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艋舺》导演 钮承泽:我也曾逞凶斗狠过

跻身亿元票房导演俱乐部的钮承泽如今信心十足。

我也曾经血气方刚，逞凶斗狠，也曾经人生路上有过偏差，再到患上忧郁症，走到今天。正是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偏差，才有了阅历能拍出这样故事。《艋舺》让我再活了一回。

人物简介

钮承泽

小名“豆子”，国光艺校影剧科毕业。1966年6月22日生，双子座。父亲来自北京，9岁开始接触表演，2000年开始导演工作，2002年8月成立红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电影演出:《风柜来的人》、《小毕的故事》、《飞天》、《黑金》。

电视演出:《吐司男之吻》、《包青天》、《台湾灵异事件》

电视导演:《吐司男之吻》、《来我家吧》、《求婚事务所》、《我在垦丁天气晴》

电影导演:《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艋舺》

今年春节，一部名字又难念、又难写的台湾电影《艋舺》(音mon ga)红遍台湾，创下23亿新台币票房的好成绩。影片还借着柏林电影节展映以及盗版的流传，让大陆网友和媒体也兴致十足。和《海角七号》的意外之喜不同，《艋舺》是一次策划好的成功，似乎象征着台湾商业电影复苏的开端。

电影 不能承受之轻

2010年1月14日的傍晚，钮承泽和音效指导杜笃之不间断奋战近30个小时后，完成了《艋舺》的后期制作。在骑着单车离开录音室的回家路上，钮承泽哭了。在台北市中心街头，他泪流满面到脸都皱起来。钮承泽说那种激荡波澜的情感，除了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的自己，其他人不能体会。构思四年、筹备五个月、前后拍摄七十多天，近八十天的争分夺秒的后期制作成就了《艋舺》。更重要的是，被好莱坞电影侵蚀严重的台湾电影市场，台湾地区制作二十年后终于又上了春节档，做商业大规模发行。“你可以在离你家最近的那个电影院看着讲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故事的电影。”钮承泽不无感慨地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台湾当电影导演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因为好莱坞电影占据了台湾市场95%以上的份额。本土制作观众不关心，投资人不理会，电影从业人员纷纷改行到广告、电视偶像剧、综艺节目中。这种状况在钮承泽处女作《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体现得淋漓尽致:导演豆子为了拍摄自己的电影陪投资人喝酒、辅导金太少而拿去炒股，最后弄得一地鸡毛片子依然无法拍成。

2008年《海角七号》的异军突起，似乎让台湾本土电影才看到崛起的可能，但钮承泽始终认为，《海角七号》是个意外，但电影工业需要的是例子。于是在筹划《艋舺》时，他和监制李烈就用尽商业的办法，在上映前就确定春节档，由此计算投资规模、能承担的风险、摄制日程甚至宣传策略。

对钮承泽来说，《艋舺》有点像台湾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谓“人不轻狂枉少年”，钮承泽把自己的青葱岁月搬上了大银幕，给自己人生做了一番交代。钮承泽说，混迹街头的那些日子，他们其实也没干出格的事，无非是站在学校门口对着学长们骂脏话，和同学好奇地去艋舺地区探个险。十几岁时的叛逆一方面是钮承泽的年轻气盛，另一方面也是他和个性阴郁父亲关系变差的一种逃避。

成长 轻狂少年“小毕”

钮承泽的父亲是钮骅源于满清贵族钮祜禄氏，祖上出了六位皇后，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慈安太后。钮家为满族贵族之后，钮承泽的外公是国民党将军张载宇。钮承泽说，他虽然是外省人第二代，但住的不是竹篱巴内的眷村，而是外公专用占地1200平方米的自己院子的独幢楼。小时候他最常跟同学炫耀的，就是他曾经上过蒋介石专用的厕所。

钮承泽的父辈看似风光，但来到台湾后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如意，父亲在钮承泽12岁时就生病，脾气变坏个性越来越阴郁，父子关系越来越远。钮承泽说自己在叛逆青春期很害怕见到父亲，“他发病后每天就坐在桌子前面，抖着手拿笔写家书，回忆着童年，诉说着思念，身体却是越来越消瘦，我却每天都在外面混，都在逃避……”与此年少成名的他，开始对演艺圈感到格格不入，而弟弟的存在又让他感到母爱也被夺走。

钮承泽19岁那年，父亲患上罕见的“运动神经元萎缩症”(俗称渐冻人)住院，在医院插着呼吸管度过几十年。父亲住院期间，钮承泽只要去探视，在车上一定和他母亲吵架。“其实那时我几乎没戏可演，但在外头还要硬撑面子，因为我是‘小毕’(注:钮承泽因出演侯孝贤导演的《小毕的故事》而获得1983年金马奖男配角提名，由此名声大振)。”于是，钮承泽每天开车在外鬼混，一群人凑着零钱只加两公升汽油，直到避震器坏了没钱修，当街抛锚动弹不得。

另一方面，族群与家世的巨大阴影，是钮承泽另一个不可承受之重。他承认自己是权贵子弟，年幼时多数演出机会是靠妈妈的关系。成年后他努力摆脱阴影，跟街头兄弟混在一起，讲台语跟国语一样溜，不希望被贴上“外省人”标签，但一提到外祖父、父亲的北京老家，他不禁又向往。

父亲后来的去世让钮承泽伤心不已，“父亲十九岁离家，再也回不去。一辈子怀念北京胡同，抑郁不得志，却又得了怪病，长期被禁锢在这样身体中。我陷入两个悲伤，一个是失去了生你养你的最爱，其次我发现原来他是这样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