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高晓声
高晓声去世已然12个年头，我时时会想起他，并非因为关系有多密切，而因为他确实是我接触不多却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作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懵懵懂懂的中学生，那时好读却热衷于经典，还没读到高晓声，知道其人只是因了他是“探求者”事件中蒙难者之一。听说被发配回乡的日子过得极苦，冤案固属最冤，婚姻也属最惨，加之疾患缠身，肋骨也被折去了两根，形体上便出现了两个肩胛一高一低的倾斜。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见到他，果然就是这个样子。其时作协寄居在“总统府”内，我因从小城来宁参加《雨花》的一个会议，会后留下为编辑部起草一篇文稿，住在门楼上的“招待所”。那日他跟陆文夫同来入住，该是刚刚“出土”，感到其“土得掉渣”不足为怪，外貌上要比彼时的农人更像农人是不难理喻的事。他不可能认识我，只是淡淡地打了招呼，悠悠地从老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默默地递给我一根。记得接过烟时一阵心酸，很想抚摸一下那被历史定格了的倾斜的肩胛，这是因为其时已读过他早年的《解约》《不幸》等短篇，感受到眼前之“人”与昔日之“文”的反差--这个形容憔悴的苦人儿，就是那个曾经以富于才气、不失“洋气”的笔致传导出了人物心理深度的高晓声吗?
应该说，生活让他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也给予了丰厚的报偿，二十余年跟农民的相濡以沫，成全其可以把他们“从呼吸声中一个个辨别出来”，成就其复出以后很快进入一个创作上的井喷期，那瘦弱的躯体内似乎有释放不完而亟待释放的生命潜能和创造活力。
先期推出的《李顺大造屋》问世那阵，我正应邀在北京参加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文学活动，其间新侨饭店的一次座谈会上，公刘先生义生题外地谈起这篇小说，并“提请注意”高晓声这颗“新星”;冯牧先生充分赞赏之余还说，这期评奖如让自己投票，“第一票将会投给《李顺大造屋》”。 此后，如同文学界都注意到的，从《79小说集》开始，他连续多年地一年一本小说集问世，特别是随着《漏斗户主》中的“陈焕生”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颗“新星”的亮度与日俱增起来。
后来，我跟他住进了作协宿舍的一个单元，进进出出间见到他倾斜着肩胛走路，心理上关心他受过重创的身体要超过关注其写作。或许因为如此，多少年来从未跟他谈及写作，偶尔扯扯生活起居，知道他注意规律却不善治理生活，吃喝方面称不得在行却也有些招数，还给我介绍过一种鲫鱼的烧法，那烧煮的程序过分特殊而闻所未闻，至今不愿如法炮制。偶尔也跟他开开玩笑，比如就其一成不变的浓重乡音说，“阁下的常州话比常州还常州呢”。记得那年他应邀出访美国，预定半年，不想老先生三个多月便提前回来了。我便跟他打趣，说亏你早年还是学经济的，即便仅仅从多挣一点美元考虑，也不该早早回来的。想不到他认真地说:你晓得吧，在那里做点讲学一类事体，能讲出多少东西不说，往往还得请上两个翻译，先让一个懂常州话的翻成普通话，然后再让翻译译成英语。拿点钱付给两个翻译的工资还不晓得够不够。记得那年他的一本散文集《寻觅清白》刚刚出来，送书时不说别的话，只说“请你帮我写篇评论发发，好让书能多卖出一点”。老高就是这样，生活中的谈吐总是那么认真坦直，朴实得近乎拙讷，比较其文字的书写上随处可遇的涉笔成趣幽默风生，可谓判若两人。这大概也正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真”与“美”的内在辩证。
同住一个单元近十年，却不曾有过互相串串门的事。有一次他来我家小坐，为的是向我当医生的妻子咨询服药的事;至于我为他带过一件东西，也只在门口交接，并未进去过。惟其交往如此寡淡，他那年南下病发前不久，忽有电话打到我家，邀约“有空下来坐坐吗?没有什么事体，喝点黄酒”，当下就不能不感到有些意外。不巧其时正准备出发去南大南园看望北京来的一位友人，只能表示歉意。事后又未能主动再约个时间聊聊，更没料到后来就在外地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至今想起来还难以释怀:既然彼此从未有过两人“对饮”的事，那回的邀约，必定有些什么要说说的事，可不得而知了，成为永久的遗憾。
一般人会以为高晓声有点傲气，比如为坚持自己的文学观点而不惮让别人难堪，比如从不肯为他组织时兴的作品研讨会。其实，他不是一个不介意读者和评家的人，他甚至说过，一部作品的价值，是作家跟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一年和老高一起在友人家吃饭之间，他突然对我直呼“理论家”，说他去年连出了两部长篇，“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是感到“寂寞”了，还是有了点责怪的意思?未便接话。后来想想其时不该不置可否，内心便不免又生出几许歉意。
在江苏的“齐名作家”中，高晓声跟陆文夫是一对。老陆以“小巷文学”名世，老高则以“小村文学”蜚声。从他的“陈家村系列”走出的“李顺大”、“陈焕生”们，在当代小说人物形象中是有数的重量级人物。老高去世以后，老陆婉拒了组织上为他出文集的打算，说自己留了二十万元让女儿去张罗了，却带着病弱之身，为给高晓声文集的编辑出版尽心费力，并两次当面要我为高晓声文集写篇序言。我说如要写序，也该你写，或由其他健在的同辈好友来写，我资历浅，让我做这事非所宜当。他却坚持说“老高是有分量的作家，你从评论的角度写得详尽些”。直到付印前，几次三番让人来催促。我最终还是应命勉力，是却不过一种信托，也还搭进了借此顺表对老高心存的歉疚不安。
这其实也就成了自己回顾老高其人其文的一次机会。依我看，高晓声不是一个严谨于结构、满足于出示“场景”的作家，他叙事上的随机性，他的意到笔从的散漫铺陈，正是一种过多的心理郁结需要不断寻求释放的表征。他不是一个热衷教喻的作家，不是一个激情的现实批判者，在其对现实的认同中，分明有着对现实的抵抗，在其无奈的顺应中，分明有着凛然的对视。乖张的世情以及荒怪的心理，一旦进入其描述，常常巧发奇中时代与人生的症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晓声是一个坚执于自我感受方式的、主观抒情性很强的作家。对于在客观实然性上封杀自我的作家来说，他是“张扬”的;对于倾泻激情的作家来说，他又是“节制”的。他就是在这张扬与节制中协调出了自身。其作品算不得黄钟大吕，其所以能赢得读众，不只是因了艺术的独特性，更因其思想、情绪的独步、独到，启迪并接通了最为广泛的普通人共同的思索和共在的心声。
私下以为，十多年来，当文坛历经过几度转折变幻、文学历经过几番不失成效的开拓和不无莽撞的奔突之后，会出现一种反照--我们回过头来缅怀当年的高晓声，反而更加清晰也更加充分地理解了他，感受到他的价值所在以及他的创作可能给我们留下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