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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文)曾有个叫“天马茶房”的咖啡馆，虽然有着茶房之名，却欣然做着咖啡馆的买卖。热爱文艺的进步青年在茶房的舞台上表演着精心排练的剧目。这座天马茶房见证着台湾从日据到光复的历史。
詹天马便是这座天马茶房的老板，身着白西装，拄着拐杖绅士模样的他，俨然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他曾有着著名演员和日本电影特有解说员“辩士”的身份，而在台湾还被日本占领殖民统治的时候，开设了这家“天马茶房”。由于詹天马善于交际，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者严禁文化的政令下，天马茶房内依然聚集着许多思想进步的文艺青年，并在茶房的密室内排练、演出。林正盛99年时拍摄的《天马茶房》，欣然以这座虚构的茶房作为剧名，并且以茶房见证着台湾历史，通过描述茶房中人物的命运来揭示人之于历史洪流的渺小。而台湾著名的“二二八”事件也成为了天马茶房所记载的重要一段记忆。
林正盛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后起之秀，其名远不如同辈的蔡明亮。出生于1959年的他，在16岁便离家北上找工作，成为了面包学徒，其与父亲关系始终不佳，后被父亲以不知如何管教而诉诸法律，有了一小段看守所的经历。13年的面包师父经历以及童年台东的生活记忆、青少年时代放荡的经历使他的电影始终透露着破碎的美感，静谧安详中又夹杂着晦涩粘腻，宿命幽怨中又流露着对美好的憧憬。林正盛擅于聚焦在都市人群，以平凡小人物的故事来揭示现代都市人精神的空虚平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该题材的电影《爱你爱我》便一举获得了51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同时林正盛又特别关怀社会边缘人群，这源于其年轻时代的生活经历，他的电影中有描述退伍青年与姐姐纠葛复杂情愫的《放浪》，有关怀年轻少女暧昧情感的《美丽在唱歌》，寂寞中年女子畸形虐恋的《月光下，我记得》而这些唯美又异于常人的感情故事底下，却深深埋藏着导演悲悯之情，因此影片看来其实也并不是充满的光怪陆离，反而渗透着人性的悲情与怜悯。
《天马茶房》是林正盛涉及历史事件题材的作品，特别是聚焦于“二二八”事件这一禁忌更透露着他的野心。虽然电影以天马茶房为题，但影片却植根于天马茶房中的人物，暗插着阿进与暖玉的爱情悲剧。在当时历史骤变的洪流中，人的命运便如浮萍一样，当然无论是日据或是光复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都压抑不了人性，因此一场传统的年轻男女暗生情愫，反抗封建家庭礼教制度，私奔的悲剧悄然而生。阿进是留学日本的进步青年，父亲在上海开店，热爱艺术又小有情调，影片初，阿进初次来到天马茶房，带回许多上海流行的音乐，日殖民地的青年们静默的听着民国国歌，期待着光复，阿进突然说到“其实这音乐也跟日本音乐相似，透露着军国主义的气息。”一语成谶道出国民党光复台湾后的命运，同时也道破了自己的命运。暖玉则是当时台湾本土中产阶层的女儿，对进步思想充满热情与憧憬，她热衷于参加天马茶房的戏剧演出，与进步青年接触并谈论时政，她厌恶父亲安排的相亲对象。而此时阿进的浪漫与时代气息吸引着她，在短暂的分离中，他们鸿雁传书，重聚后情愫滋长。可惜的是，台湾光复了，他们有幸重逢，可等待他们的命运并不令人欣喜。戏剧的禁演、父亲的逼婚使得他们只能计划私奔，更不巧的是，当暖玉在码头等待的时候，阿进却被误射身亡。暖玉在夜色下码头等待中迎来了黎明，湖光水色映衬着从期待至绝望的心路变化，画面忽黑，字幕打出“未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这是剧中人物的宿命，是台湾的宿命，亦是导演的人生观。时间永远不会停驻，洪流中的人在镜头下获得了相对的静谧，接踵而来的明天是喜是悲宏观至整个时代确实并不那么重要。
阿进与暖玉的戏剧梦、青春梦、爱情绮梦有着乱世儿女的天真与理想主义，林正盛有意无意的虚实交替着天马茶房所代表的台湾与阿进、暖玉代表的人民的两条线索铺展着剧情。人与社会互相折射中，以典型个体的不幸折射出台湾的不幸。台湾确实是个历史上充满波折的地方，自明朝荷兰被明朝侵犯到郑成公收复台湾一直到国民党内战失败迁入，台湾就如妓女般几经人手，台湾本地人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换手洗牌，就如詹天马那样今天可以在画上美国国旗任人践踏，明天又可以挂上国民党旗。然而年轻的一代并不能如暖玉父亲“海龙王”那样对改朝换代麻木，他们仍然会满心欢喜的迎接新的统治者，期待能换来友善的对待。然而任何统治者所忠于的只是自身利益，于是“二二八”事件也就这样爆发了，结果如何总也逃不出创伤的命运。
林正盛在叙事上始终采取着他人视角的镜头，以注意的角度纪录着历史。仅有的主观镜头出现在戏剧上演的时候，硕大而夸张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隐约中也影射着台湾在历史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林正盛尽可能的制造着对比的巧合，日本军官与国民党的对比，剧中人物与社会的对比巧合，以巧合的对比来衬托出时代的变化，隐射人民的悲哀。在场景调度上与镜头运用上，又极力造成气氛的对比，在反映暖玉与阿进恋爱时，往往运用宽广的场景与明快的镜头，赞誉年轻男女美好而纯洁的爱情，此时，所出现的背景音乐也往往是吉他民谣，林正盛非常喜爱运用吉他作为背景音乐的演奏乐曲，而且往往都是出现在美好而简单的恋情中，如《月光下，我记得》中女儿与恋人反复吟唱着“绿岛小夜曲”，或许这是因为导演年轻时正逢台湾民歌流行繁荣的年代，以至于他把热爱的音乐风格去装点剧作中美好的事物。
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很容易找出类似《天马茶房》这样以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历史事件的影片，如《悲情世界》等，而华人导演也特别具有悲天悯人的历史情怀，虽然作为法国新浪潮的余波，但这些导演并不象国外的先驱们以个人为视角，而是在记录导演式记忆的影象或者故事中，来记载着整个时代的变迁。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国内第五代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的早期作品上。这或许就是新浪潮的中国之光，也是华人导演所具有的幽怨而沉重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