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册留英名--向警予
她不当“将军夫人”而找个“磨豆腐”的;
“向蔡同盟”的结婚照为两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
她是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
临刑前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在唇边亲吻……
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中国,妇女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所以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浪潮中,妇女群众必然是一支坚强的力量。同时,在妇女运动中也就必然产生出艰苦卓绝、坚毅勇敢的战士和领袖,成为广大妇女群众的表率。向警予正是中国妇女群众中先进的战士和领袖之一。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土家族。1895年生于湖南湘西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6岁入私塾,8岁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她在校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1915年毕业于周南女校。后回溆浦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新式县立女校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说服工作。
1919年夏,向警予在家乡溆浦县城任校长时,被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并想娶她为妻,警予的继母也想借此高攀。向警予却只身闯进周公馆,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当时的周则范还算是个新派军官,但向警予鄙视军阀的权势,反对无爱情就与人结婚。为了避开驻军长官求婚的纠缠,加上寻求真理的决心,向警予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同年冬,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蔡母葛健豪等一同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赴法的漫长旅途中,向警予和蔡和森二人一起观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由道合而志同,萌发情愫。不过他们二人反对旧式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
1920年2月2日,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向警予入法国南部蒙达尼女子公学就读,并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她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短短几个月就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由于学习刻苦,夜以继日,以致“煎劳太过”,几乎“不能支持”,但她仍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追赶形势。她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
6月,向、蔡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自由结婚,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向的继母得知此事,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因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
向警予的爱情观,产生于“五四”时期至大革命的特定时代。当时思想解放释放出的激情冲破封建桎梏,谱写出一曲曲革命加爱情的浪漫诗篇。毛泽东闻知此讯却极为高兴,1920年11月26日致信说:“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反对旧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曾长期传为佳话,其革命浪漫激情今天看起来仍让人动情。
1921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遣送回国,已怀身孕的向警予也随之回国。1922年她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1日生下女儿蔡妮。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长女。小蔡妮的到来,给她爸爸妈妈带来为人父母的喜悦,也让他们体验到了为人父母的艰辛。当时在上海的生活是十分清贫的,因为房租很贵,经济拮据,他俩常常迁居,随遇而安。他们在上海香山路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住过,在一条僻静小街的破庙里住过,卧室就是破庙正中台子上用篾席隔成的一间小房,房子破漏,太阳光可直接照进小房子里。
蔡妮出生后,他们无钱雇保姆,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女儿。有一段时期,他们搬进丁玲、胡也频蛰居的楼上一间小房里,他们怕女儿哭闹影响邻居,总是想尽办法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小蔡妮照顾得妥妥帖帖,因而整座房子仍显得非常安静。丁玲、胡也频在楼下写作,也很难听到楼上的声响,还以为他们不在家呢。其实,他们是时时冒着艰险,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向警予之所以成为中国妇女界的先觉,首先在于她那敏锐的见解,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在她早期的论文中就指出:“我们应当注意和参加政治运动。现在一般妇女对政治问题好像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毫不关心似的,这样奴隶心理,绝不是觉悟的妇女所应有。”同时又说:“我们的工作应当深入到下层贫苦民众中去,唤醒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为她们自己解放利益而奋斗。”这样,她很简明地指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说明中国妇女解放是整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妇女只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之中,才能争取自己的解放。这正是指斥当时一部分受帝国主义麻醉的所谓妇女解放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运动领导到脱离政治的和非政治的道路上。第二,她指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妇女群众参加,这是针对当时少数妇女解放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解放运动限于少数知识界妇女的运动,变成贵族式的妇女运动。向警予这一卓绝的见解,特别是她为着这一见解而始终不渝地奋斗,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辟出新的纪元,走上光明的坦途。同时也正由于这样的见解,使她不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进战士与领袖,而且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干部。
1922年7月,向警予和蔡和森一同参加了中共“二大”,并当选为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就在这时,向警予抱着蔡妮来到了这里。当时,蔡妮的五舅向仙良住在长沙的新安岭,向警予请五弟媳找人哺育蔡妮。
向警予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她从此时起就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在后来的三四年中,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一切指导性文件,大多数都是她的提议。如果说从此时起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警予在中国妇女界的功绩就在这里,她当时策划全国妇女运动,就是极力用一切方法把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群众推动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来,把妇女运动与全国总的政治运动--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她鼓动并且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女学生到女工、农妇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她极力设法使劳动妇女与知识界的妇女团结一致。她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协会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组建的。因此,当时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飞速发展,成为当时这场革命运动中有力的组织之一,使中国妇女运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向警予的功绩。
1924年在中共“三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曾主编《妇女周报》。领导上海十四家丝厂15万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7000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在这个时期,她特别关心群众中的女干部,经常到她们家里和她们谈话,解释各种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她的态度沉静和蔼,言辞诚恳亲切,生活简单朴实,随时都使人感动和敬爱。她以这样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党培养了许多很好的妇女干部。
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长。同年去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5~1926年,向警予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1927年回国后,中央因她有很好的群众运动经验,而当时武汉工人运动的工作占极重要的地位,并且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派她担任武汉总工会宣传部的领导工作。由于她工作特别努力和她的群众工作才干,在很短的时期中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不久,湖北省委调她负责汉口市宣传部工作,她特别注意党内教育,经常出席各工厂支部的会议,组织各种训练班,编辑许多训练材料。她朝夕奔忙,甚至废寝忘食。武汉政府叛变以后,因为她熟悉武汉工作情况,深受工人群众信任,党特派她留在武汉,担任省委领导工作。在极端的白色恐怖形势之下,她曾用一切方法保持党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团结群众中的干部。她每日清晨与深夜,便在工人区域、学生宿舍中组织各种会议和谈话,讨论怎样保全组织,怎样组织群众反抗等,她此时身体已因过度劳累而异常瘦弱,可是她的工作却一刻也没停息过。
1927年4月,她参加中共“五大”后,先去广州,住在邓颖超家里。后来她去了武汉,途中顺道回长沙,探望婆婆葛健豪和孩子们。她只和孩子们一起住了两三天,就这两三天,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
向警予一回到家里,蔡博和姐姐们一起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都来抢“妈妈”。向警予看到他们个个活泼健康,疲惫的身心也得到了放松。她依然穿着原来的粗布衣,葛老夫人要为她赶制新衣,被她婉言谢绝了。庆熙大姐给她打水洗脚,发现她仍穿着土布袜,连忙拿一双洋袜给她穿,她笑着说:“你看这双袜子很好,还可以穿很久呢。”边说边把原来的土布袜子又穿到脚上。
三四天后,向警予就匆匆地走了。孩子们那时还太小,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他们天真无邪地跟着大人们,从天茂花园一直将向警予送到火车站。分手时,向警予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大柚子。他们抱着柚子,目送她跟几个人挤上了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她从车厢上部开着的小窗口伸出胳膊,挥手向孩子们告别。这是孩子们和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向警予走后不久,孩子们接到她从武汉寄来的信。信中写道:“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啊!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见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是缺少蔡和森的“全家福”。照片是葛老夫人张罗着去照相馆拍的。在这张照片上,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妈妈前面。由于母子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他还没有和妈妈亲热起来,照相的时候老想挨着大姑妈,但也正因为相聚的机会太少,所以蔡博深深地记住了这幸福的一瞬间。
向警予到武汉后,先后负责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宣传部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她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还给儿子蔡博和女儿蔡妮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小宝宝,
小宝宝,
妈妈忘不了!
希望你像小鸟一样,
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向警予对家庭子女,一直很负责任。1928年3月20日,由于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叛变,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逮捕了向警予。在法庭审问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着用流利的法语质问租界当局:“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
法国领事听后,也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认为作为政治犯不该引渡。然而,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毕竟串通一气,随之撤换了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国民党桂系军阀。
引渡之日,马路旁人山人海,向警予慷慨激昂,沿路高声向群众演说,敌人用石头塞其嘴中制止,路旁群众纷纷落泪。她被引渡到国民党的监狱,更遭受百般凌辱,严刑拷打,逼其供出共产党与工农组织的秘密。她虽几次被拷打得死去活来,仍一字不吐。她那威武不屈、忠于党、忠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精神,使国民党的刽子手也无可奈何。
向警予在狱中数月,仍不断地教育同时坐狱的同志,组织狱犯反抗虐待,要求改善狱中生活,且曾领导狱犯绝食,使狱吏不敢再过分苛待。
1928年5月1日晨临刑前,她在狱中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
在去刑场的路上,向警予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敌人慌忙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这一壮烈情景,使聚集在路边的许多群众落泪。她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当夜,便有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她的遗体抬走安葬。此后,向警予烈士长眠于龟山以西的“红色战士公墓”之中。
作为革命者,向警予身上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的追求。革命的女性和伟大的女性这两个显著的特点,交织出她短暂生命旅程的主旋律。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同年7月,周恩来在庆祝延安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指出: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英勇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