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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遭受迫害的起因，公开的原因是源于杨成武将军的事件。在高干保健工作中，对纪律性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中央对从事高干医疗保健工作的人，规定了两条铁的纪律:一是对病人的病情严格保密;二是不能利用与高干的关系为自己谋私利。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保密守则与职业操守都被造反运动彻底冲垮，被视为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枷锁。同时，除了与其他医院专家相同的处境之外，父亲还多了一种困扰，就是他多年所医治和接触的病人，很多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叛徒特务”、“右倾”之类，医患间的关联，也是造反派所特别关注的。

1968年，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事情源于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南巡，杨成武担当了联络员。因为他负责只向周总理汇报，得罪了江青、林彪、吴法宪等人。1967年7月左右，傅崇碧按周恩来的指示，将30多个将被批斗的老干部，用军车暗中拉到警卫一师东高地营房保护起来，此举得罪了江青。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杨余傅和所谓“二月逆流”中的一些老干部始终保持着联系，被视为眼中钉。1968年3月24日，林彪网罗罪名，宣布撤销杨余傅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法办，制造了臭名昭著“杨余傅事件”。随后，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又被林彪、邱会作等人诬蔑为黑后台，因而受到冲击和迫害。

杨成武将军于1968年3月24日被拘押。就在他被拘押的前两天，也就是3月22日，杨成武可能由于心情不佳等诸多因素致身体严重不适。他的保健医师艾星自知问题严重，不敢擅自定夺，因此请父亲给杨成武会诊，听取专家意见。父亲应约出诊，在询问病况并予检查后，亲自口述，由艾星大夫执笔记录，整理了一份病历纪要，诊断杨成武有血压过低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恙，建议休息一段时间。当时在场的还有原304医院李院长和叶剑英元帅的保健医师赵毅刚。随后，杨将军申报请病假，并将医师的诊疗意见一起上报。这份病历报告，在想整杨将军的一些人眼里，无疑是想借健康原因弄虚作假，为其开脱。因为艾星大夫是保健医师和笔录人，摆脱不了干系，因此首先被捕入狱多年。随后，北京医院的造反派据此围攻父亲，威逼他揭发杨成武将军有关医疗和生活方面的“罪行”材料。

杨将军在北京医院无端受阻并遭到盘查

平时看似性格软弱的父亲，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固执。虽然自己当时的处境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父亲仍同意只检查自己。他回应造反派，有关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材料，根据组织上的规定历来都是保密的。同时他给杨看病，从来都是按照医疗常规进行的，也不知道什么特殊材料，对他生活上、工作上的事一无所知。造反派们搜到了父亲随身携带的小记录本，也没有看懂里面的英文和代号。随后，揪斗父亲之声愈演愈烈，不久父亲就被造反派抄家、批斗和关押，公开的原因都说是与“杨成武事件”直接有关。以后在医院党委审查父亲入党申请时得出的结论是:“对保健工作忠心耿耿，立场坚定，‘文革’中遭受批斗也绝不暴露中央首长的健康秘密。”父亲去世后的生平简介中所述:“‘文革’期间，即使在残酷的迫害下仍然守口如瓶。”这些评价主要指父亲在“杨成武事件”中刚直不阿的表现。

实际上，造反派想要从父亲口中得到的，还包括其他领导人的生活、健康相关的个人隐私情况，以取得“走资派”证据的突破口，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律遭到父亲的拒绝。造反派们原本以为在父亲这个文弱学者的身上可以轻易找到突破口，况且还掌握其“历史问题”等把柄，不曾想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其实，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感情因素，也不是什么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他本着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做人的原则，做了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后不久，杨成武将军恢复自由后，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检查治疗期间，有人向他详细诉说了这段经过。为此，他曾当面向我们的父亲表示了感谢之意，并对他的守口如瓶的原则性表示钦佩。记得父亲第一次患病住院，杨成武将军听说后亲自到北京医院探望。当时，极“左”势力还占上风，政治空气比较紧张，也不知什么原因杨将军在门卫处无端受阻并遭到盘查。他当时曾厉声回答道:“我来看治病救人的吴大夫!”

从表面上看，杨成武事件是父亲此次遭受迫害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或造反派找的由头，还有更深层不可告人的背后原因——康生实施报复和陷害的结果。当时之所以没有公开，是因为理亏，找不到立得住脚的理由，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康生、曹轶欧将苏枚自杀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

《吴阶平传》中有一段记载:“吴洁原是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心内科是他的特长，经常承担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诊治的任务，却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康生下放劳动……不久，就由周恩来决定，解放了吴洁医生。”

此事要追溯到1967年底发生的苏枚事件。

苏枚，原名曹文敏，是康生夫人曹轶欧的亲妹妹。据载，她于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她在济南曾被捕，之后济南和山东其他地方的党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多人被捕。后来，先后被捕的人都被杀害，唯独苏枚一人出狱生还。出狱后，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并安排了工作。苏枚从上世纪30年代初便居住在康生家中，一直追随康生左右，曹轶欧还曾因此与康生发生过口角。上世纪50年代初，苏枚就曾出现过跳楼自杀未遂事件。生前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

1967年4月6日上午10时许，苏枚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正处于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时期。苏枚的儿子发现其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便从厨房破门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呼叫不应。他当即报告了校方，并由相关人员给北京医院值班室打了电话。当时北京医院急诊室的值班大夫是顾惜春，那时还是个年轻医生，她急忙率人赶到政法干校，就地进行抢救，并即时将病人接回医院急诊室。因接诊后经多方检查，都认为是药物中毒，故当有来人询问时，顾惜春大夫在匆忙中未加思考地回答是“自杀”。

顾大夫这个结论，惹恼了康生和他的夫人。当时，顾大夫知道事关重大，在抢救的同时，就已上报了上级医师。内科二线值班的钱贻简副主任和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随后到诊，并给病人做了详细检查。王新德教授后来回忆，他当时根据临床体检结果，特别是瞳孔变化，分析病人不是心肌猝死，就是安眠药中毒。钱贻简大夫看到曹轶欧亲自到场，立即意识到病人一定是康生的亲戚。这时，正好我们的父亲也接到通知赶到急救室，钱大夫才稍微松了口气。他将病人的情况向父亲简短地作了汇报，并建议我们的父亲亲自出马，与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一起去向曹轶欧汇报。父亲再次对病人进行了仔细检查，患者处于昏迷状态，血压下降，口唇紫绀，各种反应、反射均消失，而心电图仅有心肌缺氧表现，他基本同意几个医师的诊治意见。

他早就认识曹轶欧，那时的王新德主任还不知道要听汇报的人是谁。他们根据长期做保健的经验，在诊断没有明确前，总是把话说得活一些，避免绝对化，对于一个有经验的医师，诊断思路要广一些，以尽量避免差错。所以，他们仅向曹汇报说，从检查情况看，可能为安眠药中毒，尚不能排除外心脏或其他疾病的可能。当时，麻醉科高日新主任也参加了抢救，主要负责辅助呼吸。这次参加抢救的医疗人员，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专家组合，已是非常重视了。但因为病人到诊过晚，中毒较深，最终未能挽回生命，于当日下午3时47分在北京医院急救室死亡。苏枚死亡后，曹轶欧问:“你们是否积极抢救了?”父亲和王新德主任等回答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当时，有人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康生。曹轶欧硬说是他杀，把罪过完全推在政法干校和北京医院的接诊医师顾惜春和急诊科负责抢救的医护人员身上，上升到政治刑事案件。康生立刻指示:“必须立刻成立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政法干校三方面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千方百计尽快地查清死因。如果是他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凶手抓住。不尽快查清原因，我就要拿你们是问。”康生和曹轶欧不等医院的结论和公安部门现场勘察结果，当晚就迫不及待地向政法干校的造反派讲述苏枚的生平，说其在白区工作如何勇敢、如何有贡献，反复说:“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还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

追悼会前，康生、曹轶欧多次接见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多次在家中召见联合调查专案组的负责人，听取汇报，并当面作指示，将此案定性为中央政法干校石磊、闻伯俊、宋公田等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谋杀”，逼令公安部门惩办“凶手”。此后，围绕着苏枚的死因问题，康生等人大做文章，父亲和许多医师遭受到报复和陷害。

《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

本书简介:作为毛泽东医疗专家组首席专家，吴洁和同事们用精湛的医术为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驾护航。他是毛泽东、周恩来眼中的“老实人”，是他们最信任的医疗保健专家。他及他的同仁们，创造了一个个医学奇迹。本书由他的子女们回忆撰写，详细记述了他的一生。

作者:吴新生等

定价:68元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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