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李陀的身板依旧挺拔，言谈条理清晰、思维敏捷，让人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坚持说不接受采访，就当是朋友之间聊天，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交谈中记者并没有感到他写文学批评时那种犀利和咄咄逼人，倒是时不时的几句幽默玩笑，让交谈变得轻松和融洽。

    在“自然论坛”上看到著名文学批评家李陀，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惊讶，毕竟，环境保护和文学批评是两个相距甚远的领域。不过，真正和李陀聊起环保问题的时候，才发现他对环保的研究虽然不能算非常专业，但对于生态的关注和忧心却溢于言表。

    ■少年记忆的生态缩影

    谈到生态破坏，李陀向记者举出了圆明园的事例。对于毕业于北京101中学的李陀来说，圆明园是他曾经的后花园，走出学校就到了圆明园。他半开玩笑似的说:“你们现在才开始小资，而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很‘小资’，经常拿着一本书到圆明园去看。”李陀表示，他对古典诗词的理解都要归功于圆明园，所以，他对圆明园有着深厚的感情。“那时候圆明园掀开一块石头就有泉水流出来，那样的圆明园实在让我怀念，‘小径泓溪、荒郊绿野’，那样的意境在当时圆明园才能体会到，现在才过了多少年啊，圆明园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了。

    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圆明园防水铺膜事件一度让李陀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前几天又到圆明园去了一趟，在一篇萧瑟的秋色中，再也找不回过去那种感觉。”最让他感叹的是，他在圆明园东边的万春园一带又看到动工的痕迹，要知道，这可是圆明园仅有的几处没有被人为破坏，还保持着原样的地方。

    其实，李陀早在多年前就曾经为环保事业奔走疾呼了。1999年，他参加了在海南进行的以“生态与文学”为主题的“南山会议”，就“发展主义”和“生态”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发展主义”提出了质疑。

    不过，李陀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还不够满意，他告诉记者，看到其他人都为生态保护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自己就觉得很惭愧，“以后我应该想点办法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文学批评要有独立精神

    李陀最初涉足文坛是以小说的形式，他的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自由落体》、《余光》等短篇小说以其对人物独特的心理意识活动的捕捉和呈现而别具一格，还参与创作过《李四光》、《沙鸥》等电影剧本。不过真正让他名声大振的是他的文学批评文章。

    当记者问及作为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准则是什么的时候，李陀沉思良久:“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看法，很难给出一个准则。”不过他提到了一点，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独立精神非常重要。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最缺乏的就是独立的立场，有人因为某种利益做文学评论的时候，就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也不可能写出客观的东西。

    “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有时候，有些朋友让我帮他们的作品写写评论，这当中，可能遇到我觉得不太满意的作品，我会私下对朋友说，指出我认为的不足。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人情的社会，我不至于刻板到一定要把这些意见发表。但有一点可以保证，只要是我发表出来的，就肯定不会有任何的‘人情’在其中。”

    ■今后只做一件事

    作为文学批评家，李陀算得上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不少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太过激烈的反应。他提出的“小人时代的文学”在网上招致骂声一片，他仍然告诉记者，至今还是有着同样的观点。

    他说，他很欢迎大家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和他进行讨论，只要提出了问题，就能够通过探讨取得收获。

    李陀在《读书》上号召广大作家，为工农写作，替群众代言。他说:“那些没有笔杆子的下岗工人、民工、还在穷困中挣扎的农民，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感情、思考、喜怒哀乐、他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怎么来表达?”他认为，如今的文学可以称作“小人时代的文学”，特征之一是“文学的内容越来越琐碎”，很少有作家再去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和需求。

    针对网上不少人支持的“小人时代的文学正说明了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人需要代言，是一种文学的进步”这种观点，李陀认为，持这种意见的人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没有考虑到真正的最底层的人的需求。

    “他们说，网络发达了，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倒要问问，那些没钱买电脑的人呢?那些没钱上网吧的人呢?人们怎么倾听得到他们的声音?”李陀坚持认为，作家不能太过“小资”，要有社会责任感。或许，这就是他长期坚持的“知识分子要用‘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这种观点的表现吧。

    不久前，李陀的台湾同行南方朔告诉记者，写评论是他的谋生手段而非兴趣所在。记者把这个问题抛在李陀面前的时候，李陀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他说，自己不是个聪明人，不可能同时做很多事情--“今后，我就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搞文学批评。”

    ■发展意味着进步?

    李陀现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员，但他研究的重点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他跟记者开玩笑说:“我是拿着资本主义的钱，做着社会主义的事。”

    谈到美国的生活，李陀很自然地又回到了环保问题上，他说，刚到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的草坪非常好，“我觉得躺在那儿看着蓝天，是件多美的事情啊，后来一位美国朋友问我，你知道这个草坪用多少杀虫剂?用多少除草剂?每年的杀虫剂、除草剂渗透到土壤里，以后造成土壤成分和生态系统多大的破坏?我一下子就傻眼了。”

    李陀曾在加州住了很长时间，他经常说“加州好，没蚊子”。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没有蚊子，也是杀虫剂的功效，而为此付出的是改变土质、改变土壤结构的代价。

    “近几年回到国内，发现中国也开始铺这种草坪了，不过相对而言，我却更怀念那种杂草丛生、蚊虫纷扰的草地。”

    “其实，很多关于生态环保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不过，很多人都在想，我一个人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只要别人都去努力就行了。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环保在经济利益的面前，显得非常脆弱，恐怕只有等到生态危机真的危及到人类生存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努力补救，而那时候的成本就远不是现在这样了。”

    在会场门口再次遇见李陀的时候，他再次主动提起了自己对环保的担忧:“我所担心的是，等大难真正临头的时候，我们再要去挽救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肯定能捱得过去，但继续这样下去，我们的子孙必然遭殃。”最后，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如果能活到80岁，可能也能看到那一天。”这句玩笑话的背后，没有太多的调侃，却深深地藏着一个老人的关切和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