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五年间，张艺谋完成了从摄影、表演到导演的大跨步跃进，在中国电影界创造了一个近乎神话般的现实。《红高粱》的成功还使得“第五代”导演前期创作中遭遇的现实困境获得了暂时的解脱。然而也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向着不同的方向分散发展。}

    _{1987年，《红高粱》是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合作，这对中国影坛的黄金搭档就是从此开始了他们辉煌的电影道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宣告了合作的终止。此后，张艺谋独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后，接受了电影研究学者罗雪莹女士的采访，这可能是张艺谋本人阐述关于《红高粱》的最鲜活的原始资料，这份采访张艺谋的口述资料，1993年收至罗雪莹著《向你敞开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一书，以下内容选自本书。

    关于高粱地:“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要问我拍《红高粱》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题材，我得先谈谈摄制组在山东种那百十亩高粱的事儿。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关于《红高粱》:“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大红”

    《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颠轿”和“祭酒神”全是山东早年的习俗。可具体到轿子怎么个颠法，高粱酒怎么个造法，不但莫言没有见过，就连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也只是“听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我们无从考证当地的烧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风俗，但我们喝过山东的高粱酒，称得上悲壮暴烈。影片拍摄之初，我就对摄制组同志讲，咱这部戏有三个主角，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我们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爷不知从哪年起，让这青杀口长出了百十亩野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间一精灵。

    在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如火似血的大红。而面对恶势力对于生命的践踏，生命终于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了，哪怕看起来无济于事。由此延伸开去，不也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发言吗?

    关于风格:“我看重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我承认《红高粱》是个杂种，属于野路子，艺无定规、技无定法，电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对于自己的创作，我也不想限于一个固定的模式，评论界也不要对我们第五代只寄予一种期望。

    一位西方导演曾经问我喜欢哪些外国导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斯皮尔伯格。”记者奇怪说“第五代导演多喜欢法斯宾德、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等，为什么你偏和他们不同?”其实，我既喜欢黑泽明的悲壮，也喜欢伯格曼的深沉，同时也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天真和童心。他拍电影撒开了整，把全世界的观众弄得神魂颠倒，这就是本事!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观众看一遍的电影，我特别看重的，是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轻人看了《红高粱》之后对我说，他们感到“特痛快”，“心里扑腾扑腾的”，我觉得这就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关于获奖:“激动得一夜没睡”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首先想到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们儿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后该会多高兴!

    去年春天筹拍《红高粱》时，小说作者莫言正受非议;电影界也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这个本子又是写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剧本还没被上面通过的情况下，吴天明暗地批准我们先种下百十亩高粱，没点胆识办得到吗?

    关于理想:“心比天高”

    我在工厂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干事。能进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尔后又做演员，当导演，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运者。

    记得拍《黄土地》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坐在黄土高原上等天气。瞅着头上那片蓝天，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我这个人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随和，但内心却极不安分，有一种潜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过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级大师，也没有真正服气过。对于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没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赞佩之后，心里总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拼命超过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整理:本报记者 张悦

    ■大事记

    张艺谋

    ●1951年出生，陕西西安人。

    ●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劳动，后在陕西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

    ●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

    ●1982年毕业后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

    ●1984年担任《黄土地》的摄影。

    ●1987年主演影片《老井》。

    ●1987年导演《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1990年导演影片《菊豆》。

    ●1991年导演《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

    ●1992年导演《秋菊打官司》，获意大利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1998年导演《一个都不能少》。

    ●1999年导演《我的父亲母亲》。

    ●2000年导演《幸福时光》。

    ●2002年导演影片《英雄》。

    ●2004年导演《十面埋伏》。

    ●2004年导演《千里走单骑》。

    ■电影笔记

    张艺谋种出啥高粱

    北太平庄三环路的南边，这会儿有个太古城菜馆，做的是杭州菜。我来太古城吃饭常要告诉朋友:这里原来是电影洗印厂礼堂，1988年张艺谋从柏林电影节载誉归来，回学校放映《红高粱》就在这里，我们看过以后掌声很响亮。记得张艺谋导演那天穿着军大衣。

    张艺谋的天才在于他强大的形式营造能力，他具有在规定题材和主题中进行强力创造从而实现自我表现的能力。然而，在《红高粱》中，张艺谋把形式的极度张扬和个性的极度勃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讲故事而言，《红高粱》是第五代电影走向较为规范的叙事和寻求大众认同模式的开始。

    更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影片对人的理解和展示。以《红高粱》为始作俑者，中国大陆电影中第一次出现了有自我的人，出现了有欲望，敢想敢干的人，这是用狂草挥洒的人，是大写的人。中国大陆电影中的男人第一次有性欲是在《红高粱》中，头一次有性感的女性形象也是在《红高粱》中。“我奶奶”和“我爷爷”这两个形象的性感对中国和外国的观众都是一眼可见的，很有些视觉吸引力和性格魅力。

    影片中的思想认识显然有那个年代思想启蒙、观念突进的灵感启示。《红高粱》表现了个体在发散自己能量、实现自己欲望时的力量，将人的非常本能的冲动予以承认，给了相当的合理地位。

    同时，影片也显露出主人公所崇尚的那种无规则竞争、暴力夺取的可怕心态。在《红高粱》中，要想得到女人不是靠送玫瑰花或者唱小夜曲，而是到高粱地里去杀人抢夺，要想造出好酒不是搞科研，找好水，做出好曲子，而是靠耍流氓胡乱在酒缸里撒尿。这正是我们社会中个体觉醒以后真实状况的写照:由于缺乏外部边界、缺乏游戏规则，我们的个体在觉醒以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残缺，我爷爷的愤怒和撒野是当时和今天我们心理疾病的典型征候。

    中国电影的弑父/杀大哥情结是从这部片子开始才有了表现，看过强盗片的人都知道，强盗片的规律是不想杀老大的黑道弟兄不是一个好黑道弟兄。与大哥争女人，此前第五代的片子里是没这个的。在我脑子里，大约姜文说的两句台词就可以概括《红高粱》的精气神:“李大头怎么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也不怕他。”“后来我就舒坦了。”《红高粱》里头有个性无规则、非理性的张扬，但我对其中的人物好歹是有担心却也觉得可爱，觉得影片有夸张，可也感受到真实可信的力度。谁知道，十八年之后，我看到的却是人性中多种欲望被规定、剪裁以后的释放，人的游戏本能被指定在惟一的舞台上硬做狂欢，听上去的高声喧哗却只许整齐地合唱那娃哈哈儿童营养乳液的的广告词。

    再看看张导演的作品，当年是不怕李大头在高粱地里放胆高歌和跳跃奔腾，到今天却给我们看那李连杰舞剑，意在护秦公，那剑客自己在我眼中却只是一个被阉割的秦公公。“我爷爷”扑向土匪的钢刀早已变成了《十面埋伏》中软软地击打鼓面、靠录音师用声音打出空炮的红绸子。于是，我多少生出几分悲哀和绝望。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拍摄背景

    凑上四万块，种片高粱地

    吴天明(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在《老井》摄制组，张艺谋看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并与同住一室的副导演杨凤良、场记周友朝构思到“激动得睡不着觉，边喝酒边侃到天亮”。吴天明回忆:“据说艺谋要拍《红高粱》曾经跟好几个厂联系过，就在《老井》做后期的时候，他正式提出想要独立拍片。当时已经是1986年的年底，广西厂对他拍片没有限制，但是按照正规的渠道，应该是剧本先送到文学部审批，文学部提意见、修改通过后，送到厂委会进行审批，最后拿到生产令才准许开拍，一般都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还要修改剧本，然后等送审通过就不知何年何月了，节令不等人，再晚就来不及种高粱了，当时张艺谋确实挺着急的。还没有生产令厂里是不能拿出资金给一个剧组的，我找到了厂里的副业部门，把照明、美工组的主任叫来跟他们凑了4万块钱，我知道这笔钱是收不回来的，让艺谋他们先到山东高密种高粱，出了问题我扛着，先种上再说。”张艺谋后来多次提到对亲自浇水、除草的高粱地的深厚感情，看着高粱长大也是对他创作灵感的激发。

    “说用心血浇灌的，一点不为过，”吴天明表示，“影片出来后，我才知道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对张艺谋来说也是激情的释放，这里面很明显地看到他心里头的渴望以及一种解放。以前他都是‘委屈’地活着，他让我们看到了他所渴望的痛快淋漓的活法。所以在《红高粱》后期剪接时，他和副导演扯着嗓子吼歌，把嗓子都喊破了，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怎么唱歌跟驴叫差不多。其实是无顾忌的宣泄。”谈到当时《红高粱》获奖时的情况，吴天明回忆:“1988年2月22日夜里我们知道《红高粱》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大奖的消息，是北京的长途电话打到西影的，一帮人知道后从被窝里爬起来聚到我们家，一个劲儿喝酒，用拳头把肩膀捶得生疼。”

    _{高粱地一幕戏告诉世界，中国人也有性冲动。}

    _{从此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叫姜文的男人。}

    ■选角经过

    巩俐对史可，还是巩俐合适

    杨凤良(《红高粱》剧组副导演)

    杨凤良导演当时在《红高粱》剧组任副导演，他披露了当时寻找演员的过程:“当年巩俐还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也就22岁。‘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寻找的过程也比较费脑筋，找了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肯定合适。和巩俐见面谈了不到10分钟，她当时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张艺谋曾谈到他第一次与巩俐见面时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杨凤良称:“《红高粱》剧组选演员实际上出发点特别简单，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没有所谓的炒作，就是想找长得像的人物。选择姜文也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我们知道他演过，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当时的想法极其简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干净得一塌糊涂，包括那时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现在再也找不回来了。”

    ■参赛幕后

    《孩子王》出，《红高粱》入

    余玉熙(原柏林电影节中国选片人)

    中国与柏林电影节的缘分，起于1981年，那年上影厂的《燕归来》有幸代表中国入围参赛。在1988年之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当时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重。

    现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电影节授权的首位中国选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国歌德学院进修，在柏林结识了柏林电影节的前主席哈德尔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尔主席对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信任，然而这种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实现。余女士介绍，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哈德尔主席非常欣赏这部影片，但后来陈凯歌自己主动放弃去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对于这个事情，哈德尔主席对我颇有责难。”余玉熙介绍了《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经过:“当时已经进入12月，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其实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们向全国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向我推荐了张艺谋刚刚完成的《红高粱》。当时我还不认识张艺谋，就让他赶紧给我寄报名资料及照片。时间已经相当紧张，那时《红高粱》还没有在国内公映。我们很快准备了拷贝送到柏林，圣诞节假期后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别喜欢，激动地说:”这正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1988年，张艺谋到柏林参赛，同去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和他的片子《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结果那年《红高粱》轰动柏林，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电影。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悦

    ■改编故事

    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莫言(小说原作者，编剧)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曾经怀疑片子会砸在巩俐手上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根据山东《大众日报》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