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盛宣怀的辛亥穷途
从大清一品大臣到避难日本如丧家之犬，从家资巨万到“穷得不干不净”，在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前，国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为时仅需15天。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1870年入李鸿章之门下任“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其官场生涯。或许是在经济方面展现出的天赋，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逐渐脱离文牍生涯而转向实业，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局、中国通商银行等。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部分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盛宣怀从政府手中接办了汉阳铁厂，并经营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还将三者合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自任总理。不久又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办。机缘种种，是他成为胡雪岩之后的又一“红顶商人”，更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商场上长袖善舞的同时，盛宣怀在官场上也是一路亨通。他历任署理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等职;1910年出任邮传部尚书;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改“尚书”为“大臣”，盛宣怀留任邮传大臣，忝列国务大臣。这点，可以说远胜只捐了布政使虚衔的胡雪岩。
干线国有 惹祸上身
就在“皇族内阁”成立前4天，给事中石长信奏请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清廷下旨让邮传部议奏。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经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左侍郎臣汪大燮、署左侍郎臣李经方和右侍郎臣吴郁生联衔上奏，清廷当日即发布谕旨同意施行。所谓的铁路干线国有，概而言之，就是将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购买的股权收回，改由政府贷款修建。
按照官方的口径，之所以要调整铁路修建政策，首先是因为地方筹款缺口太大。比如根据1904年所拟铁路章程，四川要为川汉铁路筹集资金5000万两，但据盛宣怀的统计，到1911年实际只筹到1340万余两。其他像广东筹到的1647万余两、湖南筹到的240万余两，都和修路所需资金相去甚远。
其次是修路进展缓慢。原定到1907年粤汉、川汉铁路相关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这四省应完成施工的铁路线路总长6168里，而实际完成的线路只有237里，不到4%;川汉铁路本来预计到1909年竣工，而实际情况是1908年才开始动工。
第三，各省筹资增加百姓负担，而且因管理不善而频频发生亏损、蚀本事件。据盛宣怀的统计，仅四川方面，因为投资股票亏损、被前四川总督锡良挪用于筹建铜元局等原因，已亏损500多万两。
照此说法，清廷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既能加快铁路建设，又能减轻百姓负担，本是好事。但在此之前，全国铁路无论支线、干线，都可由当地商民集资兴建，如今收归国有，可谓政策大转弯。而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大政策，从5月4日石长信提出到9日清廷下旨实行，只用了短短的5天就完成了论证到出台的过程。至于铁路股份具体如何收回、租股如何偿付等，一直拖至6月17日，才公布了相关政策，足见其仓促。石长信上折前是否和盛宣怀勾兑，迄今未见相关证据。但显然，如此重大的政策，如果没有主管全国铁路的邮传部主官盛宣怀首肯，无论如何，是难以出台的。
姗姗来迟的干线国有补偿政策，其主旨简而言之是在区分官股和商股的基础上再分省对待，补偿方式是附股和发银相结合。官股和商股的区分方法，按盛宣怀9月29日所上奏折，主要是根据资金来源:如湖南之米捐、盐捐，湖北之赈灾捐，四川之土药、盐茶灯捐、土厘等，系通过官方筹措而得，故为官股;而四省商人自发购买以及四川湖南百姓利用田租购买者，属于商股。
对于官股的处理比较简单，一律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地方政府没有也不敢有意见。比较复杂的是商股，这其中，湖南、湖北两省因为数不多，股票照本发还现银;广东方面，考虑粤汉铁路“亏耗严重”、股票价格已下跌一半的现实，发给六成的保利股票和四成的无利但保本股票，基本也没有引起大的波澜;四川方面，因修路所花掉的四百多万两物料、工钱等发给国家保利股票，而亏空的将近五百万两，由于是投资股票、铜元局等与铁路无关行业而造成的亏损，因此国家不能埋单，而由川汉铁路公司自己处置。
本来，四川所筹资金是自身操作不当而亏掉的，如果在商言商，清廷不赔偿也无可厚非，但显然，治国不能简单照搬经商那一套--除了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更有甚者，清廷收归路权，是准备以此作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贷款--盛宣怀在一件未发表的文件中说得非常清楚:“如铁路不为国有，则借款合同万不能签字。是铁路国有之举，其原动力实在于借款之关系。”根据合同，贷款之后，四国银行团享有川汉、粤汉路修筑权、投资权乃至实际上的管辖权--对股票补偿方案的不满、对向外国贷款的抵制，使得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展开。
9月29日，清廷公布了新的四川商民铁路股票补偿方案:所有亏损，国家一概认还--这无疑比广东的补偿方案更为优厚。但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已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清廷被迫抽调湖北新军第八镇的兵力前往四川弹压。如此，不仅在客观上使武昌兵力变得空虚，也分散了清政府的注意力，为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创造了良好条件。
盛宣怀也因此惹祸上身。
被劾当绞 恓惶离京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尽管清廷迅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但仅半月间，到10月25日，已有湖北、湖南、陕西宣布“独立”，清廷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
武昌起义爆发，盛宣怀的命途随之带来重大变化。
首先是巨大经济利益受到直接威胁--如处于革命党控制下的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等，都有其股份，盛宣怀为此坐卧不宁。为了尽快将起义镇压下去，他积极地替清廷出谋划策，吁请起用袁世凯;积极调动掌管的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为清军运兵输粮;向荫昌许诺，如能将起义镇压下去、保住汉阳铁厂和枪炮厂，“两厂当合筹十万银元，重犒麾下有功将领士卒，决不食言”。
但清廷已不再给盛宣怀发放此赏格的机会。10月26日，武昌起义爆发后16天，翰林院侍讲程棫林、监察御史范之杰以及资政院总裁世续等同时上折，弹劾盛宣怀“违法侵权、激生变乱”，将武昌起义的原因归结于盛宣怀欺蒙朝廷、违法敛怨所致，认为盛宣怀“专愎擅权、隔绝上下、贻误大局”，可谓误国首恶。当晚，清廷下旨，将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据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外务大臣林董的报告，宣布革职的同时，清廷即撤走位于府学胡同的盛宣怀住宅之护兵。
凭心而论，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其实是内阁副署、清廷明谕颁行的;商民股票偿还政策，也是邮传部和度支部共同筹划制定的。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无疑只是在找“替罪羊”，以尽快制止事态的蔓延、度过统治危机。
但革职看来还不足以平怨。10月27日，给事中陈庆桂奏请将盛宣怀明正典刑并将丢失武昌的湖广总督瑞澄、湖北提督张彪等军法从事。众多议员也纷纷弹劾盛宣怀“激成兵变之罪”，按律“宜绞”、“当绞”。
撤走护兵，本就让盛宣怀“对其一身之安危颇为忧虑”，担心为革命党所害;如今被劾处以极刑，更让其惶恐不安。28日一早，盛宣怀即投往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店长实相寺寓所寻求庇护，并决定当晚离开京城。生死攸关之际，盛宣怀因经常办理外国借款而结下的西方列强“朋友圈”发挥了作用。由于担心清廷改变铁路国有政策进而影响向四国借款的成约，美、英、法、德四国并不愿看到盛宣怀被处死。美国驻华代办卫理立即联络其他三国驻京外交代表前往拜谒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要其担保不许加害盛宣怀。
在各国压力之下，庆亲王奕劻被迫承诺:摄政王载沣认为将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已经足够严厉，所以拒绝考虑陈庆桂等明正典刑盛宣怀的要求。
10月28日深夜，英、法、德、美、日五国使馆各派出两名卫兵组成一支10人卫队，在美国使馆参赞丁嘉立和英国使馆参赞巴登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纵横官商两界多年的一代巨贾盛宣怀，恓惶离京，此后至死未再踏足京城。
家产被封 家人被拘
10月29日晨抵达天津后，盛宣怀立即换乘德国船“提督”号，并于30日午间抵达青岛“避难”。
当盛宣怀从京师辗转天津前往青岛时，一路上“不离不弃”的还有日本人高木陆郎。高木时为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一直跟随左右，名为保护，实是监视和控制--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丁嘉立送盛宣怀上船赴青岛时，曾力劝盛“仍住青岛”。但日方抓住盛宣怀急于保全汉冶萍公司和汉阳铁厂的心理，于11月16日由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出面，密电邀盛宣怀前往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商议汉冶萍公司借日债及中日“合办”事。原拟在德国人的庇护下长期留居青岛的盛宣怀，接电后于12月14日转赴大连。后又以罹患肺病为由，于年底避往日本，“养病”于神户，直至1912年10月回国。
1911年11月间，浙江、江苏相继宣告独立。身为前清高官，又主导了引起巨大民愤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盛宣怀无疑成了革命的对象。江、浙两省军政府先后宣布查封盛宣怀家产，包括位于苏州、常熟、常州、无锡、武进、江阴、嘉定、扬州、上海、杭州等地有盛宣怀入股的典当以及祠堂、义庄、市房、住屋、田亩、基地、园林等。范围甚至扩大至包括盛宣怀一家兄弟子侄，以及亲族好友所有田、房、典、股等动产、不动产。
革命党此举，令盛宣怀损失巨大。房产方面，盛宣怀妻子庒畹玉于1911年11月22日的来信中，就说到苏州留园及住宅为革命党红十字会所占去，并有将来充公做医院的计划。地产方面，根据盛宣怀档案所藏的其向江苏都督张勋、浙江都督朱瑞文的呈请，在江宁的地基有约800多亩，在上海的地基有219亩多，在宝山有房屋一所、地327亩多，在浙江有地近百亩，从1911年11月到1912年12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收不到租税(浙江田亩更是延至1913年7月)。当铺方面的损失，总数约在10万元左右。
身为清廷所不容，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轮船招商局为革命党所控制，家产遭查封，自己被迫避难东洋。此时的盛宣怀，可谓正处于人生的穷途。
除此之外，还有家事烦扰。11月5日，江苏省城苏州宣布独立，第二天，都督程德全即派兵对盛家加以看管，向盛宣怀庶母许氏索银一万二千元充饷。尽管许氏已同意给一万元，但革命军仍不满意，威胁说“设如不允，立置死地，将家属驱出，财产一律充公”。
被勒捐的许氏来到上海的盛宣怀公馆，以受盛宣怀牵连、当铺被查封为由，要尚在国内的盛宣怀之妻庒畹玉给银5万两。与此同时，盛宣怀的弟媳张氏也上门要银30万两。“无款应付”的庄氏“只得逃避”，但各处亲戚均不肯收留，无奈被迫入住格哩饭店。未料，饭店楼下尽是革命党，庄氏行踪很快被侦知。革命党暗中威胁马夫将庄氏带出租界，并开出一万两的赏格。如此一来，庄氏只好又逃回公馆、闭门不出。若出门，很有可能被革命党抓走;在家，会有亲族前来索银。“寸步难移”的庄氏在信中不禁抱怨盛宣怀上月不同意她前往日本，“直至今日，大有逃不出之势。若竟不走，至年底约非两万不得开交”。谁能想到，素有富名的盛家，竟然会为两万块钱发愁?
祸不单行。1912年3月中旬，盛宣怀长孙盛毓常在上海被浙江军政府拘捕。幸好，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以“盛氏罪状未定”为由，予以释放。
避难日本 备受冷遇
盛宣怀或许并不知道，无论是高木陆郎的“不离不弃”，还是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的密电相邀，其实都有日本政府的授意。10月28日，他刚离开京城，伊集院就向外务大臣林董报告“无论盛宣怀前往何处，高木将随行到底”。30日午间，盛宣怀甫抵大连，日本关东民政长官即发机密电文告知外务部，并报告通过高木侦知的盛宣怀将往青岛或上海之行踪。1912年1月3日上午，盛宣怀和儿子恩颐、重颐等一行20人刚抵神户，日本兵库县知事即急电报告外务部。报告的内容，既包括抵达时间(上午11时)，也包括入住旅馆(盐屋市东方旅馆)，甚至还有所乘轮船(“台中”号)。
避居日本不久，盛宣怀即感受到日方撕下温情面纱后的冷漠面孔。因汉冶萍公司急需巨款，从1911年11月到1912年1月，在神户的盛宣怀三次向小田切申请，提出以公司产业为担保，贷款日币五百万元。尽管此前多次合作，但小田切以汉冶萍公司贷款已多、时下尚难开工以致无货物抵押为由，不留情面地予以拒绝。不仅如此，小田切还趁火打劫，提出只有同意由三井公司合办汉冶萍铁矿，方可商量贷款之事。
由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同情革命者甚众，为了盛宣怀安全起见，妻子庄氏在信中多次提醒盛宣怀出门时“须多请洋人四五名前后保护”。1912年1月17日，旅日华人商会会长吴作镆向神户明石郡警察署长武村贞一郎申请派两名警察，到东方旅馆保护盛宣怀。日警局虽于第二天予以批准，与此同时，又来信要求盛宣怀将“派警所需费用”立即送至警署。显然，对曾位居大清国务大臣的盛宣怀，日本政府方面已无相应的礼遇。
盛宣怀避居日本期间，侄子盛国华为其积极奔走京津一带打探消息。1912年5月间，盛国华来信，请求盛宣怀资助一万元让其办报纸。尽管盛国华在信中说此报纸将为盛氏索回家产鼓与呼，尽管盛宣怀表示极想助力，但因“手中无现钱”，只好作罢。
不仅如此，盛宣怀还告诉盛国华，由于住旅馆开销太大，他已经搬出旅馆，改在西山租屋八间，供一行20人居住。深山树木森茂，本是怡情养性之所，但每每接到来自上海的告穷告苦家信，获悉房产和典铺悉被民军占夺、在沪公司股票全被押售、举家只剩房租度日等噩耗，盛宣怀内心的泣血可想而知。
绝意政坛 运作复产
1912年1月，财政困顿的南京临时政府曾一度想以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贷款。陆军总长黄兴为此还特派何天炯为临时政府代表，前往日本与盛宣怀接洽。正想夤缘革命党人并企图借助日本势力夺回实业和家产的盛宣怀，慷慨同意。但列强中立的态度，以及日方必须合办汉冶萍公司的条件遭国内各方反对，2月23日，孙中山下令废除汉冶萍合办草约。
双方接洽期间，1月17日，孙中山通过他的代表向盛宣怀表态:盛氏被没收的财产，“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随后，又于2月23日给盛宣怀去函，表示将与袁世凯沟通，努力促成盛宣怀回国。
老于政事的盛宣怀并未轻信孙中山之诺而立即回国，而是对南北政府悬而未决的现状颇不放心。果不其然，7月间，盛宣怀亲家、袁世凯政府顾问孙宝琦捎来袁世凯的口信，告知盛宣怀“目前不如暂在日本，所有财产，允为尽力保护”。
什么时候是回国的合适时机，袁世凯并没有说。忙于调和南北两方关系的他，自然不会将这位落魄高官时时萦怀。东京的天气一天天凉了起来，盛宣怀始终没有收到袁世凯让其回国的消息。无奈之下，他只好自我决断。
9月9日，他写信给在上海为其料理业务的钦其宝，要其速为毗连盛公馆的汉冶萍公司办事处找住户。盛宣怀特意强调，最好借给领事官作住宅，可以免费，但楼下须空出两间，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可以到此间暂避--依然在打借外国人庇护的算盘!在信中，盛宣怀还着急地说:“以速为贵，因东京天气骤凉，不宜久居也。”
盛宣怀在1912年10月间回到上海。尽管4月间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请盛国华捎话问盛宣怀是否愿意复出，尽管六七月间江南水灾时张謇等曾举荐盛宣怀办赈务，但盛宣怀以“老而且病”为由，决计不再入政界。回国之后，面对“田园荒芜，家产荡洗”的惨状，在自我解嘲“尚幸人口无恙，免作异乡之鬼而已”之余，他一门心思运作收回自己的家产。经过孙中山尤其是袁世凯的斡旋，在向南北政府捐出不下150万元后，一度为民国政府所查封的盛氏财产最后都予以归还。盛宣怀本人在上海赋闲数年后，于1916年4月病逝，享年73岁。
一代官商撒手人寰，留下了带不走的巨额财富，也留下了他生前罗致的大批官私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为研究晚清历史包括辛亥革命历史所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