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张謇与大生企业档案的踪迹

张謇

笔者1990年从大学分配至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工作时，接受的第一个岗位是在档案馆的4楼整理大生档案，档案馆的严玉龙副馆长负责这项工作，当时的嘱咐场面尤历历在目。工作场所大约50平方米，之前的参与者3人，为首的是已离休的副馆长张宗和，还有一男一女两位退休老教师。

对于我这位年轻人的加入，他们表达出高兴之情。整理工作是清寂的，整天没有多少说话声，空气中弥漫着存放已久的纸张特殊的呛人气味，偶或传来老先生研读档案的轻吟。

面对那些历经岁月沧桑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档案，常让我产生历史的穿越感，张謇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事业，除了那些至今依旧发挥作用依旧惠泽大众的产业，除了那些会使后人生出无限感慨的遗迹，所有的跌宕所有的沉浮都浓缩在那近万卷的档案里，就在我的身边。

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触摸这些历史的同时，自然地会去了解档案形成者的背景，以及档案所涉人与事的前因后果。而张謇以及他对南通的贡献，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

张謇，1853年7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一个世代为农民的家庭，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一个身兼多种角色的代表人物。他41岁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张謇对科举致仕的道路厌倦已极，遂转而从事实业与教育，并进而倡导地方自治。

张謇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在通州(南通)创办大生纱厂，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机纺纱。大生纱厂随即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很快在南通形成以棉纺织为主体，包括垦牧、机械、电子、交通等实业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等事业在内的大生企事业集团。

毛泽东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张謇在南通进行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使南通在清末民初很短的时间内，从偏居一隅的落后区域，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模范县，中外人士纷纷前来参观而且好评如潮。

张謇逝世以后，胡适这样评价他:“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近年来学者认为，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大生档案的整理对于一位学识稚嫩的人来说颇具挑战意味，然而也打下了从事档案工作的业务功底与坐冷板凳的毅力。结束整理工作后，又历经了几个岗位的磨练，2006年春天南通市档案局馆设立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处，该处室的一项工作是征集、编研历史档案，而大生档案显然是关注的重点，于是再度结缘大生档案。再次审视大生档案的时候，我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要通过亲历者理清大生档案的来龙去脉。

机会出现在“记忆经典南通”项目启动，走访南通文化老人穆煊时。穆煊提供了他在文革初期写的书面检查，穆煊回忆道:“文革开始，市委派出了工作队，在宣传文化部门开展运动。市文化局和文联的全体人员，集中于濠南别业二楼学习。

9月中旬至10月上旬，进行第二轮检查。即就初步检查中交代的问题，逐个地交代，他们逐个地查问。每次查一个问题，要我只交代事实，不作批判，提出每个问题上，要有时间、地点、具体情节，你是怎样活动，怎样想的……，他们认为弄清楚了一个问题，就要我写这个问题。有时，还就某一问题，要我作补充交代。这样，就形成了‘专题检查’。

当时，我自忖这些都是光明正大的事，丝毫没有隐瞒的必要，既然文革小组有这样的要求，我正好可以把这些史实回忆清楚，写清楚;因此，我尽可能写得详细、具体、准确。当时，事情才过去了几年，容易追忆;如果现在回忆，那就必然要大打折扣了。

落实政策，材料被退还给我后，我一直保存着，并经整理，装订成册。”这些后来捐赠给南通市档案局馆的史料，详细地记录了1960年代初大生档案整理出版以及张謇研究的实际情况，弥足珍贵，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团。

大生档案最初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1950年代末。195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通师专的学生到大生一厂编厂史，开始大量查阅大生一厂的历史档案。1960年南通组织力量开始编写《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和《大生资本集团史》，大生一厂的档案成为写作的依据之一，随着工作的开展，档案的参考与凭证价值凸显出来。

1960年夏季，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到大生一厂，作为一项研究活动，帮助整理大生档案。同时，市公安局为了工作需要，也派人参加了整理。大生一厂即是张謇事业发轫的大生纱厂，“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

通州产棉，农民较多从事纺织副业，自纺自织的土布叫关庄布，除自用外还行销东北。当洋纱倾销到内地以后，由于洋纱匀细、价格低廉，农民纷纷采用，造成洋纱排挤土纱，每年大量白银流出。

张謇认为兴办纱厂，就地收购棉花，生产、销售棉纱，必会张謇历经艰辛，将凑集的资金在通州唐闸兴工建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11日试炉，3月25日试引擎，3月29日试车，到1899年5月23日(阴历四月十四日)，正式开车纺纱，并制订《厂约》。是年九月，纱价跳高，纱厂赚了钱，生产得以维持下去。

开车第二年，得纯利(除官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共得纯利190余万两。由于股东分到优厚的余利，入股者渐多，1901年增加资本8万两。1903年增加股本55万两。全厂共有40800锭，占了当时全国纱锭总数的11。9%。

以后大生纱厂几经变迁，但至今依旧是南通的重要企业。大生纱厂原址现在是江苏大生集团总部所在地，大生纱厂留存的历史建筑、设施仍基本保持着原有的历史面貌和格局，门类较全，主要工业遗址有大生码头牌楼、钟楼、公事厅、专家楼、清花间厂房等。

1960年，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徐新吾，就很重视大生企业的档案，认为内容丰富，而且比较全，这是其它企业(如上海的申新、永安)所不及的。这源于张謇具有很强的档案意识，在其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档案的形成与积累。

张孝若在为其父所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自序”中说:“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业，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张謇发出的所有函电，都会留下底稿，在大生企业的各种规章中都有关于公务文件形成与积累的规定，如大生纱厂的《厂约》就明确:“管理股票、公文、函牍，接应宾客，银钱账目董事之事也”。

穆煊回忆:“一厂的档案，虽经初步整理，却无人管理，又无适宜处所置放，就装在皮箱里堆在地板上，易致霉烂，人家借用也无一定制度。后来又发生了陈某偷窃档案的事件。听说公安局也取了一部分去。

我当时觉得，这批档案应该很好管理。因此曾向洪国辉建议，希望他们辟一个地方专门贮放档案，要有人负责管理，有一定的制度。也曾和穆国纯谈起，她说最好市里把这些档案接收了去，统一保管。

约在1962年3、4月间，我还在南京时，存于一厂的大生档案由市档案馆接收了，据说是用卡车装来的，堆了一间房子。一厂负责此事的，是洪国辉;档案馆负责此事的，是杨桐。”我于2006年的6、7月间分别走访了杨桐和洪国辉，他们的口述与穆煊当年的回忆基本吻合。

洪国辉当年是大生一厂的党办秘书，1961年4月底，他到上海接收了存放在那里的大生沪事务所的档案，并直接运至档案馆。1897年冬，大生纱厂在上海四马路的广丰洋行内附设账房，称“大生上海公所”，1898年迁至小东门，设立独立的“通州大生纱厂沪账房”，1907年更名为“大生沪事务所”。以后大生沪事务所名称与地址有所变化，但就地位和职能而言，始终是大生企业的枢纽和指挥中心。

1913年前，其业务中心是采办物料、购运原棉并承办南通实业各方面的大型建筑包工、盐垦、实业人员来往食宿等。以后范围扩大，如置备布机、厂布开盘、内外销货品的接洽与运输、银根调度，同时兼为张謇私人接洽交往各界人士的联络站。

大生纱厂《银钱总账房章程》规定:“沪账房逐日所来信件，凡与厂事有关者，各处阅后，均应送总账房存查”。“沪账房逐日寄到洋厘报单，进出货处阅后录簿，原单送存总账房备核”。大生沪事务所保存着大量往来信件、会计档案。比如大生沪事务所与各企业间的号讯，是相互交流生产经营情况的函件，各企业的号讯编号发出，大生沪事务所将收到的号讯按单位、时间装订;大生沪事务所发出的号讯均编号留底。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生企业投资面很广，而大生沪事务所往往作为投资方的代表，因此积累了所涉企业的档案，并且比较系统齐全。如淮南盐垦各公司的档案，是研究江苏沿海早期开发乃至中国盐垦史的重要史料。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企业通海垦牧公司的艰辛创业史，也可以探究中国历史上首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是如何演变为次级债的。

时任档案馆长的杨桐则回忆起一段通沪档案界的佳话。1962年5月间，在运回南通的大生沪事务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只中号皮箱，其中存有上海商业联合会的档案，内有蒋介石的亲笔信。上海商业联合会由上海县商会、银行公会等19个商业团体在1927年3月22日联合发起成立，主席团三人为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该会成立动机为“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宣言拥护蒋介石。

1927年11月29日该会解散。这批档案中反映了“四•一二”前后上海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联系和矛盾，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经联系，杨桐坐船去将这部分档案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根据穆煊的回忆，南通档案馆又陆续收集了散存于大生三厂、公安局、财政局、房地产公司以及大生系统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并且征集到张謇的日记和信稿。这基本奠定了目前南通市档案馆所藏大生档案的基础。

1962年9月后，大生档案的收集在市里受到指责:共产党的档案馆怎么保存资产阶级的档案?1963年春，市档案馆以“为了备战清理档案，并需要库房用”为由将大生档案装上船，通过濠河运输，移交给了市图书馆。大生档案在“文化大革命”中由市档案馆收回。

1980年5月19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即开放历史档案。由此，中国档案管理开始了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历程。大生档案的对外开放，引得境内外的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在历史研究、城市建设、编史修志、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2年，“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文献”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张謇家书”和“通海垦牧公司档案”也先后被评为江苏省珍贵档案。南通市档案局馆对大生档案的征集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并将视野扩展到境内外。

2010年在苏远明局馆长和许建华副局馆长的带队下，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有关张謇与大生企业的档案，共复制档案86件，弥补了馆藏的不足。张謇在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中外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与政治活动和工商业活动等紧密结合的。他延聘外国专家学者来华工作或作短期讲授，并且充分利用教会组织在医学和教育方面的专长，作为他在南通地方自治实践的补充。西方人士，特别是美籍人士，对张謇乃至南通有着较为全面的记录，这些文字和图片，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张謇的作为，也探讨了张謇的思想，对进一步研究张謇和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背景，这些史料也有待我们的寻觅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