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熊井启

熊井启被称为日本代表性社会派导演;“日本的奥立佛·斯通”……他不是日本最好的导演，但他是跟中国最近的日本导演

悼熊井启

□本报特约撰稿 支菲娜

5月25日，得知日本导演熊井启因病逝世的消息，已是傍晚。

2003年，中国电影资料馆曾举办过日本电影回顾展，再度放映了熊井启导演的《望乡--山打根第八号娼馆》(下称《望乡》)、《忍川》等影片。其时，栗原小卷青春靓丽的形象已经不再令年轻人侧目。

随后栗原小卷作客朱军的《艺术人生》，台下坐满了40岁到80岁的影迷，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手捧着珍藏多年的《望乡》小人书来到现场，一个爷爷级的观众拿来了各种版本的栗原小卷亲笔签名---他们都是1978年举办日本优秀电影展时公映的《望乡》的观众。

《望乡》回放

无论对中国观众，还是日本电影研究者而言，熊井启在中国所受到的关注，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日本导演多得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左翼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常常冲破政治阻隔到中国访问，“文革”前，中国就举办过几次系统的日本电影展。

中影公司的胡健先生与日本德间书店的德间康快先生素来交好，1978年，他们决定选一批优秀日本影片来中国展映，熊井启的《望乡》就在其中。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回忆说:“在样板戏统治银幕刚刚结束、第四代等电影人的创作尚未开始的那个空档，《望乡》等一批优秀的日本影片的引进，使长时间遭受强权桎梏的观众看到了正常的人性美、艺术美。”

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接受力，放映前《望乡》已经被做过“手术”，把一些有可能引起话题的场面剪掉了。然而，仍然有不少人指责它“黄色”。巴金专门撰文替该片申诉--“这是一部多么好的影片啊!阿崎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这样悲惨的命运不能引起某些人的同情和对人性的思考，只能说明那些人就是站在嫖客的立场。”倪震说。

“南洋姐”这个词汇在日语中原意为“去唐国(中国)和天竺(印度)的人”，到了幕府时代，逐渐指背井离乡谋生的人，最后演变成专指海外卖春的底层女性--这个词恰巧又是“空去无归”之意。

而日本导演今村昌平和熊井启都在电影里表现过“南洋姐”，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就是熊井启的《望乡》。

南洋姐的墓碑其实是无意中建成了背对日本的格局的。熊井启经过实地考察后，在影片中加入了日军在山打根杀人放火的叠化镜头，在影片最后，把墓碑背对日本的意义升华到了南洋姐对侵略战争愤怒和痛苦的层次上。

熊井制作

熊井启成长于战争年代，成年后坚定地与资本主义唱反调。日常生活中，他谨慎求证、恪守原则，他一直尊称曾在《望乡》中扮演老年阿崎婆的田中绢代为老师，有一次，他看到新藤兼人在小说中描写田中绢代和沟口健二之间的暧昧八卦，他较真地专门撰文驳斥，以维护田中绢代高洁的形象。

1930年6月1日，熊井启出生于小富的地主之家。母亲赋予了熊井启浓厚的书卷气。1953年他从信州大学文理学部社会系毕业，随后进入电影界，从底层开始做起。

当时日活公司因为重开制片业，机制灵活很多，新跳槽进来的年轻人如今村昌平、铃木清顺，一跃当上了导演，还被冠以“日本新浪潮”的头衔。熊井启是战后第一批大学生和第一批进入电影界的精英之一，他比别人都要早进日活公司，却仍然按部就班地跟在田坂具隆、阿部丰等师傅的屁股后边，老老实实地熬着副导演的日子。直到1964年，日本新浪潮行将落幕，熊井启才推出处女作《帝国银行事件·死刑囚犯》。

影片以1948年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原型。帝国银行大厦东京椎名街支行16名职员被人蓄意欺骗服下剧毒的氰化腈，导致其中12人死亡。警方随后指控一流蛋彩画家平泽贞通有罪。熊井启在这部影片中采取了一种对于政府判决高度质疑的态度，声援被判了死缓的嫌疑犯，认为这是强势力量的栽赃。他在影片中提示了这样的背景:美国图谋利用731部队和南京1644部队进行剧毒物活体实验的数据，避开军事法庭的审判，释放了相关战犯。

熊井启尖刻地指出:“政治干预艺术活动十分危险……应该把如何争取表达的自由和抵制政治干预的问题作为一个迫切问题加以考虑。”熊井启的拍摄常常和政府、业界高层等强势力量紧张冲突。《日本列岛》完成后，日本警视厅曾强硬要求剪掉一部分带点性爱镜头的关键戏，理由是过于猥亵;《黑部的太阳》是由分属东宝的三船敏郎和日活的石原裕次郎这两位大明星投资，由属于日活公司的熊井来拍摄，这种独立制片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电影公司的经济利益。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于是以三人违反“五大公司协议”(五社协定)为名，逼迫熊井启妥协。导演《朝霞的诗》时，又因在外景地拍摄裸体镜头有碍观瞻而被要求写检讨……当然，作为生带反骨的战后电影精英之一，熊井启不但没有照做，还对强势进行了嘲笑。这种反骨还促使他批判老前辈小津安二郎:“公司说什么，小津就照着做什么，简直像个‘小姐’。”

这种反叛的态度使熊井启无论从艺术上还是商业上都列席于现代日本电影大师的群体中:自《帝国银行事件·死刑囚犯》获得日本剧作家协会奖，《海和毒药》获柏林银熊和评审团大奖，《千利休·本觉坊遗书》获威尼斯银狮奖;《黑部的太阳》在1968年上映时，打破了由《东京奥林匹克》保持的国产电影上座纪录。

中国因缘

1971年秋天，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办公室主任的白土吾夫安排了包括熊井启的一行人访华，参加庆祝建国22周年的庆典活动。熊井启自幼读过不少汉籍，“当我沉浸在战败的痛苦中时，正是以杜甫的《春望》为代表的多首诗篇慰藉了我苍凉的心”。这一次，他终于亲自踏上了玄奘翻译经文的大雁塔那嘎吱嘎吱响的旧梯。他站在沧桑的城墙上，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这次西安之旅是在“寻访我的心灵故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后，周恩来谈到了不少有关国家政治和祖国统一的问题，熊井启不禁萌生了日本电影应该表达赎罪心理的思考。回国后，他开始构想拍摄大型纪录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立即着手写出了厚厚的剧本，交给与中国联系颇多的朋友们帮忙。因为特殊的时代关系，这一夙愿最终流产。在不久之后的1972年，来自意大利的共产党员、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出了他的《中国》，随后就被指责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1980年，熊井启终于寻找到一个机会，表达他对中国的深厚情感。这就是改编自著名文学大师井上靖同名原作的《天平之甍》(1980)。这是一个关于鉴真东渡的故事:来自日本的荣睿法师和一众留学僧，祈请鉴真大师东渡传授佛学。被留学僧人的热情所打动，鉴真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多途，在年老眼瞎的时候终于东渡成功。熊井启请出了常与小津安二郎等人合作的依田义贤捉刀，并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和白土吾夫等人的努力，得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先生的支持。剧组得以在扬州、苏州、桂林和海南等地实景拍摄。为了重现大唐盛世的宏伟宫殿，他甚至在故宫的太和殿取了景。他成了建国后得以进入故宫拍摄的外国导演第一人。

熊井启是在筹备作为纪念作品的影片《破狱》时突然病逝的。2002年的《大海见证》成为他的遗作，尽管那不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熊井启(1930.6.1-2007.5.25)

《望乡》给熊井启带来一尊柏林银熊奖