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养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教授、社会活动家，是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积极贡献的一名好干部。追忆父亲光辉的一生，我不由得心潮澎湃。
 
1906年3月15日他出生在浙江省宁海县。1929年复旦大学毕业。1930年初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东方杂志》编辑。1939年又任《学生杂志》编辑兼发行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家在香港，全家生活很困难。还记得每日改吃两顿菜粥充饥，靠劈家具做燃料。父亲拒绝了让他为日本人去办报的说客，宁可饿死，也绝不当汉奸，表现了应有的气节和高尚的品质。这时留在香港有不少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周恩来指示让急速转移。这就是有名的“秘密大营救“。父亲在12月下旬坐小艇经澳门、桂林，辗转来到重庆。1942年他应聘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讲授《西洋政治史》、《西洋外交史》和《中国政府》课程。抗战胜利回上海后，除教授《现代国际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外，还开了一门新课《政治学概论》，致力于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教学。上海解放后，张明养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学系主任。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明养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1951年春他到北京参加《世界知识》和人民外交学会工作，被任命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仍兼任世界知识编辑室主任。1957年初，他调到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党组成员。

 张明养从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投身于革命运动。1925年在南京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在上海法政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但仍坚定地跟着党走。30年代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针对蒋介石发动的”文化围剿”这股复古反动逆流，他同许多著名进步文化人士一起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等宣言，并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他和胡愈之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倡议筹办《世界知识》。他作为创办人之一以及25个特约撰稿人之一，一直积极支持《世界知识》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每期都撰写一篇专论。他多用笔名张弼发表文章和系统的讲座。1937年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等刊物被封后，他又实际负责《国民周刊》的编辑。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要在香港开辟对外宣传阵地，他在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参加筹备和创办了《华商报》，他是社务委员会成员，并撰写社论和时事述评文章。他还参加了《国际新闻社》工作，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香港国际新闻社主要向国外和华侨报刊供稿。它如《新华日报》成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
 
40年代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投入火热的爱国民主运动，为民主解放斗争作出不懈的努力。在《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要求真正实行民主等宣言上签名，在《宪政月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张明养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争民主、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革命运动。他被选为理事。这期间，他不断写文章，发言和演讲，讨论国际政治，批评国内政局。这些张明养都冒着很大的风险站在前列，签名、参加罢教，声援和营救同学。他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了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巨大的鼓舞。
 
张明养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1958年他重新入党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参加政协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工作中，他积极参政议政，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贡献。
 
他自1954年开始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在参加政协工作的三十多年中，他不负人民的信任，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认真学习领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1986年11月人民政协报登了他在政协常委会的发言，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的主导思想，就是“一切着眼于建设”。1987年座谈中共十三大报告时，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1990年2月政协座谈会讨论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文件，他不顾出院还不到一个月的病体，积极参加，认真学习。
 
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根据事实，就经济、廉政、统战、教育等多方面多次陈词，写提案，反映一些起初情况，提出中肯的建议。比如，1979年他向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大会提交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提案后，1981年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编委会，张明养为编委之一。他还多次随政协组团到外地视察工作，回来后总要认真总结，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63年他到四川参观访问后，便写了《怎样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问题》的文章。1987年参观了无锡、常州和苏州。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他立刻总结了大家，也是他自己的感悟写成文章。1990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报名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以84岁的高龄，又沉疴在身，家人都不同意他去，他仍坚持随团视察那里的国营农场。时值天雨，道路泥泞，有时一日行车达十小时之久，劳累可想而知。没有一种毅力和追求，是不能受此辛劳的。他回来后给《民主》写了一篇《在昔日的北大荒“飞车看花”杂记》，六千余字。文章既翔实报道东北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又反映在参观中发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是一篇参政议政的好文章。
 
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对待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他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后，历任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等职。他经常主动参加学习，并在《民进》会刊上发表文章，帮助广大会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自觉履行为党的统战工作服务的职责，保持与党外人士的密切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恢复。他以极大的热忱和饱满的激情，为重建在文革动乱中被严重破坏的民进各极组织、恢复会务活动做了许多工作。1979年他兼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后，把对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工作的首位，不断探索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1981年民进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座谈会，他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又在《民进》上发表了《谈谈学习中的几个思想认识问题》的文章，对会员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循循善诱，说理透彻。《意见》不久被民进中央作为正式文件下达到各级组织。1984年民进中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加强思想建设问题。他总结了前一阶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背靠马列、面向实际、坚持疏导、实事求是”，完整地概括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方法，受到同志们的赞赏和欢迎。它对以后加强民进的思想建设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明养在参加民进的领导工作中，总是从大局出发，十分尊重和支持民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对于雷洁琼主席，他们早在上海时就已熟悉，他亲切地称她为雷大姐。不有赵朴初，尊称他赵朴老。他们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重大问题总是坚持原则，坦率进言，发表精辟的见解。他常说民主党派要讲民主，不能某个人说了算，要多听不同意见。工作不能浮在表面，更不能搞花架子，应当切实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为参政议政扎实地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实事。他的实事求是工作作风和耿直言行，给大家以深刻的印象。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亲切的称呼他“张明老”。
 
民进中央机关刊物《民进》，是民进中央指导各地组织开展会务活动、对广大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也是交流各地工作、沟通信息的重要阵地。作为宣传部部长的张明养，一直把办好这个刊物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使《民进》办得既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广大会员喜爱的一份读物。
 
1987年张明养主动请求退出民进中央委员会，他这种主动让贤、提携后人的做法，受到广大会员的尊敬。之后，他被选为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在赵朴初主席的领导下为健全参议委员会的职责，发挥老同志作用做了大量工作。直到临终前半月，他还亲自审阅“参议简报”并仔细修改，真是“老骥伏枥，死而后已”。他是民进中央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他为党团结民主党派人士共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父亲晚年尽管已届耄耋之年，且病魔缠身，多次住院，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密切注意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孜孜不倦地研究问题，收集资料。这已然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他追求的就是尽心竭力为党和国家多做工作。1985年2月他抱病参加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会后即进了肿瘤医院再次手术。作为《当代中国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外交历史纲要》一书的编审，积极参与了从编写提纲到讨论稿、送审稿的修改工作。全书有25万字之多。1989年他为《民主》专稿写了《新中国外交四十年》一文，对新中国外交四十年的辉煌成就，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进行斗争，但癌症已经扩散，终于1991年7月4日阖然长逝。
 
张明养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眼光敏锐，观察细致，知识渊博，分析透彻，徐著作、译著外，发表了有关国际问题千余篇政论;他又是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学教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奖掖后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作为老编辑家，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一位学者，他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卓有成效;作为一位领导干部，他严守纪律、恪尽职守，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为人朴实耿直，作风正派，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不良风气深恶痛绝;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他生活俭朴，为人真诚，从不愿向组织上要求什么。为了党的事业和美好的明天，像老黄牛一样，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楚图南给他写的条幅所言:“万般劫难励风骨，一片丹心为人民”。
 
追忆父亲所走过的路程，从中看到父亲高大的身影，感受父亲人格的魅力，从内心涌出深深的崇敬之情。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您忠诚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风范将永世长存。让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