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原来分散在不同的地区。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纪，在从地中海区域到南亚次大陆这一地带中，人们已经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可是，东西方联系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中国与其以西的文明的联系，却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而迟迟不能实现。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了解葱岭以西的世界，西方同样也不了解中国。
最初的联系最初的联系看来是在民间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的古典名著《政事论》(Arthasastra，或译《实利论》)中说到“来自秦那(Cina)之地的丝和丝绸”(Ⅱ，11，114)。这可能是中国以西最早提到中国的记录。通常人们认为《政事论》为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孔雀王朝的开国宰辅■底利耶(Kautiliya)①所作。当然，现在学者们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那”所指不是中国的秦，而是另一地方。有人认为，“秦那”所指是中国的秦，而秦之统一在公元前221年，所以这条材料恰好是《政事论》成书较晚的证据之一。还有人认为，秦统一前已在中国西部很有势力和影响，“秦那”所指不必是统一后的秦。看来最后一说比较切实。张骞在大夏曾见中国出产的邛竹杖、蜀布，而当地人说，这些物品来自印度。可见中国西南地区人民与印度早有直接或间接商业往来。既然蜀布早已到了印度，当蜀归属于秦以后，印度人把这些纺织品说为来自“秦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葱岭以西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了解，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与匈奴对峙，从匈奴降者得知，月氏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常思报复匈奴，而苦于没有朋友。汉武帝决定联合月氏，以谋牵制匈奴右翼。张骞应募出使，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陇西西行，途经匈奴控制地区，被稽留了十多年。后来匈奴对他的监视逐渐放松，张骞逃出，西行数十日，至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从大宛又到康居(前苏联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到月氏(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大夏(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当时月氏已经征服大夏，在阿姆河流域安定下来，报复匈奴的念头已经泯失。张骞在月氏活动了一年多，但是不得要领。他在东归途中一度又被匈奴所拘留。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归汉，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的情况以及他在西域闻知的乌孙(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奄蔡(约在里海东北)、安息、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身毒(即印度)等地的情况。张骞还提到了黎轩。黎轩是《史记》所记的名称，在《汉书》中记作犂靬，在《后汉书》则称为大秦，所指都是罗马国家。这是中国对葱岭以西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的开始。此后几年中，匈奴为汉所败，或降汉，或退至漠北。河西走廊转①TheKautiliyaArthasastra，PartⅢ.AStudy.R.P.Kangle，Univ.ofBombay，1965.pp.74-75.入汉控制之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追击匈奴于漠北，又大败之。约在同年，汉武帝命张骞率领三百余人，携带大批财物，出使乌孙。张骞从乌孙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锐意西向发展，“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①。使者相望于道，每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西汉经营西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宛、乌孙及其以东以南皆入汉西域都护管辖之下，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开通了。东汉在政治上表现为西汉的再生，在对付匈奴和经营西域方面也是西汉方略的重演。匈奴在西汉宣帝时期开始亲附于汉，但因王莽处置不当，又与中原发生对抗。东汉初年，匈奴亦曾侵扰边塞。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与北匈奴对抗。于是西域又成为北匈奴与汉必争之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命窦固伐北匈奴，取伊吾(在今新疆)。班超从征有功，被派出使西域。他初到西域时，北匈奴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还相当大，当地各国常常游移于汉和匈奴之间。班超以高度的果敢和才能打击北匈奴的影响，争取到一些西域国家的信任。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追至漠北，勒铭燕然山而还。次年，汉军再败匈奴于伊吾。在这样有利形势下，班超于西域大显身手。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①。班超以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经营西域。
班超在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以后，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②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是自两汉张骞、班超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与北路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至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沙漠、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古代史上的一个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的天险，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海上交通与汉对南方、西南方的经营秦汉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除了丝绸之路以外，也在南方通过海路发生了。这个过程是与秦汉时期经营南方和西南方的成就直接相关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粤(越)，设桂林(今广西大①《史记·大宛列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后汉书·西域传》。
部和广东西南部)、象郡(今广东雷州半岛、广西南部和西部)①、南海(今广东)三郡。秦末农民起义时，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机据南海独立。秦亡，佗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王。汉兴，高帝刘邦遣使立之为南粤王。吕后时，赵佗反，曾北攻长沙王，并“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今福建)、西瓯、骆(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按在今越南北部)，役属焉”②。文帝、景帝时，南粤王向汉称臣。武帝时南粤相吕嘉杀王，反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命路博德等出征，次年平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儋耳、珠崖在今海南省。南海在今广东。苍梧跨广东、广西，在北;合浦包括广东雷州半岛及广西东南部，在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秦汉经营南方，为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条件。
在东汉时期，西起红海，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过马六甲海峡，而至中国南海的海上商路，逐渐开通。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运至罗马帝国，罗马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亦运往东方各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罗马)人“与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按当时罗马安敦尼王朝马可·奥理略MarcusAurelius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一件事在罗马方面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托罗马皇帝的名义与东汉进行的一次联系。同篇又记，天竺(即身毒、印度)于“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可见，到东汉后期，南方海道的作用逐渐显著。
汉对西南的经营，与东西方联系的发展也有关系。中原经营西南，始于战国时期的楚。“始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0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0者，楚庄王苗裔也。0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史记》此二字作常，或疑为人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①所以，战国末及秦时，今云、贵地区已经基本内属中原。汉初，这一带与中原政权失去联系，但是与巴、蜀经济联系未曾断绝。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番阳令唐蒙至南粤，南粤用蜀所产枸酱招待他。他问来自何处，回答是经牂柯江(即今北盘江和红水河)运来(经今西江运到广州)。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商人，知道只有蜀出枸酱，有人私运到夜郎(在今贵州)，夜郎临牂柯江上，行船可以通南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这一条道制服南粤。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到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又说在大夏时见到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估计身毒与蜀不远。汉武帝遣使通西南夷，求通身毒的道路。用了四年多时间，皆因昆明(非今昆明，当时滇在今昆明一带，昆明则在滇以西今大理、下关一带)闭塞，道路未通。汉武帝平南粤后，派兵伐且兰(《史记》作头兰，在今贵阳以东)，设牂柯郡(在今贵州及云南①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象郡，今安南国”(见《秦始皇本纪·考证》)。②《汉书·南粤王传》。
①《汉书·西南夷传》。
东部)。夜郎降汉，滇王还在观望。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发巴蜀兵南征，滇王降，被划归益州郡，但仍保持王号。以后几年，又平昆明，亦划归益州郡。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益州郡以西，今少部在云南，大部在缅甸东北部)内附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原哀牢地区设哀牢、博南二县，又划益州西部六县，合为永昌郡。这样就开通了西南地区通往西方的道路。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缴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众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这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又一条道路。
两汉时期上述陆路与水路的开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国文明与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联系。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长。中国的《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国家也有不少记载。其中关于安息和贵霜(大月氏)的记载，至今还是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印度《政事论》提到中国(秦那)，只知丝绸出于此。《史记》、《汉书》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内容。《后汉书》则说到印度(天竺)与贵霜、大秦的关系，还说到了那里的风俗、物产和佛教。可见，班超、班勇父子以后，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献提到中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1)的《地理学》说到赛里斯(Seres，指中国)，而无具体内容。老普林尼(GaiusPlinytheElder，23-79)的《自然史》则说到赛里斯产丝绸，运销至罗马。不过，老普林尼说赛里斯“红发碧眼”，所指显然是中国西域人而非内地人。他对汉的内地了解甚少。托勒密(ClaudiusPtolemaeus，活动于公元121年至151年间)的《地理学》，则根据商人旅行经历断言，亚洲最东部为秦尼(Sinae)和赛里斯，而秦尼更在赛里斯以东。学者或以为赛里斯指中国新疆，秦尼指中国内地;或以为自陆而至者称中国为赛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称中国为秦尼①。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前期，罗马帝国的人对中国内地或东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国的《史记》说到黎轩，《汉书》说到犁靬，皆指罗马，而语焉不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大秦国(又名犁靬或海西国，亦即罗马)，大要说:该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这反映罗马为大国;又“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这反映罗马共和制之遗风;又“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反映当时中国人认为罗马为与自己相当的文明民族;此外还记载了罗马物产以及与他国贸易情况。这些材料皆据班勇所记。可见，在公元二世纪初，大体与托勒密同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已相当具体、准确，其程度与托勒密对中国的了解在伯仲之间，或稍过之。总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与罗马已清楚地了解到对方的存在了。
①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一编，第一章。又《牛津古典词书》(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Seres条。
两汉时期中外交通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前人有不同说法。大抵两晋南北朝佛教兴起以后的典籍，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典籍，有把时间推前的倾向。按《史记》、《汉书》都没有说到佛教，这说明，直到西汉晚期，佛教即使已经开始传入，作用也不足道。佛教最初传入，可能在西汉末期。《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明帝诏书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别译)之仁祠”，还说到当时有“伊蒲塞”(Upasaka，男居士)和“桑门”(Sramana，或译沙门，出家人)。可见当时已有外国僧人到中国，也有些中国人信佛了。不过，这时的佛教还是被当作黄老一类的思想被相信的。东汉皇帝中第一个信佛的是桓帝刘志(147-167)，不过，他也是对佛和老子同时加以信奉、祭祀的。就在桓帝时期，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到洛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事业;随后西域月氏人支娄迦谶也来到内地，同时从事译经工作。安世高所译为小乘佛经，支娄迦谶所译则为大乘佛经。随着译经和讲经活动的开展，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不过，这种影响的加大，那是三国两晋以后的事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