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凤凰熊希龄

湘西凤凰熊希龄

来源:《人物》杂志

湘西凤凰熊希龄

□ 文/袁 贺

清末民初的中国内外交困，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政治人物总体上置国民困苦于不顾，时刻忙着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活剧，政局仿佛一口煮沸的烂泥塘。因此，在当代的政治史叙事中，那一时期的政治红人罕有得到正面评价的。不过，湖南凤凰人熊希龄是难得的例外。此公在晚清曾官居二品，和满清亲贵交往极深;在民国，更是一度做过政治奸雄袁世凯的国务总理。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袖也对他另眼相看，毛泽东曾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也说:“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熊希龄是什么人，他到底做了何种事业，竟值得不同时期、政治倾向截然不同的当政者都如此看重他?

湖南神童

熊希龄(1870-1937年)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熊希龄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镇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因此地隶属湖南凤凰厅，故在熊希龄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称为熊凤凰。

凤凰地处湘西，民风朴野，教育本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事之世，当时湘籍大儒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在湖南讲教重学于是蔚然成风。熊兆祥在这种氛围之中，自愧自己一介武夫，难预风流，便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方面着力培养自己的长子熊希龄，希望他以后能够读书成材，光耀门庭。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熊希龄六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熊希龄在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

经过多年的私塾苦读，1884年，熊希龄年仅14岁便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当时的湘西也是凤毛麟角。于是，熊希龄的父母决意要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把他送往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但当时该书院教育无方，熊希龄虽然刻苦，未能中举。1888年，江苏宝山人朱其懿担任沅州太守，改变了熊希龄的一生。朱其懿曾在湖南多处担任知府，“所至有政声”，尤以兴学育才为务，深得湖南士绅的尊崇。朱其懿就职后，了解到沅州学风不振，数十年来，“乡会试榜久未中人”，于是决意从振兴本地教育着手。在他的努力下，1889年，沅水校经堂正式落成开学，该校是一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书院，一反当时盛行的科举教育模式，而以“实学课士”为宗旨。所谓“实学”，即以经史为治学之根本，此外，对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兼而习之。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揽通经名宿为主讲，师资雄厚，于是熊希龄立即投考就学。书院规定，学生必须德才兼修，在必修的基本课程之外，学生可以“选择一种自己所喜好的学问，然后由先生指定参考书籍阅读，再作笔记，晚上交给先生校改”。正是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有长足进步之外，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种修养最终成为他建功立业的基础。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因此被选调到长沙的湘水校经书院继续深造。1891年，熊希龄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阅卷官对他的评语为“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这时，熊希龄才是弱冠年华，才名一时誉满三湘。

1892年，熊希龄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于是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这样，等到1894年，熊希龄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次年，爱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自己的爱徒熊希龄。这位贤淑的夫人，成为熊希龄一生事业的知心伴侣。

维新健将

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自己的锦绣未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熊希龄痛苦地发现，在这灭国亡种的紧急关头，慈禧竟然还在为自己的六十庆典而大肆耗费本当用来充实武备的大笔财富。这一丑陋的场面，让军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龄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胸中的血性被激发出来，感慨说国家都要灭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暗弱的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不久，让当时湖南人骄傲的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清政府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但当时的环境决定了熊希龄的建议终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慧眼独具，他认为兴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他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高度重视，陈氏认为熊希龄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要设法把熊希龄挖到湖南效力。就这样，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一开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反复的沟通交涉，刘坤一两度拨给湘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20万两之巨。虽然最终湖南没能建立枪械厂，但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龄居功厥伟。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他和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作为前一项目的成果，他们成立了“宝成善制造公司”;而后一策划，则遭遇到了困难。原来，自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内河开埠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自己开启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以外，内河航运还涉及湖北省的利权问题。但熊希龄和他的同仁据理力争，决不退却，最终说服了张之洞等大员，成功地让湖南内河航运成为事实，并抵制了西洋势力的进入。其后，熊希龄积极为湖南省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以及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而不是江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和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了晚清官场的初步承认。

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所谓“世变日深，需才孔亟;需才之道，立学为先”。湖南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熊希龄作为湖南籍的翰林学士，在办学方面自然是义不容辞。在湖南兴办学堂，最早由蒋德钧在1897年提出，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重任却交给了熊希龄。兴学需要两大要件，一是经费，二是师资。由于湖南财政紧缺，熊希龄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通过提高食盐厘金可以解决，但这需要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同意。考虑到是为家乡出力，刘坤一应允了此事。于是，办学经费问题总算有了着落。但在聘请教习的问题上，熊希龄却给自己惹上了极大的麻烦。

按照湖南维新派的设想，湖南要开办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时务学堂，物色中西学均精通的教习就成为一个难题。熊希龄等不得不前往领西洋风气之先的沪、宁物色人选，经过许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黄遵宪奉命赴湖南担任长宝盐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经过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动员了在《时务报》供职的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决。1897年11月，梁启超一行抵湘，受到湘绅的热烈欢迎。陈宝箴为长沙时务学堂定的教学宗旨是“中体西用”，梁启超坚定地主张开启民智，似乎二者一致，但实际上他主持时务学堂，积极鼓吹民权革命学说，倡导立宪。二者的冲突酝酿着极大的风险，熊希龄深知内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启超。不仅如此，冲突表面化之前，熊希龄又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向社会鼓吹“开民智”，正如唐才常所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度，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报纸的取向直接引发了包括张之洞等大员与湖南守旧派对熊希龄的不满，可他们没有借口。此外，1897年，德国侵占我胶州湾，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加迫切，熊希龄趁机联合有影响力的湖南维新派成立“南学会”，开办讲论会鼓吹维新变法，而且讨论地方重大兴革及举措，分析省内外形势，提出方案，供省当局采纳，意图以此影响湖南的发展方向。这种激进的取向，在死而不僵的晚清必将引火烧身。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地位引起了守旧的王先谦等人的嫉恨，加上他们在投资由熊希龄领头的湖南实业时有损耗，激发了他们对熊希龄的种种不满，他们视时务学堂、《湘报》和南学会如眼中钉。事情导源于时务学堂的教学程式，按梁启超的说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于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1897年旧历年底，时务学堂学生放假回家过年，学生得意地向自己的亲友传阅自己的学习札记与教习的批语，对头脑尚不开明的湖南社会来说，那些民权革命的言论无异于鼓吹造反，见者无不诧异，一时“全湘哗然”。旧派就此发动了对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的猖狂攻击。尽管陈宝箴想保护熊希龄，但1898年5月份，形势恶化。是时，张之洞来函指责《湘报》言论不当;与此同时，旧派联络京城湘籍官僚也不断施压。陈宝箴被迫妥协，免去了熊希龄的学堂总理职务，梁启超出走北京参与戊戌变法，湖南维新派实际上已经陷于分裂。这反倒激发了熊希龄的血性，他断然反击，上书指斥王先谦主持的省书院(岳麓书院)积弊丛生，师道不端，并把它刊登到了《湘报》上，这恰好击中了旧派的痛处。愤怒的旧派恼羞成怒，借机要求取缔《湘报》。恰在此时，熊希龄因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执意改革的光绪帝征召他入京，这正好遂了他想离开长沙这块是非之地的心愿。

熊希龄于是打点行装准备北上，他先把妻子安顿到他妻兄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就在这养病的十多天里，北京维新六君子的惨剧发生。因为一场疾病，熊希龄侥幸讨得一条性命。然而对这个维新名人来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政坛奇才

遭遇重挫的熊希龄处境艰难，多数时候只能在妻兄的保护下蛰居老家，低调做人，他在等待新的机会。1901年，遭遇八国联军入侵重辱的清廷不得不重拾维新派余唾，施行新政，于是，对戊戌党人“严加管束”的法令日渐松弛。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办新式学校。1902年，朱其懿署常德府太守，这个向来热心教育的太守决心开办西路师范讲习所，于是他邀请办学经验丰富的妹夫熊希龄董理事务。1903年初，长沙成立省师范馆，不久赵尔巽抚湘，此公锐意改革，和湖南旧派的关系如冰炭不能相容。他决意要在湖南各府、道设立师范学堂，以为各中小学堂解决师资问题，于是，朱其懿趁机改师范讲习所为师范学堂。由于熊希龄视野开阔，办事认真，一时西路教育发展为“全省之冠”，熊希龄出众的才能得到了赵尔巽的赏识。1903年底，赵尔巽斗胆给朝廷上了一折，称湖南改革需要人才，对熊希龄这样的人才弃之可惜，“恳恩免予严加管束，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竟然获准。这样，熊希龄的政治枷锁得以解套。不久赵尔巽他调，熊希龄再次转投实业。在端方的支持下，熊希龄在沅州创办了实业学堂，主攻丝织业;又创办醴陵瓷业学堂，以振兴湖南瓷器制造业。后来湖南的丝绸制造业和瓷器工业一度领先全国，端赖熊希龄的远见。

不过赵尔巽从没忘记过熊希龄。1905年，盛京将军丁忧出缺，清廷令赵尔巽增补，于是他立即上奏请求起用熊希龄，获得批准。但熊希龄说服赵，要求先赴日本考察实业，得到后者的同意。同年7月，端方入京觐见，领命与载泽等一起出洋考察各国政治，邀请熊希龄作为随员前往，并向清廷保荐获准。11月，熊希龄作为端方这一路的随员正式出访，这标志着熊希龄在政治上的重生。然而这趟出洋，熊希龄肩上的任务极重。一方面，他要为赵尔巽完成考察任务;另一方面，他要负责考察东西洋政治的所有书面报告、条陈和奏折。从1905年12月到次年7月，端方一行先后游历了日、美、英、法、德、俄、意等国，但熊希龄只游到了德国便不得不先期回国，以完成他的书面任务。所幸，熊希龄找到了杨度，特别是梁启超帮忙，五大臣出游东、西洋的报告实际上主要出自梁启超一人之手。这样，熊希龄实际上又重新勾连起了立宪派和满清贵胄之间的关系，并使他本人进退裕如。

由于出洋，熊希龄增长了在立宪和外交方面的才干，结合他的边疆地理知识和办实业才华，他已经成长为晚清罕见的通才。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征调熊希龄去奉天，任命他担任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这一要职，负责东三省振兴实业的重任。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面临的是日俄战争以后，两大侵略者对东北虎视眈眈的局面。他准确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书提醒要注重外交，并建议移民垦殖，撰写了洋洋两万余言的《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要求破除清政府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严禁入关的历史积习。这是极具远见的东北长远开发与规划的蓝图，可惜的是，清廷还来不及实施就灭亡了。

1907年9月，赵尔巽转任四川总督，出洋之后把家安顿在上海的熊希龄决定不再跟随。次年8月，他接受了江苏巡抚、湖南同乡陈启泰的征召，担任幕僚。而此时端方任两江总督，也极力征用熊希龄。这时的熊希龄，一身兼任六职，在晚清官场可谓红极一时。而任职度支部尚书的出洋大臣载泽也赏识熊希龄的才干，保荐他担任了四品衔的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随后，由于见解超迈、业绩出众，熊希龄在晚清官场步步高升，先后担任过清朝的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要职，到清朝灭亡的时候，他已经是二品重臣。在时人看来，他是一位精明强干、能任大事的人物，称誉他是实业家、盐政专家、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深为痛心的熊希龄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立宪主张而投入到革命党阵营。1912年1月，他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的名义领衔致电袁世凯促请清帝退位，公开襄赞共和。不久，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此时，民国财政百孔千疮，谁也不愿接手。由于熊希龄在财政方面的专长，最终国会同意任命他担任财政总长。然而在这个任上，熊希龄要处理的是对外借款问题，而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矛盾重重，因此熊希龄成为各种矛盾的众矢之的。7月，熊希龄随总理辞职，但袁世凯不肯放弃这种人才，随着熊最终办成《五厘金镑借款》，袁世凯转头就任命他为热河都统。就在此任上，熊希龄随陋习接受了几件他并不懂行的古玩器皿，被袁世凯的特务一一记录在案，从而成为袁世凯拿捏他的把柄，并最终使他决心退出肮脏的官场。

1913年7月，袁世凯强征熊希龄组阁。尽管熊百般推辞，但袁世凯以侵盗宝物的嫌疑要挟他，百口莫辩的熊希龄除了提出梁启超、张謇、汪大燮三人入阁的要求获准之外，只能就范。熊希龄就职以后，准备着手组建“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要为建设一个讲求法制、致力于现代化的宪政共和国而努力。但袁世凯故伎重施，所有重要职位均按袁的意志布排，这样熊希龄提名的三人拒绝入阁。因此，可以说熊希龄内阁自组建之日起，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在袁世凯彻底篡权成功以后，他感觉到熊已经不具备利用的价值，乃故伎再施，把所谓盗宝案捅上报纸，熊希龄被迫在1914年2月6日提出辞职。此时，熊希龄内阁上台才五个多月。担任民国总理，是熊希龄在政治舞台上的最高成就，但这也是他在正式的政治舞台上的休止符。尽管此后他还和进步党人对民国政局流连观望了一阵，但最后，他毅然转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事业:慈善。

慈善大亨

熊希龄辞职以后，袁世凯对这样一个拥有崇高社会声望的人决不放心，以要熊希龄经办实业为借口把他羁留在北京。但随着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熊希龄不愿意搅这趟浑水，乃决意与袁决裂，最终于1916年6月退出政治舞台。尽管他雄心未了，又为现实事务所羁绊，试图调停南北战事，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多，但时局总不让他遂意，这让他苦闷不堪。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获得了生命的新生。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顿成泽国。据记载，“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的广大区域，“盖无有不被灾之事”。灾民超过六百万人。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难民露宿，呼号求援”的惨剧，良心不忍，当即奔赴北京，一边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一方面向政府求救。结果政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持赈灾，才可定议。在这种国运艰难的时刻，尽管一度自忖不能胜任，但最终熊希龄只能当仁不让。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巨大号召力，熊希龄结合政府、地方士绅和中外慈善团体的力量，成立“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熊希龄担任会长。这次赈灾取得空前的成功，共计募集到棉衣裤148601件;被单、夹衣裤82400件(折合约20余万元);现款929900余元，另有中钞与公债等30余万元。此外还有开滦与井陉煤矿的赈煤3400吨。配合官款散放的各种赈灾项目，竟然使灾区全体灾民“不致有冻饿毙命”。除此以外，熊希龄还积极展开对泛滥河渠的河工治理，开展以工代赈，既救济了大批灾民，还为受灾地方办了不少永久建设。

这次领导赈灾的巨大成功把熊希龄引向了开办慈善事业的光辉道路。1920年秋，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爆发大规模旱灾，饥民达3500万人。灾情之严重，预计需要2亿元款项方可完成赈灾任务，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可能承受的。熊希龄再次出面，牵头组织了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后又和外国慈善团体组织的“万国救灾会”一起联合成立“中国北方救灾总会”，熊希龄提出了急赈和工赈等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救灾活动，使得多数饥民得以渡过厄运，免于死亡。此后，熊希龄又多次领衔各地的慈善救济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就在这些救灾过程中，熊希龄对中国底层社会有了全新的认识。从1917年那次赈灾开始，灾荒之时流离失所的儿童那无助的悲惨命运，就让他特别痛心，他说:“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地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状呢?”于是，他决心把他的余生献给救助和培育这些流落儿童的事业。

1922年10月，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创办香山慈幼院。在开院仪式上，熊希龄动情地说:“我自从办了水灾和这个慈幼院，我始知道贫民的社会是很可怜的。”同年，他还写下一段文字，来表白他余生的选择，“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是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熊希龄救助难童的工作其实在1917年就开始了，那年11月以赈灾督办的名义在北京成立了两所慈幼局，作为供人领养的过渡机构。但很快收养的难童就超过1000人，有许多孩子无人收养。这刺激了熊希龄，他意识到必须有一些永久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落难的孩子，否则，任其流落各地，会造成很大的社会负担和社会问题，而这最终不利于国家的健全发展。就这样，他想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那里空地很多，很适合建立慈幼院。在民国时期，名震中外的香山慈幼院就这样成立了，该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凡欲入院者，必须“有人介绍及其家长请求”。培养的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捭可谋生于社会”。从慈幼院成立伊始，熊希龄利用他多年以来锻炼出的出色的组织才华，依照培养宗旨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养的制度体系，并得到了落实。学校的经费完全依靠熊希龄的声望，通过中外慈善捐款维持。我们不必详细描述香山慈幼院的运作过程，仅从它和世界其它慈善机构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熊希龄为中国慈善事业树立了多高的丰碑。为了能让孤贫儿童享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熊希龄创建的“小家庭”教育模式，比1949年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了15年!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称颂之声，遍于环宇，它就像香山满山的红叶，吸引了当时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1929年7月，美国记者团边参观该院蒙养园边忍不住称赞该园“较之美国所办之幼稚学校有过无不及”，“足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倾注了晚年的心血。1931年，熊希龄原配夫人朱其慧，这个伴随并无私襄助熊希龄一生的中国杰出女性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熊希龄顿失臂膀，悲痛之余，他“深感家产私有观念甚属无所谓”。为纪念亡妻，1932年，他慨然捐出全部家产举办儿童幸福公益事业。据统计，这笔巨款折合大洋27万5千多元，另有白银6万2千余两。这一举世难觅的壮举成就了熊希龄作为慈善大亨最华彩的乐章。

凤凰不死

在熊希龄完成他作为慈善家最彻底的壮举之时，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已然举起了侵华的屠刀，有着军人血统的熊希龄毅然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而在此之前很久，他已经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默默地作着自己的贡献。

对旧中国不满的熊希龄一直同情共产党人。他在危难时刻援助了身陷绝境的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在白色恐怖下，他冒险保护李大钊的家属。1921年9月，蔡和森、陈毅、李立三、刘明严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购买军火和强行住进中法大学，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留下来的女生熊季光、蔡畅、李志新、萧淑良等因找不到工作，完全断了生活来源，忍饥挨饿，度日如年，不得不写信给已回到上海的向警予陈述困境，请求紧急援助。向警予此时分娩在即，病魔缠身，接到姐妹们的求助信后，一筹莫展。谁能怜悯和援助这些蹇留海外的学子呢?她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援助这些海外孤儿，那就是湖南同乡熊希龄先生。当时他们赴法勤工俭学，不少人就是通过熊希龄筹款和支持才得以成行的。此时，她能够想到的也只有正担任中法协会执事的熊希龄先生了。于是，她不顾自己身怀有孕，毅然挺着个大肚子，冒昧求见熊希龄，向他一一陈述了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女生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情形。

熊希龄听完向警予的陈述后，慨然答应出面相助，并一再嘱咐她进京向中法协会陈述，一切援助工作全由他出面主持。当他得知向警予因恐火车颠簸而不能来后，立即组织成立了华法学务协会，亲自出面向政府请款，政府当即拨款10万元，用来紧急援助和救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使他们渡过了难关。后来，在他的积极干预下，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大部分转入中法大学学习，生活困难的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80多人，并疯狂搜捕与李大钊有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李大钊家属生死攸关的时刻，熊希龄机智地以女儿结婚迎宾为名(他的女儿熊芷和女婿朱霖于1927年4月3日完婚)，派当时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共产党员、李大钊的乐亭同乡李凌斗(即李时)，抢在敌人下手之前，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和封锁，用自己的汽车紧急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了香山。 熊希龄觉得还不安全。为防不测，他没有立即把赵纫兰母子接进香山慈幼院，而是秘密地把她们母子藏进了香山红山头南麓正黄旗对面的“姑娘场”。逃过奉系军阀的大搜捕后，他又及时协助共产党人将她们母子安全转移出京。李大钊被害后，停灵6年不能安葬。1933年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社会名流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始得以出殡安葬。出殡那天，熊希龄又组织慈幼院的部分进步师生赶来为他送葬。不久，赵纫兰去世，李光华和李欣华兄弟求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龄二话没说，立即再次伸出援助之手。1934年秋，李欣华兄弟一同被熊希龄招收为慈幼院的正生，享受了生活、学习全部免费的待遇，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50多年后，李光华深情地回忆说:“对我来说，香山慈幼院的那段生活不仅仅是一般的过去。如果把回忆我的大半生比作欣赏一场音乐会，那么，在香山的那段生活则是这场音乐会中的一支最优美动人的歌曲。”当时，熊希龄在慈幼院还收养了不少朝鲜共产党烈士的遗孤和中国死难烈士的后代。现在不少健在的慈幼院学生，每每忆及熊希龄的这种宽宏与达观之举，总是充满了敬佩之情。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立即感到国难临头，若不奋起抵抗，则国难家破之日将为时不远。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亲临宋哲元将军的第29军，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不禁潸然泪下。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第29军官兵率先通电全国，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震撼人心的呼声! 长城抗战开始后，熊希龄立即以世界红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字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喜峰口、古北口、石匣等地救死扶伤。淞沪会战时，熊希龄与续弦夫人毛彦文正住在上海，住处离战场不到千米，随时都有被日军轰炸和被流弹击中的可能，亲友们都劝他们离沪远避，他却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字会会员，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之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从事救护工作三月有余，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所，救出伤兵6000余人，收容难民15万多人。此外，他还与湖南同乡会救出难民1000余人，资遣5000多人。在淞沪会战的第八天，熊希龄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女儿熊芷和女婿朱霖。在信中，他将一个星期以来上海的战况和自己在沪组织救护伤兵和收容难民的情况，告诉了女儿女婿。仅一个星期，他就和上海红字会的会员们一起，从火线上救出伤兵400多人，收容难民6万多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这封家书字字珠玑，声声震耳:“余以老病之躯，又无官守言责，本可往就安全之地，但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余虽老，亦应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故决计与妈妈在此办救济也。”“儿等青年当为国尽忠，以慰老怀!”

由于对日战事日蹙，熊希龄这位不屈的抗日老人不得不与毛彦文绕道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广州，再由广州坐火车返回长沙。谁知刚到香港不久，他就因战事失利刺激太深，不幸猝发脑溢血，于1937年12月25日清晨6时撒手尘寰，享年仅69岁。逝世的前夜，他还向四处写信为抗日救亡筹款。熊希龄抛下他未竟的事业和1000多名嗷嗷待哺的孤贫儿童走了。他逝世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即颁文对他辉煌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的历史功绩:“熊希龄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确实，对熊希龄来说，没有比这更完备、切当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