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北京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北京由于它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使它既是历史上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处，又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凝聚点，一旦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后，其影响是及其广泛而又深远的。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少数民族先后活动在北方的蒙古大草原及东北的广大地区，他们大多数过着游牧生活。而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王朝，为了巩固边防或扩大统治势力范围，也必然会向边远地区发展甚至挥师远征。北京的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平原的西北，所谓“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见《元史》卷58《地理志一》)，正好在这个可以“内跨中原，外控沙漠”(见《天府广记》卷1《形势》)的战略点上，因此，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族斗争中的一个焦点。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战火连绵的年代，先后有四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蓟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掠夺以及强迫移民，包括蓟城在内的幽州地区，各民族的迁徙流动是很频繁的。

   历史上的北京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的一个交叉点，又是一个促进民族融合的融汇处所。各民族人民之间和平交往与物质交流十分明显，就以各民族制定的某些政策而言，从其客观效果来谈，也是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契丹、女真、蒙古各民族，当其初起时，有的是以狩猎为主，有的是以游牧为生的，而当他们进入中原，建立起对以后，就有一个适应经济发展，进一步封建化的过程。如以元朝为例，尽管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比较突出，但终究要“行汉法”、改就亡国之俗“(《元史》卷158《许衡传》)这些汉法、亡国之俗，实际上指的是汉族封建王朝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策的推行，对于促进蒙古族本身的发展以及与汉族的融合，无疑都是有利的。元大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自然也就更易于成为民族融合的辐辏点。

   值得强调的是，在北京先后建都的五个朝代中有四个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立起来的，而其中的蒙古族与满族，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一员。由于这种历史状况，就给北京增添了更多的民族色彩。就建筑而言，各种宗教建筑在北京并存，就很能说明问题。再就北京人生活风俗习惯来看，兼收并蓄，广采博收，那是很难说是汉族人固有的习惯。至于语言方面，北京语的词汇里有的是来自满语，有的源于蒙古语，老北京的土话当中就容纳的更多一些。

   从上古时代起，北京地区就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氏族部落的活动，一直是各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区。这里的经济与文化也是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北京地区出土的先秦文物来看，在昌平县白浮村发现西周早期的墓葬中，有与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相同的各种生产、生活工具，甚至还发现了兽骨龟甲，这是中原华夏族专门的占卜迷信活动方式，说明北京在上古时期与中原地区文明的一致性。在延庆西拨子地区，也发现了代表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如打猎的猎勾、给牲畜治病的铜针、喂药的铜勺，切割兽肉的铜刀等等，完全可以证明这里有游牧民族的活动。同时，在这个地区也发现了西周中期的实物遗存，如铜鼎、铜斧、锛、凿等，表明北京地区很早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区。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北京地区作为中原封建王朝的北方重镇和少数民族南下的据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各种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在此汇集，更加使北京五方杂处的特色趋于显著。

   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北京923万居民中，汉族人口890多万，占96.5%;少数民族人口32万，占3.5%。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北京市汉族人口1042.5万，占96.3%少数民族42.4万人，占3.7%。据北京市统计局2001年4月5日公布，全市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322.9万人，占总人口的95.7%;各少数民族人口为59万人，占总人口的4.3%。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82.4万人，增长27.1%;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7.6万人，增长42.5%。由于政治、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全国56个民族在北京基本上都有，使北京成为全国各省市区中民族成分最为齐全的地区。

一、回族

   在现有的少数民族中，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回族。回族迁居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初。由于蒙古成吉思汗西征而被迫东迁，或自愿来我国居住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还有自愿东来的商人，这些人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被称为“回回”。当时，他们被编入蒙古军中，人数多达数十万人。元朝建立以后，除了蒙古军探马赤外，其余各军就地落户，上马准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随着蒙古军队来到中都的回回军，就地落户。大都建成以后，元朝廷又诏示旧城居民迁至新城。在这里，他们与当地居民婚配，繁衍生育，居住区域日益扩大，形成聚居区。他们就是北京最早的回民。随着明朝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南京一带回民也大量北迁。今天北京的回族姓氏里，任、沙、刘、李、马、金、霍等姓，祖籍属于南京的为数最多。另外，牛街、花市等处的常姓回族，自称是明朝将领常遇春的后裔。花市清真寺，据说是常家旧宅，改建于明代永乐十三年(1415年)。

   北京的回族的居住点，基本上是围绕清真寺而形成的，除了宗教上的需要外，其他如婚姻、出生、死亡等许多方面都离不开它。所以，每当到回民的聚居区或村落，我们都能在其间看到一座清真寺，清真寺的规模，一般也是与居民的多少成正比。

   30年代末，北京约有清真寺50余座，这就表明，当时北京的回民除散居者外，还有50多个大小不等的聚居点。这些聚居点之一的牛街是北京回民最大和最古老的聚居区，其中包括个街、教子胡同、糖房胡同，以及麻刀胡同、寿刘胡同、输入胡同、王老师傅胡同、沙栏胡同、羊肉胡同、吴家桥头条、老君地等地。崇文门以东是回民又一大聚居点，包括唐刀胡同、堂于胡同、雷家胡同、羊市口、小市口、珠营等处.朝阳门内外住着许多回民，例如朝内的禄米仓、豆芽菜胡同，朝外的南中街，即人们俗称为上坡和下坡的地方。德胜门外的关厢、马甸，包括西村、小关、官厅等地，是北京回民仅次于牛街的大型聚居地。其它，如前门外和天桥一带，以及郊区的海淀、东八里庄、清河、安和桥等地，也都是北京回民较大的聚居区。

   北京市远郊区县;还有回族聚居乡，村46个.分布情况如下:顺义县有后沙峪乡回民营村、高丽营乡七村。

   通县有张湾乡张湾镇、张湾乡张湾村、张湾乡枣林庄、于家务乡于家务村、马桥乡北门口、马桥乡胜利村.

密云县有穆家峪区北穆家峪回民乡、城关乡一街.

朝阳区有黑庄户万子营、康营村、管庄乡西会村、管庄杨闸村、管庄乡管庄村、长营村.

大兴县有黄村镇狼各庄、黄村镇六街、礼贤乡田营村、安定乡东白塔村和佟营村、庞各庄乡薜营村、南各庄乡崔营村、榆垡乡留土庄村、西红门乡。

房山县有良乡镇常庄村、周口店乡新街村、窦店乡窦店村、官道乡黑古台村、周口店乡辛庄村。

昌平县有霍营乡小辛庄、阳坊乡西贯市、城关乡二街. 

二、满族

  满族具有悠久的历史，距今3千多年以前的肃慎人，就是满族的远祖。汉朝以后，不同朝代史书上记载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均是肃慎人的后裔，也是满族人的先人。

  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聚众举兵，先后统一女真各部，遂于公元1616年建立政权，并创立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基础，吸收一部分生人女真，以及汉人、蒙古人、朝鲜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1635年(天聪九年)，改女真为颟珠。辛亥革命以来又简称为满族。

  公元1644年10月，顺治皇帝从盛京(今沈阳)迁都北京，建立起清朝中央王朝，自此，满民就不断从东北迁入北京。北京居住的满族，绝大多数是清朝入关时的八旗兵的后裔。现在，满族人较多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先人驻防或支差的场所。由于过去八旗兵主要职责足拱卫京师，所以满族主要居住在原八旗兵营附近.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北京八旗兵驻内城;各有方位，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因为按旗居住，内城满民几乎占全北京满民的3/4，其余的1/4，则住在北京郊区的旗兵营内，海淀区的的火器营、老营房、四王府、香山、门头沟、树村、肖家河，以及南郊的团河、东郊的架松村等地.

清代初年所定的满民按八旗而居的方位(图)，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满族的居住区，也会随着旗兵营房的迁徙而变动.据《顺天府志》宽街条下讲:“宽街西距便门半里许，镶蓝旗营房在焉。康熙年间自内城迁此.;中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分东西南北，小胡同二十……”。而按《清史稿》所载，镶蓝旗原在宣武门内，宽街则在宣武门外，西便门内，即外城的西北角。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即可以看到满民密集区或旗营驻地的变迁，也可以了解满民居住的情况。过去，人们把这一带称为“西便门营子”、宽街附近，除义地外都是粪场，住房稀落，地处荒僻，营房低矮潮漏，放眼一看，满目凄凉。这种生活条件，在当时也属极坏一流 ，这就足以使人想象当时一般满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建国以后，这个带的旧貌已换新颜。秀丽的风景，再加上古香古色的“宣武艺园”的点缀，不禁令人意兴盎然 低房矮屋已多为高楼大厦取代，但当年满人镶蓝旗兵营仍有遗迹留存，使人思今忆昔，不免感慨万千。

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办事处管界，位于内城西北城角，是正黄旗兵营所在地。这里尚有当年护军营衙门、火器营衙门以及营房的遗迹。这儿也是北京市满民密集区.因为地处偏僻，房屋简陋，当时人皆称其为“穷西北套“。解放初期曾有人做过调查，这里从来没有满族上层人土居住过，47 8户居民中，均系八旗兵丁出身。

在郊区，一个当年较大的满族聚居区，是海淀区外火器营，据赵之平《我这一辈子》一文记述，外火器营建于道光年间，因为原是制造武器的兵工厂而得名。全营4千多户，l万多工人。营内有两条大街和一条横街，另有八条小横街，都是东西走向的胡同。每条胡同住有5至8户不等。住房都是青砖盖瓦，平房朝阳，每户都有前后院，官员住的都是三舍、四舍的大院，翼长(相当营的最高长官)住五进大房。民国以后，满族官兵生活来源断绝，日伪统治时期，拆除了两旗营房盖兵营，满民纷纷外逃谋生。因而，这儿的满民老住户还不到当地居民的1/4。

北京市远郊区县，还有满族聚居乡、村46个，其分布如下:门头沟区有妙峰山乡陇驾庄村。

顺义县有天竺乡杨二营村。

大兴县有金星乡团河北队、金星乡团河南队、法海乡南宫村，西红门乡四大队。

怀柔县有喇叭沟门乡四道穴村、苗营村、中营树店村、孙栅子村，东岔村、喇叭沟门村、西府营村、官帽山村、帽山村;七道河乡后沟村、西沟村、八道河村;长哨营乡杨树湾、榆树湾村、遥岭村、古洞沟村，长哨营乡二道河村;汤河口乡古石沟门、古石沟里和小良前村;宝山寺乡牛圈子;北房乡大周各庄;杨余庄乡张各庄、太平庄。

   房山县有良乡镇固村、长沟乡黄元井村、长沟乡东甘池。延庆县有大营村、南辛堡、新华营、吴坊营、南老君堂、大任科、小庄和、慈母川、南张庄。

   密云县有穆家峪区檀营满蒙族乡、西田各庄乡韩各庄、太师屯乡太师庄、太帅屯乡大漕村。

三、蒙古族

   蒙古族在北京定居的历史，是从1260年忽必烈自和林迁都京以后逐渐形成的。“蒙古”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即《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汉文译名。元代以来，汉文译写多用“蒙古”。

   “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逐渐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向西部蒙古草原迁移。到12世纪，它已经散居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游及肯特山以东地方，并分为孛儿只斤、扎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这些部落，游牧于草原上者被称为“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为“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业。公元11世纪，各部结成了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蒙古地区诸部之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于 120 6年，被各部贵族拥戴为蒙古的大汗，建立了封建的蒙古汗国，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进步的作用。成吉思汗即位后，遂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1211年和1215年向金大举进攻，占领了中都(今北京)1 260年，忽必烈

  做了大汗以后，把统治中心由塞北的和林迁至燕京，改成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宋、金、夏，以及吐蕃、大理、回鹘等政权长期并存的局面 规模空前地重建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国土疆域的基础。从此，大量的蒙古族兵士随元朝进京。北京的蒙古族也开始了她的历史。

   如今，元代蒙古族在北京的后裔当是今日北京蒙古族来源之一。此外，在北京定居的蒙古族，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随着清朝的建立，从军入关的蒙古八旗兵将土及其家属和封建王公贵族;二是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蒙古族旧官僚、旧职员和喇嘛;三是建国后，为支援首都建设，从边疆地区调京的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及各种技术、文艺人才。这三部分蒙古族，构成了今日北京人口较多的蒙古族.

   蒙古族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分散，是指全市十九个区、县，都有蒙古族居住;聚居，是指各区、县间，蒙古族居住人数差异较大。如1982年，城近郊区，居住着蒙古族8865人，远郊县只居住着485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区的蒙古族人口又占城近郊区蒙古族人数的18。3%

  形成这种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蒙古族中多数人信奉喇嘛教，出于礼佛和布施方便的需要，大部分蒙古族居住在喇嘛教寺院周围。例如，雍和宫和嵩祝寺周围居住着很多蒙古族同胞。其次，原清代八旗兵在京城和京郊驻防时，当时就居住着很多蒙古族旗兵和家属。再次，建国后，由于中央有关民族事务机构和民族院校大部分设置在北京城的近郊区，致使蒙族同胞在这些机构附近相对集中。

四、苗族 (图)

  在北京各少数民族中，还有一个汉、满、蒙、回、苗族聚居村(海淀区门头村)，这个村的苗族同胞在京居住的历史已近20 0年了。

   北京共有苗族600余人，其中有100多人聚居在海淀区四季青乡门头村。23户苗族有郎、杨、萨 龙、伊、阿、白、张等八个姓氏，据说他们的先辈是200年前由四川的大小金川迁徙来京居住的。在清代，他们的先辈当艺差，每年春秋两季进城表演苗族歌舞。如今，京郊苗族同胞虽然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和北京汉族相同，但他们仍保留着能歌善舞的传统习惯，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仍很强。可见，苗族同胞在京居住也有了较长的历史。

五、朝鲜族

   周武王灭商纣王以后，封商朝王族之子为朝鲜国王，箕子曾携官民奴仆往之。这时的朝鲜人，史称为古朝鲜族。箕子朝鲜人每12年朝拜一次周天子。当时古朝鲜族居住在辽河中游以东地区.公元前8世纪末，古朝鲜的政治中心迁到今日辽阳市一带.战国时期燕将秦开，以及后来的一个名字叫做满的燕人，相继统治过古朝鲜。在满的孙子右渠统治时期，大量招抚中原汉朝流亡人口，与汉朝相拒，两者之间终于发生了激烈的征战。公元前 10 8年，古朝鲜族首领右渠被部下杀害，战争乃平息.古朝鲜人民遂融入汉族和高句丽族中去了.这个时期的朝鲜族，不少人都曾来北京地区居住或经商，然而他们的后裔已是汉族，与今日北京的朝鲜族并无大的关系了.明朝初年，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内部纷争，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王，自立为王，并将高丽国改名为朝鲜，自称为李氏王朝.当时移居在我国的高丽族居民仍称为高丽族.问世纪末及19世纪初，由于朝鲜半岛北部发生灾荒等原因，朝鲜人民曾多次迁到我国东北三省居住。辛亥革命前夕，大批朝鲜族又迁到我国境内居住.从明代开始，朝鲜族人就陆续来到北京。明代会同南馆编的汉语朝鲜语对语词本《华夷译语·朝鲜馆译语》，为朝鲜李氏王朝臣民及东北高丽族、朝鲜族与北京等地兄弟民族往来提供了方便条件.明朝、清朝以来，陆续从我国东北来到北京居住的朝鲜族是北京今日朝鲜族的先人。1949年建国以后，更有大批朝鲜族来到北京支援首都建设，为建设北京立下了功勋。北京的朝鲜族散居在北京西郊的魏公村、中关村和朝阳区的和平里等地。

六、维吾尔族

   公元8世纪中至9世纪初，回鹘政权度过了他极盛年华的岁依附于黠嘎斯、奚族、室韦族或迁徙到唐朝辖地居住。大部分回鹘人则迁徙到我国西部去。除了两支人分别迁到葱岭以西和河西走廊地区外，一支人马迁到今日新疆的吐鲁番盆地一带，当时这里叫做西州。120 9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率兵征服西州回鹘，这里的回鹘人改称做“畏吾儿”，这支人就是今日维吾尔族人的先人.西州回鹘人中的商人与中原各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人到今日北京地区经商.唐代后期，回纥等少数民族陆续迁到幽州居住。到了明朝，他们仍到北京朝贡和经商，有些人在北京等地长期或短期居住.1760年，清政府命令在北京安插“回人”另编佐领.命以白和卓为新编“回人”佐领的首领。同时，还在西长安街路南设立“回人”营一所，共有房屋147间.营的西面设有礼拜寺，有人又称其为“香妃寺”.这些“回人”的后裔，以及这以前陆续来北京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就是今日北京一部分维吾尔族人的先人.1949年建国以后，又有大批维吾尔族同胞为支援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远数千里从新疆来到北京居住、工作、或学习.近几年来，有一批维吾尔族青年人来到北京街头经营烤羊肉串等生意。首都人民对维吾尔族同胞热情支援首都建设事业的精神十分钦佩和赞许.北京维吾尔族居住在魏公村及和平里等地。

七、俄罗斯族

   提起北京的世居民族俄罗斯族，我们不由地会想到1330年，那些随同元明宗一同来到元大都城的军队中一万多名斡罗思(作俄罗斯的另一种译音)人被安排在大都城附近，拨给土地一百多顷让他们屯种。这些人的后代逐步融人汉族和其它各族人中去了.这些人和北京今日的俄罗斯族人没什么大关系。清朝康熙初年，北京就有一百来名俄罗斯人。他们大部分是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获或真心投诚而来北京的.清廷把他们安置在镶黄旗满州，编为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即今日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一带居住。这些人的后裔是今日北京俄罗斯族人的主体.

八、北京其它各少数民族

除了世居在北京的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朝鲜族、维吾尔族、俄罗斯族以外，其余48个少数民族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在建国以后，为了支援北京建设，不远万里由祖国边陲来到北京学习、工作和居住的。他们为祖国的心脏增添了新的血液，为全国人民敬仰、世界各国人民瞩目的北京的各项社会主事义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还成为北京和边疆各个民族地区建立密切联系的友好使者和桥梁。他们为北京，为祖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大家庭贡献着青春和力量.



第二节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及其意义

一、北京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1、 民族杂居及其分布的成因

我国北方自古以来就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中有的曾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地区。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燕北有东胡、山戎等民族。汉魏至隋唐时期幽蓟地区的居民成分更加复杂，少数民族人口大幅度增加。民国以来，北京始终是多民族聚居区。北京之所以长期形成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

(1) 当地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条件为民族杂居创造了有利条件。



(2) 频繁的政权变更以及历代政府的政策，对民族杂居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2、 民族融合的主要标志

(1) 消费生活习俗

(2) 娱乐习俗

(3) 戏曲艺术

(4) 宗教信仰



二、民族融合的意义

1、 北京的城市建设是各民族共同建设的结果。

2、 北京的经济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3、 北京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

4、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在先进民族的主导下，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



第三节 北京宗教的历史发展概况

一、北京宗教发展简述

古代，宗教信仰与人类文明同时并存。自从道教诞生于中国，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佛寺道观就成为百姓及帝王祈祷祭祀的地方。专职宗教活动家则在寺观里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

在北京，寺观的盛衰与教派本身密切相关，而各教派的盛衰又与民众、尤其是帝王的信仰有直接关系。被帝王崇奉的教派，其寺观就兴旺，就发展。

北京现存最早的古寺创建于西晋，而北京出现的第一次建寺高潮在隋唐。隋唐时期，僧俗大众及边镇将领在此建寺造观，甚至远在长安的皇帝也派人到此建寺。同时，蓟城的名刹也引起皇族成员的极大兴趣。

辽代，蓟城升为陪都，加之契丹贵族崇信佛教，当时燕京的寺庙，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胜过了隋唐时期。

金代，女真皇帝抑制佛道，燕京的建寺速度有所减慢，但是，皇家和民间仍然新建了一些寺庙。这一时期，全真道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这一势态一直持续到元代初年，致使燕京的道观数量有明显的增加。

元代，蒙古皇族崇信佛教胜过契丹贵族。统一江南后，疆域辽阔，库府财力雄厚，为皇家建寺创造了条件。忽必烈另筑大都新城，皇家寺院多建在新城内，巨刹林立，寺产广富。可惜这些巨刹绝大多数在元明更替之际焚于兵火，幸免于难的妙应寺白塔保留到今天完好无损，看到它高矗入云的雄姿，就可想象元代寺院的宏大规模。

在元代，位于大都西南的燕京旧城并未废弃。旧城的寺观以其年代久古吸引着居住在新城的居民。况且，大昊天寺、长春宫，。其规模不亚于新城的巨刹。天宁寺、悯忠寺，早已闻名远近。

与元代相比，明代皇家巨刹数量较少。而众太监修建的寺院布列于京城内外，每座太监寺院都标示着一位太监的显赫地位。然而，一旦此太监亡故，其寺院大多随之败落。

明代中期，世宗崇奉道教，压抑佛教，北京的一些著名佛寺毁于此时。世宗死后六年，明神宗即位。神宗的生母奉佛虔诚，神宗又是个尊从母亲意愿的孝顺皇帝，因此，万历朝佛教复兴，修复并创建了许多寺院，她所创建的万寿寺一直保存到现在。必须告诉读者，这位慈祥的皇太后并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贬抑道教。

清王朝定都北京，皇室优抚各宗教流派，北京的庙寺观堂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各教派主要寺观的碑石上，几乎都刻有领受皇室恩赐的记录。甚至受到北京市民信奉，而在宗教理论并不居重要地位的碧霞元君，清皇室也为她出资修庙。

寺庙观堂本是宗教理论的体现，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多寺庙观堂日趋世俗化。统治者希望通过宗教活动求得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一些皇帝及显宦又把寺院当作郊野别墅。明清两代，国家官员及文墨之士有居寺、游寺的习惯，北京的寺院成了他们寻幽觅静的去处。普通北京市民，则把寺庙观堂与生活中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当年，朝阳门外东岳庙里诸神排列，而唯独财神爷与子孙娘娘的案前香火最盛，因为财源茂盛与子孙满堂是北京普通市民的共同心愿。

庞大的寺庙观堂需要巨额资金，用以维修殿宇、供养僧众。普通市民无力支付这笔开支。皇室、国库，以及皇帝赐予的田产是寺观的主要财源， 是北京众多的寺庙观堂之所以能长期持续不衰。

就是因为北京是天子居住的帝都。清朝灭亡后，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寺观便由此而衰落。然而唯有清真寺例外。

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始终不渝，而且世代相传。帝王时代，各种宗教流派在北京并存，清真寺尚不引人注意。民国建立后，现代都市生活逐渐代替了宗教活动，而清真寺的教务活动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相比之下，各教派寺观，尤其是清真寺的宗教活动，为现代的城市生活保留了幽古的色彩。



二、北京主要宗教建筑举要

1、佛教寺庙

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原内地，并于公元四世纪初至中叶传到北京地区。北京的佛教是由西南方传入的，传播方向是从西郊向外城发展，再由外城向内城发展。据统计，北京四郊有史可考的寺庙约111所，其中西郊有95所，南郊7所，东郊5所，北郊4所。外城寺庙有历史可考的67所，位于崇文门、宣武门、广安门、和平门一带的有63所，广渠门内4所。北京内城有历史可考的寺庙95所，50所在宣武门内、西直门内、安定门内、阜城门内，占一半以上。隋唐时期是北京佛教的发展时期，辽、金、元、清时期北京的佛教总体发展缓慢，但藏传佛教有较大发展。明朝北京的佛教发展迅速，共建佛寺千余所，是其它各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民国时期，北京的佛教寺庙数量大为减少。据1929年调查，北京城郊共有佛寺1033所，其中民庙364所，无宗派庙261所，有宗派庙408所，而1948年6月北京城郊仅残存寺庙425座。

寺庙建筑的布局大多为院落式，以殿堂为主体建筑。殿为供奉安置佛像以供礼拜祈祷的处所，堂是供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起居的地方。寺庙一般为坐北朝南，亦有极少数坐东朝西或坐西朝东者，从山门起沿一条南北中轴线，由南向北每隔一定距离布置一座殿堂，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或藏经楼等，周围围以廊屋或阁楼。寺院的主要生活区常集中于中轴线的东侧，接待来客的客房常设于中轴线西侧。

潭柘寺(图)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距北京城约40公里，因前有柘树、后有龙潭而得名，寺占地6.8公顷，是北京郊区规模最大的寺庙之一。据记载，潭柘寺始建于西晋(265~317)，时称嘉福寺，距今约1700多年，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寺庙，故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谚语。唐武则天时，寺庙扩建，改名为龙泉寺。金皇统年间(1141~1149)重修后，改名大完寿寺。元代及明初均有修建，但几经战乱，寺院多有破败，明天顺元年(1457)曾恢复旧名嘉福寺。清康熙、乾隆年间又进行大规模重修，康熙三十一年(1692)改名为岫云寺。寺名前后更迭频繁，但其俗名潭柘寺却闻名遐迩。民国时期，潭柘寺的上层僧人与政界联系密切，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宗教和政治势力，寺亦成为西山区最大的宗教地主庄园。解放后，1957年定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政府还多次拨款对寺院进行大规模修整，并对外开放。寺院建筑坐北朝南，依山势而建，各组殿堂呈阶梯状而上，建筑雄伟，四周有高大围墙环绕。全寺建筑分为中路、东路、西路三个部分。寺院的的主体建筑多集中于中路轴线上，最南面为一巨大的木牌坊，三间四柱三楼，顶覆黄琉璃瓦，檐下装饰有斗栱。牌坊后有一单孔石拱桥名怀远桥，过桥即为山门。山门为砖石结构，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开有券门三座，汉白玉石雕花券脸，明间正中悬康熙帝御笔“敕建岫云寺”匾额。山门内为天王殿，面阔三间，绿琉璃瓦歇山顶，檐下装饰有斗栱，殿内供奉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像，殿前有钟鼓楼;大雄宝殿位于天王殿后，是全寺地位最高的建筑，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瓦绿剪边重檐庑殿顶，上下檐均有斗栱装饰，大脊两端为巨形碧绿琉璃鸱吻，高2.9米，各系以鎏金长链;殿前有月台，四周绕以石栏，有汉白玉石垂带踏步;殿内正中供奉释迦牟尼像，两旁塑阿难、伽叶像;大雄宝殿之后为毗卢阁，为中轴线的终点，也是全寺最高的建筑，面阔七间，二层，楼阁式建筑，高15米，阁内供有三世坐佛像，下承六角形须弥座。殿与阁之间原有三圣殿，但早已毁坏，现仅存基址。东路建筑主要是庭园式建筑，有行宫院、方丈院、流杯亭、地藏殿、圆通殿和舍利塔等;圆通殿和地藏殿均在毗卢阁东平行排列，建制较中路各殿略小;两殿之间有舍利塔，名金刚延寿塔，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喇嘛僧塔形式，与城内妙应寺白塔相似;方丈院和清皇帝行宫为东路主体建筑，建筑虽不不如殿堂之崇宏，但青竹流泉，幽静雅致，颇具江南园林意境;行宫有书舍三间，中间有方亭一座，人称流杯亭，绿琉璃瓦四角攒尖顶，汉白玉台基，上悬乾隆帝亲题“猗玕亭”匾额。西路建筑是由几座佛殿和三处自成系统的殿堂的组合，有楞严殿、戒坛大殿、药师殿、文殊殿、观音殿、祖师殿、龙王殿以及西南斋、写经室、大悲坛等院落;观音殿位于西路建筑的终点，是寺院的最高处，为“潭柘十景”之“千峰拱翠”所在，殿面阔三间，黄琉璃瓦歇山顶，檐下装饰有斗栱，廊下悬有乾隆帝手书“莲界慈航”匾额;观音殿的下方为戒坛大殿，为僧人受戒之所，殿面阔三间，歇山卷棚顶，和玺彩画，前檐处悬“戒坛”横匾，戒坛位于大殿正中，为三层品字形汉白玉须弥座石台，高3米有余，周围有彩绘木栏，台上有一垂花罩，罩中供奉接引佛。潭柘寺外尚有供和尚退休养老的安乐延寿堂和埋葬历代高僧的塔院等建筑。塔院在寺前小平原上，分上下二处，有金元明清各代僧塔72座，集各个时代塔之大观，是研究历代僧塔形制演变的珍贵资料。

戒台寺(图)位于门头沟区马鞍山麓，距北京城区30公里。寺正名为万寿禅寺，因寺内大戒台驰名佛界故而俗称“戒台寺”或“戒坛寺”。寺占地4.3公顷，为京西大寺之一。创建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原名慧聚寺。辽咸雍五年(1069)，僧法均在寺左创设菩萨戒坛，广度四众。元代曾重修寺院，但至元末，寺及戒坛均毁于兵燹。明宣德九年(1434)复建，于正统五年(1440)完工，英宗赐名“万寿禅寺”。此后明清各代对寺屡有重修与扩建，其中明嘉靖年间的一次修缮长达7年，但现存建筑仍多为清代修建的。光绪十七年(1891)，恭亲王奕訢曾出资对寺院部分建筑进行修葺。民国后，寺多次遭受破坏和抢掠，寺中建筑亦因年久失修和人为破坏而残破不堪。1957年，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寺中千佛阁因危险被拆除。“文革”期间，寺中佛像等物又遭严重损毁。80年代，政府拨款对寺院建筑及佛像进行翻修和重塑。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坐西朝东，依山而建，主要建筑沿两条东西轴线修成。南边轴线以山门殿、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伽蓝殿、祖师殿、千佛阁(遗址)、洗心殿等一组建筑构成，位于南侧靠前，由低处逐步升高到高台地上;山门殿面阔三间，单檐庑殿顶，殿前有石狮一对，康熙御碑一座;大雄宝殿为寺之正殿，面阔五间，单檐灰瓦硬山顶，门额上方有乾隆帝所题“莲界香林”雕龙横匾，殿正中供有漆金三世佛铜像，殿前有月台，殿前左右各为伽蓝殿和祖师殿以及厢房楼阁;殿后有带汉白玉护栏的石阶可登至千佛阁遗址，阁面阔、进深均为七间，三层檐，高20余米，分上下两层，有旋梯相通，全阁供有大小佛像逾千尊，故名，现阁已不存，仅余一600多平方米的台基;千佛阁北为牡丹院，亦称北宫院，乾隆帝、恭亲王奕訢及著名画家溥心畲均曾在此居住过，院始建于清代，分两进，按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并结合江南园林风格修建而成;观音殿在千佛阁后，为寺中最高处建筑，建于清光绪年间，面阔三间，正中一间供奉观音像，两边为奕訢书房，殿前有月台，带汉白玉护栏，护栏望柱上雕刻有造型精美的石狮;殿后尚有洗心殿，又称九仙殿。北边轴线以戒殿为主体建筑，包括明王殿、戒殿、大悲殿及左右庑的罗汉堂构成，北侧靠后，全部建于高台地之上;戒殿，亦称选佛场，平面呈方形，面阔、进深均为七间，高20余米，面积600多平方米，殿为重檐盝顶与四角攒尖顶相结合的木结构，殿顶四面呈坡形，正中有一小平台，平台四角和正中各有一金色小顶，中间小顶略大高5米有余，殿内屋顶正中有巨型藻井，明正统年间制作，上圆下方造型，方形井口四周雕有众多天宫楼阁，阁上雕佛龛，龛内置漆金木雕佛像，藻井正中圆形穹顶倒悬一木雕团龙，其四周雕有八条升龙，上下呼应十分生动;戒坛在戒殿之中，为三层汉白玉石台，平面方形，坛底层长宽为23米，通高约3.5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戒坛，坛每层皆有雕刻极为精美的须弥座，须弥座的四面凿有龛洞，内置戒神，三层合计113个;坛正中有高3米的莲花座，座上有高约两米的释迦牟尼坐像，坛四周原有戒神数百，其中24个身高3尺，戴盔被甲，神态威武，殿内原还有十把明代雕花沉香木椅，为当年受戒时三师七证的座位，现存塑像及座位，为80年代新塑和仿制而成;戒殿后的大悲殿及左右庑的罗汉堂，原有乾隆年间所塑五百罗汉像，现已不存。此外，戒台寺的塔、碑、幢亦很多，其南北各有一处塔院，中有两座辽代墓塔等珍贵遗存，另外辽幢二座、金碑一块、元幢一座，也十分著名。

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寿安山南麓。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初名兜率寺。元延佑七年(1320)，扩建为寿安山寺，工程历四朝皇帝，至至顺二年(1331)完工。其间曾改名为昭孝寺，后又称洪庆寺，因寺内有元代铸造的铜卧佛，故俗称卧佛寺。明代曾进行过5次重修，并于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更名为寿安禅寺，崇祯年间又改名永安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重修后改名为十方普觉寺，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进行大规模扩建，增修行宫院和琉璃坊等建筑。民国期间，于1929年和1933年两度进行修缮，但到解放前夕，已残破不堪。解放后，政府于1955年进行全面修缮。1957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寺遭受严重破坏，许多文物被毁。1980年后，寺庙建筑得到部分修复，并对外开放。卧佛寺坐北朝南，由三组并列的院落组成，建筑规整，对称严谨。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卧佛殿、藏经楼等寺主体建筑位于中轴线上，两侧周以廊庑配殿。东路为寺僧起居住所，主要建筑有霁月轩、清凉馆、大禅堂、祖堂、斋堂等。西路原为皇帝避暑行乐和兼理政事的行宫院，共有三进院落，间有假山水池，颇具园林风格。寺前有一四柱三楼灰筒瓦庑殿顶牌坊，为1984年仿建。过牌坊沿斜坡古柏甬道而上，为一四面有围墙的平台，平台正中立有四柱七楼琉璃牌坊，额书“同参密藏”，背书“具足精严”，均为乾隆帝所题。琉璃坊后有一精致白石小桥，桥下为月牙形小池，钟鼓楼分列水池两侧。桥后为山门殿，面阔三间，灰筒瓦歇山顶，明间檐下悬华带匾，书“敕赐十方普觉寺”。天王殿在山门殿后，面阔三间，灰筒瓦歇山顶，明间檐下悬“如心无往”匾，殿内供奉弥勒佛及四大天王像，弥勒像后有明代木质漆金韦陀像。天王殿后有甬道可通大雄宝殿，殿又名三世佛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绿琉璃瓦黄剪边单檐歇山顶，单翘单昂七踩斗栱。殿前有月台，两边各置一清碑，龟趺螭首，左右石碑分别刻雍正、乾隆所题写碑文，殿内供奉三世佛、倒座观音和十八罗汉像。殿前有东西配殿，灰筒瓦歇山顶，单昂三踩斗栱，旋子彩画，东配殿供“悉多太子”和“波斯匿王”像，西配殿供“达摩祖师”和“地藏菩萨”像。三世佛殿后为卧佛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绿琉璃瓦黄剪边单檐歇山顶，重昂五踩斗栱，明间檐下悬慈禧所书“性月恒明”匾额，殿内后檐悬乾隆所书蓝地金字匾额“得大自在”，正中供元至治元年(1321)所铸铜卧佛一尊，卧佛长5.3米，高1.6米，重约54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卧佛。佛头朝西面南，右手曲肱托首，左手平舒置于腿上，体态自如，全身比例匀称，塑造极为精美，卧佛身后环立泥塑十二圆觉菩萨。卧佛殿后是藏经楼，面阔五间，灰筒瓦重檐硬山顶，前出廊，楼两旁各有配房三间。

法源寺(图)位于宣武区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是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645)，为悼念东征高丽阵亡将士，唐太宗下诏在幽州建寺，直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寺始建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寺更名为顺天寺。唐中和二年(882)寺毁于火，后复重建。五代时，一度改为尼庵。金大定十三年(1113)曾为女真人进士考场，后宋钦宗赵恒被掳至燕京时亦囚禁于此。明正统二年(1437)，重新修葺寺庙，更名崇福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改建，更名为法源寺。乾隆四十三年(1780)又重修，历时两年完工，乾隆帝亲临并赐“法海真源”匾额。1956年，中国佛教学院创建于法源寺。”文革”时期，寺遭严重破坏。1979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并由中国佛教协会主持，将寺庙重新整修复原，1980年恢复中国佛教学院。寺坐北朝南，中轴线上有山门、天王殿、悯忠台、毗卢殿、大悲坛、藏经阁等建筑，东西两庑有寮房数百间。大雄宝殿是法源寺的主体建筑，座落于“凸”字形台基之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灰筒瓦单檐歇山顶调大脊，重昂五踩斗栱，和玺彩画，前出三间卷棚顶抱厦。殿内抱厦梁上悬乾隆帝手书“法海真源”匾额，殿内供明初所塑释迦牟尼、文殊和普贤像，两厢分列清代木雕十八罗汉。悯忠台位于大雄宝殿之后，亦称观音殿或悯忠阁，是法源寺特有的建筑。台建于四周护以砖墙的台基之上，最初为唐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于景福二年(893)所建三层巨阁，后毁于地震，辽应历五年(955)又在原址重修，但比原来减少一层。现存悯忠台为明代中叶建制，单檐歇山顶，台外墙以12柱为架，室内以12柱支撑，室内顶棚彻上露明造，结构与故宫御花园内万春亭类似。台内陈列法源寺历代相传的石刻文物，其中史思明的“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是北京市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唐碑。藏经阁为寺中轴线上最北端的建筑，上下两层均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灰瓦庑殿顶，斜方格隔心门窗，檐枋、檐檩绘以花卉、人物故事彩绘;阁正面供奉一长7.4米木胎罩金泥佛，为1979年自崇文门外东卧佛寺移至此处;阁东西两侧有朱红色转角小楼，以扶廊与阁相通。

大觉寺位于海淀区北安河乡西南的旸台山麓，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初名清水院。金代，此处为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后称灵泉寺。明宣德三年(1428)扩建，并改为今名。明正统十一年(1446)、成化十三年(1476)又进行过两次大规模重修，但至明末清初，因年久失修，已圮毁殆尽。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亲王胤禛出资对大觉寺进行大规模修建，并增建不少建筑及景观，形成寺现有格局。乾隆十二年(1747)，又重修主要殿宇，还增建迦陵和尚舍利塔。民国年间，寺院荒芜，山门亦被雷击毁。解放后，政府拨款对寺庙进行修缮，并于1979年将其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作为游览场所对外开放。寺坐西朝东，保持了辽代契丹建筑喜东向的“朝日”之俗。其建筑分中、南、北三路，依山就势而建，步步递高。中路为六进院落，主要建筑为山门殿、碑亭、功德池、钟鼓楼、弥勒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大悲坛、舍利塔、龙潭、龙王堂等，基本保持了明代建筑法式及风格，为寺中建筑之精华。南路由四宜堂院、憩云轩、领要亭等园林建筑组成，多为清代所建;北路则为僧舍。山门殿面阔三间，顶部建造独特，正面为四坡顶，后面则为硬山卷棚顶，拱券形门窗，山门两侧建有八字墙。弥勒殿面阔三间，灰筒瓦单檐歇山顶，檐下装饰有斗栱，门窗为壸门样式。大雄宝殿为全寺中心，面阔五间，蓝琉璃瓦歇山顶，檐下装饰有斗栱。殿内正中有一石砌须弥座，供奉三座漆金三世佛及三座漆金菩萨等塑像，殿前有月台，绕汉白玉石雕护栏。无量寿佛殿在大雄宝殿之后，座落于高大台基之上，前有带汉白玉护栏的月台，殿面阔五间，灰筒瓦单檐歇山顶，古钱菱花门窗。三座大殿及配殿，形成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封闭空间。其后为大悲坛，为寺院藏经之所，面阔五间，重檐硬山顶兽头脊，上檐下悬匾“最上法门”。

广济寺位于阜城门内大街25号，寺初创建于金代(1115~1234)，初名西刘村寺。元代改称报恩洪济寺，后毁于兵燹，殿宇无存。明天顺元年(1457)开始在原址重建，成化二年(1466)完工，更名“弘慈广济寺”。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又两次重建。民国年间，寺两次遭火灾，又两次重建。解放初期，政府拨款将全部寺舍修复，1953年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址。此后又两次进行全面修缮，使之得以保存古寺原貌。1984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寺坐北朝南，占地2公顷许，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阁，西院有持梵律殿、戒台、净业堂和云水堂，西院有法器库和延寿堂等。大雄宝殿是寺中正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殿脊正中有华藏世界海，俗称香水海，整体呈山形，由下往上依次为琉璃砖烧制的水纹、莲花、梵文等，象征永恒世界，不生不灭，此种殿脊为北京其它寺庙所无。殿内正中供三世佛，东西两侧供置于佛龛之内的铜制十八罗汉。殿前有月台，带汉白玉护栏，台前三出陛。

碧云寺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香山东麓，香山静宜园以北。寺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相传为耶律楚材后裔耶律阿勒弥舍宅开山而建，始称碧云庵。明正德年间(1506-1521)御马监太监于经曾在寺后营建生圹，对寺进行扩建，并改碧云庵为碧云寺，后魏忠贤亦在此营建生圹，重修碧云寺，但二人均获罪未能葬于此地。至清乾隆年间，又对寺进行大规模修建，除对原有殿宇重加修葺外，复于乾隆十三年(1748)，按西僧所贡奉的图样建金刚宝座塔，还新建行宫和罗汉堂。此次修葺对寺原有建筑改动不大，寺之殿宇仍因明之遗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曾以寺为停灵之所。1957年，列入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进行修缮，现对外开放，成为西山著名旅游景点。寺坐西朝东，占地4000多平方米，依山而建，殿宇错落有致。中路共有六进院落，山门、弥勒殿、释迦牟尼殿、菩萨殿、中山堂、金刚宝座塔坐落于中轴线上，左右有配殿、厢房等建筑。寺南侧有罗汉堂，寺北侧有水泉院。山门两道，第一道门为灰瓦卷棚顶，方形门，其前有深壑通以石桥。门前有石狮一对，蹲踞于须弥座之上，雕琢精细。门后有山门殿，面阔三间，灰筒瓦歇山顶，檐下有斗栱，殿内原有一对泥塑金刚力士像，为明代珍品，惜毁于”文革”期间。山门殿后为弥勒殿，殿内有明代铸造高2.5米的弥勒佛一座。弥勒佛殿后为释迦牟尼殿，亦称丹青阁，为全寺之主殿。殿为明代建筑，面阔三间，灰瓦单檐方形庑殿顶，檐下有斗栱。殿内顶为螭龙藻井，殿正中原供奉如来佛、菩萨、罗汉俱全，两壁有悬塑，均属明代佳品，亦毁于”文革”期间。殿前有水池，池上有三座雕栏汉白玉石桥通往大殿。殿前露台上左右各有一高约8米的八角形汉白玉经幢，上刻经文。殿后有碑亭，重檐八角攒尖琉璃瓦顶，上下檐均有斗栱装饰，亭内立碑，上刻乾隆御笔记述乾隆十二至十四年重修碧云寺情况的碑文。碑亭后为菩萨殿，面阔三间，灰琉璃瓦单檐歇山顶调大脊，前出廊，檐下装饰有斗栱。殿内原供奉有明代五尊泥彩塑菩萨像，两壁塑有高约1米的二十四诸天神和福禄寿喜四星，塑像四周有云山悬塑和小型佛教故事雕塑。原塑像已毁于”文革”，现存彩塑为后来补塑。菩萨殿后为孙中山纪念堂，此处原为寺后殿，名普明妙觉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此殿停灵四年;1954年，将此殿辟为中山纪念堂，面阔五间，前出廊，两山墙后镶嵌汉白玉石碑刻，大理石须弥座上雕刻有各种花纹，白底金字，上书《孙中山先生致苏联书》。室内陈列孙中山先生的一些革命活动的照片，次间还有1925年3月30日前苏联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玻璃盖钢棺一口。塔院位于寺院最后，院内有北京市最高的金刚宝座塔，塔基正中开券洞，券墙上有金字“孙中山先生衣冠冢”， 1929年孙中山的灵柩移往南京后，为其特制的楠木棺和停灵时穿戴的衣帽封于洞内，故为其衣冠冢。罗汉堂在中山纪念堂的右侧，系仿杭州净慈寺罗汉堂而建，平面呈“田”字形，每面九间，中间有四个小天井用以采光，堂的外貌似盝顶，堂中心建有重檐歇山十字脊的多角亭阁，中央矗立有小型喇嘛塔，堂正面出轩，其余三面各出抱厦一间。殿内有木雕贴金罗汉像500尊，加上佛、菩萨以及蹲于梁上的济公和尚等共计508尊雕像。寺北侧的水泉院，原为乾隆皇帝行宫的一部分，院内有山石泉水，亭台小桥点缀其间，颇具江南风光。

广化寺位于后海鸦儿胡同31号，始建于元代，明朝及清咸丰二年(1852)年两次重修，光绪二十年(1894)又重建。1912年，寺被辟为京师图书馆对外开放。1939年，广化佛学院在此创办。1946年，寺又创办为广化小学。解放后，寺一度仍为小学，后改为供僧人养老的僧众生活修养寺院，”文革”期间寺遭受严重破坏。1984年，寺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寺院进行重新修缮。现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和北京市佛教音乐团所在地。寺坐北朝南，占地1公顷多，殿宇329间。主要建筑分为五路，除了一般寺庙的中、东、西三路外，又在两旁增建东二路和西二路。中路是全寺主体建筑所在，有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阁等;东路是由戒坛、斋堂、学戒堂等建筑组成的院落;西路的主要建筑有大悲坛、祖堂、法堂、方丈院等。山门三间，灰琉璃筒瓦单檐歇山顶，正中为白石雕花拱券门，门上悬“敕赐广化寺”金字匾。天王殿面阔三间，单檐庑殿顶，殿内供弥勒佛坐像及四大天王像。大雄宝殿建于高大石台基之上，殿前有平台与天王殿相通，平台两侧有明清石碑四座。大雄宝殿面阔五间，重檐歇山顶，殿内原供佛像已毁于”文革”期间，现供密宗大日如来佛像系从别处移至。藏经楼二层，灰瓦硬山顶，下为般若殿，上为藏经阁，两侧有合角楼及配殿。东路建筑仅东二路尚存二层殿，余皆拆改。西路相对保留较好，西一路和西二路均有二进院落存留。

柏林寺位于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创建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明洪武元年(1368)修建北京城北墙时将柏林寺分为两部分，城内的称南柏林寺，城外的称北柏林寺。明清之际，寺为北京八大寺庙之一，规模、占地均非常可观。明以后，城外北柏林寺日趋衰败，南柏林寺遂称京城柏林寺。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重建，明宣德年间、及清康熙、乾隆年间曾三次大规模重修，其中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重修，是为庆祝康熙60寿辰，由雍亲王胤禛主持重修，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解放后，辟为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馆，再后为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培训研究中心占用。1984年，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寺坐北朝南，所有建筑都建在高大的砖石台基之上，显得雄伟壮观。寺的主要建筑均建于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圆俱行觉殿、大雄宝殿和维摩阁，东西两侧为配殿。山门殿面阔三间，拱券上额书“敕建柏林寺”，山门前有雕刻精美图案的砖砌影壁。大雄宝殿为全寺主殿，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檐下正中悬有巨额横匾，上有康熙帝亲题“万古柏林”，殿内有明代塑造的三世佛和七尊木制漆金佛像，造型生动。维摩阁又称藏经阁，上下两层，均面阔五间，东西两侧建有配楼。藏经阁原保存有十八世纪初雕刻的全部龙藏经版，为中国唯一幸存的龙藏经版，后移至智化寺保存。

法海寺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翠微山南麓，兴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正统八年(1443)完工。明弘治十七年(1504)至正德元年(1506)曾进行过大修。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再次重修。解放后，先后四次对部分建筑进行修缮或重建，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建筑布局十分规整，中轴线上原依次建有护法金刚殿、四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两翼对称建有钟鼓楼和伽蓝、祖师二堂、方丈一所、选佛之场，以及云堂、厨库、寮房等，距离寺1公里左右还建有远门，现仅存山门、大雄宝殿等建筑。其中大雄宝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瓦庑殿顶，殿中明代壁画更是北京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壁画，在中国现存壁画艺术中占据重要地位。

智化寺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东口路北，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原为宦官王振的家庙，明英宗赐名“报恩智化禅寺”。“土木之变”后，王振被抄家灭族，但寺因敕建得以保留。英宗复位后，于天顺元年(1457)为王振在寺内建精忠祠，并塑像祭祀，康熙年间又加以重修。乾隆七年(1742)，王振塑像被诏令毁去，并将为其歌功颂德的碑文磨去，寺由盛而衰，至光绪年间，寺内建筑已破败不堪。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又毁坏垣墙，封闭佛殿，寺遭破坏。民国年间，寺日益破败，仅余房199间，靠出租房屋来维持寺中生计。1938年曾对钟鼓楼、万佛阁、智化门等建筑进行修缮，但部分寺院被占为啤酒厂。1957年寺被定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拨款整修，1961年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北京市政府对寺院建筑进行修缮，1992年全面开放，1994年北京市文博交流馆成立，设在该寺。智化寺坐北朝南，排列布局具有明代特点，在建筑风格上，虽经多次翻修，仍保存着宋代向明清过渡的明显特征，也是北京城内现存最大的明代建筑之一，是研究明代建筑的重要实例。寺中原有房数百间，占地2公顷多，原有中路5进院落，及东跨院后庙和西跨院方丈院。现中路仍保留山门、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万佛阁和大悲堂等建筑，东跨院为小学所占用，西跨院为民居。山门在智化寺最南边，砖砌仿木结构，拱券门，黑琉璃筒瓦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通宽7.1米，门额上有石刻“敕赐智化寺”。山门前有石狮一对，门对面原有照壁，解放后拆除。山门之内为钟鼓楼，分列东西，形制相同，黑琉璃筒瓦歇山顶，面阔、进深均为7.1米，下层为拱券门，单昂三踩斗栱，上层四壁为木障日板，四出门，单昂三踩斗栱。钟鼓楼北为智化门，又称天王殿，黑琉璃筒单檐瓦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通面宽13米，进深7.8米，单昂三踩斗栱，南北均为障日板壸门式门楣，南面门楣上悬华带匾“智化门”。殿前有石碑两座，殿内原有弥勒、韦陀、金刚等塑像，现已无存。智化殿在智化门之北，为寺院正殿，黑琉璃筒瓦歇山顶，井口天花，面阔三间，宽18米，进深14.5米，重昂五踩斗栱，殿后有灰瓦悬山卷棚顶抱厦一间。明间层顶原有金碧辉煌的斗八藻井，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连同万佛阁的藻井，被寺僧盗卖至美国。殿内中央原有汉白玉须弥座，上供金漆佛像，左右各列罗汉10尊，北侧亦有佛像，现已不存。智化殿前有东西配殿，东为大智殿，西为藏殿，形制相同，黑琉璃筒瓦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智化殿后有一黑琉璃瓦庑殿顶重楼，上层为万佛阁，下层为如来殿。万佛阁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翘重昂七踩斗栱，上下层墙壁上遍饰佛龛，原置小佛像9000余尊，故上檐榜书万佛阁，但现佛像缺损很多。如来殿因殿内供如来而得名，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昂单翘五踩斗栱，殿三面为砖壁，南面为隔扇门窗，东北、西北角有楼可上楼。殿前原有月台，后因积土被掩埋地下。大悲堂在万佛阁北，黑琉璃筒瓦单檐歇山顶，单昂三踩斗栱，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通宽16米，通进深8.6米。万法堂，在大悲堂北，面阔三间，硬山布瓦卷棚顶，居全寺最北。此外，智化寺内还有明代壁画、明藏(部分)和清龙藏经版，寺中佛教音乐历史悠久，为中国最古老佛教的音乐之一。

大慧寺位于海淀区魏公村，为明正德八年(1513)司礼监太监张雄创建，嘉靖时寺左增建佑圣观，时寺与观共有殿宇183间，占地28公顷。后因明世宗崇道，为保寺庙，又在寺后建真武庙。万历二十年(1592)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曾重修，仍保持原貌，光绪以后逐渐荒废。至解放后，山门、门前照壁、东西配殿等建筑尚存，今仅存大慧寺的大悲宝殿。大悲宝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庑殿顶，两檐之间有供采光之用的菱花窗，殿内枋柱插头处均安放彩色小佛。明间正面原有高10余米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铜立像，铸造精致，故寺又因之称大佛寺。铜像毁于抗日战争时期，现存的木胎沥粉描彩立佛和两座胁侍菩萨为以后补塑。殿内两面山墙和后檐墙前面有28尊明代泥塑彩绘诸天护法神像，均高约3米，立于须弥座上，为明代塑像艺术的杰作。诸天神像背后墙壁上有一套彩色工笔连环壁画，亦为明代壁画杰作。1957年宣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曾发生火灾，部分木构件及彩画损毁，后修复。

雍和宫(图)位于雍和宫大街路东，是北京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藏传佛教寺庙，也是全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原址为明太监官房。康熙三十三年(1694)始建，初为雍亲王府。雍正即位后，将其中的一半改为黄教上院，另一半作为行宫，后行宫为火所焚，遂于雍正三年(1725)年将上院改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曾停灵于此，宫中主要殿堂的绿琉璃筒瓦均换为黄琉璃筒瓦。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改作正式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解放后，政府于1950年、1952年、1979年，进行全面修整，并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对外开放。雍和宫坐北朝南，全部占地面积为6.6公顷，据1950年统计，共有房661间，其中佛殿238间。其建筑风格非常独特，融汉、满、蒙等各民族建筑艺术于一体。整座寺庙的建筑分东、中、西三路，中路由七进院落和五层殿堂组成中轴线，左右还有多种配殿和配楼。中路建筑主要包括牌楼院、昭泰门、天王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牌楼院位于雍和宫最南部，大门坐东朝西，东、西、北各立一木牌坊，南侧有一黄、绿琉璃砖瓦的影壁。牌楼院北为昭泰门，中间为一间正门，两侧各有一旁门，黄琉璃筒瓦歇山顶，棋盘大门。昭泰门北为天王殿，又称雍和门，殿原为王府的宫门，后改建为天王殿。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筒瓦歇山顶，重昂五踩斗栱，和玺彩画，前檐为障日板，明、次间为壸门，梢间为壸门式斜方格窗。后檐为五抹斜方格门窗，明、次间为门，梢间为窗。殿内为井口天花，地铺方砖，供有布袋尊者和四大天王塑像。殿北有御碑亭，又名四体碑亭，黄琉璃筒瓦重檐四角攒尖顶，上檐为重昂五踩斗栱，下檐为单翘单昂五踩溜金斗栱，和玺彩画，亭内立有一四方碑，上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乾隆帝所撰写的《喇嘛说》。雍和宫殿在碑亭之北，殿原为王府银安殿，现相当于一般寺庙的大雄宝殿。殿黄琉璃筒瓦歇山顶，面阔七间，单翘重昂斗栱，和玺彩画，前有月台，围以黄、绿、红琉璃砖花墙，明间上悬雕龙华带匾，中刻满、汉、蒙、藏四种文字所题“雍和宫”。殿内供有三尊青铜质泥金佛像，及蒙麻泼金十八罗汉像。殿前东西有配楼，东为温度孙殿(密宗殿)，西为擦尼特殿(讲经殿)，均为灰筒瓦重檐硬山顶重楼，面阔七间，后厦三间，上下层均出廊。雍和宫北为永佑殿，原为王府正寝殿，后殿因供奉雍正帝影像而改名为“神御殿”，乾隆九年(1744)行宫改建寺庙后，改为今名，黄琉璃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重昂五踩斗栱，前后均为三交六椀棱花门窗，下有龟背纹绿琉璃槛墙，前有三出陛台阶二层。殿内正中供有三尊高2.35米的白檀木雕佛像，殿前有东西配殿，分别为额椅殿(医学殿)和宁阿殿(数学殿)。出永佑殿后门，即入法轮殿院落。法轮殿为举行法事的场所，建筑平面呈十字形，面阔七间，黄琉璃筒瓦歇山顶，前出轩后抱厦各五间，轩厦均为黄筒瓦歇山卷棚顶。殿顶四边各有一黄筒瓦悬山顶天窗，殿顶及天窗顶各建有一藏族风格的镏金宝塔。殿内正中供奉一尊高6.1米的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铜坐像，像背后有紫檀木雕成的五百罗汉山，东西壁还有以释迦牟尼为题材的壁画。戒台楼位于法轮殿西侧，系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为迎六世班禅进京为己祝寿、受戒而建;班禅楼位于法轮殿东侧，最初是供奉药师佛的法坛称药师楼，六世班禅进京时以此处为住所，楼因之得名。两楼皆为黄筒瓦重楼歇山顶，上层九间有廊，下层二十五间南面有三出陛台阶四层。法轮殿之北是万福阁，是雍和宫寺庙建筑群中北端最高的建筑。阁为黄琉璃筒瓦歇山顶，重檐重楼，高25米，上、中、下各层面阔、进深均为五间。上层为重昂五踩斗栱，和玺彩画，正中匾为“圆观并应”;中层为重昂五踩斗栱，和玺彩画，四周带廊及护栏板，正中匾为“净域慧因”;下层为单翘单昂斗栱，和玺彩画，前后三出陛，正中悬雕龙华带匾，上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万福阁”。阁内供奉一地上18米、地下8米，总高26米的木雕迈达拉佛(弥勒站像)，其主干由整棵白檀木雕刻而成。万福阁东西两侧分别为永康阁和延绥阁，中间以悬空阁道式飞廊相连通。绥成殿在万福阁北，是雍和宫中路最北端的建筑，黄琉璃筒瓦硬山顶，重檐重楼，上下均出廊，面阔七间，殿前有月台与万福阁相连。

觉生寺位于海淀区双榆树以东，北三环路北侧，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十二年(1734)落成，因寺内珍藏有明代永乐大钟，俗称“大钟寺”，是清代皇帝祈雨、僧众做佛事之所。1957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成立大钟寺古钟博物馆;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8公顷，由南往北依次为照壁(已毁)、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藏经楼、大钟楼和东西翼楼，另有六座配庑分布于两侧。寺内最具特色的核心建筑为大钟楼，立于巨大青石台基之上，两层，上层顶为圆形，下为方形，象征“天圆地方”，楼内两侧有楼梯盘旋而上，上层各面均设有窗户，透光性好，可使钟钮和钟身顶部十分清楚;悬钟的架子以粗大的木梁制成，8根主柱顶部向内倾斜，主柱上3根横梁巧妙地将力过度到主柱上，分摊到更多断面之上;钟下青石台基上砌有八角形散音池，池深70厘米，直径4米，距离钟口1米，既可减低钟架的高度，又可有很好的共鸣作用。

除此此外，北京尚有许多著名的佛教寺庙，在全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一些还被列入全国和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如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于阜城门内大街北侧的妙应寺(白塔寺)、海淀区白石桥五塔寺村24号的真觉寺(五塔寺)、房山区的云居寺等。西城区的护国寺金刚殿、福佑寺，宣武区的报国寺，崇文区的隆安寺、东城区的普度寺大殿、嵩祝寺及智珠寺，海淀区的万寿寺、定慧寺、摩诃庵、西山八大处的长安寺及灵光寺等八处寺庙、旭华之阁，朝阳区的西黄寺等，房山区的万佛堂，石景山区的慈善寺，密云县白龙潭的龙泉寺，怀柔县的红螺寺等，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另外，一些寺庙虽没有列入全国或市文物保护单位，但也是比较著名，如东城区的通教寺、崇文区的隆安寺、房山区的灵鹫禅寺等。

2、 道教宫观

北京的道教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燕地即产生早期道教的雏形，并出现了许多著名方士。道教在中原地区形成并传入北京以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金代中叶受到尊崇，元代仍然十分流行，明代时，因太祖、成祖及世宗等崇信道教，使道教曾活跃一时。而清代统治者重视佛教，道教相对受到冷落，致使日益衰落。民国年间，道教依然没有摆脱衰败的命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仅存各类大小道教寺观65所。

白云观(图)位于西便门外滨河路，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建筑群。观初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9)，原名天长观，金明昌三年(1192)，重修此观，改名为太极宫，金泰和三年(1203)，太极宫毁于火。元初全真派道长长春真人丘处机奉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诏驻太极宫掌管全国道教，遂更名长春宫。金天会五年(1127)丘处机逝世，其弟子在宫东建立道院，取名白云观。元代末年，长春宫等建筑毁于兵燹，白云观独存。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重建前后二殿和一些附属建筑，正统年间又大规模重建和添建，使观之规制趋于完善。明末，观复毁于火。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原来基础上重新大规模重修与扩建，今白云观的整体布局和主要殿阁规制即形成于此时。以后，在乾隆、光绪年间又有修缮和少量添建。民国期间，观内建筑大都因年久失修变的残破。解放后，政府于1956年拨款进行修缮，1957年定为中国道教协会会址。“文革”期间，观再次受到破坏，1981年又拨款全面修葺，并对外开放。1979年，观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白云观坐北朝南，分为中、东、西三路以及后院计四个部分，占地面积1公顷多。主要殿宇位于中轴线上，包括山门、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丘祖殿、三清阁等建筑，配殿、廊庑分列中轴两旁。山门前神路的前端有棂星门，为一四柱七楼木结构牌坊，正楼前后有额，前书“洞天胜境”，后书“琼林阆苑”。山门建于明代，面阔三间，单檐琉璃瓦歇山顶，汉白玉雕花拱券石门，檐下额书“敕建白云观”，门前有石狮、华表等物。棂星门外有砖砌照壁，壁心嵌“万古长春”字样的琉璃雕砖。山门内为灵官殿，原为四帅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内奉王灵官像。灵官殿后东西两侧有钟鼓楼，为方形二层建筑，东为鼓楼，西为钟楼，与其他寺观布置相反。其后为玉皇殿，坐落于高大的“凸”字形台基之上，殿面阔五间，三间前列月台，灰筒瓦歇山顶，殿内供玉皇大帝神像，现两侧的万历年间铸造的铜像为他处移来。老律堂原称七真殿，位于玉皇殿后，为观内道士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殿面阔三间，勾连搭建筑，前出月台。殿内供奉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的七大弟子塑像，丘处机居中，殿内正梁上悬康熙御书“琅简真庭”横匾。殿外月台右方立铜骡一骑，原为东岳庙之物，后移至此处。丘祖殿为老律堂后一组自成院落的前列建筑，始建于金正大五年(1128)，名处顺堂，清康熙年间改为贞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改为今名，是全真龙门派后裔奉祀丘处机的殿堂，殿面阔三间，灰筒瓦歇山顶，殿内塑有丘真人和二胁侍像，有瘿钵置于石座上，相传为宋代遗物，为乾隆帝所赐。三清阁和四御殿是与丘祖殿组成院落的正房，上下两层，上为三清阁，下为四御殿，面阔五间，前出廊，是白云观中路北端的顶点建筑。三清阁供奉道教最高尊神玉清原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四御殿供天神界的四位大帝像。阁两侧有转角翼楼相通，东为藏经楼，原藏有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后移交北京图书馆。西翼楼为朝天楼或望月楼。三清阁后为云集园，是白云观的后院，也是观最北端的建筑。云集园始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园中以戒台、云集山房为主体建筑，另外尚有云华仙馆、友鹤亭、妙香亭、退居楼等建筑点缀园中。云集山房面阔三间，周以围廊;戒台位于其南，北向，为传经受戒之所，其两侧有游廊迂回，后有假山横亘。整个后院布局精巧、景色幽美。观东路原有南极殿、真武殿、火神殿、斋堂等建筑，因所奉神像早毁，现已辟为寮房，作为生活居住区。东路尚有保存完好建于雍正年间的罗公塔，塔八角三级，砖石结构，雕花细腻，古朴庄重。西路建筑吕祖殿、八仙殿、元君殿、元辰殿、祠堂院等;祠堂在南端，为供奉白云观历代方丈神位之所;元君殿，亦称娘娘殿，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面阔三间，歇山顶，中奉碧霞元君，左右为子孙娘娘和眼光娘娘，殿左右复有悬山各一座，下有催生娘娘和天花娘娘塑像，殿原为坐北朝南，现为坐南朝北，为观中唯一的倒座殿;吕祖殿位于元君殿西侧，建于嘉庆十三年(1808)，为一独立院落。院分前后亮殿，均面阔三间，两侧配以庑廊;前殿为八仙殿，殿中顺两山塑八仙像。穿八仙殿而过为吕祖殿，为供奉吕洞宾的专殿，殿为绿琉璃瓦顶，为观中仅有;元辰殿在三清阁西侧，又名六十甲子殿，为供奉六十甲子星宿神像之所，殿面阔五间，灰瓦歇山顶，殿内原奉六十甲子像毁于“文革”，现为1984年补塑，并于中央新塑斗姥像做主神。

大高玄殿(图)位于西城区三座门大街23号，是明清两代尊奉“三清”的皇家道观。殿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嘉靖二十六年(1547)毁于火，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修。清代因避康熙帝名讳，改名“大高元殿”，后又更名为“大高殿”，并于雍正八年(1730)、乾隆十一年(1746)、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重修，后又有多次修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殿受到严重破坏，后修复。民国年间，殿前部分建筑进行了拆除和改动。解放初期，政府曾对殿前木牌楼和习礼亭进行修缮，1956年在修景山前街时，将两座牌楼、两座亭子、北上门和两边连房拆除。1957年，殿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殿坐北朝南，南北长264米，东西宽57米，占地面积近1.5公顷，现存古建筑约1600平方米，基本上保持了原建风格。殿沿中轴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高玄门、大高玄殿、九天万法雷坛、乾元阁等主体建筑，其左右布置有配殿、钟鼓楼及值房等建筑。殿前有两重琉璃门，均为并列的三座洞券门，护以石栏。琉璃门内有大高玄门，门面阔三间，中间有御路，通面阔16.20米，通进深8.80米，黄琉璃筒瓦歇山顶调大脊，五踩单昂斗栱。门内东西有钟鼓楼，均为方形平面，两层，黄琉璃瓦歇山顶，其内钟、鼓亦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失落。大高玄殿面阔七间，通面阔34米，通进深16.5米，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上檐七踩单翘重昂斗栱，下檐五踩重昂斗栱，金龙和玺彩画，前檐明、次间各四扇四抹隔扇门，两梢间为槛窗，均为三交六碗菱花窗格，带铜面页。大殿座落于汉白玉石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台基之上，前有月台，正面踏跺三出，中间有石雕御路，御路上雕有云龙、云凤、鹤等图案。殿前有东西配殿各五间，均为绿琉璃瓦歇山顶，前出廊，一斗二升交麻叶斗栱，旋子点金彩画。九天万法雷坛，位于大殿之后，面阔五间，通面阔15米，通进深10米，单檐庑殿顶，绿琉璃瓦黄剪边，五踩重昂斗栱，檐下绘旋子点金彩画，殿前有围以汉白玉石护栏的月台，中间有御路。殿东西有配房，各九开间，通面阔37.40米，通进深9.60米，绿琉璃瓦歇山顶调大脊。大高玄殿最北的是一座两层楼阁，上层名“乾元阁”，为八根柱子构成圆攒尖顶，覆紫色琉璃瓦，亭立于平座上，周以围廊，有木质栏杆;下层名“坤贞宇”，方形，腰檐铺黄琉璃瓦，单翘单昂斗栱，井口天花，绘金龙;阁建于有汉白玉护栏的台基之上，正面中间有踏跺，石雕御路。

都城隍庙位于西城区成贤街33号，为供奉都城城隍的神庙，1984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庙始建于元至元七年(1270)，初名佑圣王灵应庙。元天历二年(1329)加封大都城隍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王妃。明永乐年间重修，更名为大威灵寺，以后明清各朝先后进行了重修或重建。庙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原有庙门、顺德门、阐威门等三道门，均三间，左右各一门。另有钟鼓楼、大威灵祠、寝祠、两庑各三间及治牲所、井亭、燎炉、碑亭等，现仅存寝祠。寝祠面阔五间，通阔24.8米，通进深17米，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黄琉璃瓦黑剪边歇山顶调大脊，正吻垂兽，排山滴水，五踩重昂斗栱，旋子彩画，五抹斜方格门窗，殿内井口天花，前后加金柱，一斗三升斗栱。殿前出轩三间，通面阔17.80米，进深7米，轩内为溜金斗栱。庙内尚存明英宗、清世宗、清高宗御书石碑。

东岳庙(图)位于朝外大街141号，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庙宇。庙为东汉时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天师)第三十八代后裔张留孙开始筹资兴建，其逝世后由其弟子吴全节完成。庙动工于元延佑六年(1319)，至治三年(1323)竣工，赐名为东岳仁寿宫，作为东岳大帝的行宫。元泰定二年(1325)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出资修建后殿，作为大帝和帝后的寝宫，天历元年(1328)完工，赐名昭德殿。明正统十二年(1447)，明英宗于故地修葺和扩建，并更庙名为东岳庙，大殿为岱岳殿，后殿为育德殿。万历三年(1575)，明神宗及其母李太后捐资重修东岳庙，次年又建造钟鼓楼。万历二十五年(1592)再次对东岳庙进行修葺，并加筑东、西太子殿和后罩楼。万历三十五年(1607)，宫中太监又捐资修建庙前琉璃牌坊，至此，东岳庙正院殿宇工程基本完工。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庙毁于火，康熙四十一年修复。乾隆年间又对迈哦进行修葺。道光年间，庙中道士马宜麟重修庙宇，并扩建东西道院，东岳庙基本格局遂趋完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东岳庙为日军占据，损毁严重。民国年间，庙日趋衰败，至解放前夕庙中仅余道士9人。解放后，庙被机关、学校占用。1957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庙中文物毁失殆尽。后因道路扩建，将山门和门前两座跨街木牌楼拆除。1995年底，东岳庙中路移交朝阳区文物文化管理局，并作为北京民俗博物馆对外开放。1996年，公布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东岳庙坐北朝南，占地约6公顷，有殿宇600余间，分中路正院和东、西道院三个部分。其建筑虽经明清两代重建、扩建，但中轴线上建筑的格局和庑殿斗栱及替木等仍保持着元代建筑的形制与特点，布局整齐，规制宏丽。中路现存主要建筑有琉璃牌坊、棂星门、戟门、岱岳殿、育德殿等，其他建筑则均匀、规整、对称地分布于两侧，形成既独立又相互连通的六进院落。戟门，又名瞻岱门，面阔五间，庑殿顶殿式做法，明次间三间为穿堂，左右两梢间内前有道教护法神哼哈二将塑像，后有十太保塑像。过戟门，有一长60米、高近1米的甬路连接庙的主殿岱岳殿。甬路两旁有钟鼓楼，均为方形，二层，绿琉璃瓦重檐歇山顶，两檐间悬有明代陡匾，西侧钟楼为“鲸音”，东侧鼓楼为“鼍音”。岱岳殿坐落于长25米、宽19米的台基之上，面阔五间，进深十一檩，灰筒瓦绿琉璃剪边庑殿顶。檐下单翘三昂斗栱，正面坐龙天花，和玺彩画。殿前后有抱厦，前为歇山卷棚顶，面阔三间，进深八檩;后为四檩悬山卷棚顶，面阔一间。岱岳殿两侧分别引出东西环廊回庑，连接东西朵殿和配殿，合围于戟门两侧。东朵殿称三茅君殿，西朵殿称炳灵公殿，东配殿为阜财神殿，西配殿为广嗣神殿，皆面阔三间，灰筒瓦绿琉璃剪边歇山顶，两配殿檐下转角处为鸳鸯交首斗栱，仍保持宋、元时期的建筑特点。育德殿以一穿堂与岱岳殿相连接，殿面阔五间，灰筒瓦绿琉璃剪边庑殿顶，前出抱厦，抱厦面阔三间，歇山卷棚顶。岱岳殿与育德殿整体格局如“工”字，为典型的宋、元建筑形制。戟门左右及向北的两侧有环绕的庑殿为地狱七十六司，灰筒瓦绿琉璃剪边悬山调大脊，其前后檐下斗栱呈明显的元代形制特点。中路正院后部是后罩楼，二层，悬山调大脊，前出廊，三面环抱共七十四楹，内有娘娘殿、斗母殿、关帝殿、灶君殿、灵官殿、真武殿等，楼下有三间御座房，清末专供皇帝来庙祭典或往东陵时休憩使用。东院由六个小院组成，有伏魔大帝殿、江东殿、丫髻山九位娘娘殿等，其大部分为花园，奇花异果、回廊怪石点缀其间，景色宜人。西院则分布着一些零散殿宇，格局不甚规整，所供神祗多为民间俗神，如药王殿、鲁班殿、月老殿等。现东西两院仍为单位占用，部分建筑因改建楼房被拆除。

火德真君庙，俗称火神庙，位于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77号，1984年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庙相传为元代所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元代庙址上改建，将殿宇改作琉璃瓦顶，并建重阁。乾隆二十四年(1759)，重修。庙坐北朝南，有门东向。东向山门内外各有一牌楼，门外还有旗杆等物。山门面阔三间，黄琉璃筒瓦绿剪边歇山顶，山门内有钟鼓楼。门内为前殿，称为灵官殿，殿面阔三间，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二层殿面阔三间，勾连搭建筑，前为硬山箍头脊，后为歇山顶，蓝琉璃瓦绿剪边筒瓦顶。三层殿为二层，硬山调大脊，蓝琉璃瓦绿剪边筒瓦顶。四层殿为二层，名万寿景命宝阁，黄琉璃瓦硬山调大脊。东西配楼二层，硬山调大脊，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殿后有亭，可眺望什刹海。

吕祖阁位于西城区新壁街41号和明光胡同6号，是供奉以吕岩为主的道教宫观。阁始建于清初，1984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阁坐北朝南，山门因建楼而拆除，现存主要建筑有钟鼓楼、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各配殿等。钟鼓楼均为方形，5.20米见宽，重檐歇山筒瓦顶调大脊，砖吻垂兽，五小兽，上有障日板。前殿面阔三间，通阔12.85米，通进深9.30米，硬山调大脊筒瓦顶，正吻垂兽，五小兽，排山滴水，殿前有高约2米的石狮一对。中殿面阔三间，通阔12.85米，通进深9.30米，硬山调大脊筒瓦顶，正吻垂兽，五小兽，排山滴水，殿前有形制相似的东西配殿各三间，硬山箍头脊东西配房各三间。后殿面阔五间，通阔20.55米，通进深9.75米，黄琉璃瓦绿剪边硬山调大脊，正吻垂兽，五小兽，排山滴水，前出廊，旋子彩画，殿前有月台。东西配殿各五间，通阔18.3米，通进深6.25米，另有耳房三间。

宣仁庙位于北池子大街2号和4号，雍正六年(1728)敕建，祭祀风神，俗称风神庙。嘉庆九年(1804)，曾对庙进行重修。庙坐北朝南，外垣门东向。主要建筑有影壁、山门、钟鼓楼、前殿、中殿、后殿等。影壁为琉璃砖所砌，绿琉璃瓦歇山顶调大脊，金边宝相花心，下有石须弥座。钟鼓楼为方形，黄琉璃筒瓦绿剪边，重檐歇山顶。山门三间，黄琉璃筒瓦歇山顶调大脊，檐下悬“敕建宣仁庙”石额，东西两侧有八字墙。前殿为祭祀风伯，面阔三间，通阔10米，通进深6.2米，旋子彩画。中殿，为庙之主体建筑，面阔三间，通阔14.4米，通进深11.8米，殿内盘龙井口天花，和玺彩画，正中梁上悬雍正帝御书“协和昭泰”匾额。后殿为祭祀八风神之所，面阔五间，通阔18.5米，进深8.5米，旋子彩画。各殿均为黄琉璃筒瓦绿剪边歇山顶调大脊。1984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医院占用。

凝和庙位于北池子大街46号，雍正八年(1730)敕建，祭祀云神，俗称云神庙。民国年间时作为学校，现为北池子小学，1984年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庙街门西向，殿宇则坐北朝南，原有建筑有影壁、钟鼓楼、及四层大殿等，现存大殿及后殿等。大殿面阔三间，通阔14.4米，进深11.8米，黄琉璃瓦绿剪边歇山顶调大脊，重昂五踩斗栱，和玺彩画，盘龙井口天花，六抹方格玻璃门窗。后殿面阔五间，通阔18.4米，进深8.5米，黄琉璃瓦绿剪边歇山顶调大脊，明间单昂斗栱，平身科六攒，次间四攒，六抹方格玻璃门窗，内檐为单翘三踩斗栱，井口天花，后殿两侧各有朵殿三间，面阔10米，进深6.4米，灰筒瓦大式硬山箍头脊。

昭显庙位于西城区北长街71号，始建于雍正十年(1732)，祭祀雷神，俗称雷神庙。民国时期北京教育会在此成立，1925年3月10日至4月15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1984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庙坐北朝南，外垣门东向。中轴线上原有影壁、山门、前殿、中殿、后殿等建筑，现仅存影壁及后殿。影壁长约22米，高约3.5米，厚约2米，绿琉璃筒瓦硬山调大脊。后殿面阔五间，通阔18.5米，通进深8.45米，黄琉璃瓦绿剪边歇山顶调大脊，三踩单昂斗栱，和玺彩画。

此外，北京现存比较著名的道教宫观还有位于东城区的大慈延福宫、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49号的关岳庙、复兴门内北顺城街13、15号的吕祖阁、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的三教寺、顺义牛栏山的元圣宫、海淀区蓝靛厂的立马关帝庙、宣武区万寿公园的万寿西宫、琉璃厂东街29号的火神庙、崇文区花市的火神庙、东晓市街的药王庙、海淀区黑龙潭的龙王庙、朝阳区的九天玄女娘娘庙、朝外大街的天仙宫、丰台区南苑的中顶庙、长辛店的火神庙、房山区黄山店乡的玉虚宫、区大南峪的吕祖庙、官道乡的关帝庙、琉璃河乡的岫云观、瑞云寺、密云县古北口的吕祖阁、药王庙、通州区西南边乡的碧霞元君庙、伏魔大帝宫等，它们多数被列入北京市或各区县文物保护单位，陆续得到保护和修缮，成为北京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清真寺

伊斯兰教公元十世纪传入北京地区，元代得到较快发展，明清时期继续有所发展，到1949年，北京尚存有历代修建的清真寺46所。在建筑布局方面，与中国佛教、道教等寺庙不同，各清真寺之大殿均坐西朝东，即从东门入殿，后墙窑殿所在西方，为朝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拜之意。各寺的主要建筑，一般包括大殿、邦克楼、浴室等。

牛街礼拜寺 (图)位于广安门内牛街中段东侧，是北京规模最大、最古老、最著名的清真寺。寺据传始建于辽统和十四年(996)，由外籍伊斯兰教人士筛海那速鲁丁创立。明正统七年(1442)曾进行大规模扩建，成化十年(1474)，明宪宗赐名“礼拜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4)又按照明代风格进行了修葺和扩建，形成现存规模，康熙帝亲题匾额“敕赐礼拜寺”，故而此寺只称礼拜寺以区别于其他清真寺。解放后，政府于1955年和1979年两次拨款对寺进行全面修缮，1988年，寺被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寺总占地面积为4523.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寺院规模宏伟、建筑布局集中对称，其建筑造型是以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为主，整体布局满足伊斯兰教礼拜的功能要求，并适当采用伊斯兰教的装饰艺术。寺门坐东朝西，主要建筑包括大影壁、大殿、邦克楼、宣礼楼、碑亭、讲堂、沐浴室和筛海坟等。大影壁在马路西侧，汉白玉底座，灰色大方砖镶面，长40米，高5米，厚1.4米，上端起脊中有凤冠莲花装饰。正门为四柱三楼木牌楼，檐下悬金字“达天俊路”匾额，两侧有双重八字影壁和门楼通道。门内为望月楼，是伊斯兰教寺院中特有的建筑物，因中国穆斯林入斋和出斋都以望见新月为标准，此楼即用以登高望月之处。楼高10米，平面呈六角形，四周有窗，绕以围廊，黄琉璃瓦绿剪边重檐歇山顶，上有金黄色琉璃陶宝顶，檐下施以斗栱，并绘以彩画，上檐正中悬“牛街礼拜寺”匾额，原“敕赐礼拜寺”匾额已毁。楼两侧建有方形碑亭各一，重檐歇山顶，亭内立有明弘治九年(1496)用汉、阿拉伯两种文字刻成的《敕赐礼拜寺记》石碑。望月楼与门前的牌楼、影壁组成一个庄重、瑰丽的入口。礼拜殿是全寺的主要建筑，坐西朝东，包括窑殿、方形殿堂、东边大殿及两侧围廊和抱厅。大殿屋顶采用三个勾连搭式和一座六角攒尖亭式建筑组成，殿顶衔接处建一道垂直的半弧形影壁，成为顶部的一个特殊装饰。殿堂宏丽宽敞，五楹、三进、七层，共四十二间，可容纳上千人同时做礼拜。大殿西边为窑殿，因其内部穹窿结构形状似窑故名，其藻井绘红地沥粉贴金西番莲缠蔓图案，为典型的阿拉伯式装饰，正壁雕刻有艺术水平很高的法库体阿拉伯文字。窑殿西北侧有一木制宣讲台，是聚礼日和节日教长讲经说道的地方。殿内的梁架结构和天花板上俱施以博古、花卉和阿拉伯文组成的图案。邦克楼在礼拜殿的正前方，又称宣礼楼或唤醒楼，为做礼拜前高声念“安赞”，登楼向教民相告时间和召唤他们来做礼拜而建，楼为重檐歇山顶方亭。有浴室名涤虑处，供礼拜用。寺内文物众多，如元代的阿拉伯文墓碑和万历年间重修礼拜寺经过的石碑等，对研究寺的建造以及伊斯兰教史均有较大价值。

花市清真寺(图)位于崇文区西花市大街路南，相传为明代开国元勋常遇春所建，明代多次进行修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明永乐十三年(1415)、崇祯元年(1628)。清康熙四十一年(1700)经过大规模整修，使寺宏丽壮观、盛极一时。雍正七年(1729)，得赐雍正帝保护回族谕旨御碑一座，并建碑亭一座。乾隆年间，因邻居失火延及，又进行一次修缮。此后，各个时期亦有不同程度的修缮。“文革”爆发后，寺中建筑物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崇文区伊斯兰教协会于1981年至1984年对寺进行全面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使之成为该地区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公布为崇文区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的主要建筑有礼拜大殿、碑亭、敬古堂、沐浴室、寻月台、经房和住房等，现寻月台已拆除，其余建筑基本保存完好。礼拜大殿是全寺最主要的建筑，殿坐西朝东，面阔三间，进深四间，面积500多平方米，前有敞厅三间，屋顶由三个勾连搭组成，第四层殿顶开六角亭式天窗。整个大殿结构严谨，风格古朴。礼拜殿正前方有一方形重檐歇山顶碑亭，原置雍正御赐碑，现碑已迁出。

东四清真寺位于东四南大街13号，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由明代后军都督同知陈友捐资创建，景泰元年(1450)明代宗敕题“清真寺”门额，成化二十二年(1486)添盖宣礼楼。以后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缮、重建和添建，解放后，1952年该寺成为北京伊斯兰教协会会址，1974年，进行全面修葺，1984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在此成立。寺坐西朝东，建筑分为前中后三进院落。寺大门原为面阔三间，灰筒瓦硬山顶，正吻垂兽，砖砌封火墙式建筑，毁于清末，现大门为王之臣等人于民国年间改建。大门内有砖砌西式厢房，南北分别为一小间和六大间。二门面阔五间，前后带廊，前廊部分用砖砌成西式门面，带砖券门，具有明显的“中西合璧”的特点。二门内有一小院，北有平方三间。过小院，有垂花门一，门南北有带漏明窗的走廊，此处原为邦克楼(宣礼楼)所在，楼为二层方形攒尖顶建筑，毁于光绪年间，其铜宝顶现仍存放于大殿前轩内，上铸阳文“成化丙午年造”字样。垂花门内的庭院当中主要建筑是礼拜殿，殿坐西朝东，面阔五间，灰筒瓦庑殿顶，前出轩，可供500余人同时做礼拜。殿前半部分为木结构，后半部窑殿为无梁式穹窿顶结构，三座拱门均刻有《古兰经》经文，殿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殿前轩南端立有万历七年(1579)《清真法明百字圣号》碑，碑阳用汉文记叙穆罕默德事迹，碑阴用汉、阿拉伯两种文字刻“理本无极”。院内南北各有配殿五间和配房三间，均前出廊，配殿与大殿仍保持明代的建筑风格。南配殿里的资料室中保存了大量各种版本的《古兰经》，其中以一元代手抄本最足珍贵。

清真普寿寺位于阜城门内锦什坊街63号，明代时与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安内二条法明寺(现为交道口中学)并列为四大清真名寺。始建年代不详，明正统十四年(1449)、正德四年(1509)、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八年(1635)以及清代均有重建、扩建或修缮。1982年进行全面修葺，公布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西城区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和穆斯林活动的宗教场所。寺坐西朝东，大门三座，中间大门面阔4.8米，进深3.5米，石砌，歇山顶，门额上书“敕赐普寿寺”。二道门为垂花门，门南北各有房五间，南房为沐浴室，北房为讲堂。大殿为四破五两进式，十八间，前出轩三间，后带抱厦，殿不设窑殿，在后墙上开一圣龛以代，宣讲台在圣龛左侧。寺内尚有历代碑刻四块，原有邦克楼、茔地等现已无存。

此外，北京比较著名的清真寺还有东城区东直门外清真寺、西城区德胜门外的清真法源寺和三里河中巷的清真永寿寺、宣武区寿刘胡同的清真女寺、朝阳区长营村清真寺、密云县古北口河西村的古北口清真寺等，大多被公布为区、县文物保护单位，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修缮，成为所在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

附表:

北京市清真寺一览

牛街礼拜寺 宣武区广安门内牛街 996年

东直门外清真寺 东直门外小街北下关68号 元代 

清真寺 通州区通县县城 元代

东四清真寺 东城区东四南大街13号 1356年 

花市清真寺 崇文区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南侧 明代初期

长善清真寺 朝阳区长善村内 明代正统年间 

清真永寿寺 西城区三里河中巷2、3号 明万历二十三年 

蓝靛厂清真寺 海淀区四季青乡蓝靛厂西北 明万历年间

清真法源寺 西城区德外大街200号 清康熙年间 

树村清真寺 海淀区圆明园大北门树村 清雍正年间

东日塔清真寺 大兴县安定乡 清乾隆年间

西会清真寺 朝阳区西会村内 清代

管庄清真寺 朝阳区管庄 清代

长辛店清真寺 丰台区长辛店大寺口胡同 清代

南下坡清真寺 朝阳区朝外南下坡 清光绪年间

清河清真寺 海淀区清河大桥南端 清光绪年间

清真普寿寺 西城区锦什坊63号 不详 

清真寺 宣武区延寿街茶儿胡同2号 不详

海淀清真寺 海淀区海淀镇南四栅栏路西 不详

清真女寺 宣武区寿刘胡同39号 1922





4、 教堂

北京地区在元代已有天主教传播，后中断。明代末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先后在北京传教，但影响并不大。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天主教随之在北京传播，在城内修建教堂多处，基督教(新教)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北京地区。至1949年北京地区有天主教堂65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南堂、东堂、西堂、北堂和圣米厄尔教堂等;基督教堂72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亚斯立教堂、珠市口教堂、救世军王府井中央堂等;东正教堂2所，为圣尼古拉教堂和圣母堂。

房山区三盆山十字寺是北京地区有迹可考的最早的基督教教堂遗址(图)，在元代以前称“崇圣院”，原为佛教寺院，至元二十年(1283)改名“十字寺”，寺院建筑早已被毁，遗物不多，但是其中的“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一座，碑首额心浮雕“十”字，虽断为两截，但作为元代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之一派景教的遗物，仍是全国罕见的文物。

南堂(图)位于前门西大街141号，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堂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605)，由利玛窦创建。清顺治七年(1650)，由汤若望在旧址改建大堂，名“无玷始胎圣母堂”，同时还在附近建有司铎住宅和天文台、藏书室、仪器室等建筑。其后，因建北堂，此堂改称南堂，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为南堂题写“通玄佳境”匾额。康熙、乾隆年间，堂数遭火灾，由清朝廷出资资助重修。道光年间，因传教士偷运鸦片，曾于道光十八年(1838)将堂查封没收，并将两旁宅院拆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法国传教士于咸丰十年(1860)索回。1900年，北京义和团攻入并焚毁南堂，1904年又由清政府出资修复，现存教堂即为当时修建。解放后，政府几次拨款修葺。1958年起，堂成为北京主教座堂，直至今日。“文革”期间，南堂于1966年被砸，但大堂建筑基本完整。1972年，恢复宗教活动，1978年对外开放。1979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堂现名“圣母无染原罪堂” ，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大堂为哥特式拱券形建筑，高15米，长40米，正面砖雕花纹精美，门窗均镶嵌彩色玻璃，西墙上有高约4米的铁十字架，系明代旧堂遗物。堂内为拱形顶，柱顶有木雕鎏金花纹，四周有装饰五彩玻璃的大窗，堂内还有圣母像和耶稣受难组画，堂内设有祭台和讲经台，均有精美装饰。

东堂，又称王府井天主堂，位于东城区王府井大街74号，由葡萄牙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始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当时规模不大。1720年，堂毁于地震，次年重修，重修后的东堂曾保存多幅清宫廷画家郎世宁所绘圣像。嘉庆十二年(1807)，东堂部分房屋被火，大堂无损，清廷命东堂教士迁往南堂居住，将东堂没收并拆除，至咸丰十年(1860)发还教会时仅存街门。东堂收回后，教会稍加修理，建平方数间以供祈祷。光绪十年(1884)，主教田类思募集巨款重建精致雄伟的罗马式教堂，但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1904年，法国和爱尔兰两国用庚子赔款重建，即为现存教堂。“文革”期间，东堂建筑受到一定的破坏。1980年起东堂恢复了正常宗教活动，并对建筑进行了修缮。1982年，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东堂坐东朝西，总占地面积近1公顷。院内中间为天主堂，坐东朝西，坐落于青石台基之上，面阔约25米，进深约60米，共计约30间，平面呈拉丁十字架形。大堂正面开三个门，南北两侧有旁门，正门石柱上有楹联“庇民大德包中外”，“尚文宏勋冠古今”，横额为“惠我东方”，在上有“1905”字样。堂体外墙厚实，窗户较小，门窗上部为半圆形拱环。堂顶上有三座圆拱形堡顶，上立有十字架，中间略大，两边略小。堂内有18根圆形砖柱支撑，柱径为0.65米，柱础为方形，两侧挂有许多内容为耶稣受难故事的油画。院内大堂原为教会办的惠我女校、施医院，南部西有教室，东院内有花池、楼房、平房数间，为神父住所。堂东为一大空地，是学校操场。大门北侧为音乐教室，南侧为传达室、办公室等。在东围墙外南侧，于1904年后盖了三间阴阳合瓦硬山清水脊顶房屋，作为巡捕房。原教堂学校改为王府井小学，神父院暂未恢复，巡捕房已于1986年拆除，现又拆除围墙，进行绿化，形成街边教堂前的广场。

西什库教堂(图)，即北堂，位于西什库大街33号。堂原址在今中南海紫光阁以西、羊房夹道以南的蚕池口，系原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旧府第，康熙四十二年(1693)，赐与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利应等，并允许其修建教堂。四年后教堂竣工，名“救世堂”，康熙亲书匾额“万有真源”，是为北堂前身。当时的教堂长25米，宽11米，高10米，室内无明柱，另外还建有天象台和图书馆等。道光七年(1827)，清廷下令没收，并被拆卖。咸丰十年(1860)，清廷又将该地发还教会。同治五年(1865)北堂重新建成，长期成为天主教北京枢机主教公署所在地。该堂长50米，宽21.3米，高28米，比原来更高大。另外还建有博物馆，陈列珍稀鸟类标本800多种以及蝴蝶、动物等标本，故又称“百鸟堂”。光绪十二年(1886)清廷对三海进行整修扩建，教堂被划入扩建范围之内，遂划拨45万两白银及西什库今址供教会另建新教堂。次年，新教堂落成，是为现在的北堂。1958年，北京主教座堂移至南堂。1984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教堂经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北堂为欧式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十字架形，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约31.4米，顶端由11座尖塔组成。大堂正中尖拱形大门，上方有圆形花窗，窗的上部有书 “敕建天主堂 光绪十三年”的木匾。堂前有月台，三面有汉白玉石栏杆，堂正面上镶汉白玉石一方，镌刻耶稣善牧圣像。大堂正门两旁有中国式碑亭两座，黄琉璃瓦顶，红漆圆柱，斗栱飞檐，饰以中式彩绘，亭内分别立有天主堂迁建谕旨和满汉两种文字的天主堂碑。在教堂的外面的门窗上部，均有汉白玉雕成的尖拱形花边作为装饰，窗上镶嵌五彩玻璃。堂内装饰十分考究，共有明柱36根、尖形拱肋48组，明柱高16.5米，柱顶俱镂菘菜叶形。堂内正面是耶稣主祭台和东西两侧为圣母玛利亚和圣父若瑟的祭台，皆为1985年重修。主祭台北边是苦难堂，苦难堂西墙上镶有樊国梁墓碑。大堂后边还有可容400人活动的唱经楼，楼上还存有大批西文书籍。北堂及所属建筑原占地面积相当大，当时有主教公署、修道院、育婴堂、图书馆、印刷厂、医院、光华女中以及神甫宿舍等，东到东夹道，西至西黄城根，南邻前门大街，北靠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教堂周围建筑已改为学校、企业等。

西堂，即圣母圣心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路南，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由意大利传教士、音乐家百特里尼主持修建的。嘉庆十六年(1811)教堂被毁，同治六年(1867)重建。1900年，堂复毁于义和团运动，1912年由清政府重建，为天主教四大堂中规模最小的一座。堂高约6米，堂顶有尖形钟楼，四角亦有尖形建筑装饰，堂内供圣母玛利亚像。现堂顶上钟楼已拆除，礼拜堂尚存。1994年，经修缮后重新开放。

亚斯立堂(图)位于崇文门内后沟胡同丁2号，是基督教新教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创立的第一所教堂，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基督教新教的教堂。堂始建于同治八年(1869)，1900年毁于义和团运动，1903年重建。主要建筑有大门、礼拜堂、牧师楼及其它附属建筑，为砖木结构，灰砖清水墙面，为美国近代建筑风格。礼拜堂顶为八角形，每边均有玻璃，正堂可容500人，副堂可容300人，堂的墙壁、地板、天窗四周的木版均为深褐色，两堂中有活动木隔板墙，当人数众多时，两堂可以合二为一。1990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重要派别之一，曾在北京建立圣尼古拉教堂和圣母堂两座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又称北馆、圣母安息堂、圣母安息修道院、罗刹庙等，坐落在东直门北大街西侧，今俄罗斯大使馆内，始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1900年毁于义和团运动，后又重建。堂为典型的十字形东正教教堂，堂顶有五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堂内装饰十分华丽;1956年，因在此处建造苏联大使馆将原教堂拆除。圣母堂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内东北角，始建与1918年前后，1987年已因城市建设需要需要拆除。

附表:北京教堂一览表

名称 地址 始建年代 

南堂 西城区前门大街141号 万历十三年(1605)

东堂 东城区王府井大街74号 顺治二年 (1645) 

西什库教堂 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3号 康熙三十二年(1693)

圣尼古拉教堂 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天主教西堂 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 康熙四十四年 (1705) 

亚斯立堂 崇文门内后沟胡同丁2号 同治八年(1869)

圣米厄尔教堂 东城区台基厂大街14号 1901年 

圣母堂 东城区安外青年湖东北隅 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