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女干部周月林的传奇人生--期刊选粹-人民网

红军女干部周月林的传奇人生

○陈刚

2008年03月18日08:5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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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7日，全国妇联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旧址，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修复开放。当年，担任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因与瞿秋白一起被俘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周月林。现在，让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来看看这位中华妇女联合会“第一人”的艰难曲折的经历、跌宕起伏的往事……

当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她组织发动中央苏区广大妇女学犁田，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当国家医院院长，教育俘虏过来的医生为革命服务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1906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原是鄞县东乡的渔民，凭一只渔船和一张渔网在江海中讨生计。后来，为生活所迫，父亲用小船载着一家，闯入上海滩，在黄浦江上靠摇船维持一家温饱。

周月林4岁时父亲将她送到鄞县外婆家寄养。9岁那年，她被领回上海，送进一家纱厂做拣纱工，开始了苦难的童工生涯。17岁时，进日本人在杨树浦新开办的大康纱厂做工。

1924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纱厂工人的领导，首先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接着，又在杨树浦办起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周月林等一批工友参加了进德会的活动。在夜校里，她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77天。周月林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在这次工人运动中，周月林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纱厂总工会沪西指导员。第二年，她就任中共曹家渡部委妇女部长。后调至上海市总工会，在代委员长何松林(汪寿华，浙江诸暨人)的直接领导下，秘密准备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当时，上海的房主不愿将房子租给单身男女，周、何两人便扮作夫妻，在法租界租了一套带暗室的房子。何松林不常来，周月林就说“丈夫”是海员，左邻右舍便深信不疑。在这个“家”里藏匿着秘密文件、武器弹药。周月林根据何松林的指示，以去“看婆婆”、“会朋友”为名，将武器弹药运送到指定地点。周月林大胆沉着、机智灵活，一次次地应付了“抄靶子”(检查行人)的警察，从行驶中的有轨电车跳上跳下，甩掉“尾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艰苦而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周月林和张佐臣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

张佐臣，浙江平湖人，也是大康纱厂的工人。1924年入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9月，他受党派遣赴无锡开展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危急关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张佐臣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负责恢复和重建上海市总工会。1927年6月29日不幸被捕，7月1日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周月林得知张佐臣牺牲的消息时，已在苏联，并化名王月梅。因为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了，何松林决定将她秘密转移到苏联，进了海参崴党校学习。失去亲人的悲痛，更坚定了周月林献身革命的决心。

后来，在苏联，周月林认识了梁柏台。梁柏台是浙江新昌人。两人相爱后结为夫妻。

1929年，周月林去了莫斯科，经邓中夏批准，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预备班学习。

在苏联学习、工作的几年中，周月林生了两个孩子。1931年5月，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行前，他们将两个孩子送进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分别在即，周月林紧紧搂着一对儿女，久久不愿松开。从那以后，周月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这对骨肉，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周月林和梁柏台回到上海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于7月下旬经秘密交通线进入福建省的闽西苏区。周月林先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9月，由刘伯坚带领一支小部队将梁柏台和她一起接到瑞金。

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后，中央苏区中央局任命周月林为妇女部部长。

1932年4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妇女工作条块分割的现状，统一领导妇女工作，决定各级苏维埃政府须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4月22日，人民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任命周月林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金维映、范乐春为委员，并通过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从此，周月林这位专门改善妇女生活的主任，经常骑着马往下面跑。每到一处就发动妇女们“废除童养媳”，开展“放脚”、“剪发”运动，宣传《婚姻条例》，动员送子送郎当红军，开展优红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933年2月，苏区中央政府发出了开展春耕生产竞赛的号召。一天，周月林向毛泽东汇报组织妇女参加春耕生产和学习犁田的想法，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犁田是保证春耕生产的关键，如果广大妇女掌握了犁田这个本领，今年的春耕生产就一定会打个漂亮仗!”接着，毛泽东又问她:“那你怎么个组织法呢?”

周月林回答说:“我明天就约中央机关的两个女同志下地犁田，先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

一直在旁静听他俩谈话的贺子珍忍不住大声说:“月林，明天有我一个!”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好，明天我也去看你们犁田。”

周月林以为毛泽东只是随口说说，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当她和贺子珍正扛着犁、牵着牛向村边的水田走去时，毛泽东大步赶了上来，边走边招呼说:“来来来，你们先别下田，先到河边的沙地上去练练，待犁把稳了再下水田不迟。”

“好办法，我们怎么没想到!”周月林、贺子珍齐声说。随着毛泽东来到了河边的沙地上。“我先犁给你们看看!”毛泽东十分熟练地驾好犁，吆喝着牛就犁开了。他边犁边讲解怎样把得稳，怎样犁得直，讲得头头是道，犁得又好又匀。毛泽东犁了两圈之后，又手把手教她俩犁田……

毛泽东教周月林、贺子珍犁田的消息传开后，中央机关的女干部都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在中央苏区掀起一个妇女学犁田的热潮。仅瑞金县就组织起260个女子生产小组，2万多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其中8000名妇女学会了犁田，成为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

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月林和梁柏台夫妇双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等17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成员，周月林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1934年4月，毛泽东找周月林谈话，调她担任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当时，医务方面派傅连暲负责，派周月林去主要是加强政治领导，教育、团结那些俘虏过来的医生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为革命服务、为红军服务、为工农服务。

到了国家医院后，周月林牢记毛泽东的话，根据党的政策，对俘虏过来的医生给予优待。周月林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她工作很出色，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周月林干得不错嘛!”

她本来也会成为红军长征女英雄，项英一句话却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在闽西，她本已随邓子恢冲出包围，只因返回寻找瞿秋白而不幸被俘

1934年9月下旬，瑞金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工作人员，都在匆忙清理文件，工厂在拆卸机器打包装箱，红军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正加紧送往各红军部队……种种迹象表明，红军将有一次大的行动。

数天后，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周月林耳朵里，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糟，红军和中央机关要“出动”。

一天，周月林看到毛泽东从中央机关开会回来，就上前问:“毛主席，我走不走?”

“走，你和柏台都走!”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他要周月林赶紧做好出发准备。

周月林为自己及丈夫都能和大部队一起“出动”而暗自高兴。她知道，行军打仗是不允许带小孩的。1933年，她在沙洲坝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沙洲。周月林经和梁柏台商量，忍痛将儿子沙洲送给了东坑村一位村苏维埃妇女干部抚养。

正当周月林打点行装时，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当时陈毅是江西军区司令员，不久前在前线大腿负重伤，还躺在医院里治疗。为使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工作不受影响，中央决定从中央政府部长中再留下一人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协助项英、陈毅工作。到底留谁?由项英、陈毅挑选，项英挑中了梁柏台。项英找梁柏台谈话时，正好周月林也在场。项英对周月林说:“柏台同志留下来了，你也留下来吧，现在根据地斗争需要你，你就留下在中央分局做妇女工作吧!”

红军走了，周月林、梁柏台留下了。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被敌压缩在于都县南部黄龙乡井塘村，中央分局决定将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进行分路突围。突围前安排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先行从苏区转移到白区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关系就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项英对周月林说:“你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比较熟悉，他们很欢迎你一起去。”

这几个人中，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一年前才从上海来到瑞金，现正患严重的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何叔衡是党的一大代表，曾任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代部长，已经60岁了。张亮是项英的妻子，已经怀有五六个月的身孕。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邓子恢。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他的任务是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

当时，形势已十分危急。项英和陈毅给他们配备了一个警卫排，负责护送到闽西，并要他们赶快出发，迟了恐怕突围不出去。中央分局给每人100元港钞和一些黄金，统一由何叔衡保管。

2月中旬，瞿秋白一行离开井塘村。周月林先行，带一个武装班，护送一担铁皮文件箱，到武阳山上埋藏。在武阳山上会齐后，他们向第一个目标--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赶去。在汤屋，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之后，警卫排迅速返回。

整个闽西除四都等山区外，其余地方全被敌人占领，大小道路都有敌人的岗哨，封锁严密。为了让瞿秋白、周月林等安全突围出去，万永诚想了个办法，让他们装扮成红军的“俘虏”，为不让人认出，戴上假面罩，从军区冲锋连等单位抽调组织一个约90人的护送队“押送”出封锁线，出封锁线后就由他们自己去闯了。

2月21日傍晚，他们按预定计划，从汤屋启程，朝永定县方向前进。为隐藏目标，大家昼伏夜行，避开村落，尽量拣山间小路行走，一路上跌跌撞撞，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长汀县水口村。当渡过汀江到距水口村10华里的小迳村时，已是24日的拂晓。他们遂决定停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

突然“砰”的一声，村口传来枪声。敌人已分两路包围过来，紧急之中，护送队长带领瞿秋白、周月林等人沿着狭长的山谷由外小迳村退到内小迳村。不知为什么晕了头，徒然转了个圈，又转回外小迳村。然后荒不择路退到了村外的牛子仁岽。

牛子仁岽是座独头岭，越往上越小，待一行人爬到山顶一看，后山坡陡崖峭，断无退路。此时，护送队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不知谁喊了声:“我们滚下去!”于是，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双手抱头，不顾一切地朝后山坡滚了下去……

周月林滚下陡坡，眼前一片昏黑，待清醒过来，张目四望，只见邓子恢正在前面，还有几个战士跟着。“跟着邓子恢不会错，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地形熟悉。”周月林边想边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枪声渐渐远了，周月林为冲出包围而暗暗庆幸。可她回头一看，发现瞿秋白等人没有跟上来。她没有多加思索，就毅然给自己下了个命令:“倒回去!”

周月林一边急走，一边寻找，终于发现瞿秋白正跌坐在乱草丛中。瞿秋白也看见了周月林，高兴得叫起来:“阿妹(从这以后他一直这样称呼她)，你来了，这下可好了!”周月林扶着瞿秋白慢慢朝前走，又发现了张亮，但一直没有找到何叔衡。

敌兵在四处搜山，周月林领着瞿秋白、张亮在荒草灌木丛中艰难地往前走。当他们来到一间塌了顶的破屋子前，瞿秋白大口喘着粗气，近似恳求地对周月林说:“阿妹啊，我实在走不动了，到屋里休息一下再走吧。”张亮也走不动了，嚷着要进去歇歇。

周月林看他俩实在走不动了，环视了一下，轻声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吧，我在旁边的草丛里看着，有事就轻轻地拍一下手。”说完，周月林来到不远处的一片荒草丛中。草丛十分茂密，中间有一口不深的小水塘，是个隐藏的好地方。她伏下身子静静观察着山上的动静。一会儿，张亮和瞿秋白先后过来了。谁知瞿秋白身体虚弱无力，立脚不稳，刚到草丛里就摔了一跤，恰巧撞在旁边的一棵小树上，小树剧烈地晃动起来，惊动了山顶的敌人。就这样，他们三人不幸被俘了。敌营长李玉派了四个士兵和一个勤务兵，将他们押往水口村。

在押解路上，瞿秋白跌倒在地，昏了过去。一个敌人叫着要“补他一枪”。周月林用命令的口吻说:“不准补枪!”用身子挡住敌人的枪口，直到瞿秋白苏醒过来。在继续押送中，周月林又压住步伐，慢慢地走，想尽办法保护瞿秋白。

当晚，敌人没有审讯他们。趁着这个机会，三人偷偷商量着如何应付敌人的审讯。

瞿秋白让周月林先编。周月林说:“我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她当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不怕敌人盘查。

接着，由张亮编。张亮说:“我就姓你的这个‘周’，叫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是被红军抓去的。”她三十出头，已微微发胖，又会抽烟，还真有点老板娘的样子。

最后，由瞿秋白编。瞿秋白说:“我就姓你这个‘林’，叫林琪祥，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在同济大学学医，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周月林说:“你说是医生，又不会看病开方子，敌人会相信你吗?”瞿秋白却说:“说别的我像吗?现在是要敌人相信你俩的口供，不怀疑你们。敌人如果怀疑我，找一个人来指认我还不容易，国民党里面就有认识我的，我们不要小看敌人。”周月林想想瞿秋白的外貌和气质与医生确很相称，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三人按照商量好的应答，敌人没有从口供中发现破绽，就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团十四团团部，将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和同时被俘的20多名红军战士关在一起。

敌人又审讯了几次，得到的口供还是一样，便信以为真。听说抓来了一批俘虏，还有女的，有许多人来看热闹。其中有好几个女的，还有一位老太太，就是敌营长李玉的母亲。她听说有一个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就去找周月林:“你真是被红军抓去的?如果是真的话，我愿意保你出去，我媳妇快要生孩子了，请你去照顾月子。”没几天，这位敌营长的母亲出面将“陈秀英”保释在家，以便准备伺候月子，后来周月林还为这位产妇接了生。有家糖果店的老板没有孩子，知道“周莲玉”怀有身孕，不久也将她保释出去，还讲好生下孩子归他所有(并非有人所讲的“入纳为妾”)。3月9日，瞿秋白以“林琪祥”的名字写信，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找铺保营救。

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到了4月下旬，情况却发生了变化。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万永诚在武平县大禾梅子坝大山中被敌重兵包围，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被俘后供出了瞿秋白、周月林和项英妻子张亮等都在上杭被俘的消息。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蒋又电令驻长汀县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驻龙岩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查讯上报。从而，使案子急转直下。

敌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大喜过望，一方面对抓获了瞿秋白等“中共要犯”可以“邀功请赏”了;另一方面遂赶紧采取紧急措施:在4月下旬，先将瞿秋白押往长汀，交给原来认识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然后将周月林和张亮重新收监，押往龙岩，交给“上峰”，并呈文“请求嘉奖”。

被俘后，国民党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她10年徒刑;解放后，她被公安机关抓捕并无限期关押，后被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处12年徒刑……

在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再一次审讯时，周月林仍用原口供回答敌人。敌人早已准备好了“杀手锏”，叫来了两个红军叛徒。这两个叛徒都曾是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干部，不仅指认了周月林，还从“缴获”的红色资料中找出有关周月林的内容，周月林的身份、职务和经历被和盘托出。张亮的遭遇也一样。

其实，此时敌人的兴趣已不再是周月林等人的身份，他们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严加审讯，为的是要她供出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秘密，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路线和接头地点、暗号。任凭敌人采取什么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没有向敌人供出什么情况。最后，敌人只好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分别判处两人各10年徒刑。

在国民党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她和张亮共同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内艰难度日。

1937年11月中旬，突然有人出面保她们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他在一次酒宴上，碰见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钟绍葵对他说:“我们那里关着一个你们新昌人。”“什么人?”陈士明问道。“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周月林我不认识，梁柏台是我小学的同学。”“你既然认识，就设法把她保出去好了。”钟绍葵说。陈士明找到一个在蒋鼎文部队任军法处长的新昌老乡，也姓陈，一同出面疏通了关系，才知一同关着的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还说“要保就把两个人一起保出去好了”。此时国共已合作抗日，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各地已在释放政治犯，就这样，周月林和张亮一同被保释出了监狱。

周月林高兴极了。她要去找党组织，要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可是当时中央苏区早已落入敌手，当年与上海地下党的老关系已中断，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去找革命队伍呢?这时，周月林想到了丈夫梁柏台，她决定到梁柏台家乡去。她认为梁柏台的家人肯定知道他的下落。可令周月林失望的是，梁柏台的家人根本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其实，就在周月林和瞿秋白等人突围后不久，梁柏台就在随部队突围中英勇就义了。住了两个多月后，1938年2月12日，周月林和张亮离开新昌县查林村，到上海周月林大姐家小住一段时间。

后来，周月林和张亮一起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找项英。在途中两人失散，周月林只好孑然一身来到武汉。在武汉没能和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只好又返回上海，回到娘家。娘家很穷，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她把命运之舟系在了一个穷船工的床头。生活又把她改造成为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后历经波折，已改名叫做周月英的她只好祈求平静。

1949年，解放的曙光使周月林心头为之一亮。已担任要职的老领导、老战友的名字随处可闻，她喜不自禁，真想去找他们。她曾去找海参崴党校同学、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人。可是自己离开组织，离开革命队伍已经15年了。15年来的苦难经历，一时怎能说得清，又有谁来为自己作证呢?她决定还是承认现实，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不过，她对党的忠诚并没有变，她决定以实际行动去为党多做些工作。建立居委会时，她马上被居民推荐，担任了居委会副主任。她总算可以再为党的事业贡献微薄之力了--尽管她没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之中。

然而，命运却不让她平静。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在北京市革命公墓(今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要求有关部门缉查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和瞿秋白一起突围的几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重围后到了永定县，与张鼎丞会合，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只有张亮和周月林一起被俘，瞿秋白被杀害了，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被俘没多久就被保释出狱，三年后又被放了出来?张亮已死，只有周月林还活着。7月，全国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于是，在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押抵北京。她就这样被“肃”了进去，被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1959年12月前后，周月林被迁至京郊新建的秦城监狱，住进一间非同一般的狱室:一张单人床上，铺着全新的被、褥、床单，临窗的地方放着一张可以写字的小书桌，一把软面椅。还有必要的卫生设备:抽水马桶和洗脸池等。条件够优待的，但是未经允许，周月林不准越出狱室半步，连扫地也只能扫至门口。

每天还有书报可看，足可消磨时光。可是，有一次看书报却看出了问题。她看了一篇写足球比赛的文章，就信手在报角空白处涂了起来:“小小足球，踢来踢去……”一想不能乱涂乱写，就将报角扯下，撕成碎片，扫出门外。

过后，她被提审了。原来，碎片被拼了起来，要她交代写“小小足球，踢来踢去”的用意，是不是自己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在蹲共产党的狱，像足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呢?

由于没有证据，但又不能轻易放了周月林，因为她是唯一的活线索。于是最简单而又牢靠的办法就是关押--无限期的关押。

1965年12月2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罪”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判决书没有向周月林宣读，她无法知道上面写些什么。

此后，周月林不再住在秦城监狱的“优待”狱室，而是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到了1967年8月，周月林已可刑满释放，但她仍得服刑。这却使她“因祸得福”，如释放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得被活活整死。

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散到山西省榆次市一家日用化学厂，其实是女子监狱。她还算幸运，负责人见她年纪大，“比一般犯人可靠”，让她做了一名产品质量检验工。

她真是老了，白发丛生，多年疾病缠身，经常吐血，衰弱得像秋后的芦苇，但她始终抱着一种不屈的信念，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40多年前，她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五卅运动，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30多年前，国民党将她关进黑牢，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她10徒刑;10多年前，在全国肃反运动中，被错误地以“出卖瞿秋白的嫌疑分子”为由逮捕，在无据关押10年后，又以强加罪名判她12年徒刑。

周月林说:“我保护了瞿秋白，却成了出卖瞿秋白;我做了好事，却落下了罪。”“同一个时间内，同一个事件的同一个案子，国民党要判我10年，而我们自己又要判你12年，这真是天下的奇案。否则，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怎么区别得开来呢?同一个时间内的同一件事的同一个案子，总有一头敌，一头亲，哪有两头都是敌的呢?”

为革命历尽磨难，周月林无怨无悔;把新昌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驿站，回到“老家”愉快地生活了15个年头

1978年，那刮遍全国的春风给周月林带来了生机。她终于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春光。

1979年，周月林又一次提出申诉。出乎周月林意料的是，这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很快作出了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1980年，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

1982年，笔者承担了征集梁柏台烈士的资料、撰写传记的课题任务。在征集史料中，从一篇文章中发现了周月林的一点线索，便顺藤摸瓜，历经周折，终于得到了“周月林还活着”的消息。1983年5月7日，我在山西日用化学厂见到了这位已经“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人。周月林写满沧桑的脸上充满了欣慰的笑容。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世上还会有人来看望她，她还可以有用于这个世界。她握着我的手连连说:“今天我双喜临门!”一喜是收到老战友邓颖超的来信，二喜是“老家”来人了。

1983年10月15日，周月林重返新昌，又踏上了这片让她情思难断的土地。她激动地说:“梁柏台很热爱家乡，很热爱家乡人民，他非常想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人民中间。可是他为革命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就让我替他回来，替他来了却这个心愿吧!”

新昌县委给周月林安排了一座单门独院，她还担任了县政协二届、三届常委。

“周月林还活着”的消息，像插了翅膀，迅速传向四面八方。

全国妇联和江西省妇联立即派出干部赶到新昌看望、访问周月林;毛泽民夫人钱希均从北京写来长信重叙旧情，并转达康克清等老同志的问候;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向她发来了特别邀请。

周月林的晚年生活过得舒心、平静。她的心境豁达开阔，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在77岁高龄回到“老家”，愉快地生活了15个年头，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1997年12月28日，过了91岁生日之后，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间。

巨枫瘦棕，青松翠柏，静静地守护在周月林老人的墓旁，诉说着一个世纪老人悲壮而不屈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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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