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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政委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中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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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介甫(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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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立金被捕后，直接被押往秦城监狱。高高的围墙，粗大的铁丝网，把他和外边的世界隔离开来。他的生活待遇是:一日两餐，上午稀饭，下午窝窝头，上顿不吃，下顿热热又送了回来，每顿饭后，用塑料碗给一碗热开水;每天一份《北京日报》，这是他了解铁窗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然而，林彪、江青和叶群一伙对他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12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在林彪、江青和叶群的授意下，通过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等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的刑讯逼供，一手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该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余立金等十几个人是该党的“委员”。由此，余立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押解出去，挨批挨斗。虽然他的牙齿脱落了，身体消瘦了，但他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他要顽强地活下去，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冤死，相信党中央会查明真相、妥善处理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及其死党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此后，全党开展了揭发和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余立金发现《北京日报》上涉及林彪时，常用的一些提法不见了，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等待着时局进一步的发展。
1972年4月16日，被下放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改造的余立金次子余小敏，在中南海西华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转交给周恩来一封信，提出探望父母的要求，周恩来马上批复同意。
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被捕”后，几经辗转，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政治犯们都是单人一室，室内仅一张20公分高的木床，别无他物。“放风”时，也要等前一个回去，下一个才被允许出来。以至于陆力行和余立金同在一个狱中多年，却互不知晓。当工作人员通知陆力行，周恩来已批复其子女可以探望父母时，陆力行擦去一把苦涩的泪水，说:“让孩子们看到他爸爸后，再来看我吧。”
4月底，余小敏兄妹4人被带到秦城监狱。见到余立金时，4兄妹竟然不能认出这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父亲。余立金一头雪白的寸发，身着一件不合体的黑色对襟棉袄，明显苍老了。余立金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便一把把他们揽进怀里。当孩子们告诉他，母亲也被关在秦城监狱时，余立金不禁潸然泪下。这以后，余立金和陆力行的伙食虽然改善了，但监狱对他们的看管并没有丝毫松动，更不用说出狱获得自由了。
1973年4月下旬，余立金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浑身无力，经诊断是患了肝炎。后来，他被送到北医六院治疗。3个月后，又被送回了秦城监狱。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974年7月30日，监狱通知余立金出狱，随后，一辆空军牌号的轿车将他接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住下。下午，陆力行也被放了出来，这对苦难的战友和夫妻，在度过漫长的6年4个月零8天的狱中生活后，在招待所团聚了。余立金拉着妻子的双手说:“没想到你也被抓起来了……”
当天晚上，空军后勤部派人送来一套军装和一件衬衣。余立金看着久别了的红领章和红帽徽，心头顿时涌过一股热流。
8月1日，余立金出席了中央军委举行的“八一”招待会。在会上，他见到了杨成武，两个人悲喜交加，互致问候。周恩来走过来对他们说:“没有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接着，周恩来把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的“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的话转述他们。余立金长吁一口气，这是6年多来第一次听到的中央关于这一冤案的正式态度。
在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上，叶剑英走到余立金跟前，安慰过后谈了对他的工作安排，并征求他的意见。余立金马上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2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余立金为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中国民航总局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技术力量、职工素质、规章制度和服务水平都遭到严重影响。余立金到职后，在局党委会议上，详细分析了民航总局的形势，确定了近期以整顿作风纪律、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为工作的目标。余立金说:“作风纪律和业务技术，是民航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的大事，是局党委确定的近期必须抓紧的工作内容，各省局领导必须认清形势，明确责任，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1975年1月13日，余立金作为民航总局推选的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重申的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他受到极大鼓舞。会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全面整顿。余立金从中看到了希望。
8月3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空军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通知》，任命马宁为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余立金为第二政治委员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余立金一方面参与空军的重要决策，另一方面还要主持民航总局的工作，工作虽紧张、劳累，但心情异常舒畅。9月份，他开始感到有些胸闷、气短，保健医生要他去空军总医院检查，但他觉得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被耽误了许多，不该再为身体上的小毛病耽误工作时间，一直没在意，只吃了些消炎、顺气的药片就过去了。不料，在1977年初，余立金被诊断为肺癌。然而，他在医院仅住了2个月就出院了，他要在家一面工作一面治疗。在住宅里，余立金布置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看文件，听电话，找人谈话。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出席了这次会议。12月20日，他又被选为出席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
1978年初，余立金的病情加重，中央军委免去了他民航总局政治委员的职务。他被送进空军总医院进行治疗。
在余立金住院期间，叶剑英派秘书专程看望，谭震林、陈士榘夫妇以及华东军大、南空、民航、空军的一大批老同志、老战友到医院看望他。每当同志们向他介绍国内、军内大好形势时，他憔悴的面庞上总是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与激动。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病魔，重新为党工作。但不幸的是，癌细胞正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肌体。他忍着病痛，一次次地与曾受自己株连而长期得不到公正待遇的长女余苏宁、次女余慎平和长子余华栋、次子余小敏、三子余奕长谈，要求他们“政治上要坚定，思想上要进步。入了党的要做合格党员，没入党的要争取早日入党，千万不要因为父母一度蒙冤而埋怨党”。
1978年11月中旬，余立金病情急剧恶化，12月2日12时03分，终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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