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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怀念--党史频道--人民网

我的父亲陈士榘

陈人康


编者按

这是开国上将陈士榘儿子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原文标题为《并非美满的家庭》。

在儿子眼里,陈士榘是一位战功卓著的父亲;一位对妻子儿女缺少关心的父亲;一位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父亲;一位“大义灭亲”的父亲……

因为有了这样的父亲,这个家庭一度生活在“上流社会”;因为有了这样的父亲,这个家庭最后走向破碎。

作者是在讲述自己的家庭悲剧,也似乎在讲述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出生在解放初。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便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生活。不管我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我是否意识到,我的一家在一段时间内生活在“上流社会”。对于父亲的业绩,我们是爱戴甚至是崇拜的。父亲同许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样,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昌盛,忘我而英勇地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尤其父亲指挥作战的才华很受同辈战友的赞赏。但是,作为子女,我们又特别看重他在家庭中的位置。我们特别惋惜父亲没有处理好同母亲的关系,也使我们做子女的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他们“冷战”的阴云中。父母在晚年离异,后来几乎不再来往;只是三年前父亲去世,母亲怀着复杂的感情赶往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回首曾经与父亲度过的艰难与幸福的岁月,母亲不禁泪如雨下,多少年的恩怨在此刻突然消失了。

作为子女,没有资格也无法准确地评价父母的关系,但子女却可以如实地回忆,给后来人一点启示,也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位开国上将的不凡与局限。

在“文革”中,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甚至自己被打倒也无怨无悔

父亲1927年入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40多年后,正是老干部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的时刻,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军队干部,谈八大军区司令调动,父亲当时是中央军委常委,但也惶惶不可终日,指不定哪天就被打倒。毛主席见到父亲,伸出大手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士榘同志,我们都是井冈山的嘛。”这句话无疑使父亲的处境得到很大改观。父亲解放后对我们念叨最多也最让他得意的是,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代表,父亲作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对父亲说:“陈士榘,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父亲还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突然发现一条烂泥浅滩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无部队,中国的历史将改写。但毛泽东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父亲生气地说:“你们懂中国的历史吗?”他根本不容我同他讨论。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八十多岁以至弥留之际。

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甚至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近年来,我们一些20世纪50年代高级将领的子女谈起往昔,都感到父辈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品质与人格力量,但他们从传统到现代也隔着一道鸿沟。有位同是上将的儿子对我说:“你的父亲毕竟上过几年私塾,会写点东西,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可他还领导着一个军种。‘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是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真是勉为其难。”

父亲是中央委员,母亲却因议论江青入狱,父亲还要坚持"革命原则"

母亲是在“文革”某一天突然被抓走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这源于工程兵的一场权力斗争。一位领导人一直觊觎着父亲的位子,当时如日中天的林彪与父亲关系不好,父亲又不是第四野战军的,所以一度也岌岌可危。

一场阴谋在暗中周密地策划开了:母亲是个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的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的话:“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江青在延安怎么追毛主席,讲江青神经不大正常。材料递到江青手里,她当然怒不可遏,因为老革命知根知底,必须封住嘴,她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

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此时,他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其实,凭主席对他有着较好的印象(他在“文革”中始终未被打倒过),他至少可以作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这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他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手续始终没办。

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心留下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前几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得知当年策划这一迫害事件的老同志不久于人世,去医院探望了他,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老同志对自己的行为造成陈家妻离子散表示歉意,父亲说,咱们都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这位老同志流下了泪水。

母亲出狱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父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还不能团圆。而几年前母亲在狱中时,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母亲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可以用妥善的方式解决,但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也向有关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而且不止一个部门,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一个家庭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在面临破碎。

我因炮轰中央文革,被父亲送入监狱,毛主席表扬父亲"大义灭亲"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思想。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汤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等标语。

因为大字报,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在台上的上将,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我可以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押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了“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1968年,江青有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单行本就印了几千万册,其中有一段她问父亲:“陈士榘,你把儿子管起来没有?”父亲回答管起来了。这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成为反面典型。

父亲与母亲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试图尝试破镜重圆的可能,因为毕竟年事已高,6个孩子也希望尽可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发泄和絮叨一下,父亲作为军人又有着刚烈的性格,他绝不迁就。短暂的聚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

不久,一位在部队搞文艺的女性认识了父亲,并很快结了婚。

父亲再婚后,我们很少见到他……

父亲结婚不久就搬出去了,他与子女联系也很少了,新的家庭使他焕发了青春。他把所有的感情投入到年轻妻子身上。他在妻子的陪伴下,游览了很多地方。每到一地,当地主要负责同志都去看望他,他总是回忆当年打仗的峥嵘岁月,他只有在这个时刻才仿佛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我知道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家庭,在年迈的父亲结婚后,子女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开了,而奇怪的是这种神奇的力量会使双方的隔阂越来越大。我们想,只要他老人家高兴就行了,我们尽量不要给他增加烦恼。直到他去世,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遗嘱和任何财产。我们并不希望得到什么珍贵物品(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他的心中还有子女。事实说明,他对新婚的感情已远远超过我们。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晚年是愉快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只见过他几次,尽管我们很想念他。不知与子女的疏远,他的内心又是怎样想的呢?

逢年过节我们去看老人家,他还是职业军人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他不和我们拉家常,也不问我们干什么。有一次二哥说他没有工作,只能从外地运点小商品回北京卖,刚够养家糊口的。父亲对今天商品经济的语言已不懂,只是用他年轻时的术语对二哥做了评价:“跑单帮呢,也好啊。”

父亲86岁时已预感到将是最后一个生日,有人要为他摆几桌筵席,他说要发扬长征路上一碗野菜互相让着吃的精神,他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被誉为“一坛清水祝华诞”。我又想起十多年前他与陈永贵聊天(党的九大他们因同姓陈而坐在一起,一同当选中央委员,并由此交往),陈永贵说:“老首长啊,现在的宴会太贵了,我都舍不得下筷子。”父亲说:“这种宴会我推掉多少个了。”他们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当年全国学大寨、修梯田,几百万人参观大寨同样是巨大的浪费啊。

母亲解放后在工程兵司令部直政处当干事,在父亲手下,她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晋升。直到今天,1938年参加革命的母亲还仅仅是团级,有的老同志对母亲说:“这现象在全中国都很难找,都是陈司令把你的级别压得太低了。”

我的二哥多年前因所在部队的错误处理,把军籍丢了,按政策应恢复军籍,父亲完全可以做到,他却不闻不问。年过50的哥哥今年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没有医疗劳保的他需交10万元才能做手术。一贫如洗的哥哥靠母亲、兄妹们的拼凑才上了手术台。有人说,还没见过上将的儿子平反不了错案、恢复不了工作混得这么惨的。

父亲上世纪90年代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他的正值中年的妻子对他照顾得很周到,使父亲还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一直到弥留之际,她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希望她的劳动与代价能得到父亲的认可,但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将军,一个农民。

(摘自《蓝盾》)
 来源:齐鲁晚报(责编:王季男(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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