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原名张福仁，福建省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同邓子恢等一起，领导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1949年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53年至1954年，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1954年至197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75年至1980年9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年底病逝，终年83岁。

严律子女力铸品格

张鼎丞的秘书、司法部原副部长鲁坚曾回忆说，张老经常讲，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他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他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

张鼎丞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从不娇宠溺爱，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求私利，总是要求子女好好学习、发奋工作，教育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前途，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搞特殊化。他经常说:“你们生长在高干家庭，没有任何理由比别人特殊。要是说有特殊，就是政治思想上应该要求自己更严格，在各方面都起模范带头作用。如果你们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肯定是没有出息的。只有靠自己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195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张鼎丞写信给女儿张延忠，教育她要好好学习，积极上进。张延忠当时正在读小学，半个月后，给爸爸回信问他:“爸爸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到!”7月6日，张鼎丞提笔复信，回答了女儿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对你有很大的希望!即:(一)要身体、精神健康，不发生疾病;(二)要有高深的学问和有坚强的毅力;(三)现在要做好学生和好少先队员，将来要做模范的青年团员，再做模范的共产党员。这三件大事，我想你会愿意做的。……请你写一份志愿书，就按照你的志愿书去实行吧!”

斗转星移，日出日落，女儿张延忠渐渐长大了，与王若飞的儿子王兴结了婚。上世纪70年代，张延忠和王兴夫妇在江西工作。张延忠的婆婆(即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监狱好几年，身心受到极大戕害。李培之出狱以后，住在北京，身体非常虚弱，时常生病，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李培之在北京没有什么亲属，王兴是他唯一的儿子。可是唯一的儿子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工作，鞭长莫及，根本没办法照顾她。怎么办呢?1974年，张延忠和王兴反复商量，准备向组织申请调回北京工作，方便照顾母亲。张延忠觉得，孝敬父母是天理人伦，是子女最基本的义务，自己的调动申请名正言顺、合情合理。

已经76岁高龄的张鼎丞得悉女儿女婿申请调回北京工作的消息后，心中急得要沸腾了似的，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事情传开了，人们会怎么看待?肯定有一些人会以为是他这个父亲以权谋私，为子女开后门。他马上找他们谈话，对女儿女婿循循善诱，耐心劝导，希望他们不要向组织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谈话时，张鼎丞首先发问:“好儿女要志在四方。为了照顾妈妈，你们怎么连工作都不顾呢?你们的妈妈，党和组织上会照顾的。再说，现在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他们也有家庭困难，也有老人需要照顾，如果大家都要求调回北京，那么外地的工作谁去做呢?你们作为我张鼎丞的亲属，要以身作则。”

最后，张鼎丞语重心长地对张延忠和王兴说:“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的心也是肉长的，这样做并不是不要家庭生活，不孝顺父母。我们牺牲一个家庭的幸福，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家庭拥有幸福!”

张鼎丞的子女从小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的鞋子是家里自制的布鞋，只有到了春节，张鼎丞才让保姆上街扯上几尺新布做新衣服，让孩子们高兴一下。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张鼎丞的小女儿张路宁上初中，学校离家只有一站路程，可是不到星期天，张鼎丞绝对不让她回家住，也不许在家吃饭。张路宁那时身体正发育，饭量很大，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根本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实在支撑不住了，几次跑回家偷偷弄点食物吃。张鼎丞铁下心肠，批评张路宁:“在国家困难的特殊时期，你应该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并且告诫儿女们:“将来你们别想得到我一分钱的财产，你们能继承的只有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事业!”

1964年，张鼎丞生病住院，在外地读书的女儿张延忠赶回北京看望他。他对女儿下驱逐令:“我的病有大夫给我治疗，你不应该耽误学业，赶快回校去吧!”张延忠考上工科大学后，在学校入党。转正时，张鼎丞给张延忠写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信，指出她的缺点，提醒她不要沾沾自喜，要她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张延忠大学毕业时，张鼎丞特地给校长、系主任写信，还找她的党小组长谈话，说明“张延忠同志思想上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的”，要组织上好好帮助她。父亲的话使张延忠终生难忘。她常常提醒自己:记住爸爸的话，做一个不仅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也够格的共产党员。

言传身教，令行禁止，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张鼎丞的子女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自己父亲的身份来炫耀自己，从不主动亮明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而是勤奋工作，默默奉献。张鼎丞的大女儿张招娣，是张鼎丞和前妻赖月华所生。赖月华为革命牺牲后，张招娣由群众抚养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他身边。张鼎丞送她上了小学后，鼓励她到北大荒支边。后来她为照顾养母回到福建，在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干到退休。她的同事、上级、街坊邻居都不知道她是张鼎丞的女儿。张鼎丞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远洋运输公司工作，长年累月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难得回家团聚。张鼎丞逝世前两年，已经不能走路了，在家养病，却从不让儿女们请假陪伴他。他病重时，有个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看望他。他清醒过来后，非常生气，板起脸孔让儿子马上回去。他说:“你不是医生，有病医生会替我看，组织上会照顾我，你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

宽人严己一心为公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他很少有自己的财产，办公桌、椅子都是组织分配的，身上的衣服总是打满补丁。有一件衬衣补得实在不像样子了，警卫员偷偷找到一个老朋友，跟他商量把张鼎丞的破衬衣与他的好衬衣调换。张鼎丞发现不对劲，自己的衬衣怎么一夜间变好了?补丁也消失了?便找来工作人员查问。得悉事情原委后，张鼎丞严肃地对警卫员下命令:务必要把旧衬衣换回来。

张鼎丞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上追求高标准是高尚的，生活上追求高标准是庸俗的、低级的。”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张鼎丞家里没有购置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他没有穿过特别好的衣服，非常普通。唯一拿得出手的衣服是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专门在接待外宾时穿，平时舍不得穿。家里的收音机、轮椅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上世纪60年代，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要经常观察血压变化。按张鼎丞的情况，本来可以向公家领取一个血压计，但他却给组织上写报告，经批准从外贸部按原价自费购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按照医生的嘱咐，他必须常服西洋参等贵重药品，但他坚持按财政部的规定，全部自费购买。他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沙发，几十年未换过。沙发破得露出了棉花，他嘱咐家里人补补再用。他逝世后，因为有一些老同志要前来慰问家属，家里人只好临时买新毛巾将破沙发遮盖一下。上世纪70年代末，张鼎丞瘫痪了，趁他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秘书向他夫人建议，是否买台录音机，张老有什么吩咐、叮嘱可以录起来，他要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也便于记录，保存第一手史料。但是，这样一个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家里竟然找不出买录音机的钱。最后靠几个儿女凑钱，才买了一台录音机，可是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有一年冬天，张鼎丞从福建龙岩回到北京，把亲属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感慨地对他们说:“我们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8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1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方还有不少，想起来心痛啊!”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党和国家给自己的太多了。

在物质生活方面，张鼎丞对自己、对家人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对其他同志却非常大方，从不吝惜钱财。张鼎丞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士、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得像亲人，同志们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伸出援手。1935年，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率领红军游击队在闽西一带艰苦战斗，他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常常帮助炊事员做饭、洗衣服;粮食运到山下了，他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背粮食;他经常起来巡夜，看到哪个战士被子没盖好，他总是轻轻地为他盖好被子。当时，张鼎丞的身子相当瘦弱，严重营养不良。有一次，陈茂辉等干部在河里抓了两条鱼，放到火堆上烘烤。陈茂辉把烤熟的鱼端到张鼎丞的桌边，张鼎丞问:“我一个人独食吗?这怎么行呢?其他战士怎么办?”张鼎丞端着鱼来到战士中间，数了数人数，把鱼一块块掰碎，亲自分发到战士们手里，战士们非常感动。有一名战士叫赖洪宝，当时正生病，张鼎丞把鱼放进他碗里时，他感动得掉下了泪水。最后只剩下一截鱼尾巴，张鼎丞说:“鱼尾巴烤得好香啊，我最爱吃尾巴了。”另一次，张鼎丞经过湖雷镇增水坑，听说村里有一位老太太病了很久，没钱医治，便来到老太太家里，掏出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一块银元，放到老太太手里，吩咐她好好治病。老太太后来逢人就说:“鼎丞比我们的亲兄弟还亲，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据警卫员朱镇中回忆，抗战时期，白天，张鼎丞脚踩草鞋东奔西走，警卫员累得晚上一躺下就呼呼入睡，而他却还在油灯下写调查报告或经验材料，每天忙到深夜。冬天的江南河水结成薄冰，警卫员夜里装订文件冻得手脚疼痛发麻，张鼎丞怕他们受冻，把自己的大衣和棉袄送来，让朱镇中和警卫员熊斌穿上，嘱咐他们，别受凉了，小心感冒。警卫员们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1937年某日，张鼎丞从龙岩来到南靖县科岭下斜村。村民们一拥而上，帮着拿背包，提网兜。“张主席，您的网兜好沉啊!里头装的是什么?”当地干部王鼎荣一接过沉甸甸的网兜，看着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大包东西便忍不住探问。张鼎丞诙谐地说道:“你打开看看，我是给你们送‘东风’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一堆长短不一的铁钉。原来，张鼎丞担心科岭人民盖房缺铁钉，便从龙岩带来一大包。“好细心的张主席呀!”人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张鼎丞离开下斜村重返龙岩准备北上抗日那天，一大早，一群乡亲站在村口送别他。张鼎丞从送别人群里拉出王鼎荣，从贴身衣袋内掏出一个层层包裹的纸包，郑重地放在他的手心里，语重心长地嘱咐:“鼎荣，这20元钱就留给你们买小鸡养吧!你们党支部要带领乡亲们好好干，渡过难关，革命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啦!”王鼎荣双手捧着这存着张鼎丞体温的纸包，两眼噙着泪花，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将这不同寻常的纸包揣进了怀里……

两袖清风不留片瓦

在福建工作期间，有一次张鼎丞下乡，看见成熟的水稻倒伏在路上，如果硬踩过去，必会踩碎许多稻穗。张鼎丞跟警卫员一起，小心翼翼扶起水稻。他对警卫员说:“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田，如果看见稻子被踩会多心痛。”张鼎丞到北京工作后，闽西经常有老乡去找他，他总是热情帮助，招待吃饭，买好回程车票，甚至给些路费。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叫福建省民政厅解决乡亲们的差旅费，张鼎丞回答说:“怎么能叫公家报销呢?他们来找我，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当然要我出。”这样一来，他的工资就所剩不多了。晚年，他近一半的工资花在药费上。除了日常生活的开销以外，他还要资助在福建的大女儿、侄儿和家乡亲戚。他家里曾请过一个保姆，十年特殊时期该保姆回上海了。当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该保姆生活困难，身边无儿无女又没有工作的情况后，便决定每个月给她寄去30元钱，当做基本生活费。保姆患肿瘤要开刀，交不出住院费，他资助了几百元钱。对保姆的基本生活费资助一直持续到1981年张鼎丞逝世为止。

张鼎丞对身边工作人员充满感情。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尽管后来回老家或者调任其他地方了，一旦他知道他们生病或家庭有困难，总要写信问候，鼓励他们同疾病作斗争，寄钱去帮助他们。上世纪60年代，曾在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家里遭了灾，生活十分困难，他听说后，立刻寄200元给这位同志。

张鼎丞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张鼎丞家乡的房子于1928年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时被国民党军队烧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多次要求他重建，他都没有同意。1964年8月，永定暴动纪念馆的负责同志写信给在厦门工作的张鼎丞的侄儿张定安，告知准备重建张鼎丞的房子作为纪念室。张定安将原信转给张鼎丞。9月27日，张鼎丞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定安，信中说:“我过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应该考虑重建。过去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表示不同意。在旧社会里，做了官，就要在家乡买田置产，大兴土木，筑楼建房，修祠堂立碑石，所谓荣宗耀祖。我们搞革命的，绝不能这样做。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绝不可为少数人服务，更不可为自己服务。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现在农村的情况虽然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摆脱贫穷，大多数人的住房还是拥挤的、简陋的，如果现在把我过去住的房子重建起来，会有什么影响呢?”家乡人民遵从张鼎丞的意见，至今没有重建他的故居。张鼎丞生前两袖清风，身后没有留下一片瓦。

1981年12月16日，张鼎丞逝世。根据他生前的交代，女儿张延忠、张路宁给中央写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最终按照他生前的交代执行，没有开追悼会，没有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成立治丧委员会，只在报上发表逝世公告与生平事迹。(赖志雄 何文生 林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