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武(1885-1975),学名宁良志,曾用名宁梦岩、宁孟言,1949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宁武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是同盟会会员,曾在凤凰城策动团丁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曾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讨袁斗争而奔走;曾在天津组建同盟会北方革命行动委员会。1919年秋,他受孙中山委托联合张作霖,促成了奉粤合作,先任东北军张作霖的副官,后任张学良顾问。1924年,他作为奉天省代表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多次劝说张学良将军奋起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抗战胜利后,他为国内和平奔走呼吁,并于1946年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协进会。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追随孙中山 参加同盟会
宁武,1885年(光绪十一年),出生于奉天府(今辽宁省)海城县响堂乡苗官屯。祖籍山东蓬莱,顺治年间迁居海城。父亲宁文德,字心泉,职业教师。
宁武的童年时期,正是满清政府昏庸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中国的年代。屈辱的现实,在宁武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奋发图强的救国意识。
从甲午、庚子到甲辰,连续三次大战乱,导致辽东地方社会混乱,土匪遍地,人民苦不堪言。为对付各路土匪和清廷官员的劫掠,辽东各县纷纷起来,组织联庄会。宁武的中学老师赵中鹄,是海城县联庄会会员。在老师的引荐下宁武加入联庄会,做联络宣传工作。1904年,宁武看到上海基督教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刊有革命青年孙文的名字。编者按说:“偌大的清朝,由于政治的腐败无能,有志青年掀起革命运动,这是很自然的……”宁武读后,强烈地向往革命、敬仰孙中山。
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到任伊始,加捐加税,压榨百姓。辽东农民奋起反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山荒”运动:打死丈量土地官员,拒绝清廷官吏入境。对此,徐世昌采取了疯狂报复,以“鼓动农民,阻碍行政”的罪名,大肆搜捕联庄会骨干。宁武为躲避搜捕,逃亡他乡,进入奉天小河沿盛京施医学院就读。到省城后,宁武接触了新事物、新思想,反清意志愈加坚定。一天,他在英国人办的《通闻报》上发现孙中山现在美国三藩市,便冒着危险,用罗马拼音字母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提出参加革命的愿望。这本是一件很渺茫的事,然而两月后,他竟收到孙中山复信。信中告诉宁武可以和在奉天教育界的徐镜心联系。一年后,宁武在奉天师范学堂找到了徐镜心,并经徐镜心、左雨农介绍,于1908年5月参加了同盟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9年8月,日本政府基于《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尚未生效,擅自改建安奉铁路,并命令满铁会社提前动工。中国留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向国内寄发传单,提出了“抵制日货,力争国权”的战斗口号;一面派回留学生代表赶赴奉天、上海等地,联络全国大学生一致行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宁武和奉天的同盟会员一起积极行动,带领学生检查日货、阻止改建安奉铁路动工。这一爱国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11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响遍大江南北,反清革命运动冲击着辽东大地。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奉天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成立了“联合急进会”,推举张榕为会长、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蓝天蔚为关外讨虏大都督,委派各路军将领,宁武任革命军中路协领,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奉天革命党人曾两次召开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但因叛徒告密而失败。蓝天蔚逃往大连,奉天革命党人陷入危险境地。
岁末,宁武到凤凰城白菜地乡发动武装起义,准备集中经他策反成功的清军队伍,向凤凰城、安东(今丹东)发动进攻。宁武和清军管带邵兆中约定后,当夜骑上邵兆中的战马冒雨秘密出城,单枪匹马赶往鲍化南、刘雍起义的根据地凤凰城老平顶山。刚刚上山,即遭到清军围攻,双方展开激战。宁武、刘雍骑马闯出重围,两匹战马均负重伤,两人步行至草河口火车站,乘火车返回奉天,武装起义遭到失败。
1912年1月23日,张作霖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指使在奉天城镇压革命,凡是革命者、凡是剪发易服之人,立即捕而杀之。宁武恰在惨案的当夜避居盛京施医院。朋友闻知特来报讯,说张作霖正到处抓捕革命党,要他千万警惕!是夜,宁武久久难以入睡,索性从床上坐起,擦拭手枪,以防万一。子夜,突然响起枪声,犬吠声、嚎哭声,声声凄厉!第二天清晨得知张榕、田亚、宝琨、张振声等248人惨遭杀害(史称“奉天大惨案”),宁武顿足捶胸怆然泪下。组织上决定,让他马上转移!宁武从医院翻墙而过,走到河沟西岸上了一辆人力车。刚刚拉过小西关,迎面碰上了张作霖的武装巡逻队,盘查行人抓捕革命党。宁武装做日本人叽里哇啦了一通之后,清军未敢盘查,宁武顺利脱险。
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后,倒行逆施。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因遭到袁世凯重兵镇压而失败。宁武在天津与徐镜心等人经常集会,讨论孙中山关于“要继续革命,声讨袁世凯,建立以民为贵的共和国”等指示。决定建立“革命行动委员会”,推举徐镜心为理事长,宁武等为副理事长。不久,宁武、刘雍、谢宝轩等人由关内重返关东州,在大连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东北支会”。
1913年秋,革命党人自东京发来电报,要大连派3名代表出席东京会议。9月,宁武、刘雍前往日本,参加会议,在东京首次晋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说,国民党现已有名无实,成分很复杂,已不能发挥革命作用,因此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党……宁武赞同孙中山的意见,在中华革命党党部,与戴季陶、陈其美、汪精卫、刘雍等22人一起宣誓入党。
1914年初,孙中山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教训,把进攻重点放在东三省,革命据点设在大连。派宁武前往黑龙江等地进行策反。
为策反黑龙江省督军朱庆澜、驻军旅长巴英额,宁武先赶赴齐齐哈尔游说朱庆澜。宁武晓以大义之后,朱庆澜表示:“护国讨袁义不容辞,请宁兄向孙中山做负责介绍。”在策反朱庆澜成功后,宁武又迅速赶往哈尔滨,策反巴英额,巴英额亦表示了起义决心。宁武返回大连,立即将策反朱庆澜、巴英额的情况,向在日本的孙中山做了详细汇报。孙中山接到汇报,精神振奋,即派蒋介石、丁仁杰赴哈,协助宁武做好策反工作。
1914年9月中旬,蒋介石(化名石田雄介)、丁仁杰(化名长野周作)化装日本人,携带孙中山亲笔信,来到齐齐哈尔。宁武特陪同丁仁杰会晤朱庆澜,面交了孙中山亲笔信。朱庆澜表示坚决起义倒袁。遗憾的是朱庆澜手下师长许兰洲被袁世凯收买,率兵哗变,迫使朱庆澜远走天津。后来朱庆澜出任广东省长,曾迎接孙中山离沪返粤,进行二次护法斗争。
此时欧战突然爆发,沙俄宪兵日夜搜查,隐蔽在各旅店的革命党人,处境十分危险。宁武向孙中山致电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久收到复电:“世界大战已起。侨款寄汇无期,如能自筹款项,可继续进行工作,否则暂时停止活动。”宁武当即向全体同志传达了复电内容,并通知蒋介石、丁仁杰返回日本。宁武由哈尔滨去上海,转道去东京向孙中山请示工作。
为奉粤合作奔走
1918年,北方革命失败后,宁武南下广州,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少将工程处长,负责漳州公路建设,为军事运输开道。1919年初冬10月,孙中山函召宁武速到上海。抵达当晚即面见孙中山。孙中山心情沉重地向宁武说:“我们要取得政权,首先必须打倒直系军阀。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经再三研究,考虑你是东北人,最适合做此项联系工作,所以派你回东北,去做张作霖的工作。”
受到孙中山的鼓励和重托,宁武决心不管前途多艰险,也要为完成奉粤合作而奔走!他当晚即乘车赶往天津。
1920年,宁武化名宁孟言,在天津大造舆论,宣传宁孟言是中国实业家,正创办实业,想去东北葫芦岛开发港口,经营轮船公司……宁武还给张作霖发去密函,揭露吴佩孚要拥护曹锟上台。张作霖得此消息,便指派秘书长宋文林邀请宁孟言到大帅行辕面谈。张作霖见到宁武直来直去:“我张作霖怎样?家乡人都清楚,我可绝不装模作样,最近我决定建设葫芦岛海港。东三省进出口货物眼下都得经过大连港,日本人说了算,这可不行!可建设海港我缺钱哪,希望国外大资本家投资,我给他们的好处是一切优先。宁先生你是经常跑外洋的人,请你介绍几位华侨资本家到奉天投资,公私两利嘛!”
宁武微笑回答:“南方资本家和海外华侨早已注意到东三省,但他们害怕政局不稳,怕把投资的钱,扔进大海打水漂。政局不稳,华侨是不肯到东三省投资的。”
同年4月,奉军驻北京司令张景惠奉张作霖命来天津邀见宁武,依然是请宁武介绍南方华侨到东三省投资。宁武坦率地说:“华侨资本家确实很多,他们为了发财,也愿意到东三省投资,但政局不稳,他们怕把钱扔进大海捞不回来。政治问题不解决,哪个华侨敢来投资?为了走政治上的直线,你们不妨先派人去广东走走看看,我可陪同前往,观察以后再考虑与广东方面合作的问题。”6月下旬,宁武做张作霖的工作初见成效。按宁武所提建议,张作霖特派高级副官张亚东到广东考察。到达广东翌日,宁武便陪同张亚东面见孙中山大元帅。孙中山和张亚东热情握手,微笑说:“雨亭(张作霖)把东三省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掣肘,处境也很难。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孙中山因为与张作霖的代表首次接触,仅写了一封简短复信,没具体表示什么。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6月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向叛军还击。8月14日,孙中山离舰,乘皇后号邮轮经香港返回上海。孙中山广州蒙难消息传至奉天,宁武深感不安。张作霖闻讯召见宁武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你代表我去探视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
宁武立即赶赴上海,晋见孙中山,向其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让宁武婉言代为辞谢,并给张作霖复致谢函一封,信中暗示,如能帮助筹得款项,即可戡平叛乱。宁武返奉,即将孙中山致谢函当面交阅。张作霖就让其手下韩麟春借去杭州之便,带去现款10万元面赠孙中山(后来韩麟春仅将其中2万元赠予孙中山)。
1923年9月10日,宁武为韩麟春去上海等事,特函孙中山。孙中山在《复宁武派汪兆铭来奉接洽军国要事函》说:“梦岩兄鉴:9月10日函悉,韩君到沪,相见甚欢,又得雨公赠送2万元甚谢……兹派汪精卫来奉接洽军国要事,并视察同志,可就近详报各情也。此致孙文9月22日。”
宁武阅信后,只将孙中山已派汪精卫为代表来奉,面商军国要事面告张作霖,张颇为高兴地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先生的代表,做给小日本看看,这件差事就交给你办。”接着又问:“孙先生是否有信来?”宁武随即将原信呈上。张作霖阅信后大怒,对韩麟春破口大骂:“凭我张某人身份,只送孙先生这么点儿钱?不像话,赶快再补8万!”
张作霖对汪精卫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会后决定了奉粤合作的有关事宜。
宁武此时在促进奉粤合作方面进展顺利,凡张作霖支持孙中山北伐的武器装备、给养钱款等,均由他押车直送广州大本营。另外遵照孙中山指示,他在东北大力宣传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的主张,在东三省影响巨大。
孙中山在“勉宁武等贯彻‘以党治国’为主旨函”中说:“梦岩、星阶暨诸同志鉴:诸同志努力宣扬我党主义,使东三省得有进行基础,至为欣慰。国难方殷,未知所届,惟望诸同志切实扩张党务,培植实力。贯彻以党治国之主旨,方足以拨乱反正,前途希望甚大,愿与诸同志共勉之。余不一一,此致孙文9月27日。”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宁武当选奉天省“一大”代表。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广州时,大会正通过国民党改组决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当晚接见宁武,首先讲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然后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因为怕引起张作霖怀疑,所以未把宁武选入中央委员会。大会闭幕后,宁武按孙中山指示,返回奉天,继续为奉粤合作积极努力。
同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张作霖提出盼望孙先生早日北上。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0月27日孙中山给冯复电:“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各派代表迎接孙中山。
12月5日,孙中山到曹家花园访张作霖。张作霖父子门前迎候。宾主相见,畅谈甚欢。孙中山对张作霖的历年相助,深表谢意。会后,张作霖举行盛大宴会为孙中山一行洗尘。孙中山宴罢告辞,张作霖送出大门,回身对儿子张学良说:“孙中山真乃伟人,名不虚传,真有容人雅量,我服了!”
孙中山回访张作霖归来,即病卧在床。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代表许世英、叶恭绰来天津敦请孙中山从速进京。当孙中山得知段祺瑞发表声明“外崇国信”时,勃然大怒,严厉斥责:“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件,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孙中山气愤已极,继续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大怒伤肝,孙中山肝病加剧,真正病倒了。宁武极力建议孙中山移地就医,最好去苏联或去奉天南满医院。孙中山回答:“我们是革命者,我将以革命精神和病魔做斗争。我已发表通告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不便前往奉天和苏联医治。”孙中山紧握宁武的手说道:“我的病可能医好。”宁武对先生以泪眼相望,先生亦泪含眶中。宁武依依而别。不料此一去,竟成永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全国举哀,偏逢宁武百岁祖母病故,宁武不能亲去北京参加孙中山葬礼,只能发去唁电。由于过度哀伤,宁武大病一场。但他考虑到自己肩负的使命,稍事调养后,就带病返回奉天。
辅佐张学良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宁武当时和张作霖同乘一列专车,爆炸当时他正在餐车上,身负轻伤,有惊无险。
张学良子继父业,致力于中国统一。他不顾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更排除了杨宇霆的阻挠干扰,于12月29日发表通电:“自应仰承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宁武时任张学良的顾问。
1930年3月26日,国民党成立了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宁武、徐箴、沈鸿烈等7人为委员,张学良为主任委员。
张作霖生前为摆脱日本政府控制,曾决心修建葫芦岛海港。张学良为实现先父遗愿,决心开发葫芦岛,并拟定建港计划。1930年7月2日,建港工程开工,张学良亲自主持开工典礼,撰写了纪念文章。张学良自任港务处长,宁武任副处长,直接领导葫芦岛建港工程。“九•一八事变”后,建港工程被迫停工,宁武撤回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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