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南洋大学“谋私利”?

我是在中国内地念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南洋大学和林语堂之间有过一段恩怨。

话说，南洋大学创立之后，学校开始物色适合人选担任创校第一任校长，而且希望找一个全球声誉卓越的杰出华人掌舵。可见当时大家雄心万丈，立志要创办的绝对不是一所平庸的大学。

执行委员会联络了一些人选，包括生物学权威林可胜博士(他是新加坡土生华人，教育家林文庆长子)、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博士，以及胡适博士，不过都未能得到他们的回复。

后来，执委会与林语堂联络上了。经过多次洽谈，林语堂接受了聘书，并于1954年10月接任南洋大学校长一职。

当时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的林语堂表示，希望建立一所不受政治影响，教授拥有思想自由的一流大学，执委会也认同这一方向。在接手新任务后，林语堂携全家妻小抵达新加坡，还雇用了其他人在学校里担任重要职位。

然而不过半年时间，执委会与林语堂之间就在学校建筑和经费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双方僵持不下，在吵吵嚷嚷了一阵后，大学还未开学，林语堂就连同另外十一位教职工领取了三十多万新币(相当于今天一百多万美元)的遣散费离开了南大。为了避免浪费学校的基金，这笔费用完全由陈六使独自承担。

林语堂回到美国后，撰文称自己被迫辞职。关于他浪费经费的指责，他解释那是因为某些建筑在设计上不理想，因此希望重建。在文中，他也不客气地形容陈六使是一个老粗，还透露富商李光前进行不光彩的鬼祟勾当。

刚开始我同样也是对他在南洋大学谋私利的“丑言恶行”感到反感，认为他亏欠了我们祖父母辈们对他的期待，而且觉得他回到了美国就不应该再撰文抨击，甚至应该分文不取而离去，这或许还能得到大家的尊敬。

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也可能是因为沟通不良所致，因此在办校理念上有分歧而引起冲突和误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又或许林语堂对当时南洋华人的处境不甚了解，更说不上有深厚的感情，因此无法深刻体会人们对这所大学所寄予的期望。

有学者也为林语堂辩解，说他放弃了美国的优裕生活应聘到新加坡来，“如果林语堂到新加坡后的生活条件像一般论述里所说的高人一等，那也是南大执委会对他的礼遇”。 有一些网络上的评论文章则非常有意思，不少在指责林语堂的过错，也有人认为，南洋大学要是换作是一所美国、中国的大学，林语堂可能不敢如此嚣张。

优秀的新闻报道和狗仔新闻炒作是有区别的

打开电视或者翻开报纸，你可能会觉得新加坡社会太平静了，所以没有什么新闻值得媒体报道。当你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都是美食节目，你也可能会以为新加坡人除了吃以外什么事都不关心。

说实在的，我们的新闻媒体环境是一个令人感到诡异的现象。一个经济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可列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新加坡，在官方信息公开和媒体所享有的自由度却与经济开放的程度不成正比。

有时候在报刊上看到一些文章，你可能会觉得某些编辑高层和专栏作者像政客多过于像新闻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分析评论”一看就让人看穿是吹捧文章。

尽管一些年轻记者可能对新闻界持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但是如果写出了与“主流”立场相悖的见解，是否得以刊登肯定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新加坡，记者可不是无冕皇帝。新加坡媒体与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已是公开的事实，而且从近年报道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绝没有疏离的迹象。

举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2013年年中，正当政府倾全力控制组屋价格时，亚洲新闻台报道了某个转售组屋售价攀升到100万元的新闻，让民众认为政府控制房价不力，不满情绪再次升温。

看到了这则新闻，管理房屋政策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不悦了，在国会上以温和的态度指出这是一起孤立事件，并非政府所能控制。

接着，他不愠不火地质问为何电视台炒作消息，然后仍然以温和的语气提示电视台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此后，我们无论在报刊还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房价下跌的新闻了。

我并不是支持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的确在媒体眼中，常态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但优秀的新闻报道和狗仔新闻炒作还是有区别的。

亚洲新闻台的那则报道并没有提供更全面的情况，纯粹是以耸动的角度来炒作消息，所以的确有失偏颇。如果这是小报的报道也就罢了，但这不是一个自认是优秀国家级新闻台所应具有的新闻素质。

面对不实的报道，官方可以提出不满和澄清，但是对媒体做出这种警告，在当今的政治气候下，只会让人对他们的动机产生更大的怀疑。

过去，民间网络新闻平台还未出现以前，在报刊看到有关在野党的新闻，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报道。有时候虽然报道篇幅不大，但一张图片却胜过千言万语。

例如，编辑所选择的照片常把这些反对派人士最不可爱的一面加以放大，让他们显得凶神恶煞，而执政党官员则经常笑容可掬，有时抱着小孩，有时可以看到他们弯下腰跟坐在轮椅上的老年人说话，都是非常亲民讨好的形象。

有一次几个外国的记者朋友到我家里来，在看了我们的报刊以及电视新闻后都说:“你们的媒体对政客很友善啊，连这些部长们出席民间小活动都报道。”

当时电视上正播放着某位部长参与社区活动的画面，在台上跟着底下的社团民众手舞足蹈，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好像沉浸在一片和乐融融的愉快气氛中。

看着这个画面，一方面觉得这是当官的其中一个代价，另一方面也怀疑编辑是不是有压力必须报道大官员们的行踪，或者已经惯性地把自己当成是御用编辑了。

最后我和朋友们一致同意这类“新闻”既没有趣味性也没有新闻性，简直无聊透顶。在没有人反对之下，我们关掉电视节目，转看好莱坞的片子。

新加坡的主要媒体都有官方背景

在2006年国会选举那年，大家已经发现网络言论所起的作用。5年后的2011年国会选举中，网络新闻平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一时期，有数据显示除了电视收视率下滑，阅读报刊的读者人数也逐年下降。

当然这是全球传统媒体在网络竞争下所面临的困境，但新加坡的媒体还存在一个报道角度的问题，让读者越来越觉得索然无味。

正如前面所述，新加坡的主要媒体-报刊、电台、电视台都有官方背景，言论以及报道内容多少受到限制。

在网络普及之前，我们在报刊上不时看到歌功颂德的文章，很少看到批评政府的内容，偶尔出现几篇，但都会经过编辑谨慎处理。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来整个社会是风平浪静的太平盛世。

但问题来了，当强烈负面的声音被掩盖了，当犀利的言辞被削弱了，上位者如何听得到那最真实的声音，以及感受到最赤裸的情绪呢?所以我总觉得言论受制其实模糊了政客们的视线，反而对自己不利。

在网络社交媒体开始普及化之后，对各种政策的分析排山倒海而来。这些文章有些很偏激，有些很精辟，但可说是百花齐放，让报刊的言论版块显得相形失色。

刚开始，政府并不太愿意理会网络的声音，不过当人们的阅读趋势越来越明显偏向网络，一些受欢迎的网络评论文章也不断被转载，政府不得不重视网络的言论，甚至以此作为了解民意民情的渠道。

有位年轻部长很好地利用了网络，积极地在社交媒体上与网民互动。这些年轻部长所采取的是相当冒险也是相当聪明的做法。冒险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一时没有顾及反应，不经意发表了不当的评语而被网民放大、攻击，聪明是因为网络给了他们曝光的平台，让他们直接与人民接触而不需要通过已经渐渐失去影响力的传统媒体。

你看，部长们已经开始改变策略了，如果传统媒体还故步自封，在报道或评论上让人一眼就看出明显偏袒，那么失去影响力，着实也怪不了任何人了。

打造国际媒体中心谈何容易

政府曾经表示要把新加坡打造为区域甚至是国际的媒体中心，虽然其构想是以发展媒体科技和数码媒体为主要方向。而尽管政府投入庞大的资金去发展这一块领域，却缺乏一个适合各种思想绽放和相互激荡的开放环境，我不相信这个“中心”能走多远，能具有多少影响力，充其量只不过是成为一个制作中心，让一些国际机构到这里利用先进的设施罢了。

这跟当初创办亚洲新闻台的情况有些相同。这个电视频道计划是以新加坡为立足点，要向全世界传达亚洲的声音。那真是雄心勃勃，可是作为一个国家级媒体却连新加坡人的声音都无法很好传递，节目内容畏首畏尾没有创新，收视率又偏低，又如何能让人相信它能做得比区域国家的国际频道更出色呢?

写到这里，突发奇想，新加坡的电台和电视台的收听和收视率远比英文电台和频道高出许多。其实广播媒体机构可以用更大力度去发展一个面向区域的、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中文新闻台。

如果在素质上、信息开放程度以及公信力等方面都做得好的话，一个私营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中文新闻频道做出来的成绩相信会比英文新闻台来得更出色，而且将更具有影响力。

曾经因为“竞争过于激烈”而把一家成立不久的报业控股电视业务给关了，现在怎么可能投入资源再开设新的电视台?而且这个年头谁看电视呢?

没错，过去把电视台关了实在可惜，但要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新思维和新策略。没有人说竞争必须硬碰硬争夺一块小饼。

其实，更大的问题是，要我们媒体完全脱离官方背景，这对政府来说恐怕难以想象。可是，说实在的，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继续在国际排名上得到几乎垫底的成绩，继续给人不自由的印象，其公信力也会被大大削弱。连公信力都被质疑了，那就别奢望自己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了。

因此，要实现成为国际媒体中心的梦想，或者希望我们的国际电视新闻频道能具有更大的作为，也一样是“谈何容易”。

内容提要

作者从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的角度，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在李光耀时代的成长经历，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新加坡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任何血泪，却包含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民生与改革领域的许多实际问题，本书都有涉及。希望能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新加坡这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同时思考国家的政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内容信息】

作者:【新加坡】李慧敏

定价:35.00元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