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妈妈:摇篮边的守护者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1日16:25 新世纪周刊

一位传奇女性、一段难忘岁月、一个中国早期幼教的初始记忆

有关洛杉矶托儿所的人物记忆，不能不提的是被孩子们亲切唤作“丑妈妈”的所长丑子冈。

托儿所的孩子们接来送往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当年苦境中受命担当所长的丑妈妈。

从洛杉矶托儿所的前身中央托儿所的初创到1949年进入北京，丑子冈一直生活在这个托儿所，直到1963年3月离世。

在现在仍可寻找的资料记载中可以看到，25岁成了革命烈士家属继而守寡一生的这位杰出女性，在延安的早期幼儿教育中凭借自己刚烈的意志与性格，为那个动乱年代的孩子们开辟了一片童年的乐土，她的柔情与爱都成为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后代们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

银筷子背后的爱心

在如今的总政幼儿园展览室里，除去当年见证中国幼教事业早期艰难历程的一架美国磅秤外，一双并不鲜亮的银筷子因为没有磅秤那样的“个头儿”而易被忽略。事实上，这样一双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银筷子背后却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它与那场长达三年的大迁移有关，就是这样一双曾经是镯子的筷子在1946年的大转移中保护了孩子们的一路平安。

大转移时，为防止敌人在食物中下毒，丑子冈将女儿丑松亮手腕上的一对银镯子打制成了一双银筷子，以检验孩子们的饮食。这对镯子曾是丑妈妈的嫁妆，从女儿手上取下它时，丑妈妈曾经允诺进京后买一对更漂亮的补给女儿，可直到丑子冈去世，这对镯子也没补上。

这样一段故事被传作佳话，在今天总政幼儿园孩子们好奇的眼中，这双筷子静静躺在展览室的橱窗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名堂。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颗聪慧与挚爱之心，才让马背上的孩子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得已平安。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

当年的一位保育员严明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写下了自己对丑子冈最初的印象: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和几位姐妹同时被分配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她，她中等身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戴一顶灰色的军帽，剪齐耳短发，就如人们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女八路一样。她的容貌并不好看，特别是那双小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眨巴眨巴的，撅着个嘴，讲一口湖南话。她每天都会到班上看孩子们的情况，如果发现哪个孩子精神不振，就让保育员立即领到医务室检查一下，经常教育我们不能打骂和体罚孩子，孩子们一见丑所长，就喊丑妈妈，扑向她的怀抱。

让严明难忘的还有一件事:那是1946年底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时，我们准备撤出延安，丑子冈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们保育员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还给我们做示范动作，如果飞机俯冲扫射时该怎样保护孩子。有一次驮两个孩子的马踩滑了石头，眼看着连马带孩子一起翻滚到山下去，这时有人急得大喊“孩子”，只见丑所长和另一位所长一个箭步扑上去，两人拼命向后拉驮床上的梁架。这时马拖着她俩一起滑到山底下，结果由于她俩给了向下滑的马一个作用力，没有翻滚，驮床始终没有脱出马背，孩子也没有掉出来，孩子的生命保住了。“当年撤离延安，走了一年零四个月，途径十八个县，行程一千多里路，90个孩子安全保住。现在一千多里路简直不值得一提，可那时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敌人追尾，翻山越岭地带着一批孩子可真不容易。”

现居长春86岁高龄的周桂枝是而今为数不多仍健在的当年的保育员之一。每次来北京，这位几十年来一直怀念老所长的老人几乎每次都要看望丑子冈的子女。这位当年洛杉矶托儿所的模范保姆回忆，自从当了中央托儿所所长之后，丑子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黑夜都要为孩子们操心。别的还好说，她就怕孩子们生病，一生病，她就心急火燎，因为当时延安缺药。让她最难忘的是1947年

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前，丑子冈带领大家东渡黄河的事。“她时而在前面探路，时而在后边收尾，跑前跑后，指挥队伍行进。她每天和大家一起照看孩子，每到一处，就先安排好孩子的吃住，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到各班检查。她三岁的小女儿(丑松亮)也在托儿所，她从不多照看一眼。由于过度的劳累，丑子冈又黑又瘦。”

没人不知道丑子冈

对于延安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来说，43年前病逝的老所长恐怕一辈子也追忆不完，“因为延安的故事太多”。而今重提，老人们感慨的是她命运的多舛。丑子冈的丈夫余家永是位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却不幸在丑子冈分娩第二胎的前三天时就义于南昌顺化门外。丑子冈25岁开始守寡，58岁去世，一辈子都是为了延安的孩子们。在女作家王颖的相关采访中就这样写到: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丑子冈这三个字，从战火硝烟中出生的孩子们又有哪个能忘记他们的丑妈妈 ?

……

半个多世纪过去，拂去历史浮尘，当年咿呀学语的孩子早已成人，在各个领域担当着重要领导职务，当年那所名闻海内外的洛杉矶托儿所已旧貌换新颜。生活周而复始，但关于那个遥远年代的记忆却不曾褪色。

亲历者口述

李铁映:70岁，1936年生于长沙，原名罗小金，第一批入托孩子之一，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我生平第一个记忆就是在这快乐的幼儿园里。我已记不清我是哪年到的托儿所。离开托儿所是在1943年，可推想我算是最初的一批受托的儿童了。在托儿所愉快幸福的童年，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了甜蜜而难忘的印象。托儿所是设在山坡上劈出来的一块平地上，周围还有低矮的木栅栏，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常常背着阿姨们把栅栏作为玩闹的对象，翻来翻去，园内没有滑梯，那也是让我时常留恋的地方。在那艰苦的抗日年代，爸妈不能时常来看我，更不能给我带来糖果，但我没有哭，反而更加热爱这个可爱的儿童世界，我记得，我们对阿姨总是很听从的，而且有着深切的爱。

(选自1960年4月李铁映写给丑子冈的信)

伍家林:63岁，1943年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的窑洞里，现居重庆

在上世纪40年代早中期，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看过我们，有一次好像他们陪着一个老奶奶来看我们，还有一些外国人。各班的小朋友们都站成两列横队欢迎。我是自己班歌唱的指挥，站在队伍最前面，我记得唱的是《东方红》，一行大人就从我背后走过去。随后走来的一个外国人，好像是记者，蹲下来给我看他的手表，问我好看不好看，我说好看。他又问那想要吗?他愿意送给我。我赶快离开他，并说:我不要，我长大了公家会给我发的。他又问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 长大了当人民的勤务员。”这件事令外国人惊叹不已。后来还多次听大人们谈起，印象就很深。是的，这就是延安的孩子，个个都有这么一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