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期间我在看一些闲书,如《谢无量文集》。谢无量这个人在现代文化史上很重要。谢是四川人,是书法家、诗人、教育家,做过孙中山的秘书,著作等身。他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曾获得鲁迅很高的评价。

谢无量既懂西学,文史的功底也非常深,著作一般都是用文言文写成。他从语言学、哲学也即文史哲的层面进入到文学,对文学史的理解很宽。这样一种在文史哲的大框架、大视野下来研究文学的方式就显得很厚重。不像今天大学分科,将文学切割得非常细。谢无量的文学概念也很宽,能够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来理解文学,有文章家的见识,显得非常大气、雄厚。

近60年来,谢无量这种治学方法渐渐消失了,现在的文史领域也很难产生大家,原因很复杂。读谢无量先生的书,或可给我们反省这个问题提出一条新途径--这些年我们知识界因为追求西方理性表达的确切性,而将母语中很精致、博雅、大气的那种表达方式给放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读到的《李劼人全集》。李劼人曾在法国留学,翻译过很多法国作家的作品。可是我们看他的《死水微澜》和《大波》这些作品,语言和表达风格都很地道、很中国,把四川的风土人情很深入地表达出来了。李劼人翻译了那么多法国人的作品,为什么自己的作品里没有洋腔洋调?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写作很容易受翻译语言的影响,出现西化和欧化,如徐志摩。可是李劼人为什么没有欧化和翻译腔?原因是他真正懂得了法国人的智慧--法国人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有法兰西的风格。在他看来,中国作家的写作也应有中国的风格。这个思路是对的。鲁迅当年走的也是这样的路。

李劼人积极寻找中国元素来表达中国人的智慧,这种中国元素不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中的那些东西,而是包含了现代性的精神在里面。我们当下文学的文本文体大多流于八股化、无趣化和无智化,像汪曾祺这样能表达母语精善秀雅的魅力的作家也非常少,这其实是整个汉语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看谢无量和李劼人的作品就会感觉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虎虎生气。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