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闽台文学中的“刀锋”价值观

闽台文学的交融际会，与明末郑氏父子据台抗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节义”也自然成为此一时期闽台文学的重要主题。

自宋末，汉民族政权的覆亡之际都会出现高涨的“节义”思潮，号召对入侵的异族武装力量进行决绝的抵抗，尤以宋、明之末最为显著。至清末，“节义”在家国危亡之际融入更为广阔的民族国家认同之中，同样有着激烈的文学表述。明亡清兴之际，士大夫的以死殉节可用惨烈来形容，江南一带的士大夫尤为自觉地践行所信奉的伦理价值观，倾家荡产组织义军抗清的士大夫并不罕见。围绕着以“节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明末的士大夫们在充满戾气的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之中选择了方式不一的死亡，有所谓“死社稷”、“死封疆”、“城亡与亡”、“有死无贰”、“吾此心安者死耳”、“以死为道”等。福建作为明朝在大陆最后的疆土，此间的士大夫也不缺乏宁折不屈的死志。这种决绝的节义，伴随着郑氏父子离闽入台而在台湾广为流传。

郑成功籍贯福建南安，初以福建为根据，后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坚持抗清。郑成功始终奉朱明为正朔，其诗歌中多有直白其政治诉求的叙述。郑成功的《复台--即东都》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诗曰:“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菇苦间关不忍离。”诗中用“田横”之典突出了“节义”的重量，此诗与乙未割台之际施士洁的名句“逐臣不死悬双眼，再见英雄缚草鸡”一并为人称道，用诗句打造出节义的刀锋。郑经、黄道周、徐孚远、卢若腾等人的作品均属同类。

福建漳浦人黄道周在甲申之变后为抗清而复出，在隆武朝内人心不齐的情况下，于福建境内自筹兵粮进攻江西，兵败被俘，死节于南京，其就义时内穿衣服上书有“大明孤臣黄道周”字样。黄道周在抗清过程中留下许多震撼人心的诗句，如“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等等。而金门人卢若腾抗清战败后受明郑政权礼遇，长期在金、厦生活。1664年卢若腾与沈期等东渡台湾，至澎湖时突然发病，恰值崇祯殉难忌日，因悲恸过度而亡故，其一生也因此染上了浓烈的殉明之节义色彩。卢若腾的诗歌饱含欲复国而不能的悲愤之气，《金陵城》对郑成功北伐南京却功败垂成扼腕叹息:“金陵城，秦、汉以来几战争;战胜攻取有难易，未闻不假十万兵。闽南义旅今最劲，连年破虏无坚营。貔貅三万绝鲸海，直沂大江不留行:瓜步、丹徒鏖战下，江南列郡并震惊;龙盘虎踞古都会，伫看开门夹道迎。一朝胡骑如云合，百战雄师涂地倾!金陵城，城下未歇酣歌声，芦苇丛中乱尸横;咫尺孝陵无人拜，人意参差天意更!单咎不能知彼己，犹是常谈老书生。”诗中“咫尺孝陵无人拜，人意参差天意更”充满了对故明政权的依恋，以及对天意亡明的深深无奈，但卢若腾希望自己效忠明室的节义立场能代代传承。

这些诗歌中反复阐明其“忠孝节义”立场的文学符号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奉明政权为正朔的政治立场，如王气、汉国衣冠、国家元运、神州、天子蒙尘、义旗、忠心、忠臣、义士、故国、旧京、复仇、雪耻等;二是丑化并攻击清朝阵营的价值取向，如胡虏妖氛、腥、胡骑、楼兰、腥氛、狼胡、狼毒等;三是表明恢复明政权的志向，如雄图、怀激烈、兴王师、熊罴、组练十万夫等。

明郑覆亡之后，台湾收入清朝版图，但恪守前朝节义立场的文学叙事并为戛然而止。福建惠安人江日升于康熙二十三年渡海入台，归撰《东平纪略》及《台湾外记》10卷，记述了郑成功家族四代反清的遗事。

为一个败亡的地方割据政权写史，并非单纯因为江日升是明郑故臣的后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为抗清者的节义立场和人格风骨所感动，从而在将明郑政权覆亡归结为天命的叙事掩护之下，生动而忠实地记录了明末闽台军民的人事。

江日升的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多以死节为终，无论本属于闽人的黄道周、曹学，还是死于闽地的周之藩、傅冠、陈启泰、段应举、郭承汾，都散发着殉道节义者所特有的人格光辉。

(作者系福建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