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因他骂得鞭辟入里。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骂遍天下强梁,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譬如,他曾骂道:“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规定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500元,当时的市价是200块。小政客只肯加到300元。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400,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400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400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木棍,指着那位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势不可扼。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193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这也许算得上是一针见血之言。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自圆其说,也就决不会穿帮。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其实都不对,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王开林)来源:《新文化与真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