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鸟兽神帽服，忽必烈仍然信仰着蒙古族古老的萨满教。可是，要统驭元帝国亿万子民之心，仅有一个萨满教是远远不够的。他又当如何呢?

忽必烈还在国内宗教政策方面尽力迎合他的中国臣民。尽管他自己继续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他母亲的培养已使他牢记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护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统治中国的各派宗教发展关系，从而确保蒙古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国皇帝的名份之前，他已经试图吸引汉地宗教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这种努力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

忽必烈与儒教

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

    仪式、礼乐、经典，从大元的国号到朝堂的礼仪，无不沁透着儒家文化的味道。忽必烈意识到，统治这个汉地国家，儒教的力量不可或缺。他不仅自己对儒学传播大力支持，而且，还让自己的爱子真金广泛接受儒家的熏陶。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实行传统的儒家礼仪以及伴随礼仪的乐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导致洪水、干旱或地震的自然灾害，采用相应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仅命令重新引入这些礼仪并且让他的儒家幕僚们教授200余名挑选出来的蒙古人演习朝仪，这是他希望迎合汉人的另一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