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百余件于右任书法“失踪”,专家详解艺术魅力-- |
| 碑骨帖魂熔古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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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4月1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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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于右任副官卓敬亭之子卓登于1986年捐给咸阳市政协的百余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下落不明的事件后,引发公众的关注。作为一代书家,于右任的书法有何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学术价值?济南大学教授滕西奇多年来钻研碑帖,对于右任先生的书法更是颇多研究,他向我们解读了这位“旷代草圣”独特的艺术魅力。
“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原名伯循,1879年5月8日生于陕西省三原泾阳,17岁考中秀才,25岁中举人,因结识革命党人,办学办报,开展反清活动,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美誉。后追随孙中山,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靖国军总司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等职,1949年被迫离开大陆赴台。于右任的人格、廉政为世人所称颂,柳亚子先生称他“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这位永怀赤子之心的关中农民之子的写照。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他晚年哀婉凄切、催人泪下的《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成为千古绝唱。
然而尤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还是于右任的书法艺术。滕西奇说,坊间曾流传一则轶事,于右任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常有些不讲文明的人在墙角处“方便”,弄得很不卫生,于是于先生写下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叫侍卫官贴到该处。那位侍卫官灵机一动,来了个“偷梁换柱”,他请人另写了六个字贴出去,把“真迹”改为“小处不可随便”裱起来,视为珍宝。虽然只是传闻和笑谈,无从考证,但也反映了于右任书法艺术的传奇魅力。
终生相伴的魏碑情缘
“于右任11岁入名塾师毛班香先生私塾,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间从太夫子汉诗亚农公学草书,临王羲之《鹅字帖》,遂得书学启蒙,对其后来书法求新求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滕西奇说,于右任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思想是他创作的沃土,他不仅是追求从字到字的艺术和美感,更是融入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
1904年春,于右任被清廷通缉,且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的密旨,遂潜往上海。在沪期间,他参与并主持筹备成立“复旦公学” (即今复旦大学前身),并加入同盟会创办报纸。政事之余,便涉猎碑帖典籍,逐渐醉心于北魏书法。
1918年-1922年,于右任回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军务闲暇时,对搜求购置碑石墓志兴趣颇浓。经20年的辛苦搜集,耗资十余万银元,收集保存了390余方墓志书法,其中,魏墓志就有149方之多。因其中含有七对夫妇合志,遂自命斋号为“鸳鸯七志斋”。为保护这些珍贵的艺术财富,1940年,他面托杨虎城将军避开侵华日军的追踪,派专人将这批珍贵的碑石由北京护送回西安,捐赠给西安碑林。其中“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便是当时搜求碑石墓志的写照。
“可以说,魏碑情缘与于右任终生相伴。令人感念至深的是,他年逾古稀之后所临的几件古帖就有北魏《郑文公碑》。”滕西奇说,从原帖与临帖的对比中,我们会发现他“虽临魏碑,全是于法”。“活临”而不是依样画葫芦,是他临习古人法帖的最重要艺术经验,这正是体现了“学我者活,拟我者死”的艺术理念。
融汇“尚武”精神于审美
于右任的行楷书艺术,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书作。
“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他之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这就是他把书法的审美与振奋民族精神结合起来的理念。”滕西奇说。
于右任怀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否则,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
滕西奇认为:“于右任的行楷书艺术前后有所不同,早期的有《富平仲贞刘先生墓志铭》、《张清和墓志铭》、《彭仲翔墓志铭》、《耿端人烈士纪念碑》等作品。书于1930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先生碑体楷书的标志。其用笔早期以为方侧为主,方整劲利,后期多用中锋,笔法、书势灵活多变,是碑帖结合的最好范例。后期行楷书用笔灵活,笔力雄健、豪迈,如‘锥画沙’,‘印印泥’,融篆书、隶书、草书、楷书于一炉,参以折笔、断笔、截笔、顿挫等法,纵横挥洒无不自如。”
“在结字上,于右任首先取法北魏碑刻文字严谨扁方的体势,建立了平正的骨干,然后放纵变化,似斜反正,以气贯、神足、结法奇险取胜。他运用异于寻常的‘反结法’改变魏碑体势,在重心平稳的原则下,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纵者收之,收者纵之,平齐者参差之。此种结字方法虽不能说是他首创,但他深悟此理,用得最妙最活,在近世书史上独树一帜。”滕西奇说。
惊人翰墨龙蛇走
“本世纪以来,擅长写碑体行草书的,首推沈曾植,沈的草书完全体现出篆隶北碑中的生拙精神,于的草书则发展了沈的创新,把碑骨帖魂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方向,并成为碑帖结合派的人物。”滕西奇认为。
“《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中这样评价于右任先生的草书:观其成熟时期的草书用笔,在中锋的基调下,强化了线条质感。如锥画沙般的线条在不失字法的空间规定中蜿蜒行进,一波三折,纵敛有度,跌宕起伏,变化莫测。在一字之中,往往末笔收束特别凝练,全字用一短笔画收之,却笔短意长,节奏感很强。其结字比早期更加奇绝飘宕,寓险绝于平正,结体仍保持了他行楷书的体势,压低重心,全字往往成一‘金三角’。笔画的疏密安排又类早年《秋先烈纪念碑记》的方法,压紧四面,形成中疏,在‘聚’与‘散’之间走钢丝。章法上,忽放忽收,富有抑扬顿挫的节奏美。他晚年的草书创作则臻于化境,进入了‘惊人翰墨龙蛇走’的感人艺术世界。”滕西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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