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同志是我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也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躯，这位一生为党为新中国革命奋斗的女子，当初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忠诚党、为党奋不顾身的呢。
1.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1899年出生于长沙县清泰乡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缪芸可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主张兴办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妇女教育问题。父亲的开明意识，给幼时的缪伯英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条件，等她稍长即送进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希望她长大后成为一名教师，去实现他“教育救国”的梦想。1919年，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踏上了人生旅途新的征程。
五四运动后的北京，一派“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缪伯英进入女高师不久，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结识了何孟雄、邓中夏等一批热血男儿。为了尽快找到一剂拯救中国的良方，她中断了女高师的学习，去北大参加活动。在北京大学，她结识了李大钊，并有幸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她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还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各种问题。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女战士。
1920年3月后不久，缪伯英加入了在李大钊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等19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0年，缪伯英成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员。11月，当年10月份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的优秀分子中吸收了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缪伯英等5人入党。缪伯英不仅成为中共北方区第一名女党员，而且是“一大”前全国53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女党员。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增加，缪伯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分析和思考问题，特别关注妇女的解放。在《家庭与女子》一文中，她发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冲决封建罗网，做时代的新女性。
2.宣传赤化的红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根据党的指示，缪伯英常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2年2月，她参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上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同年夏，缪伯英受党组织派遣到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工作和《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积极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启发工人的觉悟。
1922年底、1923年初，北京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赶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严厉控诉彭允彝的罪行，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在武汉期间，缪伯英还前往湖北女师宣传革命真理，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学生坚持斗争。
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等人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缪伯英与几位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向社会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及其家属。她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摆脱暗探的跟踪，把党组织的温暖带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鼓励他们与敌人斗争到底。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演讲，她列举了军阀政府外交无能、内政混乱的种种事实，号召国人改革政治，收回民权。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十分满意，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3.妇女运动的先驱
早在1920年底、1921年初，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就组织了妇女协会，由缪伯英主持。1922年8月，她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并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1924年3月，缪伯英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积极领导开展北方区的妇女运动。
1924年6月，张国焘被捕叛变，在狱中供出了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的名单。缪伯英在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下，转移到湖南老家。1925年1月，缪伯英来到省会长沙，拜望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特立当即聘请她担任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不久，她在党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管湘区委宣传工作。区委书记李维汉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缪伯英出任湘区委员会妇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缪伯英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号召各县迅速组织女界联合会，积极开展为妇女和妇女团体争取权益的斗争。湖南妇女运动在缪伯英的领导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洋货的斗争。为声援青岛、上海罢工工人，长沙女学生还在缪伯英的领导下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她们冲破封建思想，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昂首阔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振臂高呼口号。“女子赤足游行”一时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
1926年1月，缪伯英按照党的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回湖南后，缪伯英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并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到会群众数千，盛况空前，极大地扩大了我党在湖南的影响。“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缪伯英积极参加驱赵(恒惕)运动。1926年3月9日，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被公推为三位常委之一。5月，广东革命政府派叶挺独立团向湖南进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军入湘后，缪伯英领导湖南妇女界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北伐部队。省女界联合会召开各界妇女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和慰问队、红十字会救护队，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斗。
以后，缪伯英还先后到达武汉、上海为党工作。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再加上清贫的生活，缪伯英的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医治无效，不幸溘然辞世，年仅3O岁。
缪伯英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她的青春、生命和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伯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舍身奋斗的光辉业绩将为后人传颂。人们将永远缅怀这位为人民幸福和祖国解放而献身的先驱者!
来源:《党史信息报》镜周刊第660期2005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