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文化扬弃关系中国未来

伯特兰·罗素是上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中国问题》是罗素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他以一种深刻的历史感与全球意识看待中国的文化，反映了一个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观。虽然已过去90多年，但今天重温书中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思想观点，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长盛不衰的中国文化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认为，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实在了不起。他在书中写道，“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见《中国问题》第16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下文罗素的观点引用皆摘自《中国问题》)。究其原因，罗素认为，“最大的原因或许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又同属于一种文化。”其次，中国文化善于同化外来文化。再次是因为中国有方块字。罗素说:“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就是由于使用了表意文字。我们是一字代表一音，而中国却是一字代表一意。”最后是因为中华民族忍耐力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

对于罗素关于中国文化长盛不衰原因的观点，笔者基本上是赞同的。尤其是关于中国文化善于同化因战争和其他因素而进入中国的异族文化的观点。但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同化其他文化，而不被其他文化所同化?笔者认为，说到底与以下三个因素紧密相关。

一是中国文化具有集纳意义，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包含了自强的力量、兼容的气度和通达的智慧等特点，适用于世界各民族。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具有集纳意义，异族文化只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

二是中国文化包容大度，博览众长，具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特质。正如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坏东西--兽性、不安、欺压者和纯物质贪欲，他们都心如明镜，不愿接受。而对于那些优点，尤其是科学，则照单全收”。正是这种文化特质，使得中国文化不可能被西方等文化所同化。

三是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不尽相同，但各族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使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紧紧凝聚在一起，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有了这种精神家园，外来文化自然容易被同化。

2 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化观念

在罗素眼中，中国的文化或文明是非常优秀的，而且许多方面优于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他指出:“中国人和人谈话注重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不是改变或干涉他人言论……中国人善于体恤，你可以发现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如此。”“中国人虽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中国人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

诚然，中国文化的优点远不止这些，但作为90年前的西方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些确实难能可贵。当然，罗素也指出了中国文化中的不足之处。比如缺乏效率和科学技术思想意识，伦理中的孝道和族权观念有负面作用等。罗素认为，“正因为重视进步和效率，我们(西方)变得富强了，而中国人正是忽视进步和效率，从总体上看，直到我们骚扰他们之前，还保持着国泰民安。”“中国文化中有个弱点:缺乏科学。”“中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差别就在于科学的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罗素认为，“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甚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当今中国迫切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事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当官的必须供养他的亲属，如果要为官清廉，肯定要放弃孝道。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打破。”

不重视科学技术、不重视进取和效率的确影响了国强民富。好在新中国成立后，扭转了上述观念。“科学技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已成为非常明确的国家意志。在强烈的科技意识推动下，中国对科技的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2%以上，研究人员平均每年增长12%，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等集约型巨大产业集群也在摸索中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竞争和效率意识极大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得到迅速提高。

罗素提出的族权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的观点很有道理。在中国，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人们往往对宗族中人乃至远亲近邻或许有极大好感，对子女呵护备至甚至包办一切，而对“外人”则表现得很冷漠。罗素关于“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化观念。经营私人事业时的诚实美德要转到国家事业上来”这句话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不过，罗素关于孝道会导致受贿腐败一说，笔者不敢苟同。以尊重长辈、孝敬父母为重要内容的孝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与廉并不冲突，同为十德之一，因孝则腐非“孝”也。中国以孝廉为美，利于家庭和睦、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理应坚持。

3学习西方文化中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

作为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罗素对西方文化的不足之处也看得十分清楚。“美国人一直以传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尽管他们自认为是)而是美国主义。”对西方文化虚伪性的一面，罗素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对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实事求是批判立场，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道德良心。

罗素分析了西方文化中“虚伪”的一面，但却没有论及西方重视诚信，用契约精神和法律制度维护的诚信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这一点，实属遗憾。诚信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和社会互动的桥梁，也是人们成功的基础和前提。诚信文化、契约精神和法律制度催生了西方市场经济中较为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回顾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诚信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它影响了商人的信誉，使伪劣商品盛行，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社会信用的缺失，既丢弃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美德，又失却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讲诚信赢得世界人民支持的风范，也忘记了市场经济中诚信、法制的应有之义。因此，在分析西方文化虚伪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值得重视和学习之处，如契约精神、诚信意识等。

4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有民族意识的功能

罗素认为:“中国人如果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罗素再三强调中国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告诫说:“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

罗素关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观点，在90年后的今天来看，仍不乏闪光之处，甚至预见到了今天的社会状况。在文化开放交流的大潮中，我们首先要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如贵和持中的和谐思想，求真务实的思想品格，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求完善道德修养的文化追求等。

同时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有民族意识的教化功能，民族智慧的启迪功能，民族行为的规范功能，中华民族心理的支撑功能等。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精华为我所用。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利用已有文化软实力资源不断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渲染，以此限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在文化交流中务必提高警惕。

5建立现代、民族、大众的中国文化

文化的勃兴乃中国未来之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罗素从中国文化的视角乃至站在全球文化发展的高度，指出“由中国的现状所提出的问题通常有三类: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其中的任何一类问题都不能孤立地来理解，因为每一类都与其余两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对于任何以此为旨归的、能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经济体系我都能安之若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腾飞，更重要的是古老文明重新焕发生机，以新的姿态和形式走向世界。

我们要建立的现代中国文化，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在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平静而理性地面对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尊重和接受世界优秀文化。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传统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中国现实的软实力，在进一步与世界的融合中，不断增进中国的文化认同。通过国家文化主权，逐渐扩展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道路之独立乃中国未来之源。作为西方思想家，罗素看透了西方列强对华关系的实质，为我们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的虚伪性。罗素当时还预测:“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这一预测今天已经基本成为现实。

90年后看《中国问题》中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未来的观点，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作者为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