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外文化撞击的空间:《少女小渔》 严歌苓在移居美国后的第三年即1992 年，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 的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5].这部作品笔墨 集中地刻画出了中外文化撞击的特殊情境，它的故事情节紧紧围绕 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 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 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 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 小说最基本的事件是中国姑娘小渔在男友江伟的安排下，与一个贫穷的洋老 头假结婚，以金钱作为代价来换取她的合法身份。这个行为本身无疑是非常龌龊 的，而且带有极大的屈辱性，不仅小渔内心感到委屈，就是那洋老头也为她怜惜: “似乎看谁毁了小渔这么个清清洁洁的少女，他觉得罪过。”尽管作品在对江伟 的性格塑造上始终着意强调了一种实利主义的倾向，但当小渔的婚礼确实举行过 后，他的心理刻画中被特别突现出的仍是一种受到伤害的痛感。他是那样不快活， 甚至小渔感到他整个人都变了，无论她怎样对他温存体贴，“江伟与她从此有了 那么点生分;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 所以会觉得龌龊和屈辱，当然还是因为这 行为将海外中国人的弱势文化处境暴露无余，并且由于这情境内的要求，还不得 不主动咽下这龌龊，压下心头的怨气而不能发泄。事实上，就小说中江伟的行为 表现而言，弱势文化处境还更多地带来心理上的扭曲，他只能从所面对的强势文 化中接受那些丑陋的影响，他愈加趋向于物质利益至上和自私专横的性格，只想 着用更龌龊的行为来应付龌龊的处境，以至他一面忍受着屈辱，一面又不断地陷 入到更大的屈辱中。 但是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同样是处在弱势文化位置上的少女小渔，却明显 趋向于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江伟的对应方式。她显然是作家衷爱的人物，被塑造成 那种非常善良、纯真的姑娘，她似乎总是考虑别人比自己多，她会因为同情一个 快死的病人而把童贞给了他，当与洋老头举行婚礼后，她又因为江伟的冲天怨气 而硬压下自己心里真正的委屈，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 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当被置于那种龌龊的假结婚的处境中时，本应是受 伤害最多的小渔却最少体现出屈辱的感受，反倒由对那洋老头善意的同情而展现 出人性的美好光辉。她以真心向善的心情看待洋老头及其情妇瑞塔的生活，即便 是他们那种“一塌糊涂的幸福”也能给予她很深的感动，她会毫不顾忌洋老头人 格上的“堕落”，以“真实生命和青春”的面目来与他认真相处，或用瑞塔的话 来说，小渔与洋老头过的是人与人的生活，是小渔那真诚的关心使老头由“畜生” 变回成了人。正是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染下，洋老头逐渐除去了气质里的龌龊邋 遢，日益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 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情节后来的发展是小渔在对待老头的态度上不肯顺 从江伟，后者看重的只是在金钱上斤斤计较，以及提防她对洋老头会有越出物质 关系的情感流露，两人终于为此而争吵，小渔尽管还是要回到江伟身边，却仍然 尽了最大努力来照顾被瑞塔抛弃，随后又中风的洋老头。小说结尾处写到小渔在 离开时的心情:“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 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 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最后小渔与洋老头告别的场面表明他们的 内心达到了真正的沟通，两个人彼此间建立了极其自然而率真的美好情感。 可以说，正是小渔性格中那种善良纯真的品性涤净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 与屈辱，正因为她处处都顺应和保持着自己本心的做人尺度，并不特意向强势文 化的压力轻易低头，反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克服了强弱两种文化冲突给她带来的卑 微感受，使她在这种畸形的境遇中得以做到不为所乱，并由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 示出一种令人爱慕的人性之美。由此来总结《少女小渔》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伦 理价值倾向，最感人的一点无疑还是那种超越于东西方文化及道德差异之上的、 向善向美的朴素情感，作者渴望以此来表明的，大约也就是这种情感在中西文化 撞击中的难得与可贵，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而不是江 伟所不得不认同的那种实利主义的处世方式)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 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