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与苏轼的友情
2016-09-09 14:48 来源: 东北新闻网 作者: 分享
苏轼
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苏轼《次荆公韵》诗意图
游山
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中期负有盛名的文学大家，后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王安石变法的特殊背景下，二人的关系亦敌亦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他们的友情最终经受住了考验，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二人初识于王安石变法前七年的嘉五年(1060)。那时，年已40岁的王安石回京都任职刚两年，小他16岁的苏轼中进士第，被授河南府昌县主簿，后改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按例由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为他起草任命制词，“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如此高的评价，说明一开始王安石对苏轼的才华便有所赏识。之前，王安石中进士后,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17年之久，时已名满天下，苏轼对王安石自然是钦慕已久。两人自此结识，有了交往。
九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二月，护父丧返川三年刚刚回朝的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也正是在此月，协助神宗皇帝变法的王安石升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所议行新法得以实施。由于新法触动了豪强、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中很多守旧派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这样，在那场陡然掀起的政治风浪中，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站在变法派一边支持变法，要么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变法。苏轼最初本是倡导变革的，但当王安石真正开始主持变法时，从儒家思想和中等地主阶层立场出发，加上长期的闭门读书生活，使其对当时豪强兼并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天下大势看得不甚清楚，他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他先申递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新法中对科举制度的改革，甚至在朝堂上与王安石激烈辩论;外任开封府推官后，又进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论朝政得失，强调用人而忽视变更法制。
文坛领袖此举，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也令王安石难堪。才华横溢却耿直率真的苏轼，一入仕便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咋想咋说。基于对苏轼的了解，大家风范的王安石对苏轼此番不俯仰当局，大胆直谏的精神从内心里倒有几分欣赏。
政见分歧大，是因为所持变革主张与具体措施不同，苏轼主张的是偃旗息鼓的渐变，而王安石实行的是大张旗鼓的骤变。但他们自身都是操守严明的正人君子:忠君爱国，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目的明确，强盛国力，改变积贫积弱之现状。这正是二人友情后来得以延续加深的政治层面原因。
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彭城调任湖州知州，因为对新法不满，给神宗的谢表中以自嘲口吻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说皇上让我外放作地方官，正好我也不愿意与朝中那些无事生非的“新进”们为伍。本是发点小牢骚，却被变法派御史李定等人夸大其词，纷纷上书弹劾，指责苏轼包藏祸心，诽谤朝廷，并列举出苏轼诗文中反对变法的所谓例证，神宗只好下令，到湖州拘捕苏轼，收入京城狱中，立案待审，此即“乌台诗案”。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其中，一些为苏轼讲话的大臣都遭到了贬官外放。如何处置苏轼，皇帝仍在犹豫中，坊间却传言苏轼不日将判斩。已遭罢相身处金陵的王安石，听闻苏轼的凶险情况，不问政事已久的他立即铺纸提笔，写下退隐三年来的第一份奏表，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王安石是神宗器重之人，说话自然有分量。另外，王安石公而忘私的人格力量也为神宗所信服:三年前，其弟王安国遭人诬陷而放归江宁，尚在丞相任上的王安石不曾为其上表求情;两年前，其子王被人诽谤以“弄权混蒙”之名获罪，王安石也不曾为其上表求情。而当下，面对讥讽自己亲自主持的新法的苏轼，王安石在奏表中却竭力为之辩解，而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更是彻底打动了皇帝。神宗才下定决心不杀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王安石之胸怀气度的确让人敬佩。其实，在对待变法问题上，苏轼之父苏洵及弟苏辙也均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苏洵在京师与王安石常发生矛盾，据说苏洵所作《辨奸论》一文就是影射王安石的;苏辙在三司条例司与王安石“议事每不合”，曾进《上皇帝书》，率先表明了质疑新法的态度。苏氏一门三大才子都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为此，王安石也曾愤怒过，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抛去私念，不计前嫌，挺身而出，冒险求情，救苏轼于水火，为国家保留人才。此乃壮举!显示了一个正直士大夫的侠肝义胆，一个真君子的气节与境界。王安石对苏轼可谓有救命之恩，也为中国文学做了贡献。试想，如果苏轼被杀，哪里会有之后黄州五年间其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巅峰之作的问世呢?
此亦说明，二人的友情并没有因变法产生的分歧而破裂，他们仍是知心、互敬的同道。
如此相救，令苏轼感激涕零，他将此等恩情深铭于心。在黄州度过艰辛的五年后，苏轼平调为汝州团练副使。本来，从黄州赴汝州的近便路线应是西北向行，但苏轼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再拐进运河，转道淮河、汴水，再去汝州。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原来就是为了绕到金陵，专程去看望王安石。此时，在他的心中，早已抛弃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给他的仕途带来坎坷的怨怼，满怀的都是感激之情。那时，已闲居八年的王安石正病卧于半山草堂中。一个月前，听闻苏轼要来看望，他那颗长期孤寂苦闷之心骤然泛活起来，满怀期待。那天，听说苏轼即将到达，他即刻从床上爬起，披了件粗布家居衣服，骑上毛驴，向长江渡口奔去。见面一看，苏轼也衣着平常，没穿戴官袍官帽。苏轼说，我今天是身着野服来见大丞相呀!王安石忙说，礼仪哪里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呢?二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一时间，因变法导致的那些政见隔阂、个人恩怨，都随着爽朗的笑声飘散了。同等光明磊落的性格，同样坚定正直的操守，如今又同处贬谪之境的王安石与苏轼，携手回归到了生活中的人性层面。他们更能理解对方的心境，钦佩各自的人品，相聚数日里，一对互相推重的老友游览山水，把酒临风，论文唱和，又“时诵诗说佛也”。无拘无束，不亦乐乎!呈现出一派文豪大家间才能生发出来的坦荡荡意绵绵的融洽氛围。
这是一次空前的会晤，也是一次绝后的会晤，因为二年后，王安石便病逝了。
其实，在文采方面，王安石与苏轼早就互相钦慕，惺惺相惜。这也是二人友情后来得以恢复，发展的文化层面原因。宋以降，很多文本都记载了他们交往、交流的奇闻轶事。
苏轼早已叹服王安石的博识，也非常钦慕王安石的文采。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了两则故事。一则讲的是，苏轼在《雪后北台书壁》诗中有“冻合玉楼寒起栗，光摇银海眩生花”咏雪诗句，其中“玉楼”、“银海”是佛家用语，人多不知其出处，并提出质疑。传说，王安石看后即指明，道家称人的肩膀为玉楼，称人的眼睛为银海。同时，批评苏轼把冷词僻典放进诗中去故弄玄虚，让人难懂。王安石一番中肯的言语，令苏轼服膺，之后他作诗行文就很少犯晦涩之病。另一则说的是，一次，苏轼读到王安石新作中“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骚句后大为赞叹，连称今日所见为千余年所没有的离骚佳句。
宋代杨的《古今词话》里也有一则是苏轼赞叹王安石的轶事。当时，一些著名词人以金陵怀古为题所作《桂枝香》词有30多首，时人公认王安石所作最好。“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王安石词的上阕写晚秋登高所见风景，下阕转入怀古之思，“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把壮丽的景色与深沉的历史完美融合，艺术表现上“一洗五代旧习”;汲取六朝历史教训，透露出忧患意识与变革思想。之后两年，王安石即入朝为相。苏轼读此词后亦感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
王安石亦特别欣赏苏轼的才学。曾有人将苏轼《表忠观碑》送给王安石看，看着，随口说了一句“这是什么话呢?”一客以为王不喜苏的文章，便加以诋毁。王安石不予理睬，又再三细读玩味，突然转而大声赞叹，令那客惭愧不已。一次，王安石问众门生如何解释“动静”二字，回答得都很长，王均不满意。恰巧苏轼到来，王安石以此问之。苏轼答道:“精出于动，守神为静，动静即精神也。”王对此精要回答不禁连连称好。(宋代吴炯《五总志》)
诗文互相欣赏的苏轼与王安石心中不存芥蒂，敢于质疑，互相欣赏、启发，补充、修改，共同提高。清代潘永因《宋稗类钞》中记载，王安石住钟山时，有人从黄州带来苏轼新作《成都胜相院经藏记》，王阅后，改动一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王安石的炼字功夫，《泊船瓜洲》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句中的一个“绿”字，即是他第五次斟酌更换的结果。苏轼自然很服气，认为改得甚好。
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载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指苏轼)之轶闻，苏轼曾认为王安石“吹落黄花满地金”诗句的描摹不准确，认为菊花即使枯干也不会落瓣，便依照原诗韵脚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句予以批评。但他到黄州后眼见菊花之瓣从枝头飘落，始信王之诗句一点不错。此为一难。王安石有痰火症之痼疾，宫中太医给开了个方子，用长江三峡中峡瞿塘峡之水冲泡荆西阳慕茶，可治愈。王安石听说苏轼将回梅州老家，正好行经三峡，便托他路过瞿塘峡时取一罐水来。但苏轼因迷恋风景而错过了机会，只好取下峡之水带回来，结果被王安石一下子就品辨出来，苏轼只得谢罪，同时请求指点。王安石告诉他，上峡水流太急，下峡水流太缓，唯中峡之水缓急相当;泡上茶以后，味道浓淡不同，唯中峡适中。此为二难。王安石与苏轼共坐时，曾连出三个构思极巧的对子请苏轼接对，苏轼竟一时无言以对。此为三难。
而苏轼也令王安石为难过。据宋朱弁《曲洧旧闻》载，两人共游蒋山到佛寺喝茶，苏知道王善于集他人诗句成诗，甚而能作长达几十联的集句诗，便提议以砚为题作集句诗，并先说一句“巧匠斫山骨”，这回，竟是王安石无句可续联，只得怅然离去。
其实，二人间的拷难，也是一种思想交流与文字切磋。彼此了解愈多，相知愈深，结果愈相得益彰。而金陵之会更是面对面、心贴心，坦诚以待、互有所获的宝贵时光。苏轼在江宁盘桓月余间，曾作《同王胜之游蒋山》诗，王安石读到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一句，几日欣赏玩味，然后感叹道:“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进而又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在他随后次其韵所作《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诗中，以“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句，再次对苏轼加以赞扬。而苏轼读到王安石《南乡子》一词中“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句，也能深切体味王借抒发昔盛今衰之感，把对现实不满寄予其中的独步“高古”心境。
至此，十余年来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更为了解了王安石的心志。他们都已疲倦于官场政治，对许多民生时弊的看法也更趋向一致，心中达成了更深的默契。至此，苏轼那一颗饱受纷扰之心亦终于尘埃落定。
老病交加的王安石对苏轼充满了依恋。《宋诗话辑·潘子珍诗话》中记下了二人临别时的感人一幕。王安石邀约苏轼来金陵置屋求田，与之比邻。这是经历了仕途大起大落后的王安石，以肺腑之言向苏轼发出的诚挚之请。苏轼正不情愿去汝州，对王安石也难离难舍，听到此言，便有些心动，但年纪尚轻的他终归还得启程。他在留给王安石的《次荆公韵》诗中，表达了一脉相亲相近难离难舍之情，“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我早就应该像你一样，在十年前抽身隐退啦!这是经历了仕途坎坷磨难的苏轼对王安石的由衷的回应与表达。一对相识较早，相知恨晚的好友间的心灵呼应是何等的真挚动人啊!
两人的金陵相会，展现了真正君子之风范，更密切了朋友之亲情。刚刚分离，他们便互通书信以寄思念之情。行至仪真的苏轼写信给王安石，言“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说:分手之后，“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当然，苏轼迁金陵与王安石比邻而居之事，虽之后在信中仍有提及，但最终并未实现，因为分别后，他便调动频繁，忙于赶赴常州、登州任。但此次欢聚，使二人登上了友情的高峰，互相留下无比美好的记忆。苏轼日后在《与腾达道书》信中还念念不忘那次金陵之行，写出“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的欢欣话语。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临朝听政，保守派得势，各项新法开始被逐一颠覆，是为“元更化”。苏轼在元初期即被调回京都升任中书舍人，三品官位，有职有权，登上了事业之巅。一年后，受到神宗病逝和新法尽废双重致命打击的王安石黯然离世，保守派代表人物当朝宰相司马光却建议朝廷对其厚礼相加，因而朝廷追赠王安石一品太傅称号。此时，无论从公从私，诰命文本都轮到苏轼掌笔起草。在《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苏轼从经学才识，道德文章尤其在学术上敢于破旧立新等方面充分肯定了王安石，认为王乃“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信任之笃，古今所无”;“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在新皇幼小保守派独揽朝政的特殊时期，这篇朝廷文本对王安石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并能让执不同政见者均可接受，足可见苏轼的思辨与行文能力，也可见王安石道德与文章的无懈可击。
25年前，王安石为初出茅庐的苏轼作制词，大力推介一个新人;25年后，苏轼为王安石盖棺定论作制词，公正评述一位老臣。让王安石发现苏轼于初起，让苏轼回报王安石于终结。此一轮因果回应，不是巧合，而是宿命!此一番旷世情缘，不是巧遇，而是天意!
其实，是多年的地方官经历，让苏轼看清了社会现实和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法之成效，对王安石更增加了几分理解与敬佩。王安石去世后三个月，苏轼见到王题于墙壁的一首诗。睹诗怀人，不禁黯然神伤，遂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指王安石)旧诗偶次其韵二首》诗吊怀好友，“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后期，苏轼对于变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自己改革之初的过激作法进行了反省，觉得当时所持观点存有诸多疏漏。因而，当一意孤行的司马光欲将王安石“熙宁之法”悉数废除时，苏轼拍案而起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法亦有可取之处，应“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对其中经过实践检验已给百姓带来好处的法条应继续施行，并对保守派执政以来暴露出的腐败现象予以了抨击。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有了根本性改变，却能说明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
不久，当一向喜欢苏轼的高太后去世，而与其父一样力主改革的哲宗亲政后，旧党不容、新党不喜的苏东坡，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新一轮的愈来愈远的贬谪。
苏轼与王安石这对老友，在变法政见上一度是敌对的，但在作人为文方面却始终是互相欣赏的。说到底，是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盖世的才华，真挚的情感，使二者相互吸引，达到了深层次的心灵融合。正基于此，二人才以赤诚相助的大家情怀与相映生辉的大师文采共同构筑起了一道奇特的友情风景线，令无数后来者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