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法师(1902~1999年)

清定法师俗家姓郑，名全山，浙江省三门县人，公元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岁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他的家庭世代信仰佛教，清定自幼受到佛法的熏陶，八识田中种植下菩提种子。他少年时代循序就学，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广州大学哲学系，因品学兼优留校服务。当时国内革命风潮风起云涌，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成立，清定为爱国心所驱使，一九二五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成功后定都南京。清定于黄埔军校毕业后，复到南京考入国民党的政训研究班受训。政训班毕业，分派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北京)分会，在政训处任少校秘书，继而调任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所中校处长、中华民族复兴社上海分社助理书记，及军委员会军训处上校主任。曾先后两次主办上海大中学生集中军训。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清定调至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担任党政军干部训练团的少将政训主任。一九三九年又调到重庆，于中央高级党政军干部训练团，任少将政训处主任。他是国民党的政训研究班毕业，又是复兴社的成员，历任要职，可说是国民党的核心分子。但他调到战时首都的重庆任职以后，目睹当时政治之腐化，及民间之疾苦，有心无力，徒呼负负，在无可奈何中，激发了他出世之心。乃于一九四一年的五月三日，留书弃官出走，投入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依澄一长老座下剃度出家，同年冬月十七日，于成都昭觉寺，依定慧老和尚受具足戒，是年清定年四十岁。

圆戒后住在昭觉寺藏经楼阅读经，研究佛法奥义。一九四一年的冬十一月，能海上师第二度从西藏学法归来，于成都文殊院讲《菩提道次第广论》，经宝光寺方丈贯一老和尚的介绍，清定到文殊院随众听讲。听经圆满，复随侍能海上师到新都宝光寺，再听能海法师讲《比丘戒释》。比丘戒讲完，已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是年四月，清定随着能海上师，到成都南郊的近慈寺结夏安居。

近慈寺原来是文殊院的下院，能海上师于一九三七年由五台山回到成都，欲觅地兴建密宗道场，文殊院退居方丈法光老和尚提供此处，供能海上师使用。近慈寺在成都南郊，寺院甚大，而年久失修，破落不堪。能海上师带了几名弟子先行住入，经过一番修缮，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能海上师的弟子们都迁入近慈寺，作为藏密黄教的修行道场。

能海上师以培育僧材的理念，开始建设近慈寺。数年之后，近慈寺建有五堂口、一所译经院，相当于一所体系完整的僧团大学。这五堂的名称是:沙弥堂、学戒堂、学事堂、加行堂、金刚院，外加一所专门培养汉藏译经人才的译经院，特别由北平(北京)请来一位札萨喇嘛主持。到一九四二年，近慈寺常住僧侣已近百人。清定随着能海上师到了近慈寺后，初住学戒堂，继任沙弥堂堂主;他行持精勤，资量具足，一年后住入加行堂，一九四五年住入金刚院。是年夏天，随侍能海上师到彭县龙兴寺度夏安居。是年九月，中国抗日战争获得胜利。

一九四六年，清定法师代能海上师到武汉讲经，并结夏安居。讲经圆满，返回四川覆命，复遵能海上师之命，主持重庆的金刚道场。继而又奉能海上师之命，到南京、上海弘法。抵上海后，应赵朴初、倪正和等居士之请，驻锡上海觉园，主持班禅纪念堂。一九四九年春，在觉园成立上海金刚道场，能海上师亲临主持。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定仍在上海弘化。是年九月，能海上师于送札萨喇嘛回北京之后，专程赴上海，在觉园的金刚道场，亲书法卷授予清定，传他为接法和尚阿阇黎。并在金刚道场讲《比丘戒》、《律海十门》、《菩提道次第心论》。

一九五五年，清定法师以其早年民国政府时代的特殊背景被拘捕系狱，于一九七六年始获平反昭雪，但已系狱了二十二年。获得释放后，他年已七十五岁，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出狱后无处可去，返回三门县故乡，以行医自给。一九八〇年，以北京中国佛教协会的安排，他住入天台山国清寺，恢复僧装，重现比丘相。一九八四年，中国佛协又安排他到成都近慈寺，担任首座，领众熏修。一九八六年，中国佛教又安排他到成都昭觉寺担任方丈。当时他已高龄八十五高龄，承担下重辉祖庭，振兴道风、培植僧材的重任。由于他在佛教中崇高的声望，各方善信踊跃捐输，数年之间，把昭觉寺的殿堂修葺一新，佛像重塑装金，规模宏伟、清净庄严。

一九八九年，高龄八十八岁的清定老和尚，曾随着中国佛教协会赴美弘法团，到美国传戒，任羯磨阿阇黎，并为来自欧美的一百六十余名僧俗弟子灌顶传法。他晚年除任成都昭觉寺方丈外、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人民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清定法师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己卯岁五月初十)示寂，世寿九十八岁，僧腊、戒腊各五十八夏。

(于凌波着)(根据网上资料编辑)

清海法师(1922~1991年)

圆照寺，在山西省五台山台怀镇显通寺后面，由显通寺钟楼对面的石台阶走上去，所见到的第一座寺院就是圆照寺。圆照寺现在占地一万二千余平方公尺，殿堂楼阁八十余间，这是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一座寺院。明永乐朝，印度高僧室利沙来华，永乐帝召见，奏对称旨，永乐帝封他为圆觉妙应辅国光范大善国师，赐金印、旌幡，并为建此寺。以后数百年间，盛衰无常。到了一九六六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山寺院多遭到红卫兵的破坏，出家人也遣返原籍参加劳动改造。十年浩劫过后，到一九八四年，宗教部门调清海法师出任圆照寺住持，在清海手中才把破落的圆照寺修复。

清海法师俗家姓吴，名清圆，河南省南阳邓县人，一九二二年壬戌岁中秋节之日，出生于邓县林琶镇的一个佃农家庭。五岁时父母相继过世，孤苦无依，一度流落为乞丐。年岁稍长，受雇于戴芝厚中医师家中做长工，帮戴家牧牛割草，料理杂务。戴医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常诵《金刚经》，所以清海在戴家受到佛法的熏陶，常去附近的香岩寺礼佛。日久之后，对出家人的清净生活十分向往，而有出家修行的念头。

一九三八年，清海年十七岁，决心离俗出家，乃投入陜豫交界处的荆紫关莲花洞，依住持和尚削发为僧，年余之后，到陜西双喜寺参学。后来闻知能海大师在四川成都弘传密教，同时新都宝光寺传三坛大戒，他千里跋涉，赶往四川新都宝光寺报名受戒，戒师为深德和尚。圆戒后到成都石羊场近慈寺，礼能海上师为亲教师，在近慈寺安居修学，如是十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仍在近慈寺修学密乘。

一九五一年，四川省实行土地改革，近慈寺上百名僧侣，被分配到离寺颇远的贫瘠土地百亩，而寺附近的肥沃地四十亩却分给别人了。这样寺中道粮不继，和尚全要参加做工劳动生产。一九五三年，能海大师到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大会，当选为佛协副会长。会后他到五台山开创道场，选定清凉桥的吉祥律院，做为他弘法传戒、进修定慧的场所。他命弟子先学等先上山筹备，清海也随着先学到了五台山。是年十月，能海大师到清凉桥讲《四分律根本阿含》，以后数年，大师在山上讲经译经，并修缮吉祥律院大殿。这段时间，清海一直随侍在大师身边，担任吉祥律院的维那。这时能海大师已年逾七十，冬季在零下三十度的气候中，也亲自参加各项劳动，这使清海十分感动，他心想誓要效法大师这种为法忘身的精神，为弘扬正法、延佛慧命而努力。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能海老法师奉命到北京学习，吉祥律院的常住众及五台山全部僧侣都在山上学习。以后数年，又有反右学习、政治学习，太多的学习会影响修行，但是大气候如此严峻，谁也不敢话说。一九六三年，清海随着能海大师自吉祥律院迁到附近的善财洞居住，再过两三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太原的红卫兵到了五台山，以能海大师为首要的斗争目标，由夏至冬，能海老和尚受过多次批斗，到一九六七年初，红卫兵宣布解散全山寺庙，僧侣全部遣散回乡，参加劳动改造，能海大师也在遣返之列。宣布命令之日是丙午年除夕，次日是丁未年春节──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九日，这天早上，能海老和尚在他和众人同睡的土炕上坐化了。而这时年已四十六岁的清海法师，也随着大伙离开五台山。清海的河南邓县老家，没有一个亲人，他无处可去，就投靠湖北一位远房宗兄，以拉板车为业维持生活，度过了苦难的十年。但在拉板车的生涯中，他仍然独身、吃素、持戒、念佛、心中不忘他是出家人，也永系着佛教事业。

“十年浩劫”过后，落实宗教政策，清海于一九七八年九月返回五台山，宗教部门派他住在灵鹫峰的广宗寺，负起修复广宗寺的任务。这时早年离山的和尚们陆续回山，他结合了一些人，在政府拨款的补助下，修缮广宗寺的工程于焉开始。经过数年努力，广宗寺渐复旧观，这时他已有了许多徒弟。一九八四年初，佛教协会调他到圆照寺出任住持。

这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日渐复苏。圆照寺也得到政府拨款予以修缮。清海法师除了修缮殿堂外，他在天王殿内补塑了四大天王像，新塑了弥勒菩萨和韦陀尊者像;在大雄宝殿，补塑了三世佛像、三大士像及十八罗汉像;在都网殿内新塑了宗喀巴大师及其二大弟子像，以及四臂观音像、毗卢佛像。继而根据能海大师的遗教，以圆照寺为藏密金刚道场。

他整理了能海上师的遗稿，根据上师的遗教，首重戒律，次修定慧。他曾为弟子们讲过《比丘日诵》、《比丘戒本》、《律海心要》、《四分律》等律典。此外也先后讲过《大般若经》，《大日经》、《金刚顶经》、《现观庄严论》、《中观论》、《因明入正理论》、《俱舍论》、《菩提道灯论》、《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重要经论。

一九八八年，清海老法师被选为五台山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一九九〇年后健康衰退，于一九九一年圆寂，世寿七十岁。他的弟子海照、海信、方僧、信行、海厚、心利等，为他修了一座高十六公尺的覆钵式舍利塔，供养他的灵骨。清海老法师生前编辑过一本《五台山灵鹫中峰大圆照寺树碑记汇集》，这是圆照寺的重文献。

(于凌波着)(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