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十年内战是指中国在1927年-1937年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政权发动的战争，此战争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结束。中国国民党称之为“剿共”，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5]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后与汪精卫武汉政府合并“宁汉合流”，对共产党人进行“清共”和屠杀。1928年末国民政府举行“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方面(9张)

这样，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爆发“中原大战”，形成新军阀割据局面。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和“剿共”的取舍上举棋不定。^[6]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行为吓倒，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创建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6张)

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会师后，逐步扩大了根据地。^[7] 

1927-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革命群众。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换了他的领导职务，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领导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后，逐步扩大了根据地。在此期间，党还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领导了平江起义、百色起义、宁都起义等武装起义，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底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在此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并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等的抗日斗争。接着，又取得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3] 

而蒋介石却坚持所谓“剿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分3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打破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
1933年，国民党集中50万人以上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第四次“围剿”。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贯彻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完全违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反对游击战、运动战，实行“正规战”、阵地战，结果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除留一部分在南方各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外，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继续遭受损失。其他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遭到严重损失，先后也一起被迫进行长征。^[3]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革命的正确轨道上，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史称“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党又粉碎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1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第一方面军和第二、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结束，后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2]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5] 

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今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两党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

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十年内战期间对红军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追击长征路上的红军，西安事变后暂时停止“剿共”。

薛岳(1896-1998)原名薛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十年内战期间参与镇压南昌、广州起义、对苏区的“围剿”和追击红军长征。^[8]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十年内战期间参加对苏区的“围剿”后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9] 

何键(1887-1956)，字芸樵，十年内战期间参加对苏区的“围剿”、参与围堵红军长征。^[10]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 。中国共产党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十年内战期间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领导前四次反“围剿”和后半段长征。

朱德(1886-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率领起义军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参加长征。^[11]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十年内战期间领导南昌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2] 

彭德怀(1898年-1974年)原名彭清宗，字怀归，号得华。十年内战期间领导平江起义，一度攻入长沙，后任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3军团军团长，长征时领导湘江战役。^[13]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中央委员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另外两个俄国同志。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缺点，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为了系统地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自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的会址安排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

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决议案提纲》、《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的中心任务。为此，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5.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士兵生活，分给士兵土地;9.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治纲领。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革命发展不平衡，党的政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特别是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六大的主要功绩，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使革命遭到挫折。

到1930年上半年，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有18个区域127县成立了拥有1400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全国红军已扩展到14个军近10万人;农民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与扩大;全国工人罢工浪潮此伏彼起;反动军队的兵变现象与日俱增。在新的革命形势高潮面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的中央提出，当时需要有集中的最高政权组织即中央苏维埃政府，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政权。这样，中共中央就把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作为党当时的中心任务，提到全党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完成这项中心任务，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六十八号通告《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最早提出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任务和号召。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成立了大会筹备处;各革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热烈拥护和响应大会的召开。

经过3个月的准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于5月在上海召开。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930年5月5日至10日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代表57人。会议听取了政治报告，关于职工运动与全国工人斗争趋势的报告，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关于红军的报告，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关于土地法劳动法令的报告，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报告等。代表们对上述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初步通过了有关各项决议草案，为正式会议作了必要的具体的准备。

正式会议于1930年5月20日举行。会议推举未到会的斯大林、加里宁、罗佐夫斯基、马洛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和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项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徐锡根等13人为大会主席团;推举王宏为大会秘书长。

会议于23日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重要决议，以及许多文告、大会宣言指出;“现在中国已明显的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权组织，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一是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这两种政权所代表的这两个不同的阶级的最后决战，将要决定中国解放和工农劳苦群众解放的命运!”宣言强调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指出:“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为此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战争”;二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

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1935年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新时期党的战略策略，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决议还提出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强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 使农民获得土地为主要目的。所以又称为“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