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述记者生涯:亲历兵变(图)

现当代很多文化名人都有过当记者的经历，这种磨炼也是一种特殊的财富。1912年梁漱溟19岁时在《民国报》任编辑兼外勤记者，在《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梁漱溟回顾了动荡年代当记者时的见闻和种种惊险，还吐露了“漱溟”这个比他本名更广为人知的笔名的来历。

得名“漱溟”

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了，我也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不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当时赵铁桥等主办的《民意报》为同盟会机关报)，但《民国报》同样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创办者和大多数编辑部人员是同盟会会员，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时常用寿民或瘦民作笔名。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北京。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等版面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新鲜的记得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成立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我在报社只做过短时间的编辑工作，主要担任外勤记者。别看我当时只是个二十岁的小青年，但顶着记者这个头衔，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可以说无处不去。我这段记者生涯所涉猎的北京政坛见闻很多。

见证曹锟“兵变”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3月10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议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词，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个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


“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愈演愈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对于“兵变”发生后的情况，当时各报都有所报道。我也就“兵变”当夜所见写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