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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的人是美丽的--人民政协报

宽厚的人是美丽的

--丁玲与陈学昭

陈漱渝

2014-10-20期12版

本文标题套用了女作家陈学昭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的书名:《工作着是美丽的》:小说上卷1949年在大连东北书店出版,续集1982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引发我写作此文的是丁玲给陈学昭的一封信:

学昭同志:

春节过去了,你过得还好吗?甚念。你怀念魏伯同志的文章,《中国》编辑部觉得文学性少了一点,不愿发,我又把它转到《光明日报》他们也退回,只说时间已过……现寄回,望原谅。

浙江绍兴有个吴似鸿女士,是蒋光慈的爱人。蒋光慈逝世后,她一直独身,身世坎坷,现在也老了,生活很艰难,一月才五十元,来信给我。我很同情,给黄源去了一个信,望稍事照顾,并且写信给吴似鸿,要她去杭州走走,要她去看看你。我以为你还是能理解她同情她的。至少在精神上有点慰藉,你不嫌我太唐突了吗?她也不一定来,如果看你,望接待她一下,如能在文联说一句半句话,也许有些效果。自然天下事都不能如我们的意思。

冬安!

寄上一本《中国》,不知杭州有卖的没有。

丁玲

1985年2月4日

这封信给读者的印象,是丁玲跟陈学昭之间的老友情深:她关怀陈学昭的生活,创作,而且希望她们一起去关怀比她们更需要帮助的蒋光慈遗孀。谁能想到,在写此信的30年前,陈学昭曾经给过丁玲以巨大伤害呢?

那是1955年8月13日,陈学昭在中国作协批判丁玲的党组扩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揭露“丁玲借毛泽东之口吹捧自己”。对于当时身处逆境的丁玲来说,陈学昭的发言无疑是火上浇油,雪上添霜。丁玲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秉性善良的陈学昭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这种夸大渲染、有悖事实的发言。

其实,这次发言之后内心感到撕裂般痛苦的并非丁玲一人,发言者陈学昭更是经历了巨大的情感煎熬。1956年夏天,中国作协派另一位女作家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材料,就住在陈学昭家中。一天深夜,丁宁从睡梦中惊醒,只见陈学昭身着白色睡袍站在她的床前,充满痛苦和悔恨地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都不作数。”

那么陈学昭当年为什么要讲这种“不作数”的话,既伤害对方,又折磨自己呢?不久前,我看到陈学昭80岁时的一篇手稿,题为《别时容易见时难》,才解开了这个谜团。

据陈学昭回忆,1955年批“胡风反党集团”时,她已被隔离。突然一天,有人召见,让她交代她跟胡风的关系。她说她跟胡风没有往来。这个人又叫她交代跟丁玲的关系。1953年秋天,陈学昭来北京探望女儿,并修改她的长篇小说《春茶》。丁玲在东城多福巷有一处四合院,比较宽敞。陈学昭是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的专业作家,跟雷加、碧野、逯斐同在一个创作组,丁玲便腾出一间书房,支上一张小床,让陈学昭在她家潜心写作。由于彼此都忙,连吃饭都是急匆匆的,所以很少交流。陈学昭只记得丁玲鼓励她修改好作品。当时女作家白朗出版了描写工人的长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女作家草明出版了描写工人的中篇小说《原动力》。丁玲鼓励陈学昭向她们学习,写好工农兵。听完陈学昭以上陈述,来人很不高兴。他警告陈学昭:“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这样的单独召见又进行了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发生了1955年8月13日的那一幕。

丁玲虽然对陈学昭的发言甚感诧异,但她了解那个畸形岁月对人性的扭曲。她本人不也做过违心的检查,给自己无限上纲吗?于是她选择了对陈学昭宽容,因为她明白,宽容是美德,而不是懦怯。她不愿意轻易割舍革命岁月中结成的珍贵情谊。这种情谊来自于今生的缘分,来世不会再有。陈学昭也感激丁玲对她的宽容,她在回忆文章中说,丁玲根本没有计较被她揭发这件事情,甚至谈到周扬时也是微笑着的。宽容者的微笑,是人世间最美丽的表情。

现在让我们回顾丁玲与陈学昭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丁玲虽然比陈学昭年长两岁,但在文坛起步却比陈学昭迟3年。丁玲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是在1927年冬,而早在1924年,18岁的陈学昭就在《时报》新年增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获征文第二名。1925年,19岁的陈学昭又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倦旅》。1983年12月8日,丁玲在致陈学昭的信中说:“学昭同志,你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你那时大约只有十七八岁,而你的文章却写得那么清丽。你受西欧文学的影响较多,你懂法文,又在法国居住很久,你可以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闺秀作家,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你一开始就具有比较新的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在我们抗战的艰苦年代,你勇敢地跑到延安来了,并且一直坚持到底。”丁玲在信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陈学昭:“你年轻就如一枝早熟的春兰,峭然挺立在石山上。闲花野草可以趁春风灿烂一时,而你却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于晚秋。”

陈学昭“跑到延安”是在1938年8月。她以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周刊特约记者的身份拜访了很多中共领导人,在重庆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延安访问记》。也就是这时,丁玲与陈学昭初见。她在延安大礼堂观看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京剧《忠烈图》和秦腔《烈妇殉国》,又特意到中共中央招待所(西北旅社)拜访了丁玲。她们的真正交往开始于1949年3月。当时丁玲在沈阳鲁迅艺术学院一栋小楼里写访欧散文,陈学昭也到这里休养,双方交谈甚欢。丁玲当年在日记中评价陈学昭:“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这年7月,她们共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留下了一帧她们跟女作家草明、曾克的四人合照,记录了在革命年代里的珍贵友谊。

上世纪50年代初,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出版不久,有人对这部小说求全责备。丁玲挺身而出为陈学昭辩解:“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和表现方法,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读者群。只要能引人向上,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就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丁玲当时是中宣部的文艺处长,她的话是有影响力的。

丁玲在1955年之后的遭遇众所周知。陈学昭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两人从此阔别了24年。直到1979年才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匆匆一见。丁玲告诉陈学昭,这两年周扬见了她,客气了一点。1983年5月28日下午,丁玲夫妇利用去浙江义乌参加第一届冯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之机,特意到杭州龙游路4号看望了陈学昭。这是她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据陈学昭回忆:“丁玲同志坐在一只小沙发里,斜对面的一只沙发,黄源同志坐着。我的房间极小,我要把自己坐的木椅子给陈明同志坐,他客气,坐在小桌子边的一只小方凳上。丁玲同志和我,两个人都凝视着,她凝视着我,我凝视着她。我觉得她比以前胖了些,但精神饱满。”

两位老友相互对视,似乎给人以“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感觉。不过,1983年丁玲的境遇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虽然为她彻底平反的中组部通知直到1984年3月才下达,但丁玲早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了副部级待遇。根据陈学昭的描述,她当时的境遇仍很潦倒,以致陈明来家只能坐在小方凳上。

就在这次会见时,丁玲谈到她当年4月曾应法国政府邀请到巴黎访问,碰到了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瓦。1955年波伏瓦访华时,陈学昭曾陪同并任翻译。波伏瓦特意托丁玲转达她的问候,这对于潦倒中的陈学昭无疑是一种安慰。丁玲告别时坚决不让77岁的陈学昭送她,一边健步如飞地下楼,一边说:“我会再来看你!”不料竟成永诀。

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与世长辞,80岁的陈学昭在绵绵不断的思念中写了悼文《别时容易见时难》。文章结尾写道:“自从3月4日起,我天天想起她!我们从1957年开始就完全被隔绝了。丁玲同志!我们何时再见呢?!你在哪里?我只能梦想着您!我只能在梦中再见您!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活着!”

(本文是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现当代文学著名学者陈漱渝先生为纪念丁玲诞辰110周年撰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