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
韦慕庭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学者。他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在外国史学界享有盛誉。1985年，史扶邻(H.Z. Schiffrin)教授称这本书“至今仍是最持平的和最全面的孙中山的英文传记”。齐赫文斯基(С.Л.Тихвинский)院士站在一个苏联学者的立场上对本书有所批评，但又认为它“是用充分文献资料论证的、最充实的外国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承美国陆培涌教授的介绍，韦慕庭教授在与我识面以前即慨赠《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原著一册给我，使我得以成为本书在中国大陆较早的读者之一。1979年，韦慕庭教授访华时，我又有机会与他就孙中山研究问题进行研讨。他对中国文化及孙中山研究方面的渊博知识，令人心折。这几年，我常向同事和朋友谈起韦慕庭教授这本书。最近，杨慎之同志把《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译成中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建议我给读者说几句话。作为一个研究孙中山的史学工作者，我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能在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出版感到高兴，因此，也乐于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
杨慎之同志把这部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固然要实行开放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样不可以闭关自守。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对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成绩，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经验和方法，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像韦慕庭教授这部著作，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外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所达到的水平，了解外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资料状况和写作技巧。这除了对专门从事孙中山研究的人以外，对其他方面的学术工作者，恐怕也是不无裨益的。这几年，我国陆续出版了一些现代外国史学著作的中译本，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高水平的国外学术新著介绍到我国来。
对我们这些从事孙中山研究的人来说，韦慕庭教授的著作更有扩大视野、促进我们深入思考的作用。孙中山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要认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都不能不研究孙中山。这大概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成为国外汉学研究者所重视的课题的原因。了解外国研究者如何看待、评价孙中山，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本书对孙中山的某些刻画，相信多数我国学者――无论是我国大陆还是台湾地区的――都会感到难于接受。但这并不要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就新中国的史学界而言，研究孙中山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近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应当看到，我们的研究者中，多数人基本依据中文资料，用大体相同的方法去探讨。因此，所取得的成果虽百花争艳，但在格局上则不免稍有近似之感。韦慕庭教授这部在研究方法与结论上都与我们有很大差异的著作，无疑将会启发我们从更多方面去考虑，新辟蹊径，促使研究步步深入。例如，过去我们往往把孙中山晚年伟大的进步描述成一个近乎直线发展的过程;对影响这个前进过程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至孙中山个人性格等各方面复杂的因素，不能说已研究得很深入。对孙中山前进中的困难和奋斗，对他在决定联俄联共以后遭受过的非难和产生过的暂时的彷徨，相对地说我们是注意得不够甚至是较少正视的。读了这本书，我们对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和活动，就会得到一个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本书所引用的丰富的资料，必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书的注释和文献，占了近1/3的篇幅，无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孙中山研究方面的外国档案资料的宝库。在我读过的研究孙中山的著作中，还没有一部能像本书引用那么多的美、英、日、德、法、苏等国的原始资料。孙中山一生中有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国或在外国占据、租借下的我国土地上度过的。他曾与当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或殖民地当局的官员、企业家、报刊记者及其他各种人士打过交道，与一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有过联络，在国外华侨中更是进行了长期的活动。许多重要的记述和评论，往往只能从外国政府的档案、有关人物的私人文件及外国人所办的报刊中才能找到，在中文资料中则记载很少甚至毫无反映。我们对孙中山在国外的活动、对他与各国的关系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这不完全是因为重视得不够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条件接触、利用收藏在外国政府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的资料。因此，为研究者创造收集、利用外国档案资料的条件，是孙中山研究及其他很多方面的学术研究能进一步深入的重要途径，这是我读完本书后一种颇深的感受。
本书英文原著的书名用了“Frustrated Patriot”这个词组，如果直译成中文，大致是“受挫折(或遭受失败)的爱国者”，这似乎会给人以孙中山完全是个失败者的印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他生前确实没有成功，他未能及身看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可说是个失败者。但是，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在他身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华民族继承孙中山遗志，终于取得全世界瞩目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又不能说是一个失败者。现在，译者把上面的英文词组译成“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认为作者并不完全在贬抑的含义上使用“Frustrated”这个词。我也注意到，作者在书中确是多次说到孙中山要革命，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因客观条件所限和他本身的某些失误，才屡受挫折。本书叙述了孙中山在挫折面前决不低头、勇往直前、千方百计继续奋斗的过程，作者称孙中山是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家的爱国者。也许作者对孙中山未必有一个褒贬的先入之见，但他客观地、详尽地论述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奋斗历程，对于孙中山的朴素、廉洁、坚忍的品格的肯定，这就使读者不会感到孙中山是个受贬抑的历史人物。
韦慕庭教授批评了他所认为的“神化”孙中山的倾向(这种批评不无一定道理)，他对孙中山在领袖才能及政治家判断力等方面的缺陷是直言无隐的。孙中山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毋庸讳言有不少缺点，本书确实可以丰富我们对孙中山的认识。但我们必须看到，韦慕庭教授所引用的外文资料虽多数很有价值，但也有不实之辞。有些作者对孙中山怀有偏见，他们不理解孙中山与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本书作者也说过:“在中国，了解孙中山的大多数外国人，并不了解孙中山对于人民的吸引力。”应该说，这些外国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孙中山也未必有真正的了解。例如，一些外国资料以讥讽的口气谈及孙中山对个人名位的态度，这是不大合乎事实的。孙中山为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他的一生看，很难说他对权位有什么迷恋或追求。依据带有偏见的史料而作出的评论，有时就难免出现一些偏差了。
本书用了主要的篇幅论述孙中山与外国、特别是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作者引用的资料很丰富，论证本身也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必须指出，本书把孙中山与苏维埃俄国联合的关系归结为相互利用，是令人难于苟同的。如果全面考察中、苏及其他国家目前已披露的资料，全面考察孙中山晚年、特别是陈炯明叛变以后的言行，必须承认，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主要基础是革命目标的一致性。他向苏俄学习的态度是真诚的，联俄乃是他对外政策的主导面。孙中山在确定联俄政策后，继续致力于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如1923年与港英政府，1924年与美、日政府)建立或改善关系。本书在这些方面的详细而具体的论述，是作者对孙中山研究的一个贡献。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活动，确有进一步全面研究的必要。但孙中山这个时期与帝国主义各国的周旋，较之他联俄的根本大计，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相提并论的。
我对本书的若干论点虽有不同意见，提出和作者商榷，但却很难否认本书是一部谨严的学术著作。中华民族对孙中山这位“以其毕生精力献身于自己祖国的、不屈不挠的理想主义者的崇高敬意的感情”，韦慕庭教授是了解的。特别是，他写作本书的态度是认真的，对每一件事，都力求用各种来源的资料去说明，对引用的资料也尽量加以考订，正因为如此，总的说来本书对孙中山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可以预期，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重视。译者杨慎之同志，以前曾将美国学者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与周锡瑞(Joseph.W.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译成中文。他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有心人，又是翻译高手，这在学术界早有定评，在此无须赘言。我要向读者补充说明的是，为了本书中译本能在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和读者见面，杨慎之同志奋战了三百多个艰辛的昼夜，译稿甫竣，他就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对译者这种精神，我不能不表示衷心的钦佩。
陈锡祺
1986年5月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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