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李雪健:希望观众忘掉我 记住我的角色

“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我就是个农民，从黄土地里走出来，傻乎乎地闯荡到今天。

我希望观众忘掉我，记住角色。贴‘李雪健’标签的人物，我不演。”

一

“日--日--是--好--日。”

李雪健一字一顿，用力地说，声音有些沙哑。他坐在沙发上，蜷缩着身子，黑色的肥腿裤卷到膝盖，微笑着，又欢喜又满足，仿佛勤劳农夫在午间小憩，微风熏然麦浪翻涌中，畅想着金秋的收获。

他将这五个字写在本子上，递过来。字很漂亮，凌空高蹈，恣肆汪洋。这是《六祖坛经》中的一句话，惠能偈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道尽心中愿景。

大病之后，他洞悉了很多，也看穿了很多，唯一放不下的仍是对“戏”的痴迷，“老爹老娘出来遛弯，街坊打招呼:昨儿又看见你儿子演什么什么戏了!老爹老娘骄傲，我也骄傲!”他说，毫不掩饰“骄傲”。

窗外景色盎然。层层叠叠的剪秋萝，在清晨和煦的阳光里开得一派欢腾。七八朵小花攒聚成伞状，密密麻麻拖着细齿尾羽的花瓣，在风中轻轻颤抖，千娇百媚。透过阔大的落地窗，李雪健用目光一一爱抚这些孩童般稚嫩的生灵，眼角沾满了晨露。

大病之后，他清减了很多，对角色也挑剔了很多。“每年只接一部戏，电影，或者电视剧。”经历了这场磨难，有人以为他会一蹶不振，他却如同凤凰涅盘，重振羽翅，冲天飞翔。

“你得了病，观众比你还痛苦。”我说:“这一定让你对生活有了很多反思。”  

“我年轻时有过稀里糊涂的阶段，得病后有时间反思了，觉得自己那时真是堕落了。以前有一段时间，因为找我拍戏的人多了，碍于面子，合不合适我都答应，有点把握不住，忘乎所以了。应该说，这场病给了我艺术上新的生命，酒也戒了，烟也戒了，麻将也不打了，人生观一下子也改了。”他空闲的时间读书、下棋、练字，内心一片安宁祥瑞、一片光明朗照。

“下一部戏是什么呢?”我问。

“电视剧《平安是福》，农村题材。我就是农村出来的，我喜欢这个题材。”显然钟情这个话题，李雪健拿过不远的军挎包，取出随身携带的保温杯，喝水，润嗓。12年前，他罹患鼻咽癌，放疗的射线成功地杀死了癌细胞，也杀死了他的唾液腺，他恢复得不错，但从此离不开水。

军挎包已经洗得发白，上面绣着红彤彤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我指着他藏蓝色的T恤，笑道:“你也很潮啊!这是川保久铃的设计作品;还有这种包的怀旧范儿，是90后的最爱。”

“还是个日本人?”他诧异，随即大笑:“儿子买的。这颗心和这对大眼睛，我倒喜欢。这个包么，跟了我快40年，已经是老古董喽!我喜欢这五个字，它提醒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在《平安是福》中，李雪健试图回归土地、回归人民。“这戏讲一个村里发生的故事。有些是养牛的，有些是养鸡的，有些还养狐狸的。他们互相竞争，互相也使坏;斗心眼儿，有时候就摆不平就互相那个什么。让我演一个镇派出所驻在这个村的警察，我得调和他们的矛盾，告诉他们平安是福。”

二

平安是福，这四个字何尝不是李雪健的心愿?58年前的冬天--1954年的2月20日，南国已是春意盎然，北方却还一片天寒地冻。李雪健降生在山东巨野县田庄镇，父母给他取名“雪见”。两三岁时，小雪见得了场大病，病好后，家里人给他改名“雪健”，盼他日后能够健壮起来。

拜这个“健”字所赐，他在艺术道路上健步如飞。在中国演艺圈中，李雪健是屈指可数功成名就却没有被定型的演员之一。不妨搜索一下他的作品年表，林彪、李大钊、焦裕禄、赵树理、宋江、秦始皇、杨庭辉……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这些人物之间的外在联系，他们的性格、品行、气质甚至是身高、相貌都相距甚远，然而李雪健却将每一个都演得活灵活现。“我不是很适合走偶像路线，我能做的就是小反派。”这是他踏入艺术的大门时的小心愿，40余年过去，他很少主动争取角色，得到的却绝不只是小反派，而是千差万别的形象，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20世纪80年代，这是李雪健成功的开始。1980年，他曾因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而声名大噪，不仅外形酷似而且气韵夺人，并因此夺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

“我看纪录片、听录音，到毛家湾和人民大会堂采访接触过林彪的人，把林彪的照片贴在墙上，每天模仿，眼神、动作、衣服，都要像他。”李雪健拿起一张报纸，用黄冈话朗诵了一段，声音尖细、刺耳。演林彪那会儿，他走路的姿态都是林彪的，同事常见他在院子里来回遛，犯魔怔，脸色阴沉沉的。史铁生撰文写道:“为演好林彪，他硬是饿掉了20斤肉，每次上台前还要少吃，他说:‘这样一上台就有手冰凉的感觉。’”法新社记者弗朗西斯·德隆当时从北京发出的消息说:“扮演林彪的演员同这位前国防部长非常像，他刻画的林彪是一个病态的有偏执狂的狂人，用假嗓子念着晦涩的威严的格言，引起观众一阵轰动。” 

用保持饥饿来塑造角色的办法，他在后来的演艺中经常使用，比如焦裕禄。演焦裕禄时，年轻体壮的李雪健不够瘦，“就只能干饿，每天一碗白菜汤，主菜是两片豆腐、一片白菜，太饿了就嗑瓜子。必须在精神状态上像那个时代的人，不饿疯了，就不会因为扔个窝窝头打孩子，演不出来那饥饿的狼也似的眼神。”演杨善洲时，他也用了这种办法，“只是，减肥减得太狠了，要不现在老得病。”

“这几年，老伴每年给我印一套台历，每个月份就是一个角色，已经出了四本，第五本也快凑齐了!”他翻开台历，指给我看。

--这是1989年，他主演电影《焦裕禄》。我们都记得那一部影片令他名声大振，他因此获得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颁奖典礼上，他质朴无华的话令台下掌声雷动:“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这是1990年，我国第一部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轰动一时，李雪健因在此剧中扮演可亲可敬的邻家大哥宋大成而深入人心，他松弛自然的表演获得观众认可，因此拿下电视飞天奖、金鹰奖双奖。

翻阅台历，就像翻阅他的艺术历程。从宋大成和焦裕禄里走出来的李雪健，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电影《天山行》中的指导员于海洲、话剧《火热的心》中的共产党员梁子如、电影《钢锉将军》中的将军李力、电影《鼓书艺人》中的老艺人方宝庆、电影《大侦探》中的私家侦探杜义甫，他的表演日趋酣畅准确，张弛有致。

“演了那么多戏，走了那么多路，成了那么大的名，你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傻小子吗?”我刁难地问。

“可不是!”他憨憨地说，“我就是个农民，从黄土地里走出来，傻乎乎地闯荡到今天。我很珍惜自己，这珍惜让我监督着自己不犯错误，不做坏事，生活中至善至美是没有的，可往那道儿上走，总没错。”

“在演过的角色中你想过哪个镜头最难演吗?”我问。

“这个还真没有。”他认真地想了又想，自信满满地说。“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拍之前安安静静。一旦往镜头面前一站，灯光一打，就好像着了魔换了人，我就不是我了，有人说我是‘人来疯’。导演是面镜子，他在那儿呢。只要导演不提出异议，我不会多想。我们就是干这个行当的，说穿了，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镜头你都得用真情才行。”他说“人来疯”三个字时，歪着头，像极了一个贪耍的顽童，可说到“真情”，面色瞬间凝重起来。

我问他:“你演过的角色中，哪个最满意?”

“宋大成还是焦裕禄?”李雪健抚掌大笑，“这可是个老问题了。说实话，我不知道，观众应该知道!演得怎么样，得他们认可，我希望观众忘掉我，记住角色。贴‘李雪健’标签的人物，我不演。”

近些年，已是“大腕儿”级的李雪健有意接演反差极大的角色，磨练演技。在李少红导演的《四十不惑》中，李雪健演了一个不算太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他出演的小配角盖过了主角的光芒;电视剧《水浒传》中，他完美地演绎了宋江的矛盾性格。

三

李雪健将“入戏”称为“灵魂附体”。这会儿，尽管已经出了戏，可杨善洲还附在他的身体里，没说几句话他就不自觉地拐到杨善洲那里。“刚接戏那会儿，我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有怀疑，世界上真的有这样无私的人吗?我在云南当过兵，对那里并不陌生。可到了云南后亲眼一看，我为我心里有个问号而感到内疚，说夸张了有点羞耻。”他“啪”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脸，满面懊悔。“我上了大凉山的林场，看到曾经是光秃的一片山，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森林。这森林不是假的，是这个老爷子退休了之后带了一帮子人，独自在山里20多年干出来的。什么是大爱?这就是大爱，大爱就是付出。”这让李雪健特别感动。为了演好杨善洲，他钻进了杨善洲的生活，翻山越岭重走杨善洲的路、连续几个月住在杨善洲的床上，还借来杨善洲的衣服、帽子、布鞋、油灯、拐杖，整天穿着、拿着找感觉。

“不害怕吗?毕竟是一个故去的人。”

“怕什么?我就是杨善洲，杨善洲就是我。难道还怕自己不成?”他倏忽间成了杨善洲，目光所及，覆盖着无边的森林，既执着又坚定。

“你每次演戏都入戏太深，如果出不来对自己会有伤害吗?”说实话，我不明白他如何做到让这四五十个时不时“附体”的“灵魂”之间不打架。

“怎么会?”他惊奇道:“没有伤害。我越活越精神!”

我问李雪健:“你这几十年演过很多好人，也演过不少坏人，把好人坏人演得黑白分明，是演员的一个能力吧。把不同的好人演出不同的层次来，那就更见一个演员的功力。你觉得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样的好人，对你的人生是不是非常有影响?”

他一脸的无辜:“要说有啊，有人会说你装，其实是潜移默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候还挺大，所以在创作当中，如果是正面人物，我会努力把善良推到极致。因为演了这些人物，因为这些人物在观众当中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会反馈回来，让我有思考。”

“什么样的思考?”我不放松。

他突然变得狡黠起来，眨眨眼睛，又羞涩地一笑:“我知道，你想让我说那样的话。可我真不会说唉。”

我不想让他这么紧张，我说:“那么谈谈演员和明星的区别吧!”

显然，这个浅薄的题目以前没有人问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老老实实地说:“我觉得，明星是后来词。”

“我说你是明星，你承认吗?”

他叹了口气:“不喜欢。我不加评论，因为不懂。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明星这个词，等到有，大伙也这么叫，肯定有道理。可我没有这个水平，也没有水平评论它。我觉得合格的、名副其实的演员，这是最高的夸奖。以前我们叫戏子，现在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新词--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是多高的荣誉啊!” 

这些年，李雪健得到的奖已数不胜数，有观众统计，李雪健是中国影视界囊括全部个人表演奖的“大满贯影帝”。我问:“表演至此，人生至此，还有什么困惑和遗憾吗?”

“没有什么遗憾。要说困惑呢，我一直琢磨一件事，却总是不明白。”李雪健严肃起来:“你知道，我是主演焦裕禄一夜成名的，那时候，我出门，大家都喊我‘焦书记’!我很自豪，他是个平凡的英雄。去年，我演杨善洲，他也是个平凡的英雄，可境遇就不一样了。”

《杨善洲》在北京有过两场放映，李雪健都看了。第一次是个中午场，只有两个观众，其中一个，是他的爱人;第二次是个晚饭场，有三个观众，其中一个，是他的儿子。“我心都凉了，”李雪健说:“杨善洲跟焦裕禄一样，他们都是时代楷模，我也付出了心血，怎么观众的反应就天壤之别?我思考的结果很模糊，时代不同了?观念不同了?我闹不明白。”

我呢，能解释得清楚吗?我望着窗外，金色的剪秋萝满院子怒放，一朵又一朵小花悄悄地拉着小手，交换着心底的小秘密。太阳越升越高，它们似乎有些慵懒，有些怠倦。我说，开吧开吧，一寸光阴一寸金啊。我转过来，面对李雪健:“我喜欢你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的?其中有两句，得失之中无得失，笑谈里面有笑谈。”

李雪健转忧为喜，像个贪耍的顽童陡然得到了企盼已久的玩具，他用手在腿上打着拍子，哼着歌曲的过门，大声唱起来。突然，他停下来，转转眼珠，想起什么似的，得意地说:“这个曲子里有一句最重要的词儿，你肯定忘了，我写给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劈手夺过我的笔记本，翻开，龙飞凤舞地写起来--

春风一过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