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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的喻宜萱是中国最早一批出国学习音乐的歌唱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歌坛，她与周小燕、黄友葵、郎毓秀并称为女高音“四大名旦”。她还是现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之一，把西方
音乐理论体系和美声唱法带到中国，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中国的美声唱法演员们几乎都与她有直接间接的师承关系。日前，这位女高音歌唱家做客央视《音乐人生》栏目，讲述了她的歌唱生涯。
最遗憾失去好嗓音
从海外学成归国后，喻宜萱觉得自己虽然是学西洋唱法的，但作为中国人更应该会唱中国歌曲，“我到成都后，只要碰到抗日歌曲就马上学。当时就学会了《嘉陵江上》、《思乡曲》等歌曲，在成都还举办了几次独唱音乐会。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武汉，从那时起，萌发了在中国普及音乐的想法。”
当时，中国的音乐教育非常落后，喻宜萱说:“我在美国参观了一些中学、小学和幼儿园，那里的音乐老师水平很高，很多中学都组建了乐队和合唱队，幼儿园就有钢琴老师。和他们一比，我们差得太远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也是综合国力的一种表现，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尽一点微薄之力，于是开始尽力去演出，只要有观众愿意听，我就愿意唱，希望他们能多接触一些歌曲，能爱上音乐。为此我辞去了教师的职务，专门去演出了几年，不但去了南方很多地方，还去了西北的兰州和新疆。我的演出大部分是免费的，只有小部分是卖票的。有时垫不起路费和场租费，就卖一场音乐会的票子，用这些收入开其他的音乐会。我热爱声乐，声乐好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记得刚从美国回来时，我常常在半夜里没人的时候，站在船尾上独自对着大海唱歌，这能舒缓心灵。后来我没有这个好嗓音了，就不能唱了，为此难受得不知哭了多少次，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最提倡唱民歌
虽然在国外学的是美声唱法，喻宜萱回国后一直有意识地找一些中国歌曲来唱:“我特别提倡唱中国歌曲，更提倡唱民歌。作为一个专业的歌唱家，无论你是唱美声，还是其他方法的，都要把自己国家的歌唱好，努力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内普及音乐，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我认为人们听了民歌后马上就能学会。”
有人曾对喻宜萱的民歌唱法提出质疑，对此她表示:“学艺术的人胸怀应该宽阔一点，这样才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唱法。我唱的民歌不是原汁原味的，但这种方法也应该是允许的有些人可能不赞成，但他们应该宽容一点。如果好民歌一定要唱得像本民族的人唱的一样，那就很难传遍全国。所以美声唱法只要能把字咬清楚，把感情传达出来，把美丽的旋律表现出来，就能被接受。如果一定要照着本民族的语言来唱，那谁还能唱啊。”
50多年后，喻宜萱当年唱的《康定情歌》(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在中国家喻户晓，而更多的年轻人也投入到音乐事业之中。有人称赞喻宜萱是民族音乐的“拓荒者”，但她却连连摆手:“这个我不敢说，如果我不拓荒，别人也会拓荒，我无非是早生了几年。生这么早并不是件什么好事，抢了个头做了个‘老大姐’。我觉得很遗憾，如果能晚生一点，就能在新时代生活得更长一些，这样我就能多做一点事。现在我们的音乐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人才还是创作理论都和我那个时代大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还要继续努力。”
最难忘在山沟演唱
在国外时，喻宜萱大都在音乐厅这样的艺术殿堂演出，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这样的场馆很少。回国后，她曾在上海兰心戏院演出过，也去过南京的一些大学和中学礼堂，但是也有“野外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她还现学了很多新的曲子，到工地、工厂、兵营去演出。此外，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团。
谈到演出经历，喻宜萱说:“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演出，演出的场次早就数不清了，但是我终生难忘的几场演出，都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野外演唱。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张治中将军邀请我去兰州的一个山沟里演唱。那是1948年，我们在兰州开了两场卖票的音乐会，受欢迎程度出乎我的意料。观众们希望能多演几场，我就在兰州大学为学生们又免费演了一场。后来，观众还希望能再加一场，我说你们愿意听，我就愿意唱。在兰州近郊的五泉山有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我们就在那里开了几场露天音乐会。那时围着山修筑出来的梯形坐席，一直到了山顶。音乐会定在8点开始，很多市民带着干粮，早早地去占座位，到了演出时已经坐得满满的。一眼望去，真是漫山遍野都是人，有的观众因为没有座位甚至爬到了树上。当时我全部唱的中国歌曲，包括《我站在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虹彩妹妹》等。”
在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时候，喻宜萱和梅兰芳被分在一个团，贺龙是他们的总团长。喻宜萱说:“当时志愿军战士很辛苦，他们每次来听音乐会，连米油盐锅都要带着，听到命令就得赶快去作战。我们是11月去的，朝鲜的天气和东北差不多，志愿军战士都是席地而坐。当时看到志愿军艰苦的条件，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觉得做这么一点事太少了，所以就格外地卖力气去工作，想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才对得起这些人。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也挺冷的，小提琴手拉几下手就僵了，我上去唱时，一刮风，声音就发不出来了。但是我总是竭尽全力，让志愿军战士能听得见歌声，让他们能喜欢上这些歌。”
最喜欢教学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音乐学院，而喻宜萱是该院第一任声乐系主任。回忆当年的教学生活，喻宜萱说:“那时的校舍设施很简陋，学校把好的钢琴都给了钢琴系，次的才给了声乐系，虽然能弹响，但声音都不准。我们在很小的房子间里上课，没有伴奏，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我在音乐学院并不是纯粹地教书，因为当了系主任，还要把整个系的制度建立起来。我和教研室负责人一起制定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考试制度、课程设施，建立起了教师队伍，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在副院长、系主任、教授、歌唱家这几个角色之间，喻宜萱最喜欢的还是教学:“因为那时候演出太麻烦了，老是找不到设备。教学和演出是两门不同的专业，但它又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名声乐教师必须有实践经验，我们培养的基本上是独唱演员，因为歌剧演员都要登台表演，一点经验都没有怎么教学生上台呢。但是会唱歌的不一定会教学，唱歌就光演你的节目，但是教学要考虑多种因素。我们教学的特点是一对一，不是一班一班地上课，你有多少学生就有多少不同的教学对象--有的是女高音，有的是男高音，有的是男低音，有的是女中音，每个人的声音不同，每个人的文化基础不同，每个人的天分也不同。我只教了几个学生就忙得不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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