。根据义云高诈骗集团在国外注册的组织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的解释，无论密宗、显宗，所有佛教教派的原始主都是“多杰羌佛”，无论任何佛法都是自“多杰羌佛”始，“多杰羌佛”是佛教唯一“始祖”。“多杰羌”曾化身为燃灯古佛，传法于释迦牟尼，由此才有了后来释迦牟尼创建的佛教。
既然已身为佛教唯一“始祖’，义云高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将不少海内外佛教领袖统统降格为他旗下教派领导者并明确禁止他们“开示”--根据义云高办公室网站通告;全世界有权给弟子“开示’的，仅有义云高-人。
《人民日报(海外版)》假报纸事件
2011年7月28日，在美国洛杉矶出现了一份奇怪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份报纸的第八版，竟以整个页面刊登了《真正合法认证的第三世多杰羌佛》一文，全文以谄媚的口吻对义云高进行吹捧及神化。文章声称“‘第三世多杰羌佛’亲自传灌顶的弟子，预知生死，死而复生等随时可见”。并称，“如果‘第三世多杰羌佛’都被说成是假的，那达赖喇嘛、噶玛巴、全西藏、全印度、全世界就没有一个真活佛了!”
对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与同年9月28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本报美国洛杉矶印刷代理人擅自置换《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八版版面内容，以《人民日报(海外版)》名义，刊登了《真正合法认证的第三世多杰羌佛》一文，造成极坏影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前高层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有一家为我们代理印刷《人民日报(海外版)》，这印刷的人收了他们的钱，就把我们的版面拿来放了这个。为了这事，我们和他们终止了合作。”
记者从知情者处了解到，这份义云高版《人民日报》在美国总共印刷了3000份。但是，由义云高的信徒们在中国大陆翻印的假报数量，高则数十倍于此。并且作为义云高的宣传材料，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极大。
此外，在台湾，义云高诈骗集团也发展了不少信众。某西藏宗教基金会为此曾发表公开声明，指出“举凡自封法王活佛、假冒佛法行骗、穿着僧袍违犯戒律等行径，不仅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形象，而且也欺骗了台湾的善男信女。”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该宗教基金会的负责人达瓦才仁在面对媒体采访时，直接斥责义云高集团为诈骗集团。并表示，义云高诈骗集团自称获得西藏喇嘛认可，许多台湾信众误认为义云高属于藏传佛教，基金会作为藏传佛教的代表，必须说明这是欺骗，避免台湾人上当。
义云高时常吹嘘的另一成就，便是获得了所谓的“世界和平奖”。而实际上，“世界和平奖”是一个由韩国人韩敏洙设立的民间奖项。海外媒体曾有报道指出，颁发“世界和平奖”的组织是一个国际骗子集团。2001年，时任“副总统”的吕秀莲曾因领取该奖项，在台湾沦为笑柄。
与“世界和平奖”相类似的是，义云高诈骗集团在海外注册的各类组织与社团，无不冠以一些看似巨大的头衔，以掩饰其缺乏公信力和认可度的事实，诸如“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世界发音出版社”“全球佛教出版社”等。
对质疑者毫不手软
义云高在成“佛”之后，越发重视发展组织。由于其传销式的组织架构，信众规模迅速膨胀。
多年坚持揭发、举报义云高的佛教徒吴飞龙告诉记者，义云高的“闻法”活动，外人是很难得知的。一般“闻法”活动不会在网络上公开宣传，在没有组织成员引荐的情况下，外人难以进入。
尽管记者在接触义云高诈骗集团之前，已经了解到了其诈骗敛财的大量事实，但是当记者在生活中真实地接触到义云高的信徒时，也无法完全避免被他们所感染。不得不承认，义云高诈骗集团得以迅速发展，有其特殊的吸引力所在。
对于初入组织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群热心、虔诚、善良的老百姓。在组织之中，信徒们彼此以“师兄”“师姐”相称，关系融洽。一旦“师兄、师姐”们在生活和家庭中遭遇困难和疑惑时，信徒们也乐于积极开导、互助。
在义云高弟子们的QQ群里，他们也谈论着日常的烦扰，并寄望于通过信仰解决问题。一位在开淘宝店的信徒，由于买家给了他一个差评而十分苦恼，因此在群里求助，“请各位‘师姐、师兄’共同祈愿，让客人给我们改改评价吧。”
在生活中，他们与常人无异，都有自己的烦恼和追求。然而，一旦涉及信仰，尤其是出现对“上师”的怀疑和动摇时，此前的友爱和温暖就烟消云散了。义云高诈骗集团的前成员高先生。由于识破了义云高的骗局，而坚决脱离组织。在此之后，他受到了来自“师兄、师姐”们的报复。先是网络上的造谣攻击，称高先生有黑社会背景，其后，高先生的孩子在上学路上无端遭到成年人的殴打，高先生在沈阳的家，玻璃也被人砸破了。“我家住在6楼啊，石头可扔不上去，那是拿弹弓打的。”
对于组织之外的质疑者，义云高的弟子们也毫不手软。佛教徒吴飞龙在记者面前铺开了一桌子的信件，全是义云高的弟子们寄给吴飞龙父母的骚扰信。由于见不得义云高诈骗集团的诈骗行为，吴飞龙曾注册名为“佛法常识”的微博，多次揭露、举报义云高诈骗集团的诈骗行为，于是，他遭到了义云高弟子们的人肉搜索。在锁定了吴飞龙的身份之后，义云高的弟子们多次对其进行威胁、跟拍。最严重的一次，他们在吴飞龙居住的小区及周边，贴满了印有吴飞龙照片的攻击传单，其中充斥着威胁与诽谤。
“他们在我公司前台拍了些照片发到网上，然后说‘这是恶魔上班的地儿’”。吴飞龙笑着对记者说，“他们公开我的个人信息之后，我那一阵子出门都揣着刀。”
由于坚持不懈地揭露和举报，吴飞龙已成为义云高弟子们眼中著名的“恶魔”。吴飞龙回忆，他曾经在电话中试图与一名义云高的女信徒沟通，当得知吴飞龙的身份时，这位女信徒竟然惊恐地重复念道:“‘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义云高宗教诈骗集团骗术大起底
特约撰稿人/王佳亮
在义云高集团的宣传材料中，充斥着虚假、拙劣的编造，然而在受骗的信徒中，却也不乏精明的企业家和博学的知识分子。义云高集团的整个骗术，无论是索求无度的“供养”和实为传销的“保健品销售”，都相当明确地指向对金钱的榨取。然而这些信徒，为何都对简单的骗术习焉不察?
集中学习，精神控制
记者面前的高先生50多岁，一头寸发已经半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张脸棱角分明，神采奕奕。全身上下，透着一个成功商人的干练与持重。
高先生脱离组织已经4年，在曾经的师兄弟眼中，往日的“护法”高先生罪大恶极，背叛“上师”，诽谤“佛陀”，已然堕入了“魔道”。
义云高集团吸纳信徒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发展。许多信徒在被洗脑之后，成为了义云高的“托”，逐个将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一拉下水。
2003年年底，正是由“热心”朋友的介绍，高先生一行20多人--其中不少是家财万贯的成功人士--作为第一批“闻法”的学员，来到泰国曼谷，拜见“台湾来的转世大活佛”陈某某。“那个时候，我对佛教没什么概念，最终决定去也是因为顾及朋友的面子。”
“网络有时未必有口口相传发展的快，因为人们更相信朋友的推荐。我们看网络，第一反应也是‘会不会是骗人的’，但如果是你的一个同学跟你推荐，‘你去见一个活佛吧，还行’，你的警惕性可能就相对较差了。”信奉藏传佛教的阿明告诉记者。
在曼谷，高先生接受了长达10天的封闭性“闻法”，其实是一套精心安排的洗脑教程。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半，学员们集中在一起，听“谔益西诺布大法王”--08年之前义云高的称号，2008年之后他自称佛陀-的“法音”(录音)。“每天讲，你不信都得信了。这样持续10天，正常的人就会变得不正常了。”
每天，义云高的“法音”都在不厌其烦地向弟子们灌输“穷不学密，富不参禅”的理念。义云高宣称，只有他的法才是“佛陀正法”，是佛法里最高的，除他之外，再无别家。
“他说，你们学佛，是为了成佛，他有七天就能成佛的法，你们学不学?要学就要看你的表现了，看你的心诚不诚。学密(宗)要心诚，要大供养。供养得越多，证明你心越诚。你倾家荡产地供养，你得到的福报才越大，成佛就越快。”高先生说。
此时，身边的“朋友”也在高先生耳边不停地鼓噪，告诉他义云高如何伟大。没有读过佛经的高先生，很快就被义云高的“神通”所吸引。
“他说他有一个法，我们修完之后，财富就会滚滚而来。”高先生说，“说句心里话，每个人都会有私心的，钱总是越多越好嘛。”
直到很久之后，高先生才明白义云高的财源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在国内被通缉的诈骗犯，义云高在美国的钱财，主要由其麾下的陈某某等一干“仁波切”“法王”“尊者”从中国聚敛。
“陈某某每三年给义云高换一辆新车。”高先生告诉记者。
高先生一直记着陈某某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老人家(指义云高)永远开新车，我呢，永远开老人家加持过的车。”
“大活佛”来了
高先生和他的师兄弟们在曼谷的洗脑营中度过了2003年。次年1月5日，他们等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大活佛来了。”
在拜见“大活佛”陈某某之前，所有人都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其中记录了详细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龄、职业等。这之后，负责闻法的师兄会找每个人，逐一教授拜见“大活佛”时应注意的礼仪。师兄提醒高先生，“供养要准备好”。至于供养多少为好，师兄则回答得颇有深意，“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发心啦。”
“我问他，两万美金够不够?他说，两万八吧，这个数字吉祥。”
一番讨价还价过后，高先生最后决定拿出两万零八百美元，用他的话说，“这个数字也吉祥”。
终于到了拜见“活佛”的时刻，依照“礼仪”，高先生一行20余人，心怀忐忑，在“活佛”的房门外跪成一排。为首的一位弟子轻叩房门，恭敬地说:“报告上师，弟子某某某求见。”只听门后传来一声“进来吧”，然后门推开了。
20余人手上捧着哈达，哈达上放着红包，跪行着从门口挪向陈某某的法座。
见陈某某的第一面，高先生的印象很深刻。在他的回忆中，陈某某有一双硕大的耳垂，很有佛相。“之前他的弟子跟我们说，师父已经70多岁了，但是长得很年轻，可见法力高强。当时我见他，感觉他看起来不到50岁。所以不能不相信他的神通啊，至少他的驻容术应该很厉害。”多年之后，高先生才知道，其实陈某某比自己还小两岁，当时也不过只有48岁。
曾经有好奇的弟子问过陈某某:“师父，您老人家高寿?”
陈某某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采取了一种技巧十足的办法，他反问对方:“你问的是哪一世?”
就这样，商人高先生在曼谷皈依了陈某某。
披着保健品外壳的传销生意
皈依之后，在2004年4月，高先生又去了一次曼谷。此时洗脑营的学员，已经从4个月前的20多人，扩增到了七八十人。高先生等第一批学员，一下子多出了一堆师弟师妹。“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黄埔一期’。”这次“闻法”仍然是为期10天的封闭洗脑。“还是那一套”，高先生说。
又过了两个月，2004年6月，高先生前往香港，进行第三次闻法。此时，陈某某已经开始生产自己的产品了。
陈某某所生产的是一款名为“诺达康”的保健品，从其问世伊始，陈某某的弟子们，就在各种场合宣传诺达康“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甚至有弟子声称，诺达康中含有义云高修法得来的“佛降甘露”，吃一口能活到120岁，吃两口可以活到150岁。在诺达康的正式宣传材料上赫然写道，诺达康经过美国FDA认证，是中国26届奥运体育代表团指定营养品，甚至还经过国内30多家知名医院的临床试验，其所谓的“肺癌辅助疗效率”竟达到了100%。
实际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并不“认证”保健品。并且，FDA将保健品视为食品，禁止保健品作任何“疗效宣传”，并且强制商家在保健品的外包装上注明“本产品不用于治疗、预防、处理、防治任何疾病”。
“1200多人民币一瓶，一瓶90粒。其实成本只有十几块钱。”高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很多弟子都成了这个保健品的销售代理，不仅自己买来吃，还去向别人销售，称为‘做产品’，实际上这就是传销。在他们的传销教材里说，你如果做了师父这个产品，你这一生就能够‘成就’，了生脱死，不堕地狱;如果不做这个产品，你就不能‘成就’。”
这一年的8月，陈某某的公司在香港正式开张，诸多弟子前往捧场。“老板开业，必须去的。”高先生解释道，“我们对外叫他老板，或者董事长，在内部就叫他上师。”
当然，高先生和妻子也免不了掉入诺达康的陷阱。“我花了2万港币买了一个VIP会员，我太太花了12万港币买了一个黄金会员。”
一些身患重病的弟子，听信了义云高集团的宣传，大量服用诺达康，结果可想而知。
高先生估计，多年来，陈某某通过弟子贩卖保健品，至少获利3亿元。
最“殊胜”的供养:金条
在义云高的组织中，弟子受“活佛”器重的程度与其供养的大小呈正相关。由于高先生供养丰厚，他很快成了陈某某的贴身侍者。06年他把心爱的书房改成了佛堂，里面供着义云高和陈某某的像。“后来再有人要建佛堂，不知道怎么建，陈某某就让他们到我这里来看。”
但是，在陈某某看来，仅仅设立佛堂，焚香闻法，并不足以体现弟子的诚心。
“从第一次开始，每一次见他，都要给供养。”高先生和妻子每次见陈某某都会给上一份2万元人民币的供养。而出入境记录显示，高先生仅在香港一地，就面见过陈某某25次之多。“我买到好吃的咸菜，都会想到要把咸菜供养给他。”
陈某某曾告诉高先生，自己当年很穷，兜里只有硬币，没有纸币。老人家(指义云高)看到他处境艰难，就传了他一个法，之后财富便在不知不觉中滚滚而来.
“这么殊胜的法，弟子可不可以求呢?”
“可以啊，师父安排时间传你法。”陈某某如是说，但之后便再无回音。因为传法不是免费的，“法不求不传嘛，而求法是要‘表法’的，这个‘表法’就是供养。”高先生告诉记者。
于是求法心切的高先生，次日就奉上了10万元供养。“好，师父安排时间。”陈某某满口答应.
高先生左等右等，却再等不来师父的消息。眼见入港签证的期限就要届满，高先生忍不住又来到陈某某处询问，却换来一句:“这次师父没有时间，下次吧。”
“这是师父在考验我”，高先生心想。于是过了一段时间，高先生再次拿着10万元现金到香港求法。陈某某收下钱之后问高先生:“你知道财布施里最殊胜的供养是什么吗?”
“不知道，请上师开示。”
“是黄金”。
当高先生第三次带着金条来到香港，交给陈某某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法”。这一天，在陈某某的坛场内，高先生按照陈某某的吩咐，跪在地上，口念六字大明咒。陈某某则在一旁为其灌顶。仪式之后，陈某某交给高先生一个法本，“回家要修炼”，他嘱咐道。
高先生回家之后每日在佛堂内修法，可是期待中的财源却不曾出现。“该摔跟头还摔跟头，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修着修着也就不修了。”
这样的求法，高先生经历过不止一次。
割肉供“佛”，此为虔诚
除了金钱上的“供养”之外，身为陈某某护法的高先生，还要为陈某某的出行和生活提供各种便利。虽劳神费心，但那时的高先生却丝毫不以为意。
“他说要来哈尔滨看冰灯，我们就高兴啊，师父能到东北来，这是我们的福报啊。大活佛要到东北，定能给东北的众生一个大加持。”高先生说起当初的狂迷，自己也感到可笑和无奈。
在国内，高先生是陈某某的御用司机，随叫随到。而他的妻子则负责为陈某某买菜做饭，“一天做4餐饭，早餐、午餐、晚餐、夜宵。陈某某不睡觉，我太太是不能先睡的。
高先生向记者说起某次开车接送陈某某的情形。当时陈某某在大陆尚未买车，某一次他要去福州开传销大会，高先生和妻子特地从沈阳驾车，行驶2800多公里，前往福州，只为了去机场接陈某某。
“我们俩中间不休息，除了加油和上厕所，饿了渴了在车上吃。她累了我开，我累了她开。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在师父到达福州之前赶到，我要到飞机场接他，这是一个弟子应该做的。”
传销大会结束之后，陈某某坐飞机前往香港开法会。高先生和妻子又从福州开车到深圳。待法会结束之后，将信众们供养陈某某的一部分物品运往其在上海的住处。“裘皮大衣啊，金银首饰啊，都放在车上，我的宝马成了一辆货车。”
之后夫妻俩又开车从上海到大连，将另一部分的供品运往陈某某在大连的落脚点。最后，两人再开车返回沈阳。
“他到上海，一个电话我到上海，他到福州，一个电话我到福州。他到哪我到哪。他在大连半个月，我在大连半个月。这期间公司的经营全放下，没有人去管。业务量哗哗地往下降，我都放下了。当时只觉得如果修好了的话，我将来的福报会很大的，倾家荡产了也没什么。”
高先生远不是陈某某的弟子中最痴迷的。
沈阳的一位老人，先是将毕生积蓄150多万元悉数供养给了陈某某，后又将丈夫过世后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供养了，甚至将冬天的采暖费也做了供养。“东北的冬天是很冷的，一整个冬天，她的屋里没有暖气。”高先生说。
到了最后，老太太已无力再供养，于是割下了自己的一块小腿肉，放在一个托盘里，端着献给陈某某。“一地的血啊，我们都吓坏了。”亲历此事的高先生心有余悸。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义云高在宣传材料里讲了，过去的大德燃身供佛，此为虔诚。”
传销式的组织体系
成“佛”之后，义云高开始大力发展组织，仿照传销模式，建立多层级的管理架构。弟子们接到要求--只要在大陆建立一个长期固定的闻法点，弘扬“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法，有10个人闻法之后，建立闻法点的弟子就可以申请参加闻法上师资格考试。
由于义云高在中国境内被通缉，为了保障其“佛法”的传播，便让一些弟子赴美国带回“法音”，在国内的闻法点播放。而“闻法上师”就是负责闻法点的建立及维护。
高先生就是当年远赴美国请来“法音”的众弟子之一。“我们考完‘闻法上师’之后，就能拿到义云高的‘法音’，光盘是在义云高那里刻的，每个人一份。”高先生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对“法音”的垄断发行，义云高禁止弟子私刻光盘，每张光盘上还会刻有义云高的印章，以示“正版”。“请‘法音’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上香立誓。”高先生说，“发誓的内容就是，我来请‘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是为了利益众生，并且保证绝不私自翻刻法音。如有违反，此生穷困潦倒。”
为了保证组织内只有一个声音，义云高严格禁止弟子传法。闻法点内，只能播放义云高的“法音”，而负责闻法点的“闻法上师”则没有资格传法。
“闻法上师”属于义云高庞大集团中的“基层公务员”。根据整个组织的传销式架构，一个普通弟子，如想申请成为“闻法上师”，就必须建立一个闻法点，并且发展至少10人闻法。每个闻法点的闻法者，都必须填写表格，并登记个人信息。
2009年4月，已经对组织产生怀疑的高先生，抱着“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的想法，奔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义云高集团组织的首届“闻法上师”考试。“考试很简单，凡是学佛的人肯定都会，只要考试肯定及格，没有不及格的。大概有150人去参加。去的就能考上，谁都会。”就这样，高先生成了第一批“闻法上师”。
由于病毒式的传销，组织的规模迅速膨胀。短短4个月后，“尸位素餐”的高先生莫名其妙地晋升了一级，成为“阿阇梨”(藏语，意为导师)。这意味着，4个月前，还在高先生的闻法点闻法的10名弟子，此时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闻法点，并升格为“闻法上师”。亦即是说，高先生此时至少掌握着10个闻法点，以及100名以上的弟子。
依照义云高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当一个“闻法上师”控制了10个闻法点，发展了10个“闻法上师”之后，就可以荣升为“阿阇梨”。只要再发展6个“阿阇梨”，就可以升格为普通“仁波切”。普通“仁波切”是一个弟子通过发展组织，在组织内所能晋升到的最高级别。每个普通“仁波切”的背后，至少有6个“阿阇梨”，60个“闻法上师”，以及600个普通弟子。
“如果我还在里面，现在早就是‘仁波切’了。”高先生笑着对记者说。
但是，无论是“闻法上师”、“阿阇梨”或“普通仁波切”，都没有直接传法、招收弟子以及接受供养的资格。可以说，这三个级别的岗位，都还属于组织体系中的打工者。
在义云高集团中，只有义云高本人，以及其帐下的“法王”、“尊者”或“活佛”才具备直接的传法资格，可以招收弟子。就如同传统律师事务所中的合伙人角色。到了这一级别，就可以招收弟子，收取“供养”了。“法王”、“尊者”或者“活佛”可以自由发展、传法，只要不脱离义云高这条“法脉”，并且定期向其纳贡便可。但是，普通弟子无法通过发展组织而爬升到这一级别，无论发展了多少人，建立了多少闻法点，最多也只能是个普通“仁波切”，到了这一级别，在组织内的“仕途”也就走到了尽头。
如果希望成为“法王”“尊者”或“活佛”，则需要与义云高直接接触，并献上大量供养，以期得到义云高的“认证”。只要供养足够，哪怕只是普通弟子，也可以一跃成为“法王”“尊者”或“活佛”，然后开始自己的行骗事业。
这是一种“双轨制”的发展路径，如同网络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辛辛苦苦“打怪练级”，也可以花费高价购买高级装备或升级道具。
凭恃着这种传销式的发展方式，义云高集团的信众规模得以急剧膨胀。2011年8月，义云高集团在香港召开“国际佛教僧尼总会2011年弘法利生记功表彰大会暨香港第三届阿阇梨及闻法上师典礼”，出席的“闻法上师”以上成员就超过了8000人。
以魔术彰显“神通”
从一开始，义云高集团就利用所谓的“神通”吸引、控制信众。
高先生向记者讲述了陈某某表演的一个“除障”仪式。通常，陈某某会挑选有钱的弟子，告诉他，你身上的“恶业”太重。要消除“恶业”，就需要由师父进行“除障”。
“除障”仪式的过程大体如下--
首先，陈某某要求弟子自带一个装水的茶杯，在其中倒满茶水。然后要求弟子闭上眼睛诵经。过了一阵子，再让弟子睁开眼睛。此时茶水并无变化;此后，陈某某会让弟子以茶漱口，漱口之后的茶水必须吐进准备好的钵里。喝进嘴里的是茶水，吐在钵里的水却是黑色的。
按照陈某某的说法，茶水变黑是因为其中有弟子的罪业，只要看到水变黑了，便是师父将弟子多生累积的恶业都给消掉了。
曾经，高先生也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直到有一天，高先生心血来潮，在百度上查询“茶水变黑”，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说白了，“大活佛”在弟子面前表演了一场并不高明的魔术。
整个魔术的关键，是一种俗称黑矾(硫酸亚铁晶体，又称绿矾)的化学物质。黑矾无毒，能与茶水中的单宁酸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种名为单宁酸铁的蓝黑色物质，于是就出现了茶水变黑的情景。
陈某某所谓的“除障”，只需要在弟子闭眼诵经的时候，将黑矾粉末涂抹在事先准备的钵底，就可以实现。
“当时谁都会信啊，茶水真的变黑了，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个戏法。现在自己想一想，都觉得笨。”高先生无奈地说。
精神恐吓--无形“护法”在看着你
除了靠戏法蒙骗弟子之外，义云高集团另一大控制弟子的利器，便是编造出“护法诛杀”的神话。这些“护法神”忠实地追随着义云高和陈某某，无形无相，肉眼不可见，但他们却能洞悉世事
“在这个组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弟子之间不能互相议论上师、师爷。因为上师身边是有‘护法’的，无论你在哪里，‘护法’都在时时刻刻地看着你。所以，朋友之间，夫妻之间，有些话不敢讲。”
在组织的宣传中，“活佛”的“护法”不存在善恶之念，只认“活佛”为主人，谁要是说了诽谤“活佛”的话，“护法”就会去收拾他。
义云高曾经告诉弟子们，“恒生仁波切”(陈某某)的“护法”最为厉害。当初曾经有一位弟子，因对陈某某产生疑心，改投了组织中的另一位“活佛”，并说了几句有损陈某某的话，立即遭到了“护法”的追杀。一道白光闪过，这位弟子的喉咙就被割开了。
出于对“护法”的恐惧，弟子之间甚至相互监控，一旦察觉有动摇、怀疑者，立刻向组织汇报。陈某某曾得意地在电脑上将一封邮件展示给高先生，这是一封妻子举报丈夫的信，其中赫然写道:“我丈夫现在已经变了，背叛了佛陀。”
高先生也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妻子，妻子听后，竟然不敢再与高先生多说一句话。待到彻底脱离义云高集团之后，高先生才知道，妻子当时也有疑心，但由于担心“护法”的惩罚，妻子什么也不敢说。
“组织里原来的朋友，还没退出来的那些人，他们现在看我就是‘魔’。”高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
在组织之中，高先生有一位朋友，在辽宁一所高校担任讲师，在高先生的影响下，也皈依了陈某某。
“我跟她讲‘恒生仁波切’和义云高‘大法王’。后来我带她去香港，开始她也有些疑问，比如为何做传销啊。后来她逐渐比我还痴迷了。到我要脱离的时候呢，她已经成为陈某某在我身边的卧底。凡是我对她说的话，她都向陈某某汇报。”
这位师妹本不富裕，为了去香港供养陈某某，曾多次向高先生借钱。待到她返回后，再以工资逐月还款。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她引到了陈某某那里去。”高先生内疚地说
高先生也曾尝试过说服，他希望师妹也能尽早看清“上师”的真面目，然而以失败告终。早在高先生脱离组织之前，师妹就察觉到了他对陈某某的怀疑。“她跟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应该告诉师父，让师父给你开示。”待到高先生脱离组织之后，师妹还找到他，希望说服他向陈某某忏悔，重回组织。
及至高先生和其他脱离组织者们一起在网上公开揭露陈某某的骗局时，过往的同门老友们，纷纷开动火力，各种造谣恐吓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有陈某某的弟子在高先生的博客中扬言要“替仁波切把你正法了”。
脱离了组织的高先生，并非不想将这些老友拉出组织，毕竟其中有些人正是在高先生的影响下“皈依”的，他感到于心不忍。然而高先生发现，让人脱离组织远比当初发展他们进组织困难得多。
一位由高先生拉进组织的师弟，在脱离组织之后，不幸患上了睾丸癌。于是其他弟子便向他灌输:“你这是得报应了，因为你诽谤了上师，诽谤了仁波切。”在经过重新洗脑之后，这位师弟又回到了义云高集团，但他的睾丸最终还是在手术中被摘除了。而这桩个人的不幸，自然也被师弟归罪到了高先生头上。
关于高先生为何没被‘护法’诛杀，在组织内部自有一套冠冕的说辞--“师父慈悲”。
那位担任大学讲师的师妹，在后来写给高先生的公开信中就曾如此说道:“你没听说过护法吗?你还不知道，你们到现在是师父的慈悲吗?如果护法诛杀，你们还能回头吗?你们不知师父慈悲若此，还当师父是凡夫!……做错了，知错了，要忏悔，赶快改，求师父，消除业障，现在还想什么狗屁是非对错，你凡夫一个，懂什么是非对错，哪里有是非对错?”
逃亡“活佛”卷土重来
在北京郊区的一处闻法点内，几位信徒跪倒在地上，聆听来自美国的“法音”。
“你很幸运。”在正式开始闻法之前，一位身着红袍的“闻法上师”对一名弟子说，“刚入门，就能接触到‘佛陀正法’。”随后，“闻法上师”不忘交代众弟子，“一定要记住，播放‘法音’的时候，要跪坐在地上，头部不能高于‘法音’。”
在交代完毕之后，“闻法上师”拉开一扇帘子，供奉着义云高及其帐下“活佛”陈某某的佛堂出现在眼前。随即，众信徒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之后，“闻法上师”将录有义云高“法音”的光碟举过头顶，然后再放入播放设备中。浓郁的四川口音从音箱中传了出来，说话者正是远在美国的义云高。
目前，这个身披袈裟的诈骗集团，秘密的“传法”活动已经横跨两岸三地，几乎遍布整个华人圈。在香港，几乎每个月都会举行该集团的法会;在台湾同样举行法会并拥有大批信众。
而在大陆地区，该诈骗集团更是以燎原之势迅速扩张，其中东北、福建、广东、四川等数地皆为重灾区。
通过传销式发展，这个曾经火遍四川的“密宗大师”，终于急遽“做大”，卷土重来。此番，他的头衔已经升格为“第三世多杰羌佛”
如今，义云高集团在海外注册、设立多个组织，诸如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中华佛教云慈正法会、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等，通过这些组织及其网站，义云高集团在海外遥控国内。
根据《星岛日报》2011年8月11日的报道，义云高集团在香港组织连续两天的“佛教大会”，参与人数超过八千人。虽然声称是“佛教大会”，但其宣传的却并非佛教经典，而仅仅是“弘扬及学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并声称“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娑婆世界唯一获得合法认证的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是所有众生修行成就的最高指南。”
根据该集团自己的宣传，有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代表参加。出席大会的逾8000人均为“闻法上师以上级别”。根据该集团运行规则，每个“闻法上师”至少控制着一个闻法点。据此推算，如果其宣传数据可靠，义云高集团至少控制有八千个闻法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城市，以及全球其他华人聚居区。其座下众多“活佛”“法王”，弟子总数呆守估计;或已超10万之众。
除了在现实中发展组织，义云高集团在互联网上也投入血本，注册多个网站论坛，宣传义云高的“神通”。该集团甚至将弟子组建为网络水军，实行规范化管理，并要求弟子填写特定的《博客统计表》。
本刊记者从该集团水军组织中获得的《博客统计表》显示，统计表分“姓名”、“微博名称”、“护法微博数量”、“博客名称”、“护法博文数量”、“博客网址“、“所在网站”等栏目，将水军贴作为“功德”加以统计。
于是，尽管大陆互联网上仍能看到不少质疑、揭露义云高骗局的信息，但大多揭露信息已被“净化”。而互联网上的“重点阵地”则被全力确保不准出现任何杂音。
以“百度知道”为例，在几乎每个有关“多杰羌”的问答条目下，都能见到其弟子为维护义云高而进行的虚假描述或广告一样的肉麻吹捧，甚至不乏对反对质疑者的恶语辱骂。
而百度贴吧的‘义云高”吧置顶的《本吧须知》更是直接挑明“一切诋毁、诽谤和丑化“义云高”大师及各高僧大德的帖子及回复，一律删除，严重者最终封禁ID/IP”。其回帖则有反复山呼“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根据义云高集团的宣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觉位最高的佛陀，所传的佛法可以两个小时之内就让弟子得到开悟成就的，最快捷修成得自由出入佛土世界。”
而前文提到的那位隆慧仁波切，正是义云高“认证”的诸多“法王”“尊者”之一。
《凤凰周刊》藏区活佛现状调查 失控的“活佛”
《凤凰周刊》藏区活佛现状调查 失控的“活佛”(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到西藏旅游的游客很多人会郑重购买活佛开光的器物接受活佛的摩顶。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见到的活佛很可能不是被政府承认的活佛甚至有些根本就是骗子。
来自大陆宗教事务局网站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现有藏语系佛教寺院3000余座活佛1700余人。
但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炜明则介绍，目前包括1956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以前就存在的改革后依政策核批的以及各教派寺庙自行认定的和各种假冒活佛蘸族地区的活佛数量早已过万。
2007年9月1日大陆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14条包括立法目的转世原则转世条件、审批程序佛教团体职责违法处罚等。《办法》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转世必须申请报批有重大影口自的还应报国家宗教事务局乃至国务院批准。
大陆宗教事务局网站称此规定是针对目前活佛转世中存在的问题--不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办事不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指认活佛转世灵童破坏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藏传佛教人士对此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政府加强管理。
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
释迦牟尼曾预言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2006年张炜明完成了一项藏区活佛现状的调研撰文直指当代活佛转世制度的流弊。张炜明在文中称:当代活佛转世制度的问题是政府宗教基层管理部门和寺庙内部管理者高僧大德及信众反映最主动最集中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很多活佛要打引号的，差不多达到用钱买证的地步了。”张炜明说藏民对大活佛认证的比较信，后来的就没什么人信了。由于活佛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汉人对活佛的迷信，投资活佛成为一项颇有利润的事业。
我曾经作为翻译参与的就有2宗，安徽一个法师很有钱，自己跑到一个寺庙说想做金刚萨缍的化身，这个寺庙本来没有这个转世。法师掏出10万元以后，庙里的人就给他写了个金刚萨捶转世的认证。”张说还有个汉僧给了寺庙几万元，带上寺庙的活佛认定书跑来内地化缘。一般活佛名号值10-20万元，中等活佛也有花好几十万的，大活佛就更贵了。
藏民可能更关心活佛的历史背景，但在内地则要看活动能力，能不能弄到钱。因此很多寺庙认证那些有经济头脑社交才能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年轻僧侣为活佛。
这些活佛不守戒，不学文化，不闭关修行，也不研究宗教。一天就玩乐打台球喝啤酒挣钱，甚至玩女人。有人称他们为“项目活佛”。曾经有位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对名活佛十分相信，给了他很多钱，还拜为师跟他学经，但不久这位活佛就曝出丑闻得了性病。
西藏研究专家王力雄曾撰文描写朋友去西藏的经历，30多人的旅游团被领到某著名寺院前面，感觉很好，殿堂古旧佛像庄严，香火缭绕喇嘛念经。待大家满心感动等待活佛摩顶加持，却被告之活佛不会讲汉语，但今天正好有一位能讲汉语的高僧，他来告诉每人的未来吉凶。
高僧单独接见各位，他操着流利汉语，用内地巫师神汉的词汇给每个人讲了几乎同样的话无非是“天庭饱满，贵人吉相大富大贵”等，然后话题一转恫吓当亭人近期会遭不顺，有小人陷害等，若想消灾去祸必须烧高香.而效果如何则取决于是否心诚，心诚体现在交钱多少。少则3千多，多则3万越多越好。后高僧还谅解地指点，“我们这里可以刷卡”。
王力雄还回忆了另外一次遭遇康藏地区最重要的某寺的大殿里有个卖东西的柜台，柜台上方贴着告示要求必须购买哈达敬献给活佛，哈达一条10元柜台摆放的其他物品也都加持开光价格5元到80元不等。 (注:因为对王有些了解，知道王力雄说的是十年前的价钱)
该寺多年来一直有活佛给游客库顶的项目。哈达可以反复使用相当于重复埋单。活佛摩顶后游客一般还是会给钱，活佛对游客的态度取决于给钱多少。钱多时活佛会回赠哈达、佛珠等，钱少时回赠可能就是一条毛线。因为给游客摩顶的活佛收人颇丰，因此寺里为了争夺这个职位还发生过群体性暴力冲突。
一名藏族导游告诉王力雄，不久前他带外国游客去某名寺， 看到两个扎巴(僧人)在大殿里打架还动了刀子，鲜血直流，把老外都看呆了。甚至中旬黑道上最厉害的团伙也是该寺的和尚，被称为和尚老大。一到晚上纷纷换便衣进城出没于娱乐场所。哪里发生冲突一个电话就能招来大批便衣和尚助威打架。
而即使寺庙负责的僧人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几乎都是计算不同项目的收人，讨论还能开发哪些财源，如何建设寺庙的硬件等。关于学习佛法造福百姓的话韪则很少能够听到。
转世的由来
活佛转世为藏传佛教特有，最早由噶玛噶举派创立。13世纪中期蒙古大汗蒙哥册封蘸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为国师，并赐金边黑帽和金印。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因噶玛噶举派教规，首领教权嫡亲不得继承，为延续本教派特殊地位，依据“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观念寻得一儿童为噶玛拔希转世灵童。
活佛转世将世袭传承制移植到了宗教上，加以神秘的佛化，既解决了法统继承问题，也解决了政权地位和财产的继承。此后藏传佛教各派纷起仿效。 (权力、财富和宗法体系的控制，才是转世的动力和目的，“仿效”一词太传神了，依照点破喇嘛所谓乘愿再来的鬼话)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兴起后，活佛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形成不同等级。其中达赖和班禅地位最高，对大寺庙活佛和各地格鲁派属寺首领的赐号、传法、确定转世灵童等有领导权和指导权，清朝赐其印文称所领天下(西藏)释教。
达赖在西藏地位与帝王无异，死于非命的情形也相似，四世达赖28岁圆寂，六世则是24岁、而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都蹊跷死于布达拉宫，年龄分别为11岁，22岁，18岁，20岁。
关于他们的早夭，一直没有定论，但可能性最大的是食物中放毒。从十三世达赖开始达赖的食物要由亲信僧官先品尝，这一做法一直沿袭下来。
仅发于达赖班禅的是主持一方的活佛喀尔喀蒙古首领呼图克图(大活佛)--哲布尊丹巴， 内蒙古地区最高活佛--章嘉呼图克图。1911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怂恿下曾一度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他死后其转世系统被废除。而大宝法王虽是自救精神领袖，却不掌握政权。
因为寻访的达赖往往年幼，无法处理政事。清朝时西藏设摄政制确立达赖喇嘛未满18岁以前，由摄政活佛掌办商上事务，摄政活佛地位在4大活佛之下。随后依次为执掌各寺的活佛驻京呼图克图迭籁和班禅的经师经院活佛及中等寺庙的堪布。
一般活佛地位最低，来源很多，如通过考试格西学位获得活佛称号，一些世俗贵族为获得活佛头衔以重金捐买。解放前青海佑宁寺就有这样的活佛近百名，塔尔寺有六七十名。他们在清代不入册可以随时增减可以转世也可以停止转世。
除了男活佛还有女活佛。男活佛可以转世为女活佛，女活佛也可以转世为男活佛。
寻访转世灵童一般是根据活佛生前的预言，通过占卜、降神、观圣湖等方式确定下世出生方向，然后前往寻访。
这些预言包括遗嘱、梦示、对某地方的赞誉语言或书面预示等。而突然圆寂没有留下遗嘱或预示的活佛则以占卜降神等方式确定。十三世达赖圆寂时其头扭向东北，有人就认为预示其转世青海.此外确定活佛的方法还有抓阄、高僧占卜指定，世俗统治者指定僧俗统治者共同商定。
寻访灵童前，往往还要根据活佛圆寂的年月时辰，推算下世转世时间，大约上下相距年，但也有相差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据民国档案载最长不能超过7年。
但绝大多数活佛预言或遗嘱含糊不清，找到的灵童也往往成百上千个，这就需要垂仲降神来指示谁是活佛。垂伸降神实际上是打着神曼附体招牌宣布个人意见。《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称活佛转世总是努力在有钱有势家族中寻找，不顾护法神活佛圆寂时的授记，真伪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认定，问卜认佛时，也以重金贿赂活佛左右侍从和扮护法神者，让他们按自己意愿作出预言甚至伪造假文书等。
于是很多活佛都出现在贵族家庭，或者达赖班禅亲属及世家里。六世班禅兄弟是红帽系十世活佛，另一兄是札什伦布寺活佛侄女是香巴桑定寺活佛。
由于活怫在蒙藏政教合社会中的特殊崇隆地位，世俗的统治者往往操纵转世，如一世哲布尊丹巴八寂后，土谢图汗到处活动希望他转世在自家中，但车臣汗认为现在应该轮到自家了，最后由雍正帝决定活佛转世在土谢图汗家，到后来转世这个问题一直纷争不止让清帝十分头疼。 (“轮到”一词也是点睛之笔，作者太有才了)
为遏制这些舞弊，1793年乾隆帝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童程》，特制两个垒瓶，一个放在拉萨大昭寺，供西藏青海等地遴选活佛，另一金瓶置于北京雍和宫，供蒙古北京掣签。此举确立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上的最高权威。同时朝廷可革除或复封活佛名号可以停止禁止或准予某活佛转世。
活佛是怎样炼成的
与到了西藏见到活佛就口口拜捐钱的汉民不同，普遍相信生命轮回的藏民往往更看重活佛的修行。
转世活佛一般要在五岁以下，由具有认证资格的大师认证。认证之后从小就要有专人来教育管理和培养，通常必须有管家、经师和修证导师3个人去扶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学习和闭关修行之后，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活佛。
我遇见一些活佛，他们说我不是什么活佛，我只是修行人，是你们汉人把我们叫做活佛。纪录片《大宝法王传奇》的主持人陈宇廷来自台湾，曾出家3年有很多活佛朋友。
张炜明介绍，在藏区一些文化发达的地方信众对堪布(有修行的高僧)的信心和崇拜更强，而在文化落后一些的地方则比较崇信活佛。活佛只是一个没什么娱乐的孩子。他学得很苦，寺院对他要求也很严，要掌握每一个修行，各种经律。而他又是为了信徒没有自我地去学这些。陈字廷说:“曾经有一个活佛讲如果有得选择他愿意当导演，做活佛是为信徒做的，他在台湾佛教界还是明星级人物。”
陈宇廷介绍除了传统的佛经他们还要学习电脑、驾驶、城市发展、国际观，很多人藏文和英文很好，汉文却不大会。
但十一世班禅是不可以不会汉文的，他的课表包括学经辩经汉文英文藏文梵文电脑等，课余时间还会阅读科普读物和报纸杂志每天还要看新闻联播。此外他还分别有一台台式电脑和台手提电脑，有作业就在电脑上完成。
历史上如果某活佛有不称职的情况发生，则会被动员勒令其还俗，之后重新认证活佛。还有就是可以给予其活佛的名称，但不能坐床也不能主持教务。历史上著名的情诗作者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为追求俗人独有的爱情，写有大量情诗，引起非议后在一次政治斗争中被殃及，成为第一位被废黜的达赖。
陈宇廷认为，今天真正的活佛要面临的考验远远超过以往他们小时候，会没有选择去学经，大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娱乐的东西还是会有些诱惑，有些活佛就会压抑自己，虽然内心喜欢但是会顺应大家的希望，做个修行的人。有一些则顺应自己的内心但信徒就不乐意了。” 他说现在的活佛有很多选择如创巴仁波切(活佛) ，从小经过3年3个月闭关之后又到英国大学讲禅修，后来娶了一金发美女移民美国跟嬉皮士在一起跟很多艺术家合作。
为陈宇廷作证的还有两位活佛，在网上有人称格杰仁波切是中国最迷人的帅哥。我希望佛法能融入时尚世界中，把时尚与佛法连接并传达给每个时尚人“他灌制了佛法唱片，张学友与刘德华的歌都不错，除了刺激的武打片，我还有兴趣看感情片，但不会激动。”
一位帅哥活佛盛噶仁波切则用流行音乐传讲经文。专辑《我要你幸福》一出世便引起不小震动，甚至成为台湾综艺节目《康永当家》、《爱上陶花园》的嘉宾，成为名副其实的时尚活佛。
红尘中的两难
文革期间，西藏与内地同处传统宗教被摧毁压制的时期。1980年代初中共恢复落实宗教信仰政策，藏区长期被禁止和转人地下的宗教活动以及被压抑和禁锢的宗教感情突然释放， 旧宗教人士的身份恢复，新宗教人士猛增，1991年国家出台39号文件以较严格的政策对活佛转世进行认定名额和数量的限制。
但藏传佛教习惯上既有一个寺庙有众多活佛的惯例，也有大寺没有一个活佛的惯例，有由一位大成就者转世为几位化身的转世的惯例，也有多位大师起转世于一人的惯例，这些都与政府固定指标的规定有冲突
张炜明介绍:前的政策就是限制数量不许新的转世系统产生，规定1个大寺3个活佛，中等寺庙2个活佛，小的寺庙1个活佛。而藏区每个县都有活佛寻访领导小组，隶属于宗教局，但形同虚设，寺庙都自己寻找灵童。以德格县为例，按传统延续下来的活佛，到目前为止共有198个，而政府只批准了27个。
地方管理部门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政府对转世活佛名额限制带来了些新问题。我们这里有不少活佛国家不批准，但寺庙承认信众承认。总不能跑到寺里说你不是活佛国家没有批准!猛把人家从法座上拉下来。你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活佛，还有他背后成百上千信众。一位基层宗教管理干部说。
这问题最后往往会导致国内活佛的转世认证转入地下，或依循藏传佛教传统跑到国外请达赖喇嘛认证。
限制活佛直接导致众多寺庙和佛教人士自行认定的活佛投靠国外流亡集团寻求支持，直接为达赖流亡集团输送了后备力量。在调研报告《当代活佛制度的流弊及影响》中，张炜明对达赖流亡集团影响或操纵国内活佛的转世充满了担忧.
“基本上大陆有多少活佛，在国外就有多少，国内认证个活佛达赖那边就认证个，俨然是两套班子。两套活佛认证系统。”张炜明说。
国家对活佛转世认定的名额和数量限制只是政策面.而政策优厚的另面是活佛一旦被政府认定，就享有很高的社会名誉和政治地位，在今天则往往意味着巨额的金钱也纷至沓来。
张炜明认为，今天活佛制度的一个弊端是活佛很难监督;历史上活佛不称职还被动员勒令还俗之后重新认证。即使保留“活佛称号也不能坐床和主持教务。但现在活佛动辄在省州级人大政协里任职，级别上远大干县上的宗教官员，寺庙也管不了这些身份地位颇高的活佛。“活佛戚了寺庙管不了政府也管不了的老大难老油条。
因此现在不少人打起活佛的主意，不惜花钱或通过权力、关系来谋取或操纵活佛认证，活佛认证的权力寻租事业也应运而起。
张披露，仅以某县20多个经国家批准的转世活佛来说，其中不乏上面盖帽盖下来(意为上级直接指定而要求基层办理)的活佛。他们说“嗨把这个喇嘛的材料报上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活佛转世的开后门。就像提拔干部一样如果哪个关系好，上级打个招呼就成了活佛。
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花钱买活佛，政府官员子女也成为活佛。康卓玛“(仙女)的怪现象。张介绍说，康北曾有一县长就与邻县县长争夺其子为某大活佛转世而反目成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带头不服管的寺庙和政府两头管不着的活佛就是那些由上而下提拔认证的活佛。认活佛并不是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贿赂宗教局相关人员，然后拿着认证书到处骗钱。王力雄对活佛和藏传佛教的乱象感受与张炜明相同。
大部分寺院还是比较传统比较没有商业化，除非是一些旅游景点。“相比研究者张炜明，信徒陈字廷要乐观许多，藏民表面拜活佛，心里也不定，如他家牛丢了，跑去找活佛卜卦在哪里丢的，活佛说错了，以后也不会去信他了。
对藏传佛教素有研究的张炜明认为，现在的活佛教育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们中很多人去各级佛学院、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或者学习班培训。这些地方， 当作交际场所还可以，藏传佛教本身传统的东西学不了，一个活佛也不是几个学习班就能教好的。应该从寻找他开始好好培养，教他怎么管理寺庙，也要去管理他。不然几个培训班回来拿上个大专文凭做个政协委员，无非就学会了认识几个政治人物、老板，学会拉关系那一套。
陈宇廷也认可大陆的活佛太少监督，“以前也有自己的淘汰机制哪个做得不好就会没有人去拜。”
“应该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在寺庙接受自己的传统教育。”张坚持。在张看来，政府应处理好治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藏传佛教对教主的尊崇主寺对属寺的控制，大活佛对下面寺庙活佛的认定，与天主教有很多相似之处。政府可以研究梵蒂冈教皇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册封大主教’的。
对新出台的《办法》，张炜明对《凤凰周刊》表示。从条文上新办法相比以往有了一定变化但不显著。其意义在于对活佛转世制度的法制化管理代替了以往的文件和政策。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在《办法》颁布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办法》是贯彻执行《宗教事务条例》的需要，使条例相关规定进步具体化更具操作性。
张认为，活佛和藏传佛教中的问题当在更宏大的层面上解决， 比如探讨活佛转世制度的走向和出路，活佛转世发展到一定程度，要么走向消亡或者规范’ 张说。
“活佛这样烂，索性就让它烂下去好了。这么久宗教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活佛制度自己消亡，不然它会毁掉整个藏传佛教。”张炜明说，“我并不是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