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特点(一)

整理人:亭湖区南洋中学 LOVER CJJ

专题教学的总体要求

1.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本专题教材概括总结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对于不同经济形态和不同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也有所说明。本专题的教学目的，期望使学生具备有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本知识，分析和总结中华民族在经济创造和经济积累方面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及其影响。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能够加深对现今中国经济条件的理解，也可以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前景。总结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历史的光荣，也可以看到传统经济结构不利于历史进步的弊病。熟悉有关历史事实，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正确方向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丰富有关经济史的知识，回顾历史上劳动人民及其杰出代表在生产中的发明，提高学生自身的创造性和进取性等基本素质，对于他们在未来经济实践中的成功，也是必要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过去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的。中国经济进步在许多方面依然受到传统经济形式的制约。通过教学，除了使学生获得有关经济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当鼓励学生联系有关现实进行较深层次的思考。

2.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专题教学的重点，首先在于说明农业是中国古代的主体经济形式，农业技术的成熟和农业管理方式的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形态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中国古代农耕生产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式。其次，应当说明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由于本专题教学的年代跨度相当大，有的内容涉及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例如手工业经济就涉及多种产业，而教材的容量有限，教学中应当注意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以往所学得的知识，利用课外获得的诸种相关信息，以深化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学习古代经济史，会遇到由于史书记载简略以致许多历史现象不能十分明朗的问题。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尽可能地利用文学遗产、地方史资料，特别是文物考古发现充实通过教材讲授所得到的基本概念。利用这些条件，应当以学生最熟悉的，距离学生生活区域最近的，以及最新发现的资料为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帮助学生进一步锻炼研读古文和查阅有关工具书的能力，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也应当帮助学生掌握初步的文物知识。

一  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知识与能力】
    了解中国远古时期，农业就占据了主导经济的地位。进而了解古代中国就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并通过深入了解农业耕作工具的改革和演进来明白工具的变革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进和发展。进而知道古代中国的农民因此而承受了沉重的负担。
    深入了解古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并明白依附于土地的两个不同的阶级;了解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现象和几种典型的土地制度。通过了解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并结合课本中的历史图片认识几种有名的古代水利工程。
    通过对课本内容的学习理解古代中国农业占据主导的经济地位的原因。从而锻炼历史分析和历史概括的能力。
    通过对主要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演进的了解，理解工具变革在生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培养学生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理解古代中国赋税和徭役的内在关系，以及徭役过重在历史更替中的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
    理解古代中国水利事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并通过深入了解古代有名的水利工程来培养学生的历史联想能力和人文素养。

【过程与方法】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根据教材内容以及教材所提供的历史史料和历史图片，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胆想象、数理分析和创新性思维。并使学生学会用比较法、阅读法、观察法和历史联想法等方法进行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问题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问题探究，避免“灌输”。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要始终进行及时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知道古代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建造了大量的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通过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了解，培养学生的历史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六个板块。第一板块通过“神农”传说的兴起，说明自远古时期起，农业就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第二板块介绍了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演进。教材中提供的大量历史图片使学生有利于理解生产工具革新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是小农户的个体经营，所以，长期以来，耕作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步。
第三板块介绍了古代中国的赋税。说明古代国家是通过赋税剥夺农人的经济收入，为政权的支出提供物质保证的。并且说明中国古代有征收“泰半之赋”的时代。

第四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徭役，并且说明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从而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往往成为王朝覆灭和社会经济文化凋残的直接导因。
   
第五板块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中，地主和农民是最基本的两个阶级。土地高度集中，是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而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土地制度。
   
第六板块叙述了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说明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长期在恶劣自然条件“旱”与“涝”的双重威胁下艰难劳作。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本课的重点与难点。重点: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难点:理解中国古代依附于土地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深层次关系;理解土地集中与农业经济发展和民众暴动的关系;理解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为什么“神农”在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有特殊的地位?
   
答:因为(1)中国自远古时代起，农业就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建立在农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之上。(3)农耕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4)据说，神农氏创制了原始农具耒、耜，教导民众耕作，还进行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实践，这一切对农业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神农”在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有特殊的地位。
●战国时期，有西门豹开发水利的故事，你知道这一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吗?
   
答:发生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
【议一议】

●有人认为，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贫苦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也有人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探寻。请发表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首先，历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除此以外历史调查的方法、历史比较的方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中国自然经济延续的时间达两千多年;(2)中国古代战乱频繁;(3)每个王朝的中后期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4)统治者实行了一套“重农抑商”的政策;(5)统治者对思想和政治的控制极其严厉等。

【自我测评】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1)在原始阶段经历了“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2)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是小农户的个体经营。长期以来，耕作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步。(3)赋税和徭役繁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4)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激化，民众暴动不断发生。(5)历朝历代的水利兴修防御了自然灾害，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材料阅读与思考】
●唐代诗人李绅有《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这样的诗句，应该怎样理解古代农民的生活境况和社会贡献?
答案提示:(1)诗句理解:春天种下一粒种子，到秋天的时候能收回万颗粮食。四海之内已经没有空闲的土地了，但是依然发生农民因饥饿而走入生命绝境的情形。中午顶着烈日在锄禾苗，一滴滴汗水落下来掉在地里。有谁会知道盘子中的每一顿食物，粒粒都是辛苦得来的。
(2)a、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中，地主和农民是两个基本阶级，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是被剥削阶级，所以受的压迫非常严重。残酷的土地兼并会使大量的小农破产。B、由于农民是劳动者，进行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革新，并且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知识链接】
早期的农学
《汉书•艺文志》进行图书分类，其中列有“农学”。农学，是农耕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国早期农学成就，在世界农业理论发展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五、历史问题注释

【神农氏】
《易•系辞》说:伏羲之后，神农氏兴起，“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卷二也写道:“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是理想的社会，《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神农画面有榜题文字，写道:“神农氏因宜造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神农氏就是炎帝。
传说炎帝诞生于厉山(或烈山)，原居西北高原姜水流域，后到达中原地区。厉山座落在湖北省随州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姜水是黄河流域的一条河名，在今陕西岐山东，现为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古称陈仓。故炎帝以“姜”为姓，号厉山氏(或烈山氏)。

传说炎帝遍尝百草，为人医病，是华夏中草药的第一位发现者和利用者。《淮南子•修务》:“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曾经结成联盟，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南)一战击败蚩尤部族。炎帝与黄帝因此并称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当今世界，天下华人均以“炎黄子孙”而自豪。炎黄，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代称。

【新石器时代】
远古人类历史上采用磨制方法制造石器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国广大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多处，正式发掘的有100多处。磨制石器的大量涌现、陶器的制造以及农牧业的产生，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识。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大约延续了5~6千年，到距今4千年左右的时间结束。
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早期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晚期有龙山文化。其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北方各地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和高粱，南方则以栽培水稻为主。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以各种陶器的遗存最为丰富，也最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仰韶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居多，常绘有几何形花纹、人面纹和动物花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制造普遍采用快轮制坯，使胎壁厚薄均匀。当时的陶窑温度达1000多度，可以烧制出胎质坚硬的灰陶和黑陶。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黑陶，坚硬细腻，胎壁薄如蛋壳，漆黑光亮，被称为蛋壳陶，是当时陶器中的精品。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再构木为巢或穴居野处了，各种类型的房屋被建造出来。这个时期的原始艺术，如绘画、雕塑、乐舞等，都普遍发展起来，有些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以牛田】
春秋时期，牛耕得到推广。《国语•晋语》说“夫范、中行氏……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当时有些人以牛或牛耕作名字，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又有司马牛名犁。晋国有个力士叫牛子耕。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国谋得秦人围攻的上党之地，秦赵临战，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说秦国已经推行牛耕，发展漕运，作战勇猛者都得到最高的封赏，国家法令严厉，行政效率很高，这样的国家是难以战胜的。请王慎重考虑!按照赵豹的说法，秦国首先由于“以牛田”，而具有了“不可与战”的国力。

【铁制农具的普及】
目前发现最早的铁犁具是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河南辉县及陕西等地均发现有V形战国铁犁铧。根据各地出土的大量汉代犁铧以及山西、山东、江苏、陕西、内蒙古等地发现的汉代牛耕图可以知道汉代已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牛耕，而且耕犁基本定型。犁由犁梢(犁柄)、犁床、犁辕、犁箭、犁铧和横杠(犁衡)六部分组成，总的讲还比较笨重，特别是直长辕，影响耕田时转向等动作，再者，虽可用犁箭上下移动，影响犁辕与犁床之间的夹角张大或缩小，调节耕地的深浅，但还不够简便和规范。这些缺陷待唐代出现曲辕犁后便得到解决。当时盛行二牛抬扛式的犁耕，即两头牛抬着犁衡，挽拉一张长辕犁，一人扶犁并驱赶耕牛。
除了犁以外，历史上主要的铁农具还有整地用的臿，农田中用它开排水沟，也可用于深耕。(镢)，有的地方称镐，战国、秦汉使用普遍，适用于刨地翻土。铁搭(铁耙)，唐、宋以后出现，长江下游最为普遍，用它翻地比牛耕更适于粘重的水稻田。中耕除草时的农具主要有铲，用来除草、松土，操作时两手向前推。锄，同铲一样，但操作时向后削，用锄松土、间苗、培土更适宜。古书上“耨”、“镈”等农具都属于锄一类，形制上和锄大同小异。在考古发掘中，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铁铲、铁锄。收割的主要农具有镰。在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已有石镰，最早的铁镰是战国时期的。钹镰，使用时需双手执之，可以说是一种大型镰刀，适用于收割撒播的麦子和牧草等。

【西汉的犁】
西汉耦犁
由二牛合犋牵引、三人操的耕犁。其操作方法是一个牵牛，一人掌犁辕以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这种犁的犁铧较大，可使深耕、翻土、培壅一次进行，耕作速度快。
西汉耧犁
又称耧车，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的一种畜力播种机。该机由耧架、耧斗、耧腿等几个部分组成。耧架用木制成，供人扶牛牵。耧斗是放种籽的木箱，分大小二格。大格储种籽，小格相当于播种调节门，有一个带闸板的出口，可以控制下种速度，均匀地播撒。耧腿是开沟的铁铲，耧犁按播种幅宽、行数的不同，有一腿、二腿、三腿乃至更多的腿，其中以三腿的较多。耧犁能一次完成开沟、播种、覆土、压土等多项工作，提高了播种的质量与效率，是当时较高水平的播种机，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播种机。

【秦朝的赋税和徭役】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收泰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猪)之食”了。
秦朝人民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和兵役。秦政府规定: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到京城或边疆戍守一年，这是基本的。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未停止过大规模征发徭役。首先是大建宫殿和皇陵，每灭一国，就仿其国宫殿，在咸阳盖起同样大小的宫殿。另外又建朝宫于上林苑，可容十万人;建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关中宫计三百，关外宫四百余，均建甬道相连。此外，又以刑徒七十余万在骊山修建皇陵。至于全国修建的驰道，参加的戍卒民夫亦不计其数。修筑万里长城更用上数十万人运送粮草;若男子不足，甚至还用女子服役。秦代人口估计约二千万人，而每年被征服役者不下三百万，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以上，由是可见秦代徭役之繁重。

【井田制】
周代的主要土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就是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掌握的土地，庶人在公田上劳作，其产品全部归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有。公田又称为“大田”或“甫田”。贵族们提供给庶人耕种的小块土地称为私田，其收获归庶人私有。
关于公田和私田的结构情况，孟子曾有这样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所形成的土地疆界形状呈“井”字形，所以孟子称之为“井地”，后世又称为“井田”。《汉书•食货志》上:“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古代文献上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在井田制度下土地分配的情况。对于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意义，孟子十分强调其对“仁政”的影响。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孟子的说法虽然带有一些空想性质，但他去古未远，其说法应当是基本上反映了周代社会基层单位的土地情况的。

【大禹治水】
传说在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于中国，居民困苦不堪。尧命鲧去治水，鲧使用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历时九年以失败而告终，鲧也被“殛之于羽山”。舜命禹去治水。禹总结其父鲧及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江河的办法，凿龙门、辟伊阙、疏九河……，终于取得了成功。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广泛流传于世。
    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诗经》、《尚书》、《左传》、《孟子》、《墨子》、《荀子》、《楚辞》、《管子》、《国语》等书中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是《孟子•滕文公上》。其中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这里说的“禹疏九河”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他治理洪水之事，可能不谬。大禹为了治水，解除民众之苦，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忘我精神，也为历来的史学家所称颂。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是二千多年前，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而且依旧在灌溉田畴、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
    战国秦昭王时期，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227年创建的都江堰，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世界奇观。2250多年来，引水灌溉，才使蜀地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是“天府”富庶之源，至今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灌溉良田1000多万亩。
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主要部分为都江堰渠首工程，这是都江堰灌溉系统中的关键设施。渠首主要由鱼嘴分不堤、宝瓶口引水工程和飞沙堰溢洪道三大工程组成。
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李冰根据水流及地形特点，在坡度较缓处，凿开一道底宽17米的楔形口子。峡口枯水季节宽19米，洪水季节宽23米。据《永康军志》载“春耕之际，需之如金，号曰‘金灌口’”。因此宝瓶口古时又名金灌口。宝瓶口是内江进水咽喉，是内江能够“水旱从人”的关键水利设施。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郑国渠自秦国开凿以来，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引泾渠首除历代故渠外，还有大量的碑刻文献，堪称蕴藏丰富的中国水利断代史博物馆。

二、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知识与能力】
通过学习教材中提供的历史文献，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能对其种类、部门、管理等方面进行列举。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能对“工官”制度作进一步认识;同时，能对所涉及的手工业专有名词进行探究。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养成阅读历史文献的习惯与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能借助历史文献进行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特征，了解其生产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合理的辨证的思维和创新性探索。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结合课本中所提供的历史图片和内容，以及手工业发展的数据鼓励学生进行推理和论证，提高学生的历史比较能力和分析能力。
结合地图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手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培养学生的历史时空感和观察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中所提供的历史文献和图片及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大胆的想象、合理的历史推理和主动的探究。并尝试运用观察法、阅读法(包括历史文献、地图等)访问法、调查法等方法进行历史问题的探究和思考。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按合理、有效的原则对历史事件进行归类;同时，设计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问题，指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对讨论过程和结果进行以及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知道我国古代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能和完备的手工业部门，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从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我们伟大祖国与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
在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区，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增加对古代手工业成就的切身感受。
通过书中文献、历史图片和地图对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文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崇尚科学的精神。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五个板块。第一板块从总体上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背景下手工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并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小农为经营主体的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事实。农户以耕作为主，兼营副业。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是比较普遍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形式，因此受到限制。
第二板块介绍了西汉手工业的“工官”制度和后来的“匠户”的产生。并说明“工官”制度的延续，使得技术水准较高的手工业局限于为帝王贵族服务的经营范畴。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不能服务于社会。新技术难以广泛推行。在“匠户”制度下，工匠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能力因此受到限制。
第三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以及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并说明当时丝绸制品主要为上层社会所消费，劳动人民在纺织品方面的消费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第四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冶铸业的发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铜器。商代的青铜器文明高度发达。春秋时期出现铁器，中国生铁和块炼铁大体同时出现。中国古代的冶铁鼓风技术较早就进入了成熟期。

第五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陶瓷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原始时代的彩陶就已经表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从商代中期到东汉晚期，是从陶到瓷的过渡阶段。我国古代的制瓷业高度发达，并且分布较广，在世界上影响深远。

●本课的重点与难点。重点:掌握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难点: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上去理解手工业的发展，可以适当地借助历史文献法和讲解法，加深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分析“工官”制度的利弊及其原因，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鼓励学生进行探究。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中国古代宫廷工艺品和民间用品相比有那些差异?
答:(1)生产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由专门的官办皇家工场生产，而民间用品由普通的民间工场生产;(2)用途不同:宫廷工艺品除供日常使用外，还供艺术欣赏，而民间用品只是老百姓日常使用;(3)管理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从生产到使用都由专门的官僚机构管理，而民间用品则不是这样;(4)工艺水平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水平是全国最高的，而民间用品则没有这么高的水平;(5)生产者的身份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者几乎没有人身自由，而且服务范围只限于宫廷，技术的发明不能服务于社会，而民间用品的生产者则不受人身限制，技术的发明直接服务于社会;(6)价值不同:宫廷工艺品造价昂贵，而民间用品则价格低廉。

【议一议】
●运用我们从古代诗文、戏曲、民间传说中已经学到的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况。
答:例如，戏曲“黄梅戏”中董永和七仙女的“男耕女织”的剧情，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典型体现。
●《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初期，丝织业已经相当发达。
答:译文:禹在涂山召集诸侯，有多至万国的手执玉器和丝帛的首领参与。说明文明初期物质生产比较贫乏的禹的时代，丝织业的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然而丝绸因其贵重，往往为贵族所专有。

【自我测评】
在地图上标出定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和耀州窑的大体位置。
答:它们的所在省份是:定窑--河北、均窑--河南、景德镇窑--江西、龙泉窑--浙江、耀州窑--陕西。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颜氏家训•治家》中的这样一段话，思考中国传统农户是怎样实现经济消费的基本自给自足的:
生民之本，要当稼樯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译文:老百姓要想生存，吃的食物来源于庄稼，穿的衣服来源于桑麻。蔬菜果类是园子里生产的;鸡猪等畜类是圈养的。至于住的房屋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燃料和照明所用灯烛，无一不是劳动经营所得。所以，能守住家业的人，即使不出门生存所需的东西都有了，只是家中没有盐井而已。
思考:因为中国古代长期以来都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下，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传统农户基本不和外界发生关系，尤其是商品交换关系;他的日常所需，诸如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通过土地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其中“桑麻以衣”以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等，都是手工业生产所得。

【知识链接】
“匠户”和“匠籍”
明代学者王守仁设计“十家牌法”，关于“匠户”写道:“匠户则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可知匠户管理的形式。
四、教学评价建议

五、历史问题注释

【崔寔与《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的作者崔寔，生活在东汉中晚期之间，生年不详，卒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出生于当地一个“清门望族”之家，祖骃，父瑗，虽未居显位，然均有文名。崔寔中年以前居家。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由原郡荐举，出仕为郎。同年转为议郎。不久(约元嘉元年以后，延熹二年以前，即公元151-159年之间)，出任五原太守。任内劝导当地人民种麻和发展家庭纺织业，并整顿边防，卓有成效。因病去职，再任议郎。大约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鲜卑犯边，被任命为辽东太守，因母丧未竟就职。以后，大约永康元年(167年)底到建宁二年(169年)之间，被任命为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为官清廉，去世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崔寔是当时与蔡邕齐名的著名的学者，两次任议郎期间，均参与在“东观”(东汉的国家藏书馆)撰修《汉纪》、审定《五经》等工作。“所着碑、论、箴、铭、荅、七言、词文、表、记、书，凡十五篇。”代表作是《政论》一书，“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后汉书•崔寔传》)。
《四民月令》作为一部家庭经营手册，主要是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实况来设计的，但同时也融汇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于其中。
《四民月令》成书以来，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一直在社会上流传。
新中国建立后，农史工作者把《四民月令》的整理研究当作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尽量做到不漏辑、不误辑，对所辑原文作了详细的校勘和注释，并分别在“附录”和“序说”中分析了崔寔的生平、思想和《四民月令》的内容与价值。他们的工作，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对《四民月令》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反映东汉末年地主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四民月令》亦为史学界所重视，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
《四民月令》的主题，是按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将一个家庭中的事务，作有秩序有计划的安排。这些家庭事务，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家庭生产和交换;二是家庭生活(其中又包括祭祀、医药养生、子弟教育、住房和器物的修缮保藏等方面);三是社会交往。
《四民月令》所载家庭事务虽然牵涉广泛的方面，但有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内容，无论从项目数量来看，还是从文字数量来看，都是最多的。在家庭生产当中，大田作物栽培、园圃作物栽培、林木种植和利用、畜牧、采集，都属于广义农业的范畴，其中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种植业占居主导地位。在家庭手工业中，桑蚕纺织是与农业相结合的特殊的手工业生产项目，酿造和其它食品制作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属于农产品从生产转向消费的重要一环。交换活动主要是农产品和家庭副业产品的贱买贵卖。因此，虽然《四民月令》不是专谈农事的，更没有具体论述农业生产技术的原理，只讲什么时令应该作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四民月令》整个按月安排的计划中，中心和起决定作用的是无疑是农事活动，这与后世专谈节序的月令书不同，所以历来都把它视为农书。
“四民”包括“士、农、工、商”，是指四种不同职业的编户齐民。“四民月令”，顾名思义，它按时令所安排的各项活动应该对“士、农、工、商”“四民”都是适用的;从《四民月令》的内容来考察，它的确有普遍适用的一面，并非只适用于哪一个阶层。书中对各项农事的时间安排，如“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六月“趣耘锄，毋失时”;十月“趣纳禾稼，毋或在野”;只要是气候条件相似的地方，当然对所有经营农业的编户齐民都是适用的。其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安排亦然。

【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它的基本特点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本经济单位或生产者个人的需要。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是由许多成独立体系的经济单位(如原始氏族公社、奴隶制庄园、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和封建庄园等)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少数则是畜牧业)以外，还从事其它各种经济活动:从采掘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加工成消费品，都在本单位内部实现，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很少。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个体经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它们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成员按照性别、年龄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如耕作、放牧、打柴、纺线、织布、缝纫以及制造工具等等。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毛泽东选集》第586-587页)。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然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从有人类社会起，一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前，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只具有从属和补充的作用。
    与社会生产力的这种较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单纯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规模十分狭小，同时各个经济单位又彼此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正如列宁指出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闭关自守等，也就成了这种经济的必然具有的特征。
    在向近代化迈进的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自然经济逐渐趋于瓦解，并终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只是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残余而存在。不过，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和奴役，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自然经济仍然被大量保留下来。

【匠户制度】
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来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
    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军队生产，受军队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它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完全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完全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手工业中劳动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军籍中也有不少在各都司卫所管辖的军器局中服役者，称为军匠。从法律地位上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他们要世代承袭，且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匠、军籍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二身隶匠、军籍是不得应试跻于士流的。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手工官坐头的管制盘剥，工匠以怠工、隐冒、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明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征银，政府则以银雇工。这样，轮班匠实际名存实亡，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人身束缚大为削弱。明中期开始的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无疑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到了清代，持续了4个半世纪的匠户制度正式终结。

【中国早期蚕丝生产】
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传说其发明者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她用蚕丝织造绢帛，使人们有了衣裳。由于丝织品比葛、麻类纤维织出的粗布具有无法比拟的优点，所以人们到处传颂嫘祖的故事。
    把传说与考古加以印证，说明中国蚕丝的出现确实不下五千年的历史。近年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距今约5250─4150年)遗址中发现了不少丝绸的物证。如在吴江梅堰袁家棣出土的一件陶壶的下腹部刻有五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证明当时已经饲养了桑蚕。钱山漾遗址中还出土了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都属家蚕丝。丝带宽0.5厘米，是由30根单丝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绢片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8根，可能是先缫而后织，推测是用水平式腰机织成的。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丝织业已达到了一定水平。
    家蚕丝又叫桑蚕丝，与野生柞蚕丝、葛麻丝不同，是桑蚕化蛹前吐的丝，颜色洁白，有光泽，手感柔软。一只桑蚕能吐800-1500米天然纤维。现代家蚕个体大，吐的丝也粗。古代的家蚕形体小，蚕丝纤维偏细，所以当时用增加经纬丝数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桑蚕的饲养及先缫后织技术的发明确实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很了不起的创造。

【西汉的丝织业】
西汉时期的纺织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在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一号墓由墓顶至椁室深达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处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塞木炭，厚30-40厘米，约1万余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达60-130厘米。棺内女尸一具，保存十分完整，为国内所仅见。随葬物品非常丰富，达3000余件，有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竹木器、木桶、农畜产品、中草药等。其中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花纹鲜艳，色彩绚丽，画面内容想象丰富，是中国现存2100多年前的丝织品绘画珍品。另外，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的丝麻织品，有许多锦、绮、菱纹罗等精美的提花织物，还有凸版彩色套印的印花纱以及多次套染与媒染相结合染成的织物，据分析共有三十六种色象，反映了西汉初期纺织和印染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一号墓为汉侯利苍之妻，二号墓为利苍本人，三号墓是利苍之子。3座墓葬的时间相距20多年。又据考证，侯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四年(公元前191年)即废。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出土文物后移至湖南省博物馆陈列，三号墓坑则仍保留原样，以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

【青铜时代】
青铜是铜与铅、锡的合金。红铜又称纯铜。由于铜矿石与其它有色金属矿常常是伴生的，所以红铜中常含有铅、锡等金属。一般称锡含量低于2%，铅含量低于3%的铜为红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铸成的器物硬度差，铸造过程中的流动性也不好，冷却时收缩性也较大。但加入锡、铅以后，其性能可以改善。例如:加入10%的铅，熔点可降低43℃;加入10%的锡，熔点可降低73℃;若加入20%的锡，熔点可降低193℃。同时，硬度也可以提高。红铜的布氏硬度为35，加入5-7%的锡，硬度就增高到50-65;加入9-10%的锡以后，硬度可达到70-100。另外，加入铅和锡以后，铸器时可使铜液的流动性能得以改善，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获得清晰的效果。
商代除了铅青铜(铜铅合金)和锡青铜(铜锡合金)外，还出现了铜铅锡三元合金。大约在商王武丁前后，古代工匠已经掌握了这种三元合金工艺。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
一件铜器的铸造需要经过以下的工艺流程:1)制模，即将要制作的青铜器先用泥塑出模子，有花纹的要刻出花纹;2)从泥模上翻制外范;3)将泥模刮去薄薄一层，使之成为范芯;4)范芯与泥模先阴干，然后用高温烘烤;5)将陶范与范芯组装起来，并予以固定;6)浇注铜液;7)拆去陶范与范芯;8)修整、打磨毛刺。这时一件金灿灿的铜器就铸造出来了。
    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即可获得一件铜器的称为浑铸法。但有些铜器造型奇特，如四羊尊的肩部有四只形象生动的羊头，用浑铸法不能铸成。于是工匠们用分铸法，先铸出附件(羊头)，再在铸造器身时，将它们铸接在一起;也有的是先铸器身，再将附件与器身铸接在一起。这种分铸技术在商代已被工匠们熟练地掌握，所以铸造出许多精美、奇特的铜器。泥范分铸方法的应用，开创了与古代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范铸技术，这是三千年前中国工匠的杰出创造。
青铜文化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古代冶铁业】
中国古代冶铁业兴盛于公元前770年左右，春秋战国之际进入铁器时代，铸铁件大量用于制作农具、手工工具等，比欧洲早1200多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设“铁官”管理冶铁业。到公元前119年的汉武帝元狩四年，共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的39个郡内的49个产铁地区设有铁官。到唐代，全国共有铁矿104处。公元810年前后，铁的年收入量约为200万斤。到宋代，全国冶铁场所分布于36个州，年总收入量达到550万斤，其中的74%集中在今河北的邢台、磁县两地。元明时代，中国官铁收入大幅度增长，元初达到1000万斤/年，明初更达到1800余万斤/年。同时，冶铁业重点南移到江西、湖广地区。公元1395年的明洪武28年，官库存铁达3700余万斤。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停办官冶铁，让民间自由开采，官府只按2/30的税率收税。至清代，大型铁场集中在广东佛山和陕西汉中2处。佛山的冶铁工人曾多达3000人。汉中铁场有大小分厂几十处，大厂有2000-3000人，小厂有数百人至千余人不等。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1900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井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1.2到1.5米左右，炉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513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29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时冶铁技术的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就称为“橐”。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我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1900年。从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的铁器来看，有用“块炼法”制造的，也有用铸铁铸造的，更有把铸铁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而成为展性铸铁的。从炼得铸铁，铸成器件，进而采用加热退火的方法，对铸铁件加以柔化处理，必须有一个试验改进的过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应该更要早些。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由于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很早就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使炼出的铁成为液体，从而加速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推广使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到战国中晚期，冶炼铸铁和铸造铁器已开始分工，新郑郑韩古城的内仓、西平酒店村和登封告城镇，都已发现战国铸铁遗址。
告城镇发现了熔铁炉底及炉衬残片，还发现有拐头的陶鼓风管以及木炭屑，可见当时熔铁炉和炼铁炉同样以木炭为燃料。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以迄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在同时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占很大比例。1977年7月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口径23厘米(相当于当时1尺)，高21厘米，腹深26厘米，出土时重3250克(相当于当时13斤)，金相鉴定表明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铸铁。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很快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铸范有陶制的，更有铁制的。并已由单合范发展为复合范。单合范是一种较原始的铸型，一面是立体的铸型，把它合在一块平板上浇注，铸成的工具或钱币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箍紧后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和器物。
1953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上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产效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2000多年。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个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渗碳制钢技术，远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南方楚国已经应用。1976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38.4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钢制成。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7-9层迭打而成。近年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迭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这种渗碳制钢技术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和扩大社会生产、改变战争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
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采炼工场，时代早到商代，历经西周、春秋，下到汉代，前后延续几个世纪。这个遗址长2公里、宽1公里，发现有古矿井、冶炼遗址和炼铜炉。古矿井分为竖井、斜井、水平井三种，深入地下40至50米，坑道用木架支撑，井下有排水系统和通风设施。在不同期的井内出土的开采工具有:木质的锤、铲、锹、钩，船形木斗，铜质的斧、锛、凿、锄，铁质的斧、锤、锄、耙等。古矿井附近的冶炼遗址，地表覆盖着大量炉渣，总重量约达40万吨左右。炼炉则为竖炉，它由炉基、炉缸、炉身构成，有风沟、风口、金门，作鼓风、排渣和出铜液使用。炉壁各部位用不同的耐火材料建造，矿石碎成3至4厘米的球状，加入溶剂配料后入炉。模拟试验表明，炉温可高达1200℃，铜块含铜91-93%，炉渣含铜量0.7%。为研究古代冶炼技术提供了可靠资料。

【陶瓷生产】
据考古发现,早在10000年前中国人就已制造陶器。4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出现了以高岭土制成的白陶,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瓷。瓷器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科技的独特贡献。东汉时期制瓷技术已渐趋成熟。唐宋时期的青瓷称盛一时,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美誉。宋元时期制瓷工艺技术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无论在瓷器的胎质、釉料、纹饰,还是在瓷窑结构和烧制技术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明清时期是制瓷业高度发展的阶段,精致白釉烧制“窑变”袖色,以及各种彩瓷的制造是这一时期制瓷技术的重大成就,推出了大量精品和传世之宝。中国的瓷器早在隋唐时期即远销国外,10世纪以后制瓷技术陆续传到亚洲一些国家。欧洲人则是在15世纪下半叶学会制瓷的。

    【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是继青瓷之后出现的一种彩陶，主要由黄、绿、白三色釉彩涂胎，故称唐三彩。也有二彩、四彩的，但总称唐三彩。它是在继承汉代绿、褐釉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制陶技术发展的高峰，当时就闻名中外。
常见的出土唐三彩产品有三彩马、骆驼、仕女、龙头杯、乐伎俑、枕头等。尤其是三彩骆驼，背载丝绸或驮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牵驼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忆起当年骆驼叮当漫步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吸取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划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在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自然垂流，相互渗化，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
    唐三彩是在中国唐代贵族文化的最盛期(公元八世纪)专为贵族葬礼特制的一种彩陶。在唐代只存在一个短时期，所以现在发现的唐三彩成为稀世之珍。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越窑】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越窑”一词，出现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陆羽也在其论茶专着《茶经》中称:“碗，越州上，……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文人对当时的越窑非常推崇，“越窑”之名由此而流传开来。

【邢窑白瓷】
邢窑白瓷是中国唐代瓷窑产品。窑址位于河北内邱。内邱在唐代属于邢州，故称邢窑。邢窑白瓷的生产，开始于隋，入唐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唐中后期已自成体系，并能与越窑青瓷分庭抗礼。
邢越两窑所产瓷器，一白一青，在地域上一南一北，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邢窑白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匀，干净而微闪青灰或淡黄，有“类银类雪”之誉。较之越窑青瓷的类玉似冰，亦别具特色。邢窑白瓷朴素大方，极少装饰，产品多碗，壶，盘，盒，罐，钵等生活用器。造型上偏重器物的实用性，线条单纯洗练，简洁爽利。具有一种质朴自然的天趣。
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和工艺处理上比较成熟，亦很少因过火而产生变形的弊端，故而深受文人雅士及平民百姓的喜爱。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景德镇市，是我国著名制瓷窑场。始于南朝，经唐、宋、元、明、清至今常盛不衰。唐朝己烧造白瓷，宋代景德年间烧造官窑器，底书“景德”二字，从此有景德镇之名。当时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负盛名。这种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间，自清人陈浏的《陶雅》以后，都把它叫作“影青”。元代青花、釉里红等已烧制成功。到明代，景德镇开始成为我国瓷业中心，一道釉和彩绘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彩绘的创造。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新，能烧制粉彩、法琅彩等。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烧造的最为精巧，并各有千秋。

    【钧窑】
钧窑，中国古代五大名瓷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省禹县，禹县古属钧州，所产窑瓷故名钧窑。钧窑瓷在北宋属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金代和元代，到了明代就停烧。到了明代，江苏的宜兴窑，广东佛山的石湾窑，江西景德镇窑，均采用其生产工艺，烧制“宜钧”、“广钧”和“炉钧”。
钧窑的胎质精细，造型古朴。釉色阴月白、天蓝外，尤其是铜红釉，呈色五彩缤纷，光辉夺目，这不是釉的本色，而是通过烧制时自然形成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变”，就是指的这种“窑变”，其中最为有名的为海棠红、玫瑰紫色，更为奇特的是，通过“窑变”后，形成了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的天然图案，线条流畅，流动感强，有的似高山飞瀑，有的似黄山云海，有的似峨眉佛光，有的似翠竹生烟，气象万千，引人入胜。故诗人有“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赞美词。宋徽宗赵佶特别偏爱钧瓷，将其指定为宫廷御用瓷器中的珍品。
钧窑也是北宋时期的官窑，故有官钧窑之称。为供皇室需要，专门派人到江南各省寻找奇花竹石，并令钧窑专门烧制各式花盆、奁、鼓钉洗等陈设用器，用来盛装精美的奇花竹石，故在瓷器的烧制中，对工艺要求十分严格。并在器物的底部刻上数字，以表明器物的大小，或使器物对号入座不会互相混乱。
钧窑主要使用一种乳浊釉，釉的着色剂含有大量铜元素。铜红釉对窑内温度十分敏感，稍一偏离就得不到正常的红色，而恰恰是这种“窑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万千的神奇色彩。再加上釉层在干燥时或烧制初期瓷胎形成干裂，后在高温时因釉料的流动而填补了空隙，于是就产生了好似“蚯蚓走泥”般的纹痕。这一缺陷反而变成了后人鉴别钧窑瓷的重要依据。

【龙泉窑】
龙泉窑遗址分布在今浙江省丽水地区及其周围的武义、永嘉、文成、泰顺等县。
龙泉窑址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址，以龙泉县境内的窑址最为密集，有300多处，其中瓷器质量最好的窑址多集中在龙泉县的大窑村一带，这里是龙泉窑的中心，故而统称为“龙泉窑”。
龙泉县位于浙江省的南部，瓯江的上游，瓷土矿藏十分丰富，河流的两岸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盛产烧瓷用的燃料--松柴。瓷窑可利用溪流的山坡选址，制瓷原料可依赖廉价的水碓粉碎并加工，成品也可从瓯江顺流而下运到温州，瓷器的输出十分方便，这些都是对瓷业生产十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盛极于南宋晚期，北宋至南宋初年，主要生产盘、碗、壶等日用品，制作工整，普遍使用刻花，并辅以蓖点纹、蓖划纹及波浪纹、云纹等，釉层比较薄，釉色青中泛黄。
到了南宋中期，出现了炉、瓶、渣斗、塑像等物，且每种器物又有多种式样，装饰以刻花为主，碗内刻云纹的较多，釉层晶亮透明，已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瓷器是龙泉青瓷的最为有名的产品，约始创于南宋晚期。釉层丰厚滋润，色泽晶莹，特别是梅子青，色调可与翡翠相媲美。此期器物的造型更加多样化，而且还出现了模仿玉器的琮，模仿铜器的鬲、觚、觯、投壶等，说明龙泉窑的青瓷已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喜爱。
龙泉窑发展至元代，开始较多的烧制大件品物，这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特别是景德镇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些技工纷纷迁走，另行建窑，龙泉窑开始走向衰落。

【耀州窑】
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六大名窑之一，为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分布在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瓷器多为青中泛绿，晶莹滋润，以精美质朴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素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誉, 因此被誉为中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创烧于唐，北宋鼎盛，终于元末明初，连续烧造陶瓷的历史长达800余年。
耀州青瓷质地坚硬时有冰裂，式样雅朴，纹样图案分明。釉色以橄榄绿等为主，透明度术高。装饰手法以刻花见长，间以梳齿纹样，疏密有致更显及花纹刀法洗练，生动活泼，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并因其“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而被选为“贡瓷器”。

人民版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特点(二)

三、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知识与能力】
结合教材中所提供的史料，了解中国古代商业生产和转运贸易的基本情况。
了解中国古代各朝代“市”的基本知识，进而深入了解纵深的发展历史和变化。
了解各朝代文人对当时商业发展的客观性描述，增强历史的直观印象。
了解各朝代作为商业中心的都市，并结合历史文学作品认识其当时的发展或繁荣程度。
通过本课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在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中国古代执政集团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文学运用能力和历史问题的分析与概括能力。
理解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发展的内在关系。
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过程中“市”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突破的内在原因。以培养学生的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和理解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有关历史文献来了解中国古代各朝代的商品生产和转运贸易的发展情况，并且主动进行查阅和借助互联网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此，来对有名的商帮进行深入而有价值的探究学习。
学生还可以通过观察法结合教材中所提供的历史图片和史料对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和演进、古代中国商业中心都市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和论证;这一过程中，在有条件的地区，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用比较法把所收集的实证资料和文献进行对比和比较以验证书中内容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教师可以利用启发式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但在必要的关键环节上还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给予学生以适当的指导;无论是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在教学内容结束之后，教师都要及时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和学习结果进行客观、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状况，认识商人在中国经济进步中的作用。通过对历史上商业传统和商业基础的分析，联系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增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信心。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还应当认识到，虽然中国古代商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而且历代统治者都通过“重农抑商”政策来限制和压制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新的富有活力的经济形态的诞生。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通过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和转运贸易的具体实例，来说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并说明在明代以后中国出现了按地域结成的商帮，著名的有晋商和徽商等。

第二板块通过一些历史文献叙述了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并说明这一商业形式由最初的受到严格规范，到宋代突破了原来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商业活动逐渐摆脱了官吏的直接监视，从而有利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商人的生活。他们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是社会交往活动中最为活跃的人群，但是却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而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通过经济活动追逐利润，经历着诸多辛劳和风险。
第四板块引用历史文献介绍了中国古代作为商业中心的都市的发展和繁华情况。

●本课的重点与难点。重点:掌握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市”的发展和演变，培养学生的历史概括能力和总归纳能力。难点:要求学生理解中国古代“市”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的突破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古代商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等的深层次原因。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对于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人认为在明清时代，有人认为在元代，有人认为在宋代，有人甚至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有人则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不具备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条件。请根据已学到的知识，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1)中国古代虽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完全具备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条件。只不过，因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间太长，在加上统治者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起了阻碍和延缓作用;(2)明朝中后期，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所以，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

●你读过的古代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有那些反映了商人的生活?
答:施耐庵的《水浒传》、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自我测评】
●简要说明古代“草市”出现的意义及其形式特征。
答:特征:远离城镇;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是自然形成的民间集市;也受到政府商业机构的管理。意义:“草市”这种民间贸易形式是对官办贸易的有益的补充;这种自然形成的乡村集市后来演进为相对集中的商业中心，有利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阅读与思考】
●《唐会要》卷八六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这样的规定说明了什么?
答:译文:“贞观元年十月皇帝下令: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容许进入市场。”说明:(1)说明唐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商人获利丰厚经济实力增强;政府行政官员企图依仗其手中的权利从商人那里获得利益。(2)同时说明在唐代政府对商业的控制依然比较严格。
【知识链接】
市署
《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说长安和洛阳两京诸市署，各置主管官员“令”一人，品级为从六品上，副职二人，品级为正八品上。他们的责任，是管理商品交易，负责度量器物，分辨商品质量的真伪和数量的轻重。

五、历史问题注释

【商帮】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除与整个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更主要地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著名的有十个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另外，还有像潮商等其他商帮，但最重要的还是晋商和徽商，其中晋商的势力和影响最大。

【晋商】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期间，晋商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优秀的商业文化，广拓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但是，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顶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苏浙中心，南北交往要冲，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南宋初期即有徽人为经营茶、墨、纸、木“行买四方”的记载。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从商增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实，徽州人通常十二、三岁就要到城里当学徒。因为徽州地少人多，迫使农民从事其他劳动，明代《安徽地志》说:“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人做生意一般都是小本经营，多数受佣于他人，并非“生而善买”，而是当时社会因素和徽人刻苦经营所造就的。嘉庆《徽州府志》就指出:徽人“善仪容，有口才”，“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买之所入视帝郡倍厚”。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冬，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棺内墓主的头部、右侧、腹部和足部等部位，发现堆放有序的竹简1555枚，保存基本完好。清理时，简上残存上、中、下三道编连丝线痕迹，原应是整卷入葬的。整简长23-27.8厘米、宽0.5-0.6厘米、厚0.1厘米。秦代隶书大多清晰可辨，绝大多数墨书于篾黄上，极少数墨书于篾青上。这批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编年记》、《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中和乙种等十种。这写竹简出自入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纪年墓中，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对于研究秦代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代法律规定，买卖往来，商品必须明码标出价格。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售商品的人，收受金钱时必须当面把钱投入陶制容钱器之中，违反法令的要受到处罚。这些律文见于睡虎地秦简中《秦律十八种》的《金布律》和《关市》。

【西汉的商业和交通】
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是从海外输入的。

【南朝商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北魏商业的发展】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
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北方贵族多喜欢“南货”，官府于南境立互市与南朝贸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许多官僚、贵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
    西域、中亚、朝鲜、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进行贸易。但总的来说，北方商业不及南朝活跃，较长时间是以绢布谷物作为交换媒介。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但不少地区仍是“钱略不入市”。

【唐朝前期的商业】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唐朝后期的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另外，唐代已经有了飞钱。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北宋的商业】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北宋的货币流通】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南宋的商业】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货膨胀。

【唐朝的水陆交通】
    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

四、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政策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知识与能力】
了解有关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政策的基本知识。
初步了解、认识历史领域的考古材料、文献材料和文物插图对于证史的重要作用。
借助于历史文献深入理解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原因和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历史文献的能力和借助历史文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比较秦与西汉两朝统治者实行不同的区域经济管理政策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结果，理解区域经济管理的方式的差异与统治集团的阶级属性的深层次关系，培养学生的历史比较和历史鉴别能力。
理解统治者对工商业的严格管理对其统治的特殊作用。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考古材料、历史文献材料及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推理分析，大胆地比较论证，主动探究各个历史问题的答案。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阅读法(包括历史图片、文史材料)等学习有关的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引导式教学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究、思考和总结，并对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动态进行纠正;对于学生的表现给予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使学生明白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明白崇尚节俭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增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历朝大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被作为末业而长期受到压抑。进而说明重农抑商政策的基点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政策导致社会经济活力受到压抑，阻碍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

第二板块介绍了区域经济管理的方式。通过例举秦和西汉两朝的经济管理说明最高执政集团的不同经济管理方式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弥补。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了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

第三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工商业的管理。说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为工商业的发展规定了必要的的统一标准;而且，秦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措施，也达到极细微严密的程度。而西汉对经济的管理就更为严格。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的制度;王莽时期推行“五均六莞”的新经济政策。
第四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禁奢侈的经济政策。通过引用历史文献说明对奢侈之风的纠治，应当先自“上行”而后求“下效”。正因为历代统治者本身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禁奢侈的政令最终难以实现。
●本课的重点与难点。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区域经济管理方式，培养学生的历史分析能力。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学生能站在这一高度上去理解重农抑商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区域经济管理的方式的差异和统治集团的阶级属性的深层次关系。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汉书》中记载了这样的说法:“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为什么回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答:译文:“现在的法律贬低商人，但是，商人已经非常富贵了;现在的法律抬高农民，但是，农民已经极其贫困了。”原因:(1)中国古代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底下，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不可避免地致富了，这是历史的必然;(2)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依附于土地的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地主是靠剥削农民来生存的，农民虽然名义上政治地位被“抬高”，事实上处于社会的低层，极其贫困。

●唐代诗人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里所谓“取尽脂膏”，是什么意思?
答:译文:“汴水连通淮水本来好处很多，但是既有利又有弊。统治者就是通过这条水上运输线搜刮东南四十三州的民脂民膏的。”理解:本来汴水沟通淮水对老百姓很有利，但是却成为统治者搜刮老百姓的工具。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既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农民承受了繁重的剥削。特别是东南经济富足的地方，在不合理的区域政策下，成为支撑专制主义王朝的主要基点，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受到消极的影响。

【议一议】
●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答:作用:(1)有利于农业人口的稳定，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2)有利于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控制，进而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3)打击富商发展官营商业，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影响:这一政策使社会经济受到了压抑，阻碍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汉代政论家曾经警告:“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样的说法?
答:译文:“奢侈的习惯，一天天地膨胀，对国家是非常不利啊。”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社会经济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非常脆弱，社会财富的积累非常不容易;奢侈之风的兴起，可能会激化阶级矛盾，对于维护统治非常不利。

【自我测评】
●试举若干例证，说明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政策的特征。
答:(1)为了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历朝大都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例如:汉文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汉武帝也推行过打击富商大贾的政策。
(2)统治者推行的区域经济管理政策，有时会使经济发展出现畸轻畸重的偏差。例如:秦朝时期，重视关中地区而压迫和剥削关东地区;再如:汉光武帝刘秀出身南阳，定都洛阳，于是，“南阳帝乡”和“河南帝城”受到优待。
(3)古代王朝对经济生活的控制非常全面、具体和严密。例如:秦朝统一度量衡为商业的发展规定了必要的统一标准;汉武帝时代实行“盐铁官营”制度。
(4)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实行禁奢侈的政策。例如:汉成帝的诏书中就曾经说过，世俗奢侈无法禁止的原因在于，贵族高官的奢侈没有节制，于是民众仿效，逐渐形成社会风气。

【材料阅读与思考】
●东方朔批评汉武帝时说:“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伤农，事之难者也!”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东方朔指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事实?
答:译文:“上层社会如此奢侈，而惟独想使老百姓不要奢侈以免延误农业经济的发展，这太难了!”历史事实:大凡奢侈腐化总是从上层社会开始，并且最盛;老百姓没有奢侈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知识链接】
秦律
睡虎地秦简中有丰富的关于经济管理的法律条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于《秦律十八种》的《仓律》、《金布律》、《关市》、《均工律》等条文中。

五、历史问题注释

【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的原则，这一政策长期得到继承。
中国古代王朝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专制主义王朝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治国主张。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战国时期，秦国实施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规定，促进了经济的跃进，壮大了秦国的实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

【《吕氏春秋》的重农思想】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六国时”农学作品可以说已经一无所存，我们所看到的专论农业的先秦文献，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4篇。
有学者推断，《上农》等4篇，大致是采自《后稷农书》的。《后稷农书》，应当是战国时代较早的作品，故能为吕氏所采用。这一农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即未著录，可见它是早已失传了;幸而在《吕氏春秋》中保留了这一部分。《上农》一篇，讲的是农业政策;《任地》、《辩土》、《审时》3篇，讲的是农业技术。(夏纬瑛校释:《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有的学者指出，《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等4篇,“是先秦最系统的农业学著作”，除农业技术以外，也包括农业政策。“这几篇文章反映了吕不韦和秦国政府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它主张先农业、次工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政策有一定区别。”(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0页至第31页)

【经济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
    在我国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开发最早的地区，这里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是我国古代的经济中心。但自东汉以后，由于黄河流域战乱频繁，在我国形成了人口由北向南流动的历史趋势。
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屡遭破坏，而江南地区则相对稳定。从西晋末年起，直到南北朝，北方大批农民为逃避战祸，纷纷南迁，为南方的农业生产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他们同南方汉族人民以及从山区迁出定居的少数民族一起，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南方的农业生产开始赶上北方。
第二次是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再次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南方相对稳定，各国统治者为了保存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同时许多中原人民迁到江南，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所以，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
第三次是南宋时期。南宋人民的斗争，打击了南宋王朝，阻止了金军前进;北方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又一次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南宋时南方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上等田每亩可收五六石，太湖流域的稻米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这表明南方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北方，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南宋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工艺水平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这些也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向东南的转移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战乱时最突出:三是经济中心向东南的转移又导致了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相应的转移。

【秦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秦统一后，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并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它铭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
    现存咸阳出土的“大良造商鞅量”底面，即补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同时，还继续执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鉴定，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
    秦朝统一度量衡的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但它对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作用。

【西汉盐铁官营】
秦始皇时已开始由国家经营盐铁，这是国家财政收入最大的项目。汉高祖允许民间私营盐铁，国库收入大减，武帝时用桑弘羊、东郭咸阳等做理财官，把盐铁收归国家经营，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召盐铁商做盐铁官。全国有铁官44处，盐官32处。从此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又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汉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九章算术》与赋税问题】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九章算术》上承先秦数学发展之源流，入汉之后又经许多学者的整理、删补和修订，大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成书，是几代人共同劳动的结晶，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后世的古代数学家，大都是从《九章算术》开始学习和研究数学的，许多人曾为它作过注释，其中最著名的有刘徽(公元263年)、李淳风(公元656年)等人。
《九章算术》收有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它们的主要内容分别是:第一章“方田”:田亩面积计算;第二章“粟米”:谷物粮食的按比例折换;第三章“衰分”:比例分配问题;第四章“少广”:已知面积、体积、求其一边长和径长等;第五章“商功”:土石工程、体积计算;第六章“均输”:合理摊派赋税;第七章“盈不足”:即双设法问题;第八章“方程”:一次方程组问题;第九章“勾股”:利用勾股定理求解的各种问题。
    《九章算术》中的数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反映出汉代大量的汉代的赋税问题。从其中提供的资料来看，汉代关税的数额相当高。
例如:《均输章》第27题:“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关三而取一，中关五而取一，内关七而取一，余米五斗。问本持米几何?”
答曰:十斗九升八分之三。
《均输章》第28题:“今有人持金出五关，前关二而税一，次关三而税一，次关四而税一，次关五而税一，次关六而税一。并五关所税，适重一斤。问本持金几何?”
答曰:一斤三两四铢五分铢之四。

【王莽与“五均六莞”政策】
王莽(前45~23年)，新王朝的建立者。字巨君，原籍西汉东平陵(今济南东)人，汉元帝皇后侄。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封新都侯。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新，年号始建国。在位期间实行“改制”，命令全国民间的土地更名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不得买卖;一家不满八男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余田须分与亲族邻里，无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规定分配。为了增加国家税收，垄断工商，公元10年又推行“五均六莞”。曾屡改币制，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混乱。他还更改官制，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不断挑起对外战争。由于赋役繁重，刑政苛暴，阶级矛盾尖锐，天凤四年(17年)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更始元年(23年)为商人杜吴所杀。新亡。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盐铁论》与禁奢思想】
西汉后期政论文集。原为汉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后经桓宽整理而成此书。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生卒年不详。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天下贤良、文学60余人到长安，“问以民所疾苦”(《汉书•食货志》)，并让他们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这就是西汉时有名的盐铁会议。至宣帝时，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文献,进行加工和概括,“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汉书•公孙、刘田传赞》)，成《盐铁论》60篇。
《盐铁论》内容涉及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面貌，是研究西汉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形式上它借鉴了汉赋主客问答的方式,以文学、贤良为一方,以御史、大夫等为另一方，进行辩论，双方互相诘难，使论点不断深化。从文体上说,它是汉赋的一种变体,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有创新意义。在辩论过程中,有从容细致的说理,有以尖锐激烈的言词批驳对方，有用生动的比喻和具体事例以增加论点的说服力，给人以深刻印象。
《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郭沫若称它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盐铁论》自宋以来历代皆有刊本，较通行的有清张敦仁考证本、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盐铁论•散不足》中有许多关于禁奢侈的思想，例如:
“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桅，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繁髦掌蹄。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膢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佰。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古者，事生尽爱，送死尽哀。故圣人为制节，非虚加之。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