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已经过了百年华诞，《大公报》真正辉煌的跋涉始于1926年，终于1949年，前后不足二十三年。但历史永远无法忘记曾缔造了“新记《大公报》时代”的三巨子: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

开创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之一 胡政之

    开创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中只有张季鸾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没有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资本，《大公报》的成功也是无法想象的。三个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从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后达27年之久。他和张季鸾等一起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一个至今难以跨越的高峰。老大公报人陈纪滢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外国报界对于胡霖的大名是以报界巨子看待”，胡政之没有虚枉此誉。他见识广博，洞明世事，一生有为有守，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1949年江山易主的前夜，他在上海黯然去世。谢泳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

    胡政之，名霖，1889年生于四川成都，幼年随做知县的父亲到安徽，在私塾读书，后进安庆省立高等学堂，接触到了《申报》、《苏报》、《新民丛报》等，对林译小说尤其迷恋，有人说他文章里的风骨文采可能受益于林纾。1906年他父亲因病去世，他扶柩回川。1907年，在嫂子的一副金镯资助下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进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至少通晓三、四种外语。四年后(1911年)他回到上海，一度曾开办过律师事务所，1912年进《大共和报》任日文翻译，参加过民立图书公司，还在江苏淮阴做过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刑庭庭长。1913年受聘任《大共和报》总编辑，并在中国公学兼法律教员。1915年，他到北洋政府做幕僚。因为这一段经历，1916年9月他受聘出任当时有安福系背景的《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

   在他第一次主持《大公报》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胡政之以记者身份独家采访;二是1919年，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使他成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也是他终生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巴黎和会结束后，他曾游历欧洲各国，等到他1920年回国时，安福系已垮台，《大公报》奄奄一息，他没有回到天津，一度在北京和林白水合办《新社会日报》，不过为时很短。时值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股政治势力结成反直系军阀的联盟，三方共同出资在上海开办国闻通讯社，不久交由胡政之主持。1924年8月，他又创办了《国闻周报》。随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国闻社和周报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胡政之开始独立支撑这两个新闻机构，除了通过开设广告部寻求经济自立，他也得到了留日同学、时为北方金融巨头的吴鼎昌支持，为他们日后合作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笔。

    《国闻周报》还同时对外发行英文版，一直出到1937年才停刊，前后共十四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时事性周刊之一。

    对他热爱的新闻事业，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在国闻通讯社缘起说:“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社会之缩影也。舆论之繁分数，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于报馆之探报。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信机关殆无他道。”(《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19页)在《国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他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通信之报告事实，不著意见”，也就是要求客观公正。

    这年他在《国民对于大局应取之态度》一文中也说:“今论政，本系以民意为背景，而民意的寄托，又在于公是公非之舆论。”

    1926年，他在《国闻周报》发表《作报与看报》一文“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读者鞭策记者的力量，比什么力量还大。”《大公报》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办报思想。

    他编的《国闻周报》既发表过张季鸾落托时的政论，也发表过年轻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名著《边城》，发行量最高时达二万五千多份。他主持的国闻通讯社通讯网遍布全国，发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这些都为后来新记《大公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公报--中国新闻界最夺目的一面旗帜

   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作接办天津《大公报》，开创了中国报业史上最有魅力新记《大公报》时代，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胡政之投身报业都有十多年，鉴于过去的教训，他们决心办一张没有任何背景的独立报纸。所以，接办之初他们就提出鲜明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盲、不私)，为中国年轻的新闻事业开辟了一条与世界接轨的新路子，使中国以“文人论政”为特征的民间报纸在他们手里迅速走向成熟。他们筚路蓝缕，全身心地投入《大公报》的事业，奉献了全部的热情、智慧和辛劳，这些故事早已成为报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佳话。接办之初，《大公报》职工不过70人，月支出不满六千元，发行量仅2000多份，第二年发行量就翻了三倍，达6000多份，第三年突破万份。到1936年上海版创刊，职工人数增加到700人，是当初的10倍，月支出10万元，全国分销机关达1300多处，发行量超过10万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经过张季鸾、胡政之多年的苦心经营，《大公报》在采访、编排、言论等方面的改革都逐渐趋向规范化。胡适一再称许《大公报》是“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时，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1941年2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他在《敬告读者》中指出，“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决不仅仅为’谋生’”。正是这种精神使《大公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继续成长，成为中国新闻界最夺目的一面旗帜。至1945年，《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已达到97000多份，至1949年前夜，加上复刊后的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总发行数达20多万份。 这一数字在那个年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其产生的舆论影响也与日俱增。

    难怪在经过15年不懈努力之后，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密苏里大学教务长马丁写信给胡政之说:"贵报今年被推得奖，端为一外国之自由的报纸，在其悠久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具有优异的贡献。吾人此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记者的一致赞许。"同年张季鸾去世，开始了胡政之独自领导整个《大公报》的时期。

    《大公报》风云天下“是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1945年，《大公报》如日中天，处于鼎盛时期，据李侠文回忆，胡政之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大公报人忆旧》264页)抗战胜利前后，胡政之雄心万丈，想创办《大公报》广州版，以天津、重庆、上海、广州占领华北、华西、华东、华南四大据点，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国报业托拉斯，但无情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

    1947年11月，他在《大公园地》发表文章说:“抗战以来，国事日非，仍然有许多人发议论，发牢骚，求痛快。我因为办报多年，尚为国人所知，近十年来也曾参预过国家政治，比过去更认清了中国政治问题的特质。"因此1948年初，他才会化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又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今后的出路。对时局的发展、风云的变幻他有着职业性的敏感，他计划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他在1948年春天所作的那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桂林版的退路一般，都是未雨绸缪，有先见之明。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因长期积劳成疾而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无奈地告别了心爱的报纸。

    在病床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第二天《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他1943年写的纪念张季鸾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不料也成了对他自己的纪念。

   经营为本 铁腕办报

    曾任《大公报》要闻版编辑的郭根说:“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

    这一点是与主持报馆人事、经营工作的胡政之分不开的，正是他培养、提拔了大批无名小卒，如徐铸成、张琴南、金诚夫、王文彬、许萱伯等，如金诚夫、曹谷冰、孔昭恺、范长江、萧乾、孟秋江、徐盈、彭子冈等，可谓群星灿烂，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真正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气度。

    1935年，《大公报》资助默默无闻的青年范长江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去遥远的大西北旅行，在《大公报》连载发表他的旅行通讯，轰动大江南北，后来结集出版了畅销不衰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一举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名记者。范回忆，他进《大公报》前，胡政之曾对他说:“做新闻记者，做报人，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字，各方面要诚，不能不诚。”(范长江《论人民的报纸--1946年初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话》，《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1辑，1982年5月，展望出版社)

    萧乾回忆1935年7月第一次见到"胡总经理个子矮胖，方脸上闪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和善之外，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表现在听人讲话时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时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大公报人忆旧》，164页)

    当时，胡政之对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说，小公园副刊“你觉得不对头，这就对头了。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编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们看。把你请来，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你怎么改都成，我都支持你。”(同上，168页)

    在人才录用管理方面，胡政之用人惟贤，亲手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包括六项考核标准、三项奖惩办法。在职工福利方面也有四条规定(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医药补助费、婚丧补助费)，这些制度始终都得到了贯彻。

    1944年1月，《大公报》同人福利委员会成立。9月，还通过了《大公报社旅费支给规则》。此外，还有年终奖金惯例等一整套完善的、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人事制度。

    文人办报常常鄙于求利，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报纸无法长久。而他在报业经营上眼光远大，以铁腕著称。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取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报业史上，恐怕只有胡政之一人。他是记者、政论家，更是杰出的经营家、报业家。

    他认为:

   《大公报》“从经营上看，表面上是公司组织的形式，实际上有同人团体性质;始终以知识阶层为读者群，并不怎么大众化;普遍使用白话文也是在1934年以后。”

    “报纸因为是商品的关系，所以竞争性很厉害，一方面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竞争，不过如果同一资本而怎样去运用，却要看人才如何而定。”

    “报纸生活根据，原建筑在广告与发行两方面上的。”

    “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非作报的人所可得而私，同时政府与国民对于报纸也应当尽力调护”。

    “从前作报，好标榜’有闻必录’，仿佛记者对于言论纪事，都不负责任似的。现在文网严密，法令滋多，作报的人毋宁要’有闻不录’，遇到良心上不能不说的事，也只能在字里行间，呻吟咏叹，予读者以暗示……我们确信，要想做成一份好报，看报的人，即社会公众，倒具有百分之六十的推进力。”(《新闻界人物·4》，新华出版社143-145页)

    他对编辑、校对要求十分严格，认为“错误发生在报纸上，白纸印上了黑字，斧头也砍不掉。”(同上，204页)

在他领导下，《大公报》热心社会服务，如倡导戏剧和体育，组织大公篮球队和大公剧团;慷慨救助全国各地的灾难;首创了文学奖等。

    人们往往只知道胡政之是报业经营长才，却忽略了他也是文章好手，他口授社评，叫人笔录，念一句，记一句，中间没有停顿，段落分明，斐然成章。新记《大公报》以言论见称，有人评价张季鸾的社评犀利明快，王芸生的社评清晰透彻，胡政之的社评和张风格类似，但在《大公报》内他不以社评著称，远没有像张、王那样文名远播。《大公报》内的地下党员李纯青说:“如果把文人论政集中反映在张季鸾、胡政之二人身上来解释，也许可以摸出一条线索来。光说张季鸾一人是不公平的，胡政之对大公报的贡献不下于或者可以说大于张季鸾，他主持大公报时间也比张多出七年。胡政之不仅善于经营，而且博学能文。”(《大公报人忆旧》309页)

拒绝司徒雷登高官利诱

    1943年10月21日，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说:

    “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
   “但自从我们接办《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份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见1949年4月15日《大公报》上海版，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97辑，104页)

    自1926年9月以来，胡政之、张季鸾他们的确开创了一条民间报纸的"新路径"。但他并没有打算将这一事业据为己有，他曾说:“我只有从社会取来的大公报事业，将来也要还给社会。我的子女近亲都不学、不干我这一行，你们(指报馆同人)谁有本事谁来接班。吴、张、胡可以不办大公报，而大公报必须办起来，因为它是社会事业。新闻记者要站在时代的前面，敏于度察时势，抢先报道，要像猎犬一样地嗅觉敏锐，行动迅速，要有忠于事业的献身精神。”(《大公报人忆旧》272、273页)

    1942 年6月15日，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在桂林星子岩一片绿茵上，胡政之对《大公报》桂林版编辑部人员作了长时间谈话，发表了他更具体的一些看法:

    1.本报与国家同命运。
 
    2.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作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完全当作社会文化事业，决心为社会人群服务。

    3.报纸是一种进步的事业，与普通商店绝对不同，普通一个商店招牌卖出去了，便可以享受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利益。但是报纸却不然，必须随时代而进步。……(《新闻界人物·4》，新华出版社，141页)

    他一贯主张“新闻记者要站在超然地位”，曾多次对徐铸成说:“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1943年9月6日，在纪念张季鸾去世两周年他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第一条即是“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表示言论方针并不因张的去世而改变。1947年，《大公报》重庆版多名记者被捕，传闻胡政之回电“爱莫能助”，但他为营救被捕的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出过力也是事实。

    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成为国民参政员，1943年11月，他以无党派代表身份作为中国友好访英代表团成员赴英国访问，曾和邱吉尔会晤，并在《大公报》桂林版连载发表他的《访英游美心影记》。1945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筹备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1946年，他以无党派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了政协会议。作为一个报人，他始终是清醒的，他深知“中国的事情复杂难办，人们’社会世故’深，难得真诚爽利，像马歇尔这样有世界威望的人物把纳粹打败了，可是在中国却栽跟头”。

    1945年，他以官价购买20万美元无非为了《大公报》的战后重建，不是他对“四不”方针的背弃。即使到国民大会签到也是“要存大公报这份事业”，所以他对人说这是“跳火坑”，报纸照编，不要受他影响。李纯青回忆他参加“国大”开幕式回到上海，在社评委员会上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了解我的苦衷，参加国民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面色惨淡，两眼红涩，声调近于嘶哑，我从出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沮丧和可怜。” “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 (《大公报人忆旧》316页)。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秘书傅泾波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谢绝招待，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说:“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最后以一代报业巨子走完他的一生。(傅国涌)

胡政之作为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