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马鞍山市向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吴信林，长期超负荷工作，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3岁，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共和国检察官之歌。

弥留之际的吴信林，用脸紧紧贴着身旁放着的检察官制服，带着眷恋，带着思念，走了

吴信林是在1999年5月4日反贪第一战役结束的当晚倒下的。那天晚上11点多钟，又有一个多月没回过家的吴信林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准备拿些换洗衣服，投入到第二天开始的反贪第二战役之中。尽管如此，妻子李广荣还是满心欢喜，她想，今晚信林终于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然而这次他不再像往常回来那样，倒在沙发上或床上呼呼大睡。刚一到家，他就感到这些天来一直困扰他的疼痛又向他袭来，显得更加剧烈，肝部像刀搅似的痛，止痛片吃了一把，不灵;妻子和女儿忙着为他揉搓，还是痛。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小时，实在忍不住了，吴信林才答应妻子连夜送他到医院检查。第二天一早，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癌!医生呆住了，在吴信林的肝部肿瘤足有十多厘米，一般的肝癌患者刚一发作就会疼痛难忍，医生不明白，眼前这位黑瘦的汉子怎么忍到现在才来检查。

干警们知道，吴信林是累倒的。吴信林从事检察工作20年来，长年累月地紧张工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92年初，他因病摘掉了一个肾，随后，又在一次办案途中出了场车祸，头部受到创伤。1997年底，组织上把反贪工作的担子让他挑后，吴信林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完全把疾病置于脑后。他患过胆囊炎，所以每次肝部痛，他都以为是胆囊炎，吃一些治胆囊炎的药。他在办公室使用的杯子，因长年喝中药，杯子和用来搅拌的筷子都变成了紫黑色。

李广荣和同事们不敢把结论告诉吴信林，想求医生开张假检验单，医生直摇头，说假单子不能开。不得已，妻子告诉吴信林是普通肿瘤，良性的，做了手术就好了。其实他早就从妻儿和同事们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

在上海住院，办公室主任蒋保东为他安排了一张60元的床铺，他嫌贵，硬是要小蒋找了一个不带卫生间的30元一张床的四人间;在南京化疗，一星期花去一万多元，他心疼，死活要回家，无计可施的妻子“扑通”跪在他的床前，求他继续化疗。吴信林热泪夺眶而出，他深情地对妻子说，“其实我也想活下去，哪怕多活几年，能再工作几年，把院里的反贪工作再推上一个台阶，看着女儿能走进大学，走上工作岗位，我就没有遗憾了。可我现在得的是不治之症，已经没有希望了，单位办案经费那么紧，盖办公楼还欠许多债，组织上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再这样花下去，难道让我带着沉重的遗憾死去吗?”闻讯赶来的向山区检察院的同事，怎么也不让吴信林回去，可当同事们前脚一走，后脚他便收拾好东西回到了家里。直到8月上旬，病情极度恶化，吴信林才再一次住进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9月4日下午，吴信林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停地喘气。妻子李广荣知道吴信林的时间不多了。她清楚，他一生没有买过什么像样的衣服。要他答应穿一身新衣上路时，吴信林没有点头，而是想说什么，妻子明白，他是想穿着自己的检察服装。晚上，当那套熟悉的检察制服放在他身旁时，吴信林伸出颤抖的手在肩章上抚摸着，他把脸紧紧地贴在那套检察制服上，一滴晶莹的泪珠慢慢地爬出他的眼角，滚落在制服上……

吴信林属于人民，人民感念英雄，在9月8日上午的告别仪式上，三百多家单位和个人送来了挽联;一批批群众自发赶到殡仪馆，想看一眼这位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反贪局长……人民对他报之以鲜花、掌声和荣誉。吴信林逝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他“模范检察干部”称号，安徽省委授予他“模范检察官”称号，安徽省检察院给他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优秀反贪局长”称号……

组织上安排吴信林挑起反贪局长的重任，妻子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劝他歇一歇，他笑着说:我还有一个肾，怕什么

1980年6月，吴信林招干进入了马鞍山市向山区人民检察院。刚到检察院时，吴信林是一名助检员。由于他勤于学习理论，善于钻研业务，两年后，便被提拔为刑检科长，走到了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前沿阵地。那时正赶上“严打”，院里人手少，案件多，吴信林成天埋在工作里，饿了在炉子上煮点面条吃，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一会儿盹儿。他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严谨有序，没出一点差错。

1985年9月，吴信林出庭支持公诉一起流氓斗殴案。这起案件涉及人员多，9名被告人聘请了12名律师，在马鞍山市影响很大。公诉前吴信林感到获取的证据不够扎实，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同时，他深入发案现场核实，掌握了确凿证据，在法庭上，吴信林成竹在胸，据理抗辩，使9名被告人均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庭审后，一名犯罪分子指着吴信林嚣张地说:“你不就叫吴信林吗?出去以后，我第一个就把你杀掉。”吴信林凛然一笑:“共产党的天下，谅你不敢!”此案审理在马鞍山产生了巨大反响，八百多名旁听群众当庭鼓掌称快。从那时开始，马鞍山市民便知道向山区有个叫吴信林的检察官了。

1992年初，吴信林因病摘掉了一个肾，组织上考虑到吴信林的身体，便把他调到法纪科的岗位上，本想让他轻松些，可没想到他忙得更难沾家了。一个企业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依法治理，企业才可能发展，广大工人的利益才能有保障，社会也就得以稳定。为此，他从预防企业人员职务犯罪入手，走遍了辖区内所有的企业单位，上门宣传法律，帮助企业建立防范机制。那时，检察机关还承担打假职责。1995年至1997年间，为保护知名企业的名牌产品，吴信林带病先后十余次赴江苏如皋、张家港、吴江等地打假，经历了无数艰辛。1995年11月份，检察院接到向山机械厂举报，反映该厂荣获安徽省著名商标称号的“向机”牌船用螺旋桨在江苏吴江被非法生产。吴信林立即率一名干警前往。在吴江平望镇查封这家非法地下工厂时，遭到当地上百人的围攻。吴信林临危不惧，苦口婆心地向围攻人员宣传法律。直到凌晨1点，在当地工商人员的协助下才将假冒浆叶装车。吴信林脱下制服，亲自上阵装车。在场的向山机械厂的同志深受感动。在吴信林患病期间，向山机械厂从领导到工人都自发地到医院去看望。他们说，要不是吴局长帮了他们一把，他们的企业和产品怕是早就完了。多年来，在办理的每一起自侦案件中，他都坚持一案一回访，把办案、预防、服务融为一体，走出了深受企业欢迎的全方位、多渠道为企业服务的新路子。

在吴信林担任反贪局长第一年，他指挥并亲自办理了九起经济犯罪大案要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三百万元，写下了向山区检察院建院以来最辉煌的一页。这一年，吴信林领导的这个反贪局首次被安徽省检察院评为省先进集体。

吴信林任正科级检察员十多年，从没在领导面前提过什么，要过什么;淡泊名利、爱憎分明是他的人生写照

由于社会风气不正，有些地方买官、卖官的现象十分严重。对这些，吴信林的评价只有两个字:“可耻!”他担任科级检察员十多年，和他同时进院的不少同志，有的当了检察长，有的调到市检察院工作，有的走上了其他行业的领导岗位。对这些，吴信林总是抱着一颗平常心，坦然对待。

对自己，吴信林甘于清贫，淡泊名利，对同事，他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吴信林十分关心年轻干警的成长，不仅教他们如何办案，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大到办案作风纪律，小到检容检貌。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如今向山区检察院已基本形成一支阵容整齐的反贪梯队。每次加班到深夜，吴信林都会为干警们做夜宵，等干警们吃完后，他便抢着洗碗。有一次检察长李晨晓发现了，便问他为什么不叫干警们洗，吴信林说:“是我让大家休息的，都已连续加班几天几夜了，他们太辛苦太劳累了。”助理检察员杜美平是1995年招干进院的干警，工作中浑身透着一股虎劲。吴信林就放手让他独立办案件，亲自传授破案技巧和方法，如今小杜已锻炼成了办案能手。杜美平说，每次办案，吴局长都要他先拿出一个计划，亲自帮他修改，旁听他的审问后，找出不足。助检员汪合新要结婚，为了不让小汪工作分心，吴信林东颠西跑地给他找房子，托朋友帮助刷房子……这些小事看着不起眼儿，却似春风雨露滋润着同志们的心。

然而，对同志们怀着春天般温暖的吴信林，对搞腐败、搞不正之风的人却疾恶如仇，所以每当在办案中有人说情时，他平时一张笑容可掬的面孔顿时冷若坚冰。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检察官办“人情案”，办“关系案”，那还叫检察官吗?吴信林家住老矿区，同学、亲戚、朋友多，所以一到检察院，他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收礼、不谋私、不吃请。在办理向山区霍里镇副镇长叶明春案件时，由于叶明春是向山区党政干部首例涉嫌经济犯罪，说情的人特别多，有领导打招呼的、有朋友说情的、有亲戚找上门的，但均被吴信林挡了回去。他不怕得罪人，不怕丢乌纱帽，他始终坚信一个准则:办案只能依法，不能讲情。不少人说吴信林“不近人情”，吴信林听到后，坦然一笑，连说这样的“安民告示”好。

但吴信林的战友们却佩服他的“道是无情却有情”。他对自己的工作一往情深，对战友关爱有加，对家人也有着深深的爱恋。然而这一切都基于他那善恶明辨、公私分明的“情缘”。

1999年8月20日，病情严重恶化的吴信林已不能行走，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离开家时，吴信林深情地看遍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他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在尚未失去知觉前对妻子说:“我走了，你把孩子带好，培养她上大学，没钱，就把房子卖掉，你回娘家住。千万别给组织上找麻烦……”

1999年9月4日21时，吴信林终于耗尽了他生命里最后一滴油，他的人生之灯熄灭了。他带着对事业的眷恋，对战友和亲友的寄望，匆匆地走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冬寒。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吴信林，这位普普通通的检察官用他的执着和生命谱写的人民检察官之歌---高亢，嘹亮，扣人心弦。(本报记者何世建 本报通讯员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