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道光帝愧对祖宗签下屈辱之约 英女王殖民俊略打开中国大门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矢约》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字。 英国人的狂喜之情，是难于言表的，目睹这一场面的一位英国军官在回忆这一过程 ...
道光帝愧对祖宗签下屈辱之约 英女王殖民俊略打开中国大门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矢约》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字。 英国人的狂喜之情，是难于言表的，目睹这一场面的一位英国军官在回忆这一过程时，用大写字田写了一句得意的话: CHINE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 “中国人被一女人征服了!” 1841年2月20日，在北京城的道光皇帝收到了怡良的奏折。 怡良在这份奏折里，向皇帝报告了琦善在与义律的谈判中将香港私许英国的意图。 琦善此举，显然违背了皇帝给他的第三道谕旨(参见第一部分)。盛怒之下，道光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审判。 饶有趣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琦善的谈判对手-为策划侵略中国而为英国政府立下汗马功劳的义律，也遭到了远在伦敦的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训斥而丢官卸职。 这两位在同一时间被各自背后的国家罢免的谈判对手，丢官卸职的原因却不相同:琦善是因为抗旨出卖祖国的利益而丢官，而义律则是因为没有为他的国家获取他们所期待的利益而卸职的。 当香港被占的消息传回白金汉宫时，英国统治者为此弹冠相庆，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甚至想把女儿命名为“香港公主”。 但是，贪得无膺的侵略本性使他们对已攫取的利益并不满足。当英国的“米”字旗在香港升起的同时，英国侵华的战火，已经从珠江口一直燃烧到了渤海湾。 因为英国对这次侵华抱着极大的期望。他们要从战争中得到的好处，远不止《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中所开列的诸项条款。 1840年(道光二十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批准《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同时，还通过了一份分别用中、英文书写的“条约稿本”，作为英国代表谈判的依据和未来条约的蓝本。 “条约稿本”后来被澳门报纸披露，共计14款: (一)英国人去年在中国受到了侮辱，应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如此行动。 (二)赔偿鸦片烟价款及这次远征军的全部费用。 (三)中国政府清还洋商拖欠的债款。 (四)不得因外洋走私鸦片之事，连累英国人及英国贸易之船。 (五)英国人呈递文察，不必经过中国地方官员，直接封达北京的皇帝。 (六)允许英国人在一处通商口岸永远居住，如同澳门方式。 (七)增开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处通商口岸六处。 (八)在北京建造使馆，派驻公使，在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 (九)如有英人在通商口岸犯法，由英国官员自行审理，中国政府不得干预。 (十)通商口岸听凭英国传教士建造教堂。 (十一)准许英国人携家眷在通商口岸居住。 (十二)贸易之事不再经洋商之手，如洋商不能裁撤，也不得增减其数量。 (十三)固定进出口税额，不得随意增减。 (十四)必须裁减英国商船进关的各种规费。 “条约稿本”包括了割地增开口岸、北京设使馆、赔偿军费和烟价、传教、治外法权、取消行商、清还商欠等众多的在华政治、经济权益。其贪心之大，恨不得一口吞下中国。就是以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也未能包括这样多的条款。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英国政府对海陆联合舰队的远征行动做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外交大臣巴麦尊直接负责完成这项侵略计划。 英国政府满心希望通过如此周密细致的安排，精心组成的强大远征舰队能够一举击溃中国的武装防卫力量，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承认所要它承认的一切条款。 但是，当伦敦相继接到义律发回来的，关于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尚未签订的所谓《穿鼻草约》的文本，弄清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巴麦尊愤怒了。 他在发送给义律的一封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 我必须向你表示，我对你交涉的结果，极其失望，对你进行交涉的方法，也不赞同。 从谈判的结果到谈判的方法都予以严厉批评，等于否定了整个谈判。 这位英国外交大臣首先对义律的谈判方法提出了指责。 他埋怨全权公使在英军于1月7日因中方不全部接受谈判条件而发动穿鼻之战，夺得了大角、沙角炮台时，马上就下令停止进攻，而没有继续前进，占领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的虎门所有炮台。 巴麦尊认为，义律在整个谈判中表现得太软弱，不够争狠，没有充分使用军事的威慑手段。 他非常不理解，像义律这样曾参加过多次殖民战争的英国高级军官，怎么竟如此行事。 “如果你不用那种交由你使用的手段，就在交涉中得到了完全的胜利，我自当对你不借助武力而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加以赞赏。 但是当你看出，不充分使用那支派去的兵力，你就不能得到你奉命争取的事情，而那支兵力又分明是为了一旦交涉失败，使你能使用压力而派出去的，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用那支正是为这个目的而派去的兵力，你为什么不略微试一下你的手段是否能使你争取到所要求的全部条件，而你就接受了这不适当的条件。” 关于谈判最终拟定的条款，巴麦尊几乎逐项地加以批驳。 对于英国商人最关心的赔偿烟价的问题，巴麦尊这样说: “你已经同意了比应付鸦片持有人的款项少得多的一笔数目，并且你已经同意把它的支付延展在这样长的一段时期中，每笔摊付额又这样小以致它会不必由中国政府支付，而以对我们的货物增税的形式，来由我们的商人清偿。” 认为同中方商定的赔偿烟价600万元，数量太小，远不足抵实际烟款数额。而且不应该有5年的偿还期。 巴麦尊还极为严厉地指责义律没有向中国方面要求在《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中已经提出的，赔偿远征军的侵华军费。 义律在与琦善的谈判中，确实没有强调赔偿军费的问题。 在归还舟山，即浙江定海的问题上，义律也被斥违反了英国政府的命令。因为他接到的训令曾指示，只有当中国政府付清了全部赔偿，而且中国的钦差大臣已经在条约上签字，并由大皇帝批准之后，英国军队才可以离开舟山。 而义律在这两项都没有做到的时候，就下了撤军命令。 对香港的割占，巴麦尊尤为不满意。 他认为，那里仅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区，连一所房子都难以找到的荒岛。而且所谓的割占，并不是主权的割让，英国人仅在那里得到建造居留区的许可，其地位等同于葡萄牙人居住的澳门。 野心勃勃的巴麦尊根本瞧不起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作为。这些葡萄牙人虽然早在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就以曝晒水演货物为借口，贿赂中国官员，强行上岸租占了澳门，但却仍没有取得澳门的实际主宰权。他们每年必须向中国政府交纳租金，葡萄牙船来澳，也须交纳船税。更没有完全的治外法权，犯罪的葡人，还要受到中国官吏的审理。 英国人需要的不是澳门式的岛屿。 巴麦尊还以为。香港的地理位置不利于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长远发展。 他说，也许我对香港的看法是错误的，香港也许能够给我们争得以前我们在广州所享有的商业利益，外加上身体和财产免受滋扰的优点。但在主要点上，你仍是失败者。这个主要点，就是为我们的贸易另辟向北发展之路，而这项目标声来会由盘踞舟山，甚至用在规定分期摊付赔偿期内也盘踞不放的办法来达到的。 英国政府原打算通过占领舟山群岛，胁迫清政府开放诸如天津这样的地方口岸，扩大经济侵略。但以舟山换取香港的做法，搁置了这项计划。 巴麦尊非常气愤义律在谈判中没有充分表现出英国全权公使应有的威仪，指贵义律在同琦善往来的全部文书中，容许琦善使用一种妄自尊大的口吻，而且甘愿屈居人下。 总之，伦敦方面认为，义律同中国代表所进行的谈判，其本身既没有反映出英国式的强横风格，其结果也远没有达到预期实现的目标。 所以，巴麦尊在给义律的信中最后说到:你将不可能继续保持你在中国的职位。 这封信写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的4月21日，义律在这稍晚的时候，被调离了中国。 不了解中英关于所谓《穿鼻草约》谈判的前后经过，仅仅看到伦敦对这个条约的愤怒反应的读者，也许会认为，义律并不是那种19世纪在世界各地经常可以见到的蛮横而贪婪的典型的英国殖民者。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在英国对中国发动的这场可耻的战争中，义律始终扮演着英国对华侵略急先锋的角色。 义律，出身于英国贵族，曾在英属殖民地圭亚那充当高级官员，管理奴隶。1834年(道光十六年)12月14日，被任命为英国第四任驻华商务总监督。 根据多年的殖民地统治经验，以及几年间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义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逐步扩大英国在华侵略利益的计划和设想。 他极力反对第二任与第三任商务总监督实行的息事政策。 1834年(道光十四年)10月11日，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在澳门病死。原来的第二监督德庇时继任为第二任商务总监督。1835年(道光十五年)1月有9日，德庇时辞职，又由罗宾臣继任为第三任商务监督。 所谓息事政策，就是尽是避免与清政府的磨擦，与之维持和平关系，以此偷偷地扩大鸦片的走私。 罗宾臣积极地执行了这个政策。 在他任监督以前，自零丁洋面开往广州的英船，都要先到澳门，向住在那里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领取货单，这使鸦片商们感到很大不便。罗宾臣就任商务监督后，为方便鸦片走私，从1835年(道光十五年)11月起，将自己的工作室，主动地从澳门迁到零丁洋面的单桅快船“路易莎”号之上。 义律很鄙夷这种做法。他认为，为扩大鸦片贸易而仅仅搬迁工作地点是远远不够的。避免触怒中国政府的想法，不仅太胆小，而且本身就站不住脚。要版卖鸦片，就必然会触犯一直明令禁烟的清朝政府。 因此，他主张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义律写信给巴麦尊: 我认为靠和平的外交代表教会进行交涉，肯定地讲，是没有得到一点好的希望的，正相反，大有制造出严重困难之虞。 他迫切要求英国政府使用强大武力，逼迫清政府谈判，以攫取在华权益。 正是由于这个建议，英国政府很快改组了它的驻华机构，取消原来的三人商务监督制。只设一个商务监督，1836年(道光十六年)12月14日义律得到了这一职务。 英国外交部在训令中明白指出，义律是代表英皇的驻华最高权威。 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上任的时候，也正是中国政府加紧实行禁烟政策之际。两广总督邓廷祯刚刚指名驱逐9名英国烟贩，随后又颁布了拿办窑口鸦片走私的章程。 义律立刻行动起来。 他打算借此机会，同清政府进行直接的交涉，逐步实现其曾辟口岸、扩大鸦片贸易的对华侵略计划。因此，他一面致函邓廷祯，进行抗议，并要求重新建立关系，一面请求印度总督帮助，用东印度舰队的海军支持他的侵略活动。 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这位新任监督亲自来到广州，以实现他的计划。但邓廷祯拒绝举行会见，要求英方首先逐走9名烟贩，禁止鸦片船的活动。义律寻找种种借口，强词夺理，不执行中国政府禁烟的法令。 然而进行直接交涉的计划还是失败了。这年的12月，义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广州。 义律再次致函伦敦的巴麦尊，提出必须使用武力，而且很自信地说:如果由子爵阁下案承女王陛下的命令，致北京内阁一函，由一兵舰送往白河口，当可立即从皇帝处取得一项作出让步的命令。 1838年(道光十八年)7月，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马他仑海军少将奉政府命令，率“威里士厘”号与“阿吉林”号来到中国海面，而后又驶入穿鼻洋停泊，意图威吓广州政府。但也没有奏效。 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林则徐来广东禁烟。义律又秘密潜入广州进行破坏，不准英商缴烟，不许英商具结。在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失败之后，竟率领全体英国商人离开广州，以扩大事端。义律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到，他强烈要求出兵侵华。 英国政府正是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决定派遣以海军少将游律为首的海陆联合远征舰队，并任命当时仍在澳门的义律为第二全权公使。 以上事实说明，义律的的确确在始终扮演着英国对华侵略急先锋的角色。 因此，巴麦尊对中英谈判及所谓《穿鼻草约》的否定，并不能表明，他与义律之间在对华殖民化这一点上存在着分歧。如果说有分歧的话，那也只表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而这种分歧，正反映了当时存在于英国政府内部关于借助鸦片事件，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加快殖民化进程的意见分歧。 义律来华多年，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深知征服这样一个具有几干年历史、领土广裹、人口众多的封建帝国非一朝一夕之事。欲速则不达。 他说:“当我们同这个政府之间的关系处于敌对性质的时候，如果能在这里维持贸易的畅通无阻，那就会一天天地发生新的变化，并且会得到一种日益增长的力量，这对于我们同这个帝国的持久和唯一实质的重要关系，有极大的帮助。” 主张通过相对缓慢的不引人注目的商业发展和经济侵略，逐渐瓦解帝国，以达到殖民。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即便为对中国使用武力，那也只有少数人赞成，更多的人则相信巴麦尊急于求成的做法。 在缔结和约与维持商业关系之间，义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使在中英两国因鸦片问题而发生的冲突已经非常激烈的时候，也仍是坚持这样的主张。 他在被免职后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信中说: “从实际观点上着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广州政府和人民维持和平的商业关系，比同皇帝缔结一项和约，对于我们是更加重要的。” 对于缔结条约本身，义律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从维护和发展通商的角度，不应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太多的要求。他后来解释道: “我心目中的条约，应该不超过两个条款。第一，割让香港，以及商人和船舶前往该地的许可。第二，许给我们以商业和其它方面的权益，包括以后许给其它国家的任何权利。” 在割占香港问题上，义律申述了自己的理由。 他说:为英国商业开辟一条进入中国人口稠密和富足地区的道路，从香港进行，要比在其它地区快得多。如果另寻更靠东边一带的“居留区”，诸如舟山群岛，将只会以极大的代价，造成在华军事行动无限期延长的后果，而破坏或严重妨碍了经营这个地区，及向内陆发展贸易的计划。 基于上述的想法，义律一手侧造了所谓的《穿鼻草约》。 因为与伦敦提出的要求相差太远，巴麦茸代表英国政府最终否定了这个草约。 于是，义律也为此而丢了官。 于是，1841年8月10日，被巴麦尊所依重的新任全权代表一一一在印度干了30多年殖民勾当的璞鼎查来到了中国。 代替义律来中国赴任的璞鼎查，不但接手了英国政府先前的各项训令，而且必须按照巴麦尊的下列指示行事: 一、英军重新占领舟山。 二、不在广东进行交涉，谈判地点应在舟山或天津。 三、交涉对象应是中国皇帝所委派的全权代表。 四、赔款总数(包括鸦片、商欠、军费)不低于300万(约合银元1200万)五、劝说清政府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 以后的事实表明，璞鼎查并没有辜负英国政府的“厚望”。这年8月，他即率舰北犯，攻陷厦门、定海，又占镇海、宁波。他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将这番“战果”汇报后，又狂妄地宣称:“或者北京当局必须投降，或者沿海省份将处于我们的统治之下”，“英女王即可宣布中国那些港口或者那些沿海地区将并入女王陛下版图之内。” 1842年6月，从印度开来的援军到达之后，璞鼎查立即沿长江北上。8月4日，英军到达南京江面。 而此时，南京，这座“龙路虎踞”之城。却几乎没有设防。 清政府的官员闻风丧胆，他们听说侵略军还要进攻天津的消息后，纷纷逃出京城。道光皇帝本来曾对奕经组织的反攻浙江战役寄予厚望，不幸的是奕经的失败，彻底动摇了道光本来就不坚定的抵抗决心。军事七的失利，使道光只好希望重新投向了所谓的“羁糜”活动上。 1842年3月28日，由盛京将军调任广州将军的誉英，进京请训。道光皇帝召见后，晚上由内阁发下两道上谕: “耆英著驰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 “伊里布著改发浙江军营效力。” 耆英欣然领命后，并向道光力举保荐伊里布。 伊里布，鸦片战争初期曾任两江总督。184。年英军占领定海后，伊里布因在11月6日与英军的统帅璐律签订了停战协定，而被撤职查办。道光与琦善此时启用这位有“前科”的“和平使者”，其与英军讲和目的已不言自明了。 耆英不仅要找到伊里布，还要寻访原伊里布的幕僚张喜。 张喜，名士淳，字小沧。夭津人。鸦片战争初期曾在两江总督伊里布门下抱赎案侧。此人善于察颜观色。能言善辩。1840年7月，英军突袭定海，城陷。10月，张喜奉伊里布之命，以英俘安突德等人交换定海城与游律谈判。此事后被弹幼，伊里布被撤职查办，张喜随同被逮京问罪。这时张喜已被释放，仍回伊府。 道光接受了普英的推荐，在令著伊里布改发浙江效力后又赏七品顶戴赴浙江军营。 道光帝颁给曹英钦差大臣关防，给以便宜行事大权，并在他出发之前的4月12日召见了他。 两人是如何密谈的，自然不会留下正式的记录，但据江苏布政使李星玩日记里的记载，当誉英向道光皇帝说明对英军“与银与地均非办法”时，道光帝则明确指示:“先剿后抚!”。 1842年4月15日，香、伊联袂出京赴浙。而张喜觉得此行前景不妙，尽管替、伊一再要他随行去浙，但他还是以有病为由暂留京师，直到同年7月，接到伊里布的手书，起身赶赴浙江，与耆、伊会合。 耆英和伊里布南下后，道光帝开始了冷静的思索。这一思索不要紧，他忽然发现，自己对于面前的对手，竟然一无所知。5月1日，他收到奕经的奏折，得知可以审讯俘虏时，立刻发旨令间一些他急需知道的的间题，其中一些问题简直是幼稚可笑。 比如，他在旨中发问:“英国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国，有无旱路可能?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 所提问题，许多是肤浅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天朝的萃萃学子、衰衰诸公，竟无人能够回答。 而此时，林则徐禁烟已经有几年了，大清国已经一与英国人打了多年交道了。 其实，道光所问的这些问题中有关地理方面的内容，正是他最有资格来回答的。因为在道光的高祖父康熙时，传教士南怀瑾就已经献上了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了。可惜的是，当道光为这些间题而困惑时，这份地图正在紫禁城里的库房里睡觉呢。 不仅如此，道光还不如他的父辈。再往前追溯26年，即1816年，坐在龙位上的嘉庆皇帝与他的大臣孙玉庭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虽然这段对话，现在看来同样令人啼笑皆非，但至少嘉庆皇帝还知道认真地来了解自己的对手。 嘉庆问: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才富，富不如中国。 嘉庆问:何以见解? 孙玉庭: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彼富由于中国富吗?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无法活命。 嘉庆:哈哈…… 孙玉庭:嘿嘿…… 道光皇帝对自己的对手不闻不间，自然有他的理由。虽然在销烟以后，道光也料到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但没想到会漂洋过海发动大规模战争，以为只会在近海沿岸骚扰。这样的错觉，再加上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间“夷”事的传统，道光帝发出这样的旨问也可以理解了。 誉英、伊里布等到浙江后，英军已兵临乍埔。者英在5月18日派伊里布迅速与英军搭上关系。待伊里布至嘉兴时，乍埔已失。 伊里布立即派出他的助手陈志刚向英方送去了一份照会，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要求。 而此时，英国的全权代表璞鼎查还在香港。英陆军司令郭富于5月21日复照，欢迎伊里布前往乍埔，并保证其安全，但同时他又声称，他没有资格担任谈判代表，有关谈判事宜必须转告璞鼎查。照会最后说:“倘若贵国按照登次所致文书内各款。一切允准，即结平和无难。” 伊里布接到照会后，英方愿意和平的信息令他很高兴，但是他又有诸多疑间之处，因为他实在不知道照会中所说的“叠次所致文书内各款”是指的什么。因此，他还不敢贸然就去乍埔，只是在复照中答复说:既然谈判要由璞鼎查来决定，那就等到璞氏的照会到来后，“再行酌商办理”。 英方看出伊里布未解其照会的意思，5月26日，英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又联名给伊里布发出了照会，明确提出了停战谈判的条件: 一、须由清朝皇帝表明，情愿按照先前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和璞鼎查在浙江发出的照会中各条件办理。 二、清方的谈判代表必须是“钦派操全权之大员”。 此后，双方照会频繁往来，于1842年7月4日，璞鼎查与晋英最后商定在南京进行正式谈判。此时，伊里布又想到了上文提到的张喜。 7月10日，留在天津的张喜迎来了伊里布特派回来的特使，看到了伊里布要他迅速南下的手谕:“如今终要你来，方能达我意于夷人，以期大局速结”，“将此事我与你到底办完，才了两人心愿，且好剖白前冤，’真是难于之机，何可失之?” 伊里布情真意切的手谕，不容张喜不南下。于是，他于13日启程，8月5日赶到了无锡，与伊里布会合。 伊里布见到这位得力的家巨，兴奋异常，竟然挥笔草成七律一首，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其中一句为:“且喜韩筹来管乐，非为掉古有苏张。”简直把张喜看成是管仲、乐毅、苏秦和张仪再世了。 耆英对张喜也极为看重，亲自召见并寻间办法。张喜声称:主意将军斟酌，有用小人之处，当赴汤蹈火，断不敢辞。并保证说决不错误公事，一则不致过刚，弄出枝节，误国家大事，使将军掣肘;二则不致过柔，示弱于绝域，给大清丢脸。誉英颇为赏识，连声称赞:“果然名不虚传，能言善辩。” 8月4日晚，牛鉴飞报替、伊:英军舰队俱至江宁(南京)，定于8月7日开炮攻城，请钦差速到江宁，以解倒悬之危。 耆、伊急忙商议，欲遣张喜先行赴南京，往见英军首领，请万勿开炮攻城，以候钦差到达。张喜领命，次日领得照会，立即赴南京。临行前，耆英破例地奉持五品顶戴送行，并对张喜保证说:“我必奏明，断不至如前次白戴虚顶。”而一年以前，伊里布给他的是六品顶戴。 中英《南京条约》谈判的序幕拉开了。 8月7日，张喜到达南京，拜见牛鉴。次日，伊里布到达江宁，当天就命张喜等五人出城，到英舰“皋华丽号”(又译“汗华丽号勺上送递照会，同时，询间议和条件。 张喜带随从赴江边上的英船，受到璞鼎查、麻恭及翻泽马礼逊、罗伯腆、郭士立等人的接待。其中的马礼逊，是著名的中国通，名为翻译，实为策划中英交涉的主谋。 张喜呈上中方照会，璞鼎查、马礼逊等立即拆阅后，俱摆手摇头，各有可笑为难之状。马礼逊劈头责间:”俱系空话，于事何益?“但是，英方知道张喜是伊里布的亲信，还是愿意商谈。于是，双方的谈话”由酉至辰“(即早晨7-9时至下午5-7时)。会谈细节张喜在《抚夷日记》中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马礼逊首先就中方代表权发难:伊中堂一片苦心，怎奈无权，不是钦差。既无全权二字，又无钦差关防，何能了此大事?即香钦差到也未必能了。 张喜云:中国的钦差即贵国的全权，钦差关防在誉将军处，怎不能了此大事。 马礼逊又道:依了我方照会所言，便可以了事。 张喜间道:照会何言、何事? 马礼逊答:伸冤等事。 张喜又问:此冤何以伸法? 马4L逊又答:皇上认错，便是伸冤。 张喜仍以天朝帝国神圣不可侵犯而戒严回复:皇上乃天下共主，何以向尔等认错?此外还有何事? 马礼逊答:给赎城费、赔烟价、给兵费、还商久、给足了即可了事: 张喜又问:若于? 马礼逊称:前已照会明，共三千万。 张喜争辩道:银数若能大加核减。我当察明清楚，了结此事。 马礼逊答应:果能了结此事，银数稍减，亦无不可。 在这交涉中，英方仅提出关于赔款方面的条件，并非全部条件。会晤结束时，双方约定，次日由中方派人来取回文。 8月9日，耆英派随从陈志刚赴英船索取回文，英方却拒绝了。当天，陈志刚没有回来。 8月1。日，陈志刚深更返回时，除了带回了璞鼎查的照会外，还带回了一个令伊里布等人大惊失色的消息:英军闻听各处传言，怀疑和谈，欲明日开炮攻城。是时，确有牛鉴所调的河南兵900人开到南京，按照部署，增防太平、汉西、仪凤等门。伊、牛闻讯，决定派太仓直隶州知州徐家槐，持照会赴英舰，将许给的赎城费由60万升至300万，以求英军万勿开炮攻城。同时，伊里布和省英急命张喜再去交涉。而张喜则”惟恐往返空谈，不能济事“，这次不想从命了。 张喜不愿从命，急坏了伊、脊二人。伊里布赶忙起草了两份照会，内中许诺:”所有烟价、马头及平行各条，均可酌商定议，写立合同。“以解除张喜”惟恐往返空谈，不能济事“的优虑。 8月11日，张喜奉命再次出城，赴英船谈判。这时，英国军舰已升红旗，发出准备开战的信号。两大队英军也已经登陆。萨勒敦率一队进军燕子矶，郭富也率另一队登陆，等候命令攻城。 张喜见状，急赴英舰，说明来意。 礼逊称:三百万是小事，若大事能了结，三百万就不要了。 张喜道:贵国诚心息兵，钦差大人必能了结此事。 于是，马礼逊答应，候香钦差到达再议。 会谈结束后，马礼逊与张喜等约定:耆英到达后，派一代表与张喜同来，璞鼎查亦派一代表，举行会商。 耆英于8月11日抵达江宁。次日，按中英双方前次交涉的约定，耆英派盛京佐领塔芬布，伊里布派张喜、陈志刚一同持照会，如约赴英舰。照会中说: ”兹公同派遣委员张士淳(即张喜)、塔芬布前来，面为熟商一切，不难早定，所有本大臣等讲话通商之意，张士淳必能代达也。“这样，张喜这位只是”暂戴“五品顶戴而并非朝廷命官的小小的家仆，竟然成了堂堂大清国在重大事件中进行外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谈判进行时，英方以麻恭、马礼逊等为代表。 英方以船上狭窄、天气炎热为由，改到岸上的静海寺会谈。此后，静海寺便成中英交涉的谈判场所。 会晤移至静海寺之后，双方逐条议论。马礼逊深恐张喜记忆不清，便展开纸笔，记录开载。 当议论到”赔款数额共三千万两“这一条时，张喜有意杀价，他含含糊糊地说道:关于商欠若干，尚须咨查，待后决定。 英方听后，麻恭、马礼逊等互相商量良久。之后，马礼逊开口说道:既能诚心和好，稍减其数亦可，共计二干一百万。但是。 烟价、商欠不能减，只能减去战费。 随后双方将谈判商订的内容开列清单，。各自带回，要求如有不合之处，即在誊单上批改，以备下次商议。内容共三大端:赔款二千一百万;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为通商口岸，租让香港，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平行外交。 双方约定于次日在静海寺再行会商。 分别时，马礼逊提出:第二天上午继续谈判，届时张喜需带来曹钦差对议和条件的意见，以及道光皇帝所许诺的”便宜行事“谕旨的原件，给我们一看，以免众人猜疑，英方亦将国王所颁敕令。与钦差一观。 张喜等回城，将商谈记录单交省英、伊里布、牛鉴，但三大宪全然不看，命幕僚略观，阅毕说道:窒碍难行。随后便束之高阁，完全不按照有关的约定办事，仍是含糊应付的办法。 8月13日，塔芬布、张喜及牛鉴差遣的叶启润，按约赴静海寺与英方谈判。 临行前，张喜与三大宪相见，面讨机宜。伊里布首先关属张喜:只说清理税务，不准再有商欠，断不可许给银两;要看上谕，要铃御宝，俱勿庸仪，可变着方法去说。 张喜有些为难:英方要求一概不准，恐不能行。 张喜则把求救的目光转向伊里布，但伊里布却闭目不语。 牛鉴则开口嘱咐道:战费名目不佳，当为驳去。 张喜向牛鉴请求，将昨日带回的英方的”三大纸“退回英方，但牛鉴却说幕僚外出不在。 空着两手的张喜，快快不快地随塔芬布等赴静海寺。 这一天的谈判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双方代表刚一坐定，马礼逊首先发问:可将上谕带来? 张喜谎称:上谕寄给扬威将军阅看，尚未寄回。 马礼逊追问:何时寄回? 张喜胡诌:今明日不定， 马丰L逊又间:昨日所开各条，钦差准了几条，可将原件带回? 张喜只好尴尬地回答:今未曾带。 马礼逊以中方背约，极为不悦地威胁道:要紧之件，俱不带来，凭何议事?议和尽是缓兵之计。我们提督已在钟山架炮，如不和好，便开炮攻城。 张喜只能被动地请求道:总必听我方回复。 马礼逊坚持称:恐等不及。 谈判陷于窘地，无法继续下去了。 张喜又硬着头皮说道:我们只是往来传话之人，你们有话只管说明，我们也好回察钦差大臣。 麻恭、马礼逊商量之。后，决定发出最后通碟:候至夭明为度，天明若无回信，即便开炮! 塔芬布等急忙回城，将英方的最后通碟转告香、伊、牛三大宪，而且描述了麻恭的凶狠情状。这时三大宪才慌了手脚，一而责备张喜不该扯谎胡诌，一面急找幕僚拿出原条款清单，急忙中何谈妥商熟计，只得决定所提各大端，一概允准，仅仅对付款期限及款项付清前英军占领舟山、招宝山、鼓浪屿三处表示异议，要求再议。 条件没有异议后，又立即准备了照会，遣张喜等将条款连夜送至英舰。同时通知英方。清政府将委派江宁藩司黄恩彤、侍卫吉林副都统咸龄，于静海寺等候商谈。 当夜子时(11一1时)，张喜匆忙出城，丑时(1-3时)赶至江口，寅时((3-5时)来到了英舰上。 马不停蹄的张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赶在”天明“之前。 真难为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家臣了。 直到此时，在英军的胁迫之下，英国人想与大清帝国进行官方高级磋商才迈过了家奴守护的门槛。誉、伊终于派出了官方的正式谈判代表，使谈判转入了中英双方正式交涉阶段。 先前那位谈判的主角张喜，也由核心退到圈外了。 当然，此后的谈判，再也不会起什么波浪了。 香英、伊里布派出官方代表团，英国人认为，恐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英军为了配合桌面上的谈判，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舰挂红旗，炮架江岸。迫政府代表就范。 问题十分简单，在中英非正式交涉中，英方已经提出了基本条件，时下的任务只是迫使中国官方代表确认和接受而巳。 因此，黄恩彤等人与英方的官方会晤，已无法改变张喜等人与英方磋商的议定的大局了。 英方于15日凌晨收到张喜等人连夜送来的照会，同意在静海寺与黄恩彤等举行会商。英方代表仍为麻恭、马礼逊等。 会议前，双方出示证件，以示郑重。英方代表出示女王所颂救令，黄恩彤亦命将上谕取出，经过马礼逊鉴定，确认是原件真品无疑后，才转入正式会谈。 黄、咸遂将所开各条，逐条批驳。 咸龄责向:烟价已由广东还银六百万两，岂得重索，商欠延宕洋行清理，岂能言为偿还?尔国所用兵费。更不能取偿于中国。 英方称:前给六百万不及烟价的一半，此乃补还;商欠延宕，请广东行文查明。勒限追缴，倘不能追出，仍须官为交保;兵费用于稿赏遣散，否则兵船退否不予过问。 咸龄又责问:香港业经造屋，尚可恩准，予以借居，其广州卒五口开埠，未免过多?贸易输税各则，应及早议明。 英方答:必须广州等五口，为销货之所，如不给予，则所占据各城不予退还。贸易输税按中国例则，但为了避免洋行盘剥，其税由领事在海关完纳(即领事报关制)。 英方固执如初，丝毫不予让步。 会商结束时，咸龄说道:条件太苛刻了。 但是，在此次会商中，黄恩彤等完全将先前负责交涉的张喜冷落在一边，张喜也乖巧，在谈判中未敢多言一辞。似乎三大宪对张喜有所猜忌。因而，在张喜回城后，即称中署不适(装病)，三宪传见，亦不往赴。 16日，黄恩彤、咸龄、张喜等赴英舰，被英方拒绝。张喜回城后，伊里布谓:你不该再去了。 次日，黄恩彤、咸龄等再赴英舰。伊里布正式盼咐张喜，不得再与英人相见，不得与闻谈判交涉事。完全剥夺了张喜参与诊判交涉的权力，因此，张喜不曾随黄、咸出城。但黄、咸再次川缮写条款未就为英方拒绝。 直到18日，中方派员张攀龙，冒着济沱大雨赴英舰，于当映取回了英方议复的和约草稿。共十款内容，前面是汉文本，后面是英文本。 至此，中英双方交涉。在下级人员的会谈中，已经初步拟定了条约内容。 19日，黄恩彤、咸龄等赴英国军舰布郎底号，与麻恭，马礼逊等再次交涉会商。 这次，中英双方商定，于20日举行中国钦差大臣誉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粼查的正式会见，这就意味着，中英双方关于战争和约的草稿已经初步拟订了，磋商议定条款的预备会议阶段，也将转入正式代表间的会商阶段了。 也是在这次会商中，英方要求，珑鼎查于8月20日将带英兵一千名，入南京回拜香钦差。中方代表恐引起南京城内的恐慌和不必要的冲突，立即加以回绝。此事未达成协议。但事一提出，已经不可阻挡了，只是时间的间题了。 在英国侵略军的炮舰威慑下，清朝政府无条件投降的第一场落下了帷幕。 1842年8月20日，中国钦差与英国全权代表举行高级会晤。 按照双方的约定，奢英、伊里布、牛鉴等如约亲赴英舰”皋毕丽“号，与璞鼎查会晤商谈。 但是。这仅仅为一次双方最高代表的礼节性会见，没有谈及街议和约条款。 随着三声礼炮，曾英、伊里布、牛鉴在”皋华丽“号舰长查滋的陪同下登舰，璞鼎查、萨勒敦、巴加、郭富等英方官员，除冠相迎。钦差们通过了仪仗队，步入英舰司令船舱。 在一桌并不丰盛的酒席招待中，双方空言一番兵争之害、通商之利的废话之后，英方邀请中国大员参观英军的快船利炮。 第一次面对西方文明的中国大员，目光中充满了惊奇。 香英对所见之物，无不感兴趣，然而为了尊严和体面，缄口不问。直到返回城后，在向皇帝的奏折中才表露出他的结论:今亲睹该夷船坚炮猛，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 伊里布则丢人显眼地以为英军的火轮，是用牛拉的。 英国人对中国大员们的评价是:中国大员非常欣赏樱桃白兰地，而欣赏音乐的能力甚低。 24日，因雨顺延的璞鼎查回拜香英，于是日在静海寺进行。 誉英、伊里布、牛鉴等在静海寺摆开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璞鼎查、萨勒敦、巴加、郭富、麻恭、马礼逊等英方高级官员，分乘十二顶绿呢大轿，以及英国王家爱尔兰联队第十八团的榴弹队、乐队，演奏着名为”盖莱欧文“的乐曲，抵达静海寺。 香英、伊里布等中方大员，于门外恭候相迎。 然而，在大殿台基下，中方官员鹿泽长道台等与英翻译官马礼逊，仍在为条约的内容而秘密交谈着。 条约内容本来已经定下来了，何以又要重新商谈呢?原因自然不会是已赚足了便宜的英方。 这天早晨，哲英接到了北京送来的道光皇帝的上谕。这上谕是道光皇帝在收到钦差8月18日关于谈判的内容，更清晰地了解了英方的要求后作出的指示。其中指示:不准在福州通市，即万不得己，或改泉州。 脊英只得奉旨，命鹿泽长与英方商改。 可以想见的是，鹿泽长与英方决不会很顺利。 果然，当鹿泽长将此提出后，马礼逊立即拒绝道:黄恩彤、咸龄两大人已将各事说定，此时不可更改。且今日非讲公事之期，此处亦非讲公事之地，诸位不必再谈。 说罢，连头也不回地走了。 鹿泽长等人尴尬地愣在那里。 福州要不回来，还可以在其它方面讨价还价。 香英在酒席间，与璞鼎查商谈，先前仪征盐商所纳献于英军的三十五万两白银，折算为五十万元，在中国第一批赔款中扣除。 在盛情款待之中，璞鼎查慷慨应允，做了顺水人情，皆大欢喜。 吃喝直到下午才结束，璞鼎查等在鼓乐礼炮声中，由省英等相送，返回英舰。 临别时，双方约定，26日，璞鼎查入南京城，与誉英最后敲定议和条约。 8月26日，鼎查如约赴南京城。琴上江县考棚，正式交付条约文本。 中英代表在桌蒙紫绣、地辅红毡的大殿内，享用了极为丰盛的酒宴之后，才谈起了议和条款。 这是商订和约的最后日子。 一首先，英方将汉文条款约稿，‘朗读一遍，而后交与誉英等传阅。 省英提出一个有关天朝颜面的文字回题:战费、赎城等字俱属不雅，须另换字样。 英方予以拒绝。 于是，誉英等虽抱怨词，但还是同意了议和条款的全部内容。 这一切似乎非常简单，在场的一位英军军官做了这样的描述: ”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中国代表并不细加审查(约稿。)，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他们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们赶快离开。“这位英军军官的观察能力没有错二为了让英军赶快离开，睿英还提议立刻签字，但英方却拒绝了。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匆忙地结束这一切，而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来庆贺他们的胜利。 临别时，双方各留议和约稿一本，约定于次日举行正式签字仪式。 27日是原中英双方会商约定的签字日期，因伊里布病重而推迟。是日，誉英又接到了道光帝的上谕:要求福州地方，万不可与。智英命黄恩彤、咸龄等再次赴英船，试图商改。马礼逊答以不可自作主张，须向璞代表商量明白，再来回话。实际上是婉转地拒绝了中方的请求。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耻的时刻。 上午11时，省英、伊里布、牛鉴等清朝钦差、大员，先后登上了英国军舰”“皋华丽”号。 英方取出了四份用汉英两种文字缮写的条约文本，用丝线装订，并加火漆，以防止滑头的钦差大员为欺骗皇帝，而不将全文呈上御览，双方各持二本，一正一副，以备不虞。 黄恩彤从黄色绸子中取出楠木方盒，内盛笔墨砚印泥，以及官印，即钦差大臣关防、两江总督关防。在文本末页，誉英、伊里布、牛鉴、璞鼎查分别俱印签字。 双方约定，两国分别铃用国宝之后，至广东交换文本。 签字画押之后，双方代表来到前舱，举杯庆贺条约订立。带着惬意的白兰地口味，普英、伊里布等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英国军舰回城。 英国人的狂喜之情，也是难于言表的。一位英国军官在回忆这一过程时，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得意的话: CHINE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 “中国人被一女人(指英国女王)征服了”! 在议和条款既定后，璞鼎查大谈中英战争的原因，即鸦片贸易间题。他颠倒是非地说道:鸦片问题应由中国自己负责。若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上裕国课，下便人民，岂不甚好? 晋英脸上自然有点挂不住，他反问道:英国为什么不禁止鸦片种植、贸易，这祥是不公道的。 璞鼎查狡猾地道:禁止，只是将英国鸦片贸易权让给别国而已。而且，鸦片贸易反映了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官吏的贪污腐化。 否则，鸦片就不会传入中国。 省英等竟无耻地认为，璞鼎查的这番诡辩是言之成理的，但中国皇帝是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的。 其实，岂止是皇帝，数万万中国人民也不会接受的，他们在虎门销烟过程中，证明了中国人民在道德上的纯洁性是不可砧污的。 《条约》签订后，香英在靖海寺宴请璞鼎查等。四方百姓闻知，扶老携幼赶来，挡在桥头。当璞鼎查等在誉英陪同下过桥时。一个少年人指摘璞鼎查唾骂，群众竟相投掷泥沙瓦砾，打伤了一个英国人。璞鼎查大怒，洁问普英。曾英夜间县令。但是当时围观的人太多，查不清是谁打的，县令又怕惹怒众人，激成民变，便在狱中找，囚，谎称是投石者，押到寺门能给英国人消气。 清廷议和的消息引起抗战派的强烈不满，廷臣王鼎、祁隽藻等每逢上朝时。就与主和的穆彰阿争沦。穆彰阿时为首席军机大臣，当道光主战时，他随声附和，但骨子里主降，一有机会就散布投降言论，每有战败的消息传来，他总要对人说:“如何?不出我所料吧!”当英舰进人南京江面时。他公开散布说:“兵兴三载，糜晌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将两年多的杭战、牺牲一笔抹杀。穆彰阿的投降言论遭到军机大臣王鼎等的痛斥。每逢相见，王鼎必v斥穆彰阿议抚误国，穆彰阿则作出大度的样子，笑一笑，避开去。 一次，两人同时被召见。王鼎在殿上贵骂穆彰阿为秦桧、严A，穆彰阿保待沉默。不与争辩。道光心里知道王鼎骂的是穆彰阿，怨气却是冲着自己来，但不好发作，只笑着说:“你醉了。”命太监将他扶出去。 次日，王鼎又在大殿上哭谏，道光动怒，拂衣而起，王鼎拉住道光的衣裙陈说，道光不理。下朝后，王鼎越想越气，越想越悲，叫入准备笔墨。亲书一封长长奏折，小心封好，揣在怀里，当晚自F身亡。 按例、大臣自H，必先奏报皇上，派人验视之后，家人才能移动尸身。王鼎家人尚未奏报，军机章京陈孚恩已闻讯赶到，他命人将王鼎解下，搜捡衣带，得到遗书。遗书大旨是弹幼穆彰阿卖国，建议重新起用林则徐。 陈孚恩看过遗书。对王鼎的儿子王坑说:“皇上正为议和之事发怒，不愿听人谈论此事。你如果据实奏报，恐怕尊公就得不到恤典了，你也会受到牵连，你的编修也难保。你如果还想走仕途，就不能如实陈奏。更不能呈递这道遗书。” 王沉被吓住了，一切请陈孚恩安排。陈孚恩为之改写遗书，以“暴疾”奏上。事后，陈孚恩把王鼎原来的遗书呈送给穆彰阿，穆彰阿很感激，从此有意提携陈孚恩，陈孚恩平步青云，不到十年而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王伉却因未能继承父志，遭到亲朋鄙弃，他自己也后悔莫及，遂终身不再出仕。相传。王鼎死后，道光常在睡梦中听见空中有人呼叫林则徐名字，所以不久重新起用被发配到新疆的林则徐。此虽无稽之谈，却反映出当时人心之所归。 王鼎死时，林则徐正在发配新疆途中，得到消息，悲愤不已。 他迎着大漠的落日，蜘踢而行。他思念故人，思念朝廷，不禁潜然泪下，遂吟诗一首《哭故相王文格公》，其中有句:“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除了泪洒戊壁滩，林则徐，以及和他一样的抗战派还能做什么呢? 身在紫禁城的道光，心情也不比林则徐好过。 当香英26日发来的有关将会谈情况的奏折摆放在道光案前时，他对英方所提条件感到愤恨，却无可奈何。他谕示香英: “览奏忿感之至!联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无可奈何之处，一切不能不允所请旨，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制，各条均照议办理。” 这一条谕旨于9月7日才到南京，而在此之前的8月29日，茶约就已经盖用官防并签字画押了。 道光接到《南京条约》文本的那一天，一夜未眠。他独自一人，倒背着两手，在殿阶上踱来踱去。夜凉如水，薄云遮天。他忽而低声自语，忽而仰天叹息。回顾登极20多年的所作所为，他自信兢兢业业，一日不懈，却不料，闹出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如何不痛心?想当年，午门受俘，何等威风，何等辉煌，眼下却被洋人逼使订立城下之盟，叫人怎生忍受?赔款尚是小事，丢失祖宗土地可是大事。自己将有何脸面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思前想后，真不愿画押签约，但是不用御宝，又有何解救良策?忽然，响起击拆之声，已是五鼓时分。他猛一顿足，转身进入大殿。用朱笔草草书写一纸，内有“着俱照所议办理”字样。封缄牢固，交给内侍，嘱咐道:“将此文给穆彰阿，毋为祁隽藻知晓。”当时宫门未开，内侍怀揣上谕，悄悄去找穆彰阿。 给事中黄宗远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上了一道奏折，忧心忡忡地说:“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中心矣，边疆从此多事矣。”道光览奏至此，心中生出一种悲凉之感，不禁喃喃自语:“从此多事了! 90 道光的初衷，是要禁绝害民害国的鸦片烟毒，做一件名垂青史的伟业，但经过两年战争，虽间有起伏，终于一败涂地，天朝蒙受莫大耻辱，道光成为千古罪人。这其中的道理，道光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有个叫奇汀的外国人倒看出点门道，他写道: ”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是在孤芳自赏、愤世疾俗、目空一切的幻想中养育而成的，他们把所有的文明、资源、勇气、艺术及军事上都远胜过自己的其他民族都当作劣等人对待，这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反常。“ 这段话有敌视中华民族的种族主义情绪，但它道出了道光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孤芳自赏“、”目空一切“。 当然，道光没有读到奇汀的文章，即使读到了也不会赞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